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书、伪图与化名》——谈诗人万夏及对几本图书的忏悔

梦竹

《假书、伪图与化名》——谈诗人万夏及对几本图书的忏悔                       杨典
    早在1986年左右，我就听身边的人说起过万夏。
    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则已是在1993年或1994年前后的一个夏天。一个老朋友拉着我去找他喝酒。
    在大街上，他点了一大堆鱼、龙虾和啤酒，狂谈文学。
    然后，我们都喝多了，站在大街上吐。
    这之后和他几年不见。第二次喝酒已经是90年代末，在他家里。我们再次喝醉了。事后我才知道，他那天半夜爬在厕所吐了半天……
    从第一次见万夏时，他就已经在做书。我记得，那时他正和一群书商都寄居在一家宾馆里，人群往来，嘈杂无比的环境。他当时正在操作一本莫拉维亚的对话体小说《内心生活》。因为书中有一些准色情的段落，那书当时还卖得还不错。在我的印象中，早期的万夏是豪爽的、大气的、挥金如土的那种成都人。他骨子里热爱美食、酒、植物、摄影和古玩。他喝酒的时候意气风发，侃侃而谈，从水浒到烤羊腿，从女人到摇头丸，从绘画到书法，从古琴、屏风到海子的死；他的屋子里养着许多的花草，冰箱里藏着从四川带来的腊肉，客厅里放满了从内地收的佛像、汉雕、干花、朋友与字画，两只暹罗猫徘徊在走廊里，而厕所里也堆满了临时读的书……总之，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诗人。关于他早年的很多风格，关于非非、诗人集会、第三代宣言、办汉诗杂志等江湖事迹，柏桦在《左边》一书中曾已有过准确的描述，毋庸赘言了。
    毫无疑问，这都是万夏作为诗人的最好的一面。
    我当时十分尊敬这个诗歌前辈、朋友和爽快大气，时常仰天长笑的诗人。尤其他的乡音，让久居北京的我更觉得亲切。
    他最让大家熟悉的诗大约是《吕布之香》：

          一次突来的杀人冲动，一些香气吹过来
          竹子里的衣衫正薄，吕布
          君王昨日栽花，今天你爱也爱不完
          一杯残酒饮到醉死
          想英雄就英雄
          一夜浓睡似醒非醒
          帘子外的秋雨细致深长

          今夜还有另一些人不能独睡
          有的花要醉，有的血想剑
          全部美人等候毒酒
          吕布，秋天收割你的头
          细绸上的桑麻遍山乱绿
          红藕边的裙裾，一种相思
          而镜子里的人物一错再错
          又在一场江南的大雪中怨恨春晚

          去年是雪，今夜仍旧是雨
          吃人的马云游不散，悬挂的头难道不是你
          吕布，可能的丈夫泪流满面
          不可能的英雄到处寂寞
          吕布，只要心中的果子结满
          那些从深帷中逃出的伤心气流
          还有谁不被吹到
          吕布，只要最大的敌人日日更新
          零乱的芳香肤色正浓


    够了，我不再引证了。无疑，万夏过去的诗是幽美的，烈艳的。他曾幻想成为一名画家。他早年的组诗和长诗等，充满了迷人的恐怖美学和诡异的意象，是一场词语的宴席。读过的人都留下狄兰·托马斯式的记忆。而他的散文和小说又显得朴素得惊人，几乎让人觉得像是废名的那种笔触。
    但是，那个为文学与艺术的万夏，并非是这个为人生的万夏。
    在我后来的眼里，他是一个被时代撕成两半的诗人。
    他甚至经常让我想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那篇叫《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小说。我把他和他过去诗对不上号。
    说起来我和万夏还算有一些私交。但为什么我会这么看？
    这是因为，后期的万夏的确发生了让人意外的精神质变。
    万夏因1989年事件曾在监狱里呆了两年。每天擦地板，坐硬铺。这两年我相信对他的精神有很大的异化和改变。
    出来之后，他不知道干什么。90年代之后，第三代诗人渐渐退场。万夏和潇潇一起主编了《后朦胧诗全集》。然后，他就开始了正式的销声匿迹。因为接下来的那个时代，诗歌不再是社会的焦点，大家更关心商业、摇滚乐、出国和电影。诗人的社会角色从八十年代的主角，直线下跌，急速蜕变为一个笑话。谁若说谁是“诗人”，跟骂他差不多。诗人一度成为酸文人、幼稚、无能、弱智与混混儿的代名词。
    万夏也开始做图书，和很多诗人一样，他蜕变成了一个书商。
    九十年代末期，当初所谓的“莽汉主义”代表人物，自己创办了紫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主营也是图书。万夏很勤劳、努力，且非常善于经营，晚睡早起地干着，生意也越做越大。记得9、11事件发生时，他连夜不睡，三天就编了一本图片书上市，我当时很敬佩他的工作狂式的职业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的图书市场大约在2000年前后进入了所谓的“读图时代”。我也是2000年前后进入到早期紫图的图书策划的。当时，整个公司除了万夏及他的一些家属成员外，就一两个人。后来人渐渐多了。我们策划了不少图书，而且立刻参与了新一期《黑镜头》的编写。我的《黑镜头——面孔的故事》一书编写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星期，近二十万字。那几天我几乎睡在工作室里。其中有一些没有资料的图片，其背景故事甚至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还有一些图片因太敏感，而故意写得与图说内容不符。接着，万夏却以我的文字不符合要求为由，让诗人肖桐参与了编辑。等出版时，我发现封面多了一个名字，而文字内容除了位置变换以外，基本没任何变化。
    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在编辑过程中，我帮着收集了大量的图片，撰写了大量的图说，编辑图书涉及佛洛伊德、圣经、希腊神话和佛教等。但是，我发现万夏在编书时是没有多少文化原则的。按说，图片书的图片没有版权，这是中国二渠道图书市场的普遍现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顶多是一个不成熟的商业道德问题。但是，刻意更换本来不存在的图片，或者使用虚假图片，这就关系到一个诗人的文化良知了。譬如《释迦牟尼的故事》一书的英国作者贝尔夫人的所谓照片，根本就是一张莫名其妙的不知何许人的照片。《观音菩萨的故事》的作者画像，也是从一张完全无关的古画上摘下来的，根本不是我最早提供给他的、写《观音菩萨传奇》的那个清朝文人“曼陀罗室主人”的画像。那个人没有画像。再如我所撰写的图书《六道轮回与地狱精神》上，加在我名字前面的那个叫“紫图”的作者，其实也根本查无此人。《曼荼罗》那本书更是如此，其中一切文字都是我写的，但却被另一个叫“吉布”的所谓编辑东一段西一截，更换位置。吉布是谁？过去据说是编辑张杰，后来则是整个编辑部的化名罢了。张杰从来没有主动用过这个名字，更与我的书无关。因为当时他已离开紫图。为何万夏要用这个名？因为在西藏那个系列丛书里，万夏有这样一种操作方式：即设立一个类似藏族人的笔名，譬如“琼那·诺布旺典”，以造成读者的误读，以为此书是藏人或什么僧人所著，从而提高购买率。
    听说在别的一些图书上，也有类似的问题出现。不是不给作者标名，就是以编辑内容不符合要求为由，拖欠或减损作者稿酬。然后，万夏本人或找其它编辑随便上几张图，几行字，便写上了他自己的名字。而我的那些原著中，我自己认为还有一点精神的内容也全被删除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苍白的资料罗列，既没有辞典的意义也没有文学的意思，更谈不上宗教哲学。
    这样的书，还写它干什么？出版它干什么？！
    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与欺骗读者没什么区别。
    在我看来，这些书都不过是一些假书。起码在我心里这么认为。
    而且，永远不会有人找出版社打官司。因为谁都知道为这种小事打官司，实在是费力不讨好，完全没有意义。
    我曾竭力反对过这种编辑方式，也为我的文字尽量争取出版的可能。但我无法说服万夏。这期间，我看见了他的另一面。那是如此急躁、爱面子、焦虑和毫无道理的一面。
    随之而来的，只能是争吵。然后是渐渐地沉默、退场、疏远……
    在我的记忆中，万夏并非是一个对文字完全不认真的人。它曾对我说：“我写过几百首诗，但我自己给自己出诗集《本质》时，也只用了三十来首。写那么多来干什么？没用”。
    1989年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
    可见，万夏在写作上，其实是很求精炼的一个人，绝不滥竽充数。
    但是，为什么到了图书编撰上，就如此异化了呢？一个人的书是书，而紫图公司一年要出版几百本书，难道就不是书？难道不更加误导读者？更加蒙骗消费者和读书人？为什么诗人万夏会不在乎？说到底，这都是经济社会下人对不断积累财富的心理异化。他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诗人。
    万夏还曾说：“别看我出版这么多书，其实我从不读书”。
    我认为这是一句谎言。他家里和办公室里藏书近万册，再怎么不读书，也是读了不少书的。一个不读书的人能写出那些抒情诗吗？何况他还有不少随笔和小说等等。说不读书，只是一种自我解嘲。为什么要自我解嘲？我认为，是他这些年对书本身有了一种亵渎。
    因为，和所有中国诗人一样，我们早年对诗的爱，都是来自书。无论第三代还是更早或更晚的一代，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一切文字刺激的资源都是来自已曾见过的那些好书。从八十年代起，书籍本身，在一切诗人的心里，就有着神圣的地位，纯洁的地位。书，意味着少年时代的梦想、对荣誉、思想和语言革命的渴求，对人性与理智的尊敬，也是对一个愚昧年代，一种愚昧社会反叛的鉴证和自我认知的明镜！在那些无知的岁月，黑暗的环境中，是书给了我们炉火一样的安慰、美、感情和对孤独的启示。如果没有书，我们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法国诗人马拉美所云：“全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一本书”。可以说，书籍给了他文学，甚至也给了他放弃文学的理由和方式。所以，无论你是否还写作，都应该最起码地尊重人文类书籍的严肃性。一个早年对诗与书充满爱的人，或因为自身的遭遇，或年代的更迭与理想主义价值体系的崩溃，从而走向惟利是图，也没什么意外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权利。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同样是文字行为，我作为影视编剧，就不会有这种担忧。因为商业剧本本身就是为虚假的娱乐与稿酬服务的，一开始就不存在严肃的前提。但是，人文或宗教类的书则不一样。书是有灵魂的。因为万夏问题毕竟就发生在我的身边，而且与我有关，所以我还是一直心情难以平静。我发现了一个道理：一个好的诗人也有可能做不好的事。失败的诗人有可能是反文化的。有时候，过度的理想主义所导致的，却是更多的虚伪。总之，我想说的是：我后悔当初与他的合作。我后悔为了微薄的稿酬，为了尽快进入职业撰稿人行列的浮躁，为了名利、虚荣、暂时的困境、以及诗人们那些所谓的口头的友谊，肤浅的交情，几杯酒下肚，就使用我自己的天赋与学识，参与到这些不公平的、具有欺骗性的、不严谨而又毫无意义的图书编撰之中，成为一个变质过期老诗人的敛财帮手。在此，我要向所有买我书的读者道歉。为那些已制造出的假书、伪图与化名道歉。
    我想，一个少年的万夏看见今天晚年的万夏，他也会惭愧。
    在这个文化赝品大生产的丑陋时代，如果我们都不能太认真，那起码也应该不造假。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谈何写作呢？虽然事情过去好几年了，但每次一看到那些不断再版的书，我就觉得有根无形的皮鞭在残忍地抽打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编著类似的图书了。潜心写作才是唯一的救赎。
    而对于大街上那些相同的书与写书的人，古人说得好：都不过是“久在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罢了。特写此文记之，引以为鉴。

                     　　　　　　　　　　　　　　　2008-11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