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佛教逻辑》的译者到底有几位？

才让杰波

来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佛教逻辑》汉译本可以说是完全译坏而不可信用，商务将其编入珍藏本系列，期待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纯属自欺欺人之谈。
高山杉

《佛教逻辑》（珍藏本）[俄]舍尔巴茨基著 宋立道 舒晓炜译

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第一版679页 75.00元

在《上海书评》第113期（2010.10.31）上，我抄录了金克木旧译苏俄印度学家舍尔巴茨基（F. Th. Stcherbatsky,1866-1942；金译“史车巴茨基”）所著《佛教逻辑》下卷序言。金克木后来虽未译出全书，但《现代佛学》1962年第一期曾刊登虞愚译述的《佛教逻辑》上卷导言第九至十四节（《法称的生平、著作和他的几个学派》），同年第三期又刊登其翻译的上卷第一章《真实与知识》，随后第四期继续刊登景行重译、王森和张克强核校的上卷导言第九至十四节（《法称的逻辑著述及其流派》）。景译专为订正虞译而刊，而其本身之误则由“一九六二年本刊更正表”详细订正。这张“更正表”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准。
直到1997年12月，商务印书馆始出版《佛教逻辑》上卷汉译本。这个译本在2009年5月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编进“汉译佛学译丛”，内容和文字并无修订，只是译者不知何故从商务版的宋立道和舒晓炜两人变成宋立道一人，而商务版“译者说明”的作者在社科版也由宋、舒两人变成宋一人。2009年7月，这个译本编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系列再版发行，译者依然是宋、舒两人。这就让人纳闷儿了：《佛教逻辑》的译者到底有几位？
翻译《佛教逻辑》这样的现代学术名著，要么译好，要么译坏，不存在第三种可能。这个汉译本可以说是完全译坏而不可信用，商务将其编入珍藏本系列，期待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珍藏本“出版说明”中语，“文明情怀”一词同样不通），纯属自欺欺人之谈。现借其再版之机，仅就相对易懂且已有虞愚和景行两种汉译的上卷导言第九至十四节加以批评。我所用原文版本与汉译者同（Buddhist Logic, Vol.I, New Delhi: 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oration,1984）。
佛教逻辑即因明或称量论，其代表人物前有陈那（六世纪时人），后有法称（七世纪时人）。中国汉地所传因明属陈那之学，法称则仅知其名。法称的七部因明论典，古无汉译而仅有藏译，在蒙藏佛学界地位崇高。法称对其学问非常自负，《佛教逻辑》汉译本引藏文史籍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多罗那他说到有这么一首颂，法称在其中夸耀他的梵文文法（按：依原文应翻作‘在关于梵文文法的知识方面’）超过月主（Candragomin），诗歌胜过首罗（■ra）。”（商务版珍藏本[下同]第44页脚注1）依汉文旧译，“月主”应作“月官”，“首罗”应作“圣勇”。舍尔巴茨基提到，藏文大藏经收有法称对圣勇《菩萨本生鬘论》（有宋代绍德、慧询等的汉译本）所造注疏（陈寅恪曾抄写此注，遗稿犹存），以及对德光《律经》（汉译本第45页错翻成《律藏》）所造注释，但其真伪难定。
《佛教逻辑》引用佛教论典西藏译本，都标出其在北京版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的编号。如陈那《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宋代施护等译，汉译本第40页错误还原成《八千颂般若经要义》），标作“Tanjur, Mdo, v.XIV”。“Tanjur”指《丹珠尔》。“Mdo”为藏文“经”字转写，即北京版《丹珠尔》第三部“经释”略称，另外两部指“赞颂”和“咒释”。“v.”（volume）指“函”、“包”或“帙”（景行译成“函”，正确），不应译成“卷”（如第48页脚注1等处；虞愚都错译成“卷”）。“XIV”为罗马数字“14”。换算之后，“Tanjur, Mdo, v.XIV”是说《圆集要义论》收于北京版《丹珠尔》（Tanjur）“经释”（Mdo）第14（XIV）函（v.）。汉译者不知每字具体何指，凡原文出现这类编号之处，基本照抄原文敷衍了事。
《佛教逻辑》原文引用法称代表作《正理一滴论》（Nyyabindu）梵本某句时，仅标出略称，如“NB,III.97”。汉译者只知“NB”为《正理一滴论》梵文缩写，但不明“III.97”究竟何指，只好照抄原文，还把“III.”错抄成“II.”（第47页脚注2，第49页脚注1）。景行译文翻作“《正理一滴论》第三章第97页”，也有小误。“97”不是“第97页”，《现代佛学》“更正表”将之改为“第三章第97节”，完全正确。“节”字指《佛教逻辑》下卷舍尔巴茨基译注《正理一滴论》时将全书划分的节段。“第三章”也可改成“第三品”，指《正理一滴论》第三品《为他比量品》。
舍尔巴茨基依据西藏旧传（未说明依据何书，王森认为是童祥所著藏文史籍《青史》），将法称后学分为“释文”、“阐义”和“明教”三派。“释文”派始自法称弟子天主慧，《佛教逻辑》汉译本说：“这一系以后有萨迦菩提，慧光，前者著作有藏译本，后者著作已佚，他们都注有《集量论释》……”（第48页）“萨迦菩提”应作“释迦慧”（汉译本第55页又出现“释迦慧”，译名不统一），而“慧光”应作“光慧”。他们都对法称最重要的著作《释量论》（一共四品）造有释论（严格些说，释迦慧的释论是对法称《释量论》第一品自注和后三品天主慧注所作复注），但汉译本却误将《释量论》翻成陈那代表作《集量论》。


“阐义”派人士由于多住西北印度迦湿弥罗（克什米尔），故又称迦湿弥罗派，代表人物是法上（八九世纪时人）、喜增（九世纪时人，其梵文诗韵学论典《韵光》有金克木节译和黄宝生全译，《佛教逻辑》汉译本第44页脚注1、第50页脚注2误译成《声之发明》）、智吉祥（舍尔巴茨基认为此人与“智吉祥贤”和“智吉祥友”为同一人，汉译者将其误译成“智狮子”、“智狮子贤”和“智狮子友”）和婆罗门商羯罗难陀（十一十二世纪时人；汉译本第55页误译成西藏佛教萨迦派祖师萨迦庆喜幢）。斯坦因校译的梵文颂体克什米尔王统史《王河》（Rjatarangin）第4品第498颂，曾出现疑似“阿阇梨法上”（crya dharmottara）的名词。《佛教逻辑》汉译本说：“这一节的翻译想必被斯坦因修正过，因为他并未注意到‘法上大师’是专名这一事实……”（第49页脚注2）这句完全译错，原文是：“The translation of this stanza by sir A.Stein must be corrected,since the fact that crya dharmottara is a proper name has escaped his atttention.”正确译法是：“斯坦因爵士关于此颂的译文必须加以订正，因其未能注意到（颂中出现的）‘阿阇梨法上’实为一专有名词。”
法上对法称的《量抉择论》和《正理一滴论》作过注释,《佛教逻辑》下卷就是对法称《正理一滴论》和法上《正理一滴论释》梵文本和藏译本的译注研究。关于法上《正理一滴论释》，《佛教逻辑》汉译本说：“……他在《正理一滴》的注释中却猛烈抨击前辈律天及第一派注家——译文派。”（第50页）这一句错解文法，且将“释文派”误写（印）成“译文派”。这句“He vehemently attacks Vintadeva his predecessor in the work of commenting upon the Nyyabindu and a follower of the first school, the school of literal interpretation”，正确译法是：“法上曾盛破律天的主张。律天是第一个学派即释文派的追随者，在注释《正理一滴论》的工作上算是法上的前辈。”“阐义”派在西藏的代表是贾曹杰，他对法称《观相属论》（汉译本第45页误译成《观相续论》）写过注释，但汉译本误译为对法称另一本著作《成他相续论》写过注释（第51页脚注1；“成”误印为“或”）。
《佛教逻辑》汉译本提到法上和商羯罗难陀（写成了“商羯罗阿难［喜］”或“商羯罗喜”，译名极不统一）在著作上发生的“时代错乱”（anachronism）：“多罗那他《佛教史》第188页本文中有这一段，由瓦西里耶夫（第239页）加以解释。认为他意思是：从商羯罗阿难（喜）那里援引的话被法上的著述所吸取；而Schiefner同样也主张‘至于说到注家法上的本文中可见到的商羯罗喜文字的事实，显然出于这样一个错误，这些话是作为边注写的译师Gsham-phan-bazan-po的抄书本上的，所以引起了误会’。”（第53页脚注3）这段译文完全不知所云。景行译文虽经王森和张克强这样的杰出学者核校，可惜也是错误的，但《现代佛学》“更正表”则对景行译文作出正确（但过于简略）的订正。
瓦西里耶夫（IvanWassilieff）即俄国汉学宗师王西里（又名王书生，1818-1900），Schiefner指俄国研究亚欧北方语文的大学者席夫纳（Franz Anton von Schiefner,1817-1879）。王西里曾将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译成俄文出版（1869），席夫纳则刊布同书藏文原本（1868）和德译本（1869）。知道了这些背景，我们再来重译上面那段话（括号加注以畅其文）：“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席夫纳）藏文刊本第188页有段文字，据王西里俄译本第239页所解，意为商羯罗难陀注疏的文字出现在法上注疏中，而席夫纳在德译本中亦作此解（！）。但这段文字的真义是：在（八、九世纪的）注疏家法上作品中，竟发现有（十一、十二世纪的）商羯罗难陀的文字，造成这种（时代错乱）现象是因利他贤译师（Gsham-phan-bazan-po，曾译法上《量抉择论释》）曾在其使用的（法上注疏）梵本页边抄下商羯罗难陀注疏的文字，遂使后人错会（以为这些页边旁注也是法上原文中所有）。”
“明教派”开创者为慧作护，其门下有胜者、日护和夜魔梨。汉译本第53页脚注1提到印度学者明庄严（1870-1920）《印度逻辑全史》将此日护“与12世纪时另一同名者弄混”，但“12世纪”原文实作“7世纪”（the VIIth century）。夜魔梨与商羯罗难陀同时，曾为慧作护《〈释量论〉庄严疏》造释，长达八十三卷，《佛教逻辑》汉译本说其“在丹珠尔中占了四大卷，根据它的理解水平，可认为是与大婆罗门（按：此处漏写商羯罗难陀的名字）——他同时代的迦湿弥罗派的最后代表差不多的”（第53-54页）。这段原文为：“It fills up four great volumes in the Tibetan Tanjur and was evidently conceived on the same comprehensive scale as the commentary of his contemporary, the last exponent of the Cashmerian school, the brahmin ■ankarnanda”，译者误会“comprehensive”（广博的，无所不包的）的意思为“有充分理解力的”，遂导致全文译错。正确译法是：“夜魔梨（关于《〈释量论〉庄严疏》）的释论，在《丹珠尔》中占去四大函，全书的构思明显与同时代迦湿弥罗派最后注疏家婆罗门商羯罗难陀所造（关于《释量论》的）注释有同样广大的规模。”
《佛教逻辑》汉译者虽曾得到虞愚和王森指点（见“译者说明”），但似不知虞愚曾译述《佛教逻辑》部分章节，以及王森曾核校景行译文这些事。自己学术水平不够，语言能力有限，又不能参考前人成绩，吸取先辈教训，当然只能重复旧错，留下新伤。现在想来，金克木不译《佛教逻辑》，对中国读者来说，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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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杉这人很厉害。
常凯申貌似就是他先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