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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17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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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作者真实性及相关问题
以上所引五世DL喇嘛的记述与相应的汉文译本似乎都支持第一和第四文本后面的署名的作者就是寂护。这四部典籍被登录于《丹噶尔目录》以及被保存于现存几种《丹珠尔》的事实也说明这些著作的权威性已得到如布顿等藏文大藏经的重要编纂者的承认。
然而,这些著作写作的确切时间不明,虽然我们能够肯定它们是寂护在西藏时期(8世纪晚期)。我们推测它们是在两种《药师佛经》被世友(Jinamitra)、施戒(Dānaśīla)、戒自在菩提(Śīlendrabodhi)和智军(Ye shes sde)正式翻译成藏文之前,因为世友、施戒和戒自在菩提都是藏王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在位期间(798-815)来到西藏的印度佛教学者。还有,这几部典籍文后没有译者信息,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这些著作的梵文版本。如果它们不是一开始就用藏文写就的,则很可能与阿底峡撰写的《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的情况相似,也就是说只有藏文本流传下来。尽管如此,这四部典籍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能找到的印度佛教学者在西藏传授药师七佛修习法的唯一文献佐证,因此其存世价值远远超出一般的密法修习仪轨。
此外,我们至今也未能找到任何寂护之前的药师佛法门的传承信息。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在寂护生活的时期,药师七佛信仰在北印度特别是尼泊尔和孟加拉一带可能很盛行。
寂护的密乘教法活动
第一文本后跋中的作者署名“阿阇黎菩提萨埵”(Slob dpon Bo dhi satwa)是一个有趣的结合。这一名称与《中观庄严论》的作者署名“阿阇黎寂护”(Slob dpon Zhi ba 'tsho)不统一,而我们却知道在一些藏文史料典籍中,寂护经常被尊称作“菩提萨埵”。然而,因为在古藏文史籍《巴协》(dba bzhed或sba bzhed)、《布顿教法史》(Bu ston chos 'byung)以及《青史》(deb ther sngon po)中的确出现有称呼寂护为“阿阇黎菩提萨埵”的场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不统一性只是书目学意义上的,不能以此否定这两种著作的作者为一人的事实。
但奇怪的是,除了克珠杰的《四续部广解》和以后五世DL喇嘛的《药师七佛供养法汇》中的传承史一段以外,其他著名藏文史籍如《巴协》、《青史》,甚至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教法史》(rgya gar chos 'byung)等均无寂护撰写药师七佛仪轨的明确记录。寂护传授这一重要修习法门一事之所以被这几部史籍忽略,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密乘教法活动被稍晚于他入藏的莲花生大师更为突现的密乘事迹以及他本人作为中观顺瑜伽行自续派代表人物的事迹所掩蔽了。一些佛教史学家甚至推测有不只有一个寂护,比如多罗那在他的《印度佛教教法史》中说:
很明显[赤松德赞在位时]进入西藏的阿阇黎菩提萨埵应该生活于[印度]句波罗王(Gopāla,8世纪)与达摩波罗王(Dharmapāla,8世纪晚期至9世纪)之间。而根据西藏史料却有人说在他(寂护)在世时有9任藏王去世。照这样的说法,他应该可以触到无著兄弟的脚了,这是很希奇的[反语]。众所周知他与大亲教师寂护、《中观庄严论》的作者为同一人。让我们暂时这样承认,因为所有著名西藏学者均同意这一点。。。而且同一人而有不同的称呼也不矛盾。他的一个名字肯定是寂护,因为这个名字里的“护”字被加在他的弟子“七试人”的名字中。[14]
在这段文字中,多罗那他实际上否定了一些西藏史学家认为的寂护在世时间早于句波罗或8世纪的说法,但他也承认西藏大多数学者观点,即撰写《中观庄严论》作者阿阇黎寂护与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入藏的被尊称为菩提萨埵者是同一人物。
我们也应考虑密乘教法于8世纪最初传入西藏时并非是以和平的方式,而事实上是为了克服西藏本地的反对佛教的苯教势力。莲花生在降伏了那些“对佛教有敌意的恶魔”之后不久便离开西藏。这些苯教势力与西藏吐蕃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史料暗示部分导致莲花生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强大的密法力量受到朝廷大臣的猜忌。而与莲花生不同,寂护却留在了西藏,并在那里受人尊敬地度过余生。如果说莲花生在西藏是被描述为可畏的反对势力的破坏者,则寂护是被描述为较为和平的改良主义者和印度佛教传播者。因此他传授的药师七佛修习法门,就算本身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密法,也仍然很大程度上限于宫廷王室内部。
不过,寂护显然仍是那个时期印度大乘佛教中精通密法的博学者(班智达)。他建议藏王邀请莲花生来西藏对付那些顽固的抵制佛教的笨教势力这一事实本身已显示他运用密乘教法克服传播佛教障碍的态度。《巴协》还记录了他指示藏王修习多罗佛母,并赐予他马头明王[15] 灌顶以“消除中断障碍”。[16] 此外,寂护还是西藏第一所佛教寺院桑耶寺的设计和督建者。桑耶寺是仿照印度欧丹达普黎寺的形制建造,而该寺当时是印度大乘教法特别是密乘教法的中心。克珠杰在《四续部广解》中列举寂护撰写的几部陀罗尼密法著作时把它归为密教陀罗尼乘、特别是事部密法的“权威教师”之一。[17]
在寂护教法影响下出现的藏文药师七佛典籍
寂护之后,越来越多的成系统的密乘仪轨出现、并被译成藏文而在西藏得以继续发展。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及11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对印度无畏护(Abhayākaragupta)一系密乘教法的推进,《续部总集》就是该系教法的一个集成。这时,药师七佛修习法门也渐渐流传开来。由47尊或51尊本尊护法组成的药师佛曼荼罗在《续部总集》中列为第三部,紧接着就是无垢光明('Od zer dri med,即无垢顶髻)曼荼罗。这两种事部密法都是由纪寂护首先介绍到西藏的。随着西藏吐蕃王朝的灭亡以及佛教新教派的建立,药师七佛修习法门已不再仅仅是王室的承诺,而是开始在西藏寺院和在家佛教徒中广为流传。在西藏佛教发展中有影响力的西藏本土佛教大德也开始撰写供奉修习药师七佛的仪轨。也正是在这些丰富的药师七佛修习文献中,寂护在药师佛信仰传承上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确证,因为在几乎所有大小修习药师七佛的仪轨或念诵文中,在师资传承或上师祈祷处,寂护总是被尊为师承第一人而置于传承此教法的历辈祖师名单之首。
寂护在西藏传授药师七佛法门的影响与意义
寂护生活的时代目睹了许多大乘佛教典籍从“经乘”(sūtrayāna)形式向“陀罗尼乘或怛特罗乘”(mantra/tantrayāna)形式的转变。与稍早于他的著述出现的由金刚智(Vajrabodhi,669-741)及其弟子不空(Amoghavajra,705-744)所完成的几部药师佛一尊与七尊修法仪轨相似,寂护的药师七佛经仪轨修习法也是这一转型的例证。至此,药师佛的供奉修行便成为跨国界的信仰,成为至今在西藏以及东亚各地区活着的佛教传统。当蒙古人成功地控制了亚洲并采纳了藏传佛教,在元朝大一统的伞盖下,从13至14世纪,促发了一次西藏与汉传佛教之间的交流。藏传佛教传统首次向汉传佛教群体输送教法原料。如果说将元朝任命的佛教教主巴思巴的生辰周年纪念仪式增入禅宗寺院权威典籍《百丈清规》(成书于唐朝)是在某种政治势力影响下的结果,那么几种汉译藏传佛教典籍并入《大藏经》则显示了这两个传统间的互动。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藏译汉典籍中,我们看到沙罗巴翻译的寂护的药师七佛修习仪轨。西藏佛教前宏期时汉传佛教传统与印度佛教传统之间的理论差异导致的教派冲突,最终表现为寂护的弟子莲花戒与汉传佛教禅宗一支的摩诃衍和尚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其结果是印度传统的胜利和汉传佛教传统从西藏的退出。而这场辩论似乎从汉传佛教方面并未得到任何重视,因为直到近现代之际这一史实才得以在中原地区认知。然而却早在14世纪,寂护的药师七佛修习教授就被译传到汉地中原地区,虽然寂护(或静命)这个名字当时仍似乎无人知晓!这一方面说明药师佛信仰在藏汉两地的盛行,另一方面也说明由寂护开端的药师佛修习传统的权威性。
这一鲜为人知的寂护撰写四部药师佛修习法和在西藏开启这一教法传承谱系的事实为寂护的生平增添了重要的一段插曲,并与他在西藏传输大乘佛教哲学、建立毗奈耶(戒学)传承谱系的活动相参照。作为药师七佛供奉修习法的开启者,他的这一教授被西藏人视作能使钝根和利根都受益的方便法门。特别是其中一剂观修空性与慈悲心相结合的药品,不啻是他的中观思想和大乘修行者利乐众生精神的实际体现。药师佛的供奉修习最初只是西藏王室的一个承诺,后来随着佛教在西藏的普遍而进入僧侣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正如他在药师佛供奉修习法第一部著作后跋中为施主藏王赤松德赞题献的那样:寿命增长、社会地位巩固、任运自在、清净业障和增广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也正代表了一切供奉修习药师佛者的今生与来世的希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一教授能传承不断、甚至向外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还需要对藏传佛教中药师七佛传承作进一步调查。寂护的这四部药师七佛著作尚需审读,以期进一步了解药师佛教法从显乘佛经向密乘陀罗尼经类的发展以及其在西藏和汉传佛教地区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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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陈智音(英文名Sherab Chen),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印度德里大学佛教学系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系藏传佛教专业博士生、图书馆系硕士。从1987年起系统学习经典藏文与藏传佛教,翻译整理藏传佛教典籍,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97年定居美国,主持《菩提道次第广论》汉语新译项目。2004年起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任助理教授,主持非罗马文图书资料登录工作至今。
[2] Yogācāra-Svātantrika-Mādhyamika
[3] madhyamakālaṃkāra, dbu ma rgyan
[4] Christian Lindtner, "The Argument in Santaraksita's Tattvasiddhi" (presented at the 2nd STS conference, Denmark, August 1989).
[5] Ernst Steinkellner, "Yogic Cognition, Tantric Goal, and Other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Dharmakīriti's Kāryānumāṇa Theorem" in Dharmakīrti's Thought and Its Impact on Indian and Tibetan Philosophy, ed. Shoryu Katsura, 356-57 (Wien 1999).
[6] Alex Wayman, ed. Mkhas grub rje's fundamentals of the Buddhist tantras : rgyud sde spyihi rnam par gzag pa rgyas par brjod (Mouton, 1968).
[7] F. D. Lessing and A. Wayman, 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ist Tantric Systems, 2nd ed. (Delhi: Motilal, 1978), 109.
[8] チベット大藏經総目録索引(Sendai: Tōhoku Daigaku Hōbun Gakubu, 1934) 。以下简称东北大学目录。
[9] Matthew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1, note 64.
[10] 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的根本经典通常题名为某某经,而无上瑜伽部的经典通常题名为某某怛陀罗。从而一些传统佛教学者将早期密乘特别是事部或行部的典籍归类到佛经当中。
[11] Raoul Birnbaum, The Healing Buddha (Boulder: Shambhala 1979).
[12] 《药师七佛供养法汇》sman bla bdun gyi mchod pa'i cho sgrigs, 五世DL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12函 The Collected Works (gsung ‘bum) of Vth Dalai Lama Ngag-dbang-blo-bzang-rgya-mtsho, v.12 (Gangtok, Sikkim: Sikki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1991-1995)
[13] 有趣的是寂护的藏文译名也不是一般的直译,而是译作zhi ba 'tsho。这里,zhi ba(寂静)是对译śānta,没有异议,但第二部分的'tsho有“养护”和“长养”的意义。这一藏文名称被部分中国佛教学者译作“静命”!
[14] Lama Chimpa and Alaka Chattopadhyaya, transl., Tāranātha’s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Delhi: Motilal, 1990), 269-70.
[15] 马头明王是佛教密乘中观自在以可畏形象出现的本尊之一。
[16] 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transl., Dba’ bźed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 of the Buddha’s Doctrine to Tibet (Wien, 2000), 65.
[17] 见F. D. Lessing与Alex Wayman的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ist Tantric Systems (Delhi: Motilal, 1978, 2nd ed), 138-39.
[ 本帖最后由 景宗 于 2010-10-17 11:16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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