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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祥云飘在四月天——一位藏学学者的涅磐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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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16 1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P><FONT size=4>报告文学&nbsp;&nbsp;</FONT><FONT face=楷体_GB2312 color=#f73809><STRONG>祥云飘在四月天——一位藏学学者的涅磐重生</STRONG></FONT>&nbsp; </P><P><STRONG><FONT size=4>作者:燕炼</FONT></STRONG></P><P><FONT size=4>&nbsp;&nbsp;&nbsp; 1970年因占地拆迁,我家由西城区搬到了东城区美术馆后街小取灯胡同的一座大杂院里。本文的主人公郭和卿,既是我们大院儿里最年长的一位老人,也不知从何时开始的,院儿里无论大人孩子都约定俗成地尊称他为“郭爷爷”,他的老伴儿自然就称郭奶奶了。<BR><BR>  和郭爷爷的交往在相当一段时期,也只是见面打个招呼或问声好而已。那时,我的工作单位在远离市区的房山县,每星期日才回家休一天,与街坊四邻的交往是很少的,就连郭爷爷的姓名还是若干年后,一位邮递员送挂号信时,喊了一嗓子“郭和卿拿图章”,我才知道的。<BR><BR>  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图书市场开放,我每星期日都在城内的个个新华书店转悠,基本上是见了文学名著就买。一次,为了买本《安娜&#8226;卡列妮娜》,我居然骑车跑到了城东郊的八里庄外。回来的时候,正碰上郭爷爷,他问我,书是哪买的?并希望我以后给他带一本。我二话没说,转头就又去了趟八里庄。为这事,老人是感激不已。打那以后,我买书都是双份儿,给老人也捎带着。<BR><BR></P><P align=center></FONT><FONT face=隶书 size=4><STRONG>一本画册构筑的忘年交</STRONG></FONT></P><P align=left><BR><FONT size=4>  一天,郭爷爷拿着一本画册来到我家与我共同欣赏,画册的扉页上书《宋人合锦集》,古色古香的,翻开画册有十几幅画页,都是宋代名画家马远和夏圭的作品,上面还有宫廷御览留下的印章。我对书画是一窍不通,但对宋代这两位画家的名声还是有所耳闻的,真不知这老爷子从哪儿淘换来的这么贵重的古董?郭爷爷还一篇篇地给我讲解画集的内容和观赏古画的要领,最后他很随意地说了句,要是喜欢的话,就送你了。我受宠若惊,这哪担待得起呀?连连推辞。老人看出了我的心思,直言相告说,这不是真迹,是明代仿制的赝品,但仿制的水平还可以。然后就给我指点画册的纰漏和明代仿制的印痕。不管怎么说,好几百年前的东西,也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郭爷爷还一再谢我,帮他买了那么多的书,他还特别提到第一次我为他专门跑到八里庄买那本《安娜&#8226;卡列妮娜》的事情,说看得出,我有付乐于助人的热心肠。这话匣子一打开,可就停不住了。那天,郭爷爷和我聊了有两个多小时,最后都过了吃饭的钟点,还是郭奶奶把他给硬叫回去的。这郭奶奶是个小心谨慎过日子的老人,把个郭爷爷看得特别紧,不让他在外边什么都乱讲。而这郭爷爷过去也很听话,可自从因买书和我有了交往以后,就管不住自己了。过去,我们在一个院里住了七年,所说的话全加起来,也不如现在我们一次聊的多。我能深深地感觉到,老人受压抑多年,终于找到了我这样一位能够聆听他讲授知识的“学生”,以至于郭奶奶最后拿他也毫无办法。这种每星期日一次送上门的“授课”,有时连我不接受都不行,甚至耽误了我要出门去办的正经事。当然,如果郭爷爷是对牛弹琴,他绝不可能有这么大兴致,关键还在于我是个很忠实的聆听者。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那时我不过二十刚出头,正是学习知识的大好年华,却没有想到正式拜郭爷爷为师,要知道,他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已是西北民族学院的教授,比起现在大学里的一位导师带十几个研究生,那可是得天独厚到家了。<BR><BR>  后来,受好奇心的驱使,我通过一位朋友的关系,找了他在北京画院当院长的父亲赵枫川帮忙给那画册做了一下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像我这种四六不懂的外行,总好拿钱来估量艺术品的价值。最后赵枫川先生给估了个价,因国内市场还未开放,不太好说,若卖给港商,应该能值2000港币。<BR><BR>  从买书自然就发展到了聊书,这一聊,可让我开了眼界。老人那满肚子的学问把我崇拜得是五体投地。那真是上识天文,下晓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知,经史典籍无一不晓,不过老人最精通的还是藏学研究,只可惜我这个毛头小伙学识太浅,其实连做学生的资格也不够。后来才从老人那里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他的身世。当我为写作此文做案头的准备工作时,在“百度”上输入关键字“郭和卿”一搜,居然搜出2400条相关信息,要知道,郭爷爷已经去世20多年了。这里部分引述青海人民出版社,在出版郭和卿译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出版说明作为补充:<BR><BR>  “郭和卿先生在完成本书译稿后,于1986年4月28日2时在京逝世,终年79岁。郭先生是四川雅安人,汉族,1907年11月25日生,1919年四川雅安高级小学毕业后,先后拜藏族学者谢国安、充格西,色拉寺高僧阿旺朗嘉为师,学习藏文和佛学。1935年后,受聘担任班禅大师驻成都办事处藏文秘书,西康省(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主席刘文辉的藏文秘书等职。1949年12月,郭先生随刘文辉部起义,1951年受聘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授。1952年任北京菩提学会理事,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翻译新闻广播稿。1956年经中央统战部介绍,参加民族出版社藏文室编译工作。60年代以来,郭先生身处逆境,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藏文典籍的翻译工作。”<BR><BR>  在网上,对老人的称谓有多种,偏于亲切的称郭老;偏于尊崇的称学者;偏于敬重的称居士;偏于直白的称译师,但还是称学者的居多。</FONT></P><FONT size=4><P><BR>&nbsp;</P><P align=center><FONT face=隶书><FONT size=3><STRONG>艰难曲折的求学之路</STRONG></FONT></FONT></P><P><BR><BR>  1984年,郭爷爷家乡四川雅安修县志时,向其索要详细资料,老人以“郭和卿简史”的形式,曾记述过年幼时求生求学的艰难经历,其中写道:“我五岁丧父,无兄弟姐妹,本房只有我孤儿寡母。先母任雅安县立女子小学国文教员(外祖父俸恒一系荥经县教谕先母出自家学),月薪微薄,任教不久,继作针黹以度日,实难以养活孤儿。因此,我十三岁从县高小毕业后,为求生活,步行八日(随身仅一行路竹竿和一遮雨斗笠)至康定永昌茶店,经堂兄介绍在店中当学徒。”在那种年代,十三岁高小毕业后,又能谋求到一份学徒的生计,应该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按照常规做下去,出师后当上店员,凭着自己的文化底子和聪明才智,再熬到二掌柜的位子,然后,自立门户开店从商,过上当时的“小康”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郭爷爷走得却是一条连自己都未曾料到的治学从政之路。这一切的改变,正是从他步行八日去永康茶店的路上发生的。<BR><BR>  按说从郭爷爷的家乡到康定的永康茶店,路途不过300多里,本来计划走五天就该到达,可他半途迷路了。第七天的晚上,走到了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此时他又累又饿又渴,干粮倒是还有,可水却喝光了。在一棵大树下,他勉强干咽了几口干粮,自知今晚肯定得露宿荒郊,他迷迷糊糊就睡着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境中,似听到几声哀嚎,他惊醒后,只看到不远处闪着两颗绿色的荧光,哀嚎声正是从那里传来的。暗夜中,他朦朦胧胧地看到了那物体的轮廓——是狼,是一只体形成年的狼!他本能地拿起那根竹竿站了起来,那狼依然呆在原地,却停止了哀嚎。对峙了一会儿,他边后退,边盯住那狼,狼也从半坐姿站起,向他缓步靠近,他的脚步加快想把距离拉大些,可那狼的步履也同样加快了,他忽然想到用干粮把狼引开,便从行囊中掏出干粮掷向狼的一边,狼停了一下,并没被干粮引开。他忽然明白,狼是吃肉的,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真的绝望了,可那狼却始终与他保持着原有的距离。此时,天边露出些许的鱼肚白,狼的脚步逐渐放慢,最终停了下来。他疯狂地放开双腿逃离了现场,也不知跑了多久,看到身后再没有狼的踪迹以后,一下子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此时,口渴、饥饿、劳累一同袭击而来,他顿时昏厥了过去。等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正半躺在一个人的怀里,那人正在用一个水囊给他喂水。他微微地说了声“俄”,那人便把一小团糌粑送到他的嘴边,他狼吞虎咽吃下后,又要了一团,还饿又要。那人说:“不能再吃了,再吃会吃出病的。”水足饭饱他站起身来,才想到要答谢这位救命恩人。这时他才注意到,眼前的救命恩人是位僧侣,他一下双膝跪地,磕头谢恩。那僧人连忙扶起他详问端倪,他一一告知。僧人便说:“我们是同路,跟我走吧。”这样,年幼的郭和卿便随僧人到了目的地,可无论郭爷爷怎么问那僧人的住地和法号,僧人只一句作答:“今世有缘,我们或许还会相遇。”多少年后,僧人的话真的应验了,郭爷爷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这位高僧座前的学生达11年之久,所学的藏、汉语文历史和佛学竟然惠及他的一生。<BR><BR>  郭爷爷在苦难的学徒生活中,一直心有不甘,但迫于生计,他必须得做好学徒,否则就有被店东开除的危险,因而他极力避开众人耳目,偷学西藏语文和汉族文学。这期间,天赐良机的是店东先后为他的儿子请了两任私塾老师,郭爷爷就在窗户根底下偷偷地得到了两任老师的“指教”。特别是后一位叫阿家绛巴的老师,是店东花了大价钱在当地请到的一位名师。终于,他的偷学被老师发现。阿家绛巴并没有声张,只是出了道试题让郭爷爷去做,郭爷爷按时交卷,老师看后啧啧称奇,并慨叹:“可惜!可惜!”事过不久,店东看儿子总是没多大长进,便又有了责怪老师之意。阿家绛巴直言道:“你说我不行?那咱看看我教出的另一个学生的水平如何?”于是,年少的郭和卿在窗下偷学之事被暴露于店东面前。店东当然不信,还特意请来位学问高深的老先生当场出题考试郭和卿。结果试卷答完老先生一看,给了句评语:“孺子之功,深不可测!”其实当时的郭和卿已经在地方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了。意想不到的是,偷学之事暴露以后,店东倒发了“慈悲”,让郭和卿堂堂正正地做了他儿子伴读的书童。阿家绛巴深感这样恐耽误了郭和卿的前程,便给他写了封举荐信,让他按地址去找一位叫谢国安的老师。自再度拜认谢国安老师后,他的勤奋和聪慧深得老师的喜爱,继后又被举荐拜认了充格西和绛巴默朗两位名师。这一切,仍然是避人耳目的,在每日黎明拂晓,他悄悄地登跑马山顶,在老师座前听讲后再跑步下山回店工作。在这般勤奋努力下,郭爷爷年届二十五、六岁时,已能为藏族学者讲演学术和佛经时作翻译了。</P><P align=center><FONT face=隶书><FONT size=4><STRONG>人已去 泪始干 相亲相爱半生缘</STRONG></FONT></FONT></P><P><BR>  1981年4月28日,郭爷爷的老伴郭奶奶到附近的一家医院看病,在注射室打完一针青霉素刚走出医院大门,突然一阵眩晕便倒在地上,等抬到急诊室一应抢救措施用毕后,还是没能留住老人。这下可把医院吓坏了,青霉素过敏导致病人死亡,这多半要与医疗事故脱不了干系的,如何向死者家属交代呀?两个小时后,医院院长带着科主任来到郭爷爷家,他们没敢直说郭奶奶已死亡,只隐讳地告知郭奶奶发生了意外,让郭爷爷马上到医院看望。医院的用心可谓良苦,他们是怕噩耗再惊坏了郭爷爷,所以先把老人请到医院,一切抢救措施备好后,才实言相告。没有预料中的突然昏厥,也没有想象中的嚎啕痛哭,老泪纵横却是无声的,他俯身把自己的面颊贴到老伴的脸上,许久才传出几许亚似低吟的啜泣声。<BR><BR>  那几日,我正在新婚蜜月中度假,便一直忙前跑后地帮郭爷爷料理着所能做的一切。郭爷爷只有一个儿子,在上海宝钢工作。我在当天便打了长途电话通知了他的儿子。在等待郭爷爷儿子返京的那三天,我一直陪在老人身边,晚上也睡在他家。这使我更近距离地了解了老人的一些身世,以及他当时所从事的大量译著工作,甚至包括他的家藏。<BR><BR>  郭爷爷和郭奶奶的婚姻始于1935年,那时郭爷爷正值年轻风华正茂志得意满之时,刚刚受聘担任班禅大师驻成都办事处藏文秘书,以及正待上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藏文秘书一职,而出身贫寒的郭奶奶已经是待字闺中的准新娘了。没想到的是,准新娘子却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双眼突然失明,找了数位大夫也没看出个结果。于是,许多人就劝年轻的郭和卿退了这门亲事。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想攀高枝的大户人家的漂亮姑娘有的是,但他却以贫贱病疾更不可弃的坚定决心,在第二年上任刘文辉秘书一职后,即迎娶完婚。刘文辉看到当时的郭和卿实在是贫穷,便动了恻隐之心,想让他到下面先干上三年县长,然后再回到自己身边。古已有之的说法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然而却被郭和卿谢绝了,他牢记恩师的教诲“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就在婚后的第二年,意料之外的奇迹发生了,爱妻的眼疾不治而自愈重新复明。郭爷爷在叙述完这段经历后慨然长叹,感念于佛陀的恩惠。至此,这一对挚爱夫妻缘生在世整整走过了45年。1986年4月28日,即郭奶奶去世5年整的同月同日,郭爷爷也与世长辞。他最后一部40万字的译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正是离世前在病榻之上,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的。<BR><BR>  在郭奶奶离世前,我还从没进过他们的家门。郭奶奶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慈祥可亲却谨小慎微。这自然与郭爷爷的身份有关。解放前,他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手下的宠信,且在1948年做过一任国大代表;解放后的10多年间,又两次卷入政治风波,于1962年被强迫退职。这样的复杂背景,难怪郭奶奶时刻都在叮嘱着郭爷爷要夹着尾巴做人。在陪伴郭爷爷的那几天里,我亲眼目睹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不到20平米的小屋,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空间堆满了一捆捆的藏文书目。当时,他正给民族文化宫翻译藏文典籍目录。老人告诉我说,像这样的典籍目录,就算有10个郭和卿干到死也干不完,就更不要说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本身的翻译工作了。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呀!<BR><BR>  郭爷爷家有个很大的藏宝柜,最上层是各类书籍,以16开本精装的佛教辞典和藏汉词典最显眼。中层供奉着三尊佛像,分别为佛祖释迦牟尼、藏传佛教的传人宗喀巴和老人的恩师阿旺朗嘉。最下层只见到几个精致的盒子,老人没有打开给我看,但让我看了一份清单,共计20件宝物。我对古董是一窍不通,但猜测这些东西一定很值钱。在写作此文前的案头准备时,偶然在网上查到了这些古董的下落,是在2005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文字报道这样写道:“16件葫芦器均来自少数民族翻译界和藏学界的学者郭和卿先生的旧藏,清道光的模印八宝西番莲葫芦拍得8.8万元。”估计应该是郭爷爷的儿子拿出拍卖的。<BR><BR>  郭奶奶死后的第三天,儿子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整个事故的处理,令医院感激涕零。郭爷爷既没追究医院的责任,也没要求经济补偿。他说:“人已经没了,好好汲取教训吧,不要让这种悲剧再发生在别的患者身上。我是个国家干部,有自己的退休金,别无它求。”这是老人被邀请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大会上讲的。那年,他刚刚被平反,还补发了工资,他尤其看重国家干部的身份。那天,医院院长当着全院医护人员的面,几乎是哽咽着做了个许诺:“今后,郭先生来医院看病,一律按急诊待遇优先,所到各科,抽调一人全程协助引导就医。每个月,由医务处安排一名医生亲自去郭先生家问诊。”但据我所知,郭爷爷从来也没曾运用过这种“特权”,每月的到家问诊,只来过两次,就被郭爷爷谢绝了。<BR><BR>  处理完丧事,儿子把郭爷爷接到了上海,可没过一个月,他就回来了,说是得工作,出版社催得很紧。儿子为他找了个安徽的小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P><P align=center><FONT size=4><B>老人眼中刘文辉的历史功过</B></FONT></P><STRONG></STRONG><P><BR>  郭爷爷二十七岁时,旧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请他的恩师充格西来雅安讲学,并求代觅一藏语文译才。充格西推荐了正当风华正茂的弟子郭和卿于刘部任机要处参议。旧西康建省后,正式任他为西康省政府藏文秘书。也正是那年,刘文辉又邀请了西藏博通经教,修学高深的广化寺堪布,阿旺朗嘉来康讲学,选由郭和卿做翻译,见面之后,郭和卿大惊!这阿旺朗嘉分明就是14年前救过自己性命的那位高僧嘛!他悲喜交加,当即拜阿旺朗嘉为师,并执弟子礼为师做翻译。自此后,在师座前广受显密经教达十一年之久。<BR><BR>  上个世纪 30年代,刘文辉是四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同亲侄刘湘为争夺一方霸主开战时,因蒋介石支持了刘湘,故而与蒋由此结怨,但因刘文辉掌控着一支很有实力的军队,蒋介石对他也无可奈何,不得不让他任西康省主席之职。在国共两党两军对垒中,刘文辉虽然属于蒋介石营垒,但在40年代初就与中共建立了联系的渠道,所以1949年底他率部起义,就是件很正常的事了。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对于这样一位功过兼有的复杂人物,作为刘文辉秘书的郭爷爷,又是怎样对他评价的呢?<BR><BR>  老人的追忆竟然一下子回到了红军长征时期,他说:“刘文辉与共产党打过仗,是在红军长征途经四川时,蒋介石下的死命令。谁都知道,巴蜀之地处处关隘,易守难攻,尤其那大渡河,蒋介石曾命令刘文辉炸掉铁索桥,但他没执行,红军过了大渡河,才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事后,蒋介石气得捶胸顿足,把刘文辉好一顿臭骂,并给他记了一个大过。所以说,刘文辉在红军长征时就立过功。”<BR><BR>  当时,对这段历史我不是很了解,但可以想像得到,铁索桥一旦被炸,“红军只能去藏区,有民族问题,还有吃饭问题,西进康定也好,沿河上行也好,道路崎岖,人烟稀少,大部队吃饭很成问题,红军的处境真是很难说了(引自红军长征70周年研讨会,原泸定县旅游局局长邓明前的发言)。”那么刘文辉为什么要放红军一码呢?直到1985年我上大学听党史课时,才对这段史实有了些许的了解,特别是今年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所披露的一些史实材料,使我更详尽客观地把握住了史实的脉络。其实这是地方军阀和中央军的矛盾所致,蒋介石确实命令过他的别动队来炸桥,但刘文辉并没有认真执行。原因有很多,当年千里大渡河只有这一座桥,这座桥是刘文辉部茶叶、鸦片贸易的通道,他的税收和生存都要靠这座桥,真把桥炸掉了也就断了他的财路,再说炸桥也会激化民间积怨,他对川康地区的控制力也会大为减弱。加上泸定桥的险要,他对挡住红军存有侥幸心理,种种客观原因,加上他既要挡红军,也要维护自己利益的矛盾心理,决定了他在是否炸桥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当时的许多地方军阀,是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担心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于是对红军的长征,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中央势力与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打破了他们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如此说来,郭爷爷对刘文辉在红军长征时有功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从客观的角度讲,红军过了大渡河与刘文辉消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是有关系的。毕竟老人给刘文辉做过13年的秘书,从感情上也要维护刘的形象。<BR><BR>  与郭爷爷谈到刘文辉和共产党建立联系一事,老人便颇有些自豪地讲述说:“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王若飞等,就同刘有了接触。1942年7月,应刘文辉的要求,周恩来派王少春等到雅安刘文辉部设立了秘密电台,当时的保密工作相当严谨,连刘的家人都不知道。刘与共产党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944年冬,刘文辉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1月周恩来又在南京亲自做刘文辉的工作。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刘被推为川康分会负责人。第二年,张澜、李济深还派杜重石带信给刘,要其联络西南各方势力,待机起义。这样,在1949年底,刘文辉联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国民党军第二、95军及第235师在彭县通电起义。事后,邓小平还曾评价说:“西南作战取得辉煌胜利,卢汉(云南省主席)、刘文辉、邓锡侯、彭文华诸将军的起义,‘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BR><BR>  郭爷爷作为刘文辉身边的贴身秘书,所叙述的这些史实大都是亲身的经历,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原貌的。全国解放后,老人两次调动,都是时任林业部部长刘文辉的举荐,所以老人从情感上对刘文辉的感恩,就很能理解了。</P><P align=center><BR><STRONG>与张大千的爱怨往来</STRONG></P><P><BR><BR><FONT size=3>  在买书、聊书及聊画的那段时期,郭爷爷给我看过一篇他写的短文,大约有2000多字吧,那文章绝对是出手不凡,可惜当时没能抄下一份。文中写了一位叫安多强巴的藏族画师。后来,在我的阅历逐渐加深以后,才知道郭爷爷写的这位传奇人物并没过分地夸张。画师安多强巴的名字在藏区享有广泛的声誉,提起他就如同在内地提起齐白石、张大千,在西方提到毕加索一样。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百年来最伟大的藏族画师。他年届八十尚生育一子,这位艺术大师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生浪漫的传奇故事也令人惊叹不已。<BR><BR>  此文最大的看点就是在赞誉了安多强巴的同时,却贬低了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似乎在安多强巴挥笔绘唐卡(唐卡为藏语,意指宗教挂轴画)时,张大千只配在一旁配色打下手。对张大千其人,郭爷爷一直有很深的成见,说他是骄奢淫逸,娶了四房太太,外边还有数不清的红颜知己。他喜欢吃香蕉,就特意从海南一次次空运到家。其实对张大千的艺术才华,郭爷爷在内心还是非常佩服的,短文中贬低张大千,正是借此抬高安多强巴。一次,郭爷爷奉命去张大千家里请他,偶然看到桌上放着一枚玉雕印章,便随手拿起观看,却发现印章的四面刻满了肉眼难以辨清的文字,用桌上的放大镜一照,竟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全文。张大千看出郭爷爷的爱不释手,便顺水人情地说:“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再刻一枚,这枚刻怀了,落了一个‘之’字。”郭爷爷笑了笑说:“我就要这枚刻坏的,这才是你张大千嘛。”张大千心领神会,这巴蜀之地,是他的老家,即使是刘文辉的秘书,他也要礼让三分的。<BR><BR>  70年代末,郭爷爷尚未平反补发工资前,可能是经济上出现危机,曾让我托人要卖掉张大千的那玫印章。我又一次找到朋友的父亲赵枫川。这位画院院长,在放大镜下仔细认真地把瞧了好一会,然后连连称赞:“好字!好字!”我实言相告:“这是张大千的手笔。”院长疑惑地又仔细看了好一会,不大相信这么宝贵的东西怎么会在我的手上?于是,我向他解释了这东西的来历。不过人家说,做做鉴定还可以,买卖这种事情是从来不参与的。</FONT><BR><BR></P><P align=center><STRONG>历经坎坷的30年</STRONG></P><P><BR><BR><FONT size=3>  解放后1951年2月,西北民族学院聘请郭爷爷为藏文教授,任教约有二年。当时副院长讲授《历史唯物论》内容,与民院负责人有不同的认识。郭爷爷因支持了正确的一面,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因此愤而离院,来到北京,但因西北民院将他的档案毁掉,他在京寻找工作有困难。这段期间,郭爷爷不得不依靠翻译临时稿件,以稿费维持生活。继后得到林业部部长刘文辉的特别举荐,通过中央统战部的安排,到了民族出版社工作,直至62年强迫退职。1981年落实政策,过去的民院负责人认识错误后,给郭爷爷正式平反,依本人请求,照退休办理,并补发了工资。<BR><BR>  从1951年任教授始至1981年平反的30年中,郭爷爷历经政治上的坎坷和生活上的窘迫,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钟情的藏学研究事业的追寻。即使是62年强迫退职,在以稿费维持生计的同时,他仍孜孜不倦矢志不移地构筑翻译着藏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六部鸿篇巨制(简称“六部大论”)。直至66年文革开始,《六部大论》的翻译工作已完成了80%的工作量。适逢红卫兵风起云涌地对“黑五类”疯狂抄家的时候,一天,街道主任带着两位红卫兵来到郭爷爷家,查问郭爷爷成天在写些什么东西?郭爷爷把一大摞译稿拿出,并向他们解释缘由。红卫兵哪看得懂这些东西呀,便叫小脚的街道主任,把原版藏文书籍和译稿都拿到办事处去做审查。不过还好,万幸的是总算躲过了抄家这一劫。<BR><BR>  1977年初,四川出版社来人找郭爷爷商议修订佛教大词典一事,谈话间,偶然问起《六部大论》的译著之事,郭爷爷坦然相告。来人急切地让郭爷爷要想办法找回译稿。事后,郭爷爷去找了那位小脚街道主任。答曰,已交到办事处了,具体是哪个人就忘了。于是,郭爷爷一趟又一趟往办事处跑。最后那街道主任总算良心发现说了实话:当年,她的确把那些东西送到了办事处,可没有人接管,她不得不又抱了回来,本来也想还给郭爷爷,可又怕丢面子,毕竟那红卫兵是自己给招来的。结果就放到了自家一个装破烂的纸箱子里,时间一长,就忘了,后来当生火炉子的引火纸都给烧了。四年的呕心沥血,近二百万字的译著,就这样被一个连大字也不识的小脚老太太给毁掉了!老人无言,回到家里,打点行装,重又踏上了《六部大论》的万里征程。<BR><BR>  1980年初的一天,郭爷爷拿着一份杂志和一篇稿子让我看,杂志上的一篇讨论佛学的文章和那篇稿子一模一样。我以为是郭爷爷的文章发表了,但他却让我看那文章的署名,的确是与稿子上的署名不一样,而且稿子上的日期是1966年3月份。我突然警觉地说了一句:“您的稿子被人剽窃了?”郭爷爷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而且我还知道这个剽窃者是谁。”“那您应该追查呀。”“查不出结果的,就算能查出结果,我也不能那样干,他的老师在佛学界声望甚高,做弟子的行此无德之事,老师是要丢大面子的。”我又问:“这篇稿子是怎么到他手上的?”老人意味深长地回忆道:“66年3月,我把这篇稿子寄给杂志社,还没等刊用,文革就开始了。当时,这位剽窃者就工作在那里,很年轻的。”事过不久,郭爷爷给那位剽窃者写了封私信,基本上是奉劝他今后行事要以德为先,再不要做那些辱没自己、辱没师长的苟且之事了。这件事,处理得如此圆满,是我意料之外的。我想,心胸宽阔得能行如此大德者,又怎能用一个“善”字诠释得了呢?<BR><BR>  与郭爷爷交往是不能不涉及佛教问题的,曾经问过他是否看过任继愈的专著?他说:“任继愈是国内数一数二研究佛学问题的专家,他还受毛主席之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搞佛学研究的人怎么能不看他写的书呢?”我又追问他对任继愈的看法。老人还真没回避坦言道:“我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观点。我是作为一个信徒深入到佛的内里做研究;他是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在佛的外沿搞研究。当然,如果单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任继愈是个非常博学的大学问家。”后来,郭爷爷还真给我看过两篇驳斥任继愈观点的文章。</FONT></P><P><FONT size=3></FONT><BR>&nbsp;</P><P align=center><STRONG>10年呕血 430万字著述极顶辉煌</STRONG></P><P><BR><FONT size=3>  郭爷爷重译《六部大论》始于1977年初,至1986年去世前的近十年当中,他始终笔耕不辍,所完成的工作量已是《六部大论》的翻翻。如下是他10年中的译著(藏文译汉文)和著述成果: <BR><BR>  关于西藏“佛学”方面的名著计有:<BR>一、《菩提道次第师师相承传》约八十万字。<BR>二、《显密道次第修法颂》约七万字。<BR>三、《显密道次第修法颂广释》约八十万字。<BR>四、《显密道次第法类问答三百六十则》约二十三万字。<BR>五、《道次第法门摄要问答七十则恩海留波》约五万字。<BR>六、《传承诸师修验语录》(此著是代表诸师修验中的心得)约十三万字。<BR>七、《宗喀巴大师所著密宗道次第广论》约四十万字。<BR>  此外还译出有密宗修法各种仪轨,难以计数。<BR><BR>  关于西藏“史学”方面的名著计有:<BR>一、《土观所著一切宗义明镜》(只作参考资料,不公开发表。)约二十余万字。<BR>二、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约十五万字。<BR>三、《佛教史大宝藏论》约二十五万字。<BR>四、《青史》约五十万字。<BR>五、《塔尔寺志》约二十万字。<BR>六、《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约四十万字。<BR><BR>  关于西藏“文学”方面的名著计有:<BR>一、《萨迦格言》(系用文言翻译,只作存稿,不公开发表。)约五万字。<BR>二、《馆藏藏文全集类总目录》共约五十万字,<BR><BR>  以上西藏的佛学、史学、文学等,统称“藏学”,共约四百三十万字。<BR><BR>  这些译著和著述除带有标记说明的少部分,其它大都在其生前和逝世后成书出版。郭爷爷有个习惯,写作时从来不用稿纸,他只认那种暗红色丝绸封面的小32开笔记本,钢笔字写出的效果像小楷的毛笔字,看他的字,总让我联想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而且很少有涂改的迹象。郭爷爷在工作之余,也时常拿来一些小文章给我看,记忆中就有《川藏地区一妻多夫制的考察》,还有几篇记载川藏地区军阀混战的实录等。<BR><BR>  1986年4月28日郭爷爷劳累一生病殂于医院。他生前留下遗嘱:将平时积存的约一市斤黄金捐献给色拉寺,为其恩师阿旺朗嘉塑造身像,以表示对师长的崇敬和怀念,将多年克勤克俭积蓄的一万元稿费捐献给民族出版社,作为奖励优秀藏文编译人员的基金。如下是郭爷爷逝世前与家乡一位老友的通信摘录,权作本文的结束语。<BR><BR>  “总的来说,我是一贫苦孤儿,能获此成果,总由上师教导之恩,特别是由知我者支持之力而得来。我现已年近八十,体弱多病,我的生命恐将在此略有微薄成果阶段而终止。然而我不希求长寿百岁,我只要求我的人生要有价值,只要求我对国家、社会、民族作出一些贡献,哪怕是今日或明日猝然死去,我死而无憾!这些对于西藏学术上,我作出的微薄成果,十年或百年后,感觉其有益于社会民族时,若作寻根究源,那时我这一贫苦孤子,或将被认为是蔡山羌水间的一奇光异彩!他日知我者,其在故乡耆老乎!为了使乡亲知我未玷辱吾乡起见,略述我的奋斗简史和学术成果。只希取得乡亲的同情而已!又何必志之于书,如我出身寒微者何足道哉!”</FONT><BR><BR>——全文完——</P></FONT><P>&nbsp;</P><p>[此帖子已被 智美洛桑 在 2007-7-16 11:20:08 编辑过]
发表于 2007-7-16 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Re:报告文学 祥云飘在四月天——一位藏学学者的涅磐重生

谢谢智美洛桑
 楼主| 发表于 2007-7-16 14:51 | 显示全部楼层

Re:报告文学 祥云飘在四月天——一位藏学学者的涅磐重生

<P>笨兄客气。</P><P>近日正在学习郭译师翻译的《略论释》,忽想起以前在论坛上作者燕炼写过这篇纪念郭译师的文章,但由于数据丢失没有了。便在网上搜了一下,还真的找到了,与各位师兄共同缅怀郭译师。</P><P>作者燕炼,是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写作对于他来说是个非常艰辛的事情。</P>
发表于 2007-7-17 13:44 | 显示全部楼层

Re:报告文学 祥云飘在四月天——一位藏学学者的涅磐重生

悲喜交集
发表于 2007-7-17 19:03 | 显示全部楼层

Re:报告文学 祥云飘在四月天——一位藏学学者的涅磐重生

顶礼郭老师,愿我此生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
发表于 2010-4-4 19:28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想攀高枝的大户人家的漂亮姑娘有的是,但他却以贫贱病疾更不可弃的坚定决心,在第二年上任刘文辉秘书一职后,即迎娶完婚。刘文辉看到当时的郭和卿实在是贫穷,便动了恻隐之心,想让他到下面先干上三年县长,然后再回到自己身边。
古已有之的说法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然而却被郭和卿谢绝了,他牢记恩师的教诲“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
就在婚后的第二年,意料之外的奇迹发生了,爱妻的眼疾不治而自愈重新复明。郭爷爷在叙述完这段经历后慨然长叹,感念于佛陀的恩惠。
至此,这一对挚爱夫妻缘生在世整整走过了45年。

1986年4月28日郭爷爷劳累一生病殂于医院。他生前留下遗嘱:将平时积存的约一市斤黄金捐献给色拉寺,为其恩师阿旺朗嘉塑造身像,以表示对师长的崇敬和怀念;
将多年克勤克俭积蓄的一万元稿费捐献给民族出版社,作为奖励优秀藏文编译人员的基金。”
发表于 2010-4-5 01:39 | 显示全部楼层
缅怀郭译师!
发表于 2010-4-5 17: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与郭爷爷交往是不能不涉及佛教问题的,曾经问过他是否看过任继愈的专著?他说:“任继愈是国内数一数二研究佛学问题的专家,他还受毛主席之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搞佛学研究的人怎么能不看他写的书呢?”我又追问他对任继愈的看法。老人还真没回避坦言道:“我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观点。我是作为一个信徒深入到佛的内里做研究;他是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在佛的外沿搞研究。当然,如果单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任继愈是个非常博学的大学问家。”后来,郭爷爷还真给我看过两篇驳斥任继愈观点的文章。

!!!方立天教授比老任还厉害——他到佛学院学习,别人质疑时,他回答是钻到佛教里面去批判的,比特洛一木马还厉害,最近居然被选入佛协领导。和谐万岁的同时,感觉某些学者很可怕。
发表于 2010-4-6 08:55 | 显示全部楼层
去年老任挂掉的时候,南方人物周刊出了个专访,是对他学生李x做的。他学生说,大意是,当年老任说:陈寅恪如何如何,钱穆如何如何。总之是拐弯抹角的把陈寅恪那个了一下,但是表面上还是振振有词的。所谓学者,真是让人无语·······
原帖由 一飘儿 于 2010-4-5 17:54 发表
 与郭爷爷交往是不能不涉及佛教问题的,曾经问过他是否看过任继愈的专著?他说:“任继愈是国内数一数二研究佛学问题的专家,他还受毛主席之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搞佛学研究的人怎么能不看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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