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印度的遭遇：喧闹的菩提伽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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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史上那棵著名的菩提树的后代就种在大觉寺的后面，原树被阿育王的夫人下令砍掉了，因为她嫉妒丈夫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树下打坐，没时间陪自己。幸好阿育王的女儿将原树的树枝运到斯里兰卡扦插繁殖，这才算保住了树种。今天大家见到的这棵树是1885年翻修时从斯里兰卡那棵树上砍下来的树枝扦插而成，其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阿克塔用摩托车载着我穿过一座大桥来到尼连禅河的对岸，一片稀疏的树林之间有条小路。“当年佛祖在河里洗了个澡，洗去身上的污秽，然后从这里上岸，继续南行。”他指着路旁一处残垣断壁补充道，“这就是后人为纪念佛祖上岸处而修建的佛塔，可惜只剩下底座了。”
我环顾四周，试图勾勒出那座佛塔当年的模样，却发现树林里遍地垃圾，肮脏不堪，佛祖生活的世界早已无法想象了。小路的尽头有棵大榕树，树干有一米多粗，树冠更是大得惊人，在树林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当年佛祖就是在这样一棵榕树下休息打坐，遇到一位名叫苏迦塔（Sujata）的村女，给了佛祖一碗乳酪米饭，他吃了后终于恢复了元气。”阿克塔对我说，“跟随他的那5名信徒看到此景，认为佛祖放弃了理想，便离他而去了。但其实佛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向南，来到一株菩提树下打坐，发誓不悟成正道就绝不起身。”
此时已近中午，气温超过了30℃，我浑身燥热难当，便脱了外套坐在榕树下休息。印度纬度低，加之三面环海，绝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气候湿热难耐，古人没有空调，肯定更难受，在大树下静息便成为印度人避暑的最好方式。再加上印度北方盛产大麻和鸦片，在高温和致幻剂的双重作用下，古印度人养成了打坐冥想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养活了一大批婆罗门，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主持祭祀活动，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同时代的大部分国家尚未达到如此高的社会分工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古印度出了很多思想家的原因，不是因为印度人天生聪明，而是环境与社会制度导致的结果。这批思想家使得古印度的哲学和数学水平领先于全世界，“零”这个概念就是印度人首先发明的，被誉为是数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印度比哈尔邦开设牛市的历史很悠久，当时人们用大象和马匹在象征吉祥的恒河上交易

休息了一阵，我们骑上摩托车继续往南走，一刻钟后便又回到了菩提伽耶镇，著名的大觉寺就坐落在镇中心。这是佛教最神圣的寺庙，其主体部分是一座高50多米的佛塔，很远就能看到。这座佛塔的前身是由印度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国王阿育王（Ashoka）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命人修建的，后来随着佛教的衰落而被人遗忘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公元600年左右建成的新塔，不过这座新塔后来又遭到了穆斯林军队的破坏，直到1885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拨出专款进行修复，这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整座塔都是用砖头砌成的，塔身上刻满了复杂细腻的几何图案，人形雕像数量很少。塔内供奉着一尊镀金坐像，佛祖身披黄色袈裟，大耳垂肩，双眼低垂，面容慈祥。
参观大觉寺不要钱，但必须脱鞋，可是这座寺庙的面积很大，又是露天的，游客们不得不踩着鸟屎前行。来此参观的游客成分极为复杂，既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印度本地人，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但人数最多的要算是来自亚洲各国的僧人团体，他们大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不论男女都只有一种颜色，与印度妇女色彩绚丽的纱丽形成了鲜明对比。
佛教史上那棵著名的菩提树的后代就种在大觉寺的后面，原树被阿育王的夫人下令砍掉了，因为她嫉妒丈夫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树下打坐，没时间陪自己。幸好阿育王的女儿将原树的树枝运到斯里兰卡扦插繁殖，这才算保住了树种。今天大家见到的这棵树是1885年翻修时从斯里兰卡那棵树上砍下来的树枝扦插而成，其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每天都有无数佛教徒在树下打坐诵经，试图借助这棵“正宗”菩提树的神力帮助自己提高修为。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找了个空地坐下来盘腿打坐，却发现自己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佛塔周围的空地上，来自泰国、缅甸、日本、韩国和斯里兰卡等佛教国家的信徒们各自圈一块地方集体打坐，由老和尚用麦克风带领大家念经，各种语言的诵经声此起彼伏，诵得我心慌意乱。突然一阵微风起，菩提树上掉下一片叶子，有两个眼尖的教徒迅速坐起来冲过去抢，一时间僵在那里。
“佛教徒们相信从这棵树上掉下来的叶子有魔力，得一片可保平安。”阿克塔悄悄对我说。
如果佛祖活到今天，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传说他当年走到这棵菩提树下，看到一个琴师在调弦，太松太紧都不成调。他由此得到启发，在树下打坐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明白“中道”（Middle Way）才是正解。此后他又花了七七四十九天反复斟酌，确信自己得到了真理。从此他自封为佛陀（Buddha），意为“觉悟了真理的人”。

2012年11月11日，印度金奈，排灯节前赶回家过节的旅客们坐在拥挤的火车车厢内

佛祖究竟悟到了什么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认为，他悟出了跳出轮回达到解脱的法门。按照尚教授撰写的《印度文化史》一书中的说法，佛祖意识到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八苦”，而痛苦的原因在于人有贪欲，有愚痴（惑），对世俗世界有执著。人只有抛弃一切世俗的追求，才可以达到无生无灭的极乐世界。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极端苦行或者沉溺于肉体的欢乐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外按照佛教的戒律生活（八正道），在内坚持修习禅定，深入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才能最终得到解脱，到达涅槃的境界，即获得最高级的幸福。
“我觉得佛祖如果活到现在，一定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阿克塔对我说，“他的很多主张都是反权威的，也是很理想主义的。”
尚会鹏教授也认为，佛祖提出的很多主张都是为了和婆罗门教对着干的，比如他提倡尊重生命，反对杀生，反对婆罗门教的动物祭祀制度，他还提出了“四姓平等”的主张，认为人不应该因为肤色、出身和贫穷而受到歧视，只有德高望重的婆罗门才值得尊敬。这些主张直接向婆罗门教的核心价值观——种姓制度发起了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佛祖对妇女却仍然有所歧视，他曾经对弟子说，对待妇女应该视而不见，如果必须看见那就不要说话，如果必须说话那就保持警惕。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松口，允许妇女成为佛教徒（比丘尼）。
参观完毕，我和阿克塔走出大觉寺，大街上熙熙攘攘，游客络绎不绝。我注意到马路正中央趴着一个要饭的少年，他的一条腿残疾了，细得像竹竿。我停下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虽然过往的行人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给他钱，有一位穿藏袍的僧人把手里的一罐未开封的软饮料放在了他的要饭碗里，但是几秒钟后，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位妇女，捡起那罐饮料放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原来这位妇女是个叫花头子，这条街上有好几个残疾儿童都归她管辖。距离这里不到20米远就有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但显然他是不打算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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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乞丐的人数之多，年龄之轻，外形之惨，意志之坚定，绝对是世界之最。印度的乞讨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残疾人，缺胳膊少腿都算轻的，我曾经在火车站见过一个残疾乞丐，四肢全都萎缩成竹竿状，在地上爬行时看得我一阵揪心；另一种是老人和孩子，老人通常坐在火车站、繁华路口或者旅游景点的门外乞讨，儿童们则四处打游击，见到衣着体面的人就走过去用脏手抓住对方裤管，另一只手做出吃饭的手势。据我观察，儿童乞丐的背后大都有一个叫花头子暗中监视，这些都是职业的乞讨者。
“成年乞丐的情况我说不好，可那么多儿童当乞丐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家长们都哪去了？印度难道没有义务教育法吗？”我问阿克塔。
“法律倒是有，但执行不力。”阿克塔答，“我们这里的公立学校质量很差，学费虽然很低，但还是要交文具费和生活费，很多家长连这点钱都交不起，只好让孩子辍学。”
阿克塔带我去见他的好朋友拉维·库玛（Ravi Kumar），库玛办了一所私人学校，收容了几百名辍学生。学校建在一个古代佛塔遗址的旁边，传说这座佛塔是阿育王所建，为了纪念那个给了佛祖一碗乳酪米饭的村女苏迦塔。这样做既表明了学校的宗旨，又可以借此宝地吸引外国游客前来参观，便于接受捐款。
库玛先生受过很好的教育，曾经在大城市有份不错的工作，却自愿选择辞职回乡开办了这所学校。“我自己就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小时候就是在这样一所由志愿者开办的学校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才有了今天。”库玛告诉我，“所以我相信教育是农村孩子们最需要的东西，既然政府办不好，那我就自己来。”
印度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举世闻名。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公立学校所有注册教师中有1/4平时从来不上班，而上班的那些教师中有一半人从来不上课。根据一家印度教育机构所做的调查，只有不到一半的印度小学五年级学生能够达到二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水平。这就是为什么相当多的印度家庭宁愿花点钱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即使是很穷的家庭也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好在印度的私立学校也分两种，一种非常昂贵，全部用英文授课；一种则很便宜，普通家庭的孩子也上得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印度正在按照教育水平的高低而被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由文盲（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3）和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半文盲组成，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另一个则由私立学校的毕业生组成，他们是印度中产阶级的主体。
“比哈尔邦的教育状况尤其糟糕，因为我们曾经出过一个非常腐败的领导人拉鲁·亚德夫（Laloo Yadov）。”阿克塔补充道，“他把比哈尔邦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老百姓也越来越穷，没钱送孩子读书。”
“你们为什么不把他选下去呢？”我好奇地问。
“我可从没投过他的票，不过很多低种姓的人喜欢他，觉得他是穷人的代言人。”
这个亚德夫曾经是印度政坛一位呼风唤雨式的人物，他出身低种姓家庭，从小就能说会道，大学毕业后投身政坛，依靠个人魅力在1990年大选中获胜，成为比哈尔邦首席部长。他擅长在选举中打种姓牌，自称是低种姓群众的代言人，为此他不惜煽动仇恨，号召低种姓民众起来造高种姓的反，直接导致了种姓战争的爆发。为了获得穆斯林群体的选票，他甚至还曾故意装扮成本·拉登的样子参加竞选，此举招来了不少非议，但却让他获得了很多宝莱坞演员的欢迎，影星们喜欢这种有着鲜明个性的政治家，纷纷为他站台，替他拉选票。
上台后的亚德夫开始肆无忌惮地贪污，据说总额超过了2亿美元。在反对党的压力下，1997年他被迫辞职，却又成功地将他的文盲妻子推上了首席部长的位子，而且一坐又是7年，直到2005年才终于被选下了台。这期间比哈尔邦的实际掌权者毫无疑问还是他，也就是说，他担任比哈尔邦最高领导人长达15年之久。
下台后，亚德夫又当上了印度铁道部部长，直到2009年才终于离开了这个职位。不过他现在仍然是印度国会的议员，所有那些贪污指控都没能撬动他一根毫毛。
印度著名专栏作家格查仁·达斯（Gurcharan Das）在他那本畅销书《解放了的印度》（India Unbound）中专门写了亚德夫的故事。在达斯看来，这个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和种姓制度结合的后果，那就是进一步导致了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尼赫鲁政府便修改法律，强迫政府机关和大学必须把20%的位置留给低种姓民众。随着低种姓官员的人数越来越多，对选票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0%左右，也就是说，印度一半的公务员和大学生不是按照能力或者成绩而被挑选上来的，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达斯认为，这是印度式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种姓制度无论如何必须被打破，只不过他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力量，提高低种姓人群的地位和财富，而不是为了拉选票而强制推行人人平等的政策。
那么，早在2500年前就主张人人平等的佛陀后来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我决定追随他当年的脚步，去鹿野苑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