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慈寺住持能观法师略传》

般若净土123

倪正和、郑颂英、沈世宁、倪维泉 1986年为海公上师百岁诞辰纪念 作书法对联《求能仁法二番入藏备历艰险事师精诚受衣钵 应海众请六处建幢不辞辛劳译经深广度人天》

1、《华西大学程芝轩，后出家名能观法师》
     ——任杰《复倪维泉居士信》
    关于上师神通等事，可写得隐一点，不要大宣扬，因观师之德，不在神通，而在于身教言教，遵循佛制，说明师之戒律清净，精进求法，不惜身命，悲心利人，方便善巧，能引导弟子走向正见涅槃大道。龙树《中观宝鬘论》云：善知识德相，略摄应了知，知足具悲戒，有断烦恼慧。即：一、少欲知足，不希求利养恭敬；二、具足大悲心；三、具足戒律；四、有断弟子烦恼的智慧。具此四德堪称善知识，余观上师全具此四德。文中提到华西大学程芝轩，后出家名能观法师。


2、《近慈寺住持能观法师略传》于凌波
    能观法师（公元１８６６～１９４１年）
    近慈寺位于四川省成都南郊石羊场，本来是成都文殊院的下院，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以年久失修，破落不堪。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能海大师自五台山到太原讲经，未几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交通中断，不能回五台山，乃带着随行弟子返回四川，初住成都文殊院，而弟子日多，都希望有一处专修黄密的道场，得到文殊院退居方丈法光老和尚协助，把文殊院下院近慈寺，供能海开办道场。近慈寺寺院甚大，但因年久失修，十分破旧。能海法师乃雇工修缮，先行迁入，再重加建设。
    能海法师以培育僧材的理念，改建近慈寺为密宗金刚道场。他把近慈寺的改建工作，委托给他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的同修道友能观法师负责，数年之后，近慈寺建有五堂口、一所译经院，相当于一所体系完整的僧团大学。这五堂的名称是∶沙弥堂、学戒堂、学事堂、加行堂、金刚院，外加一所专门培养汉藏译经人才的译经院，并特别由北京请来一位札萨大喇嘛主持。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能海法师二度入西藏学法，把近慈寺的法务交给能观法师负责。
    能观法师，俗家姓程，名昌祺，字芝轩，四川省黔江县人，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出生。少年孤苦，奋发自励，曾中武秀才。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与吴鼎昌，刘宗沛联袂留学日本。能观进入日本宏文师范学校，吴鼎昌初入成城学校普通科，后专学经济，刘宗沛入东京高级商业学校。适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能观与刘宗沛、吴鼎昌等一同加入。后来三人先后回国，吴鼎昌仕途得意，民国（一九一二年）后任中国银行监督、总裁，创办《大公报》，以至于日寇侵华战争期间，担任贵州省主席等要职。而程芝轩、刘宗沛，后来先后出家做了和尚。
    能观于光绪末年（一九○八年）学成返国，他有感于清廷内政不修，社会凋蔽，农村破产，失业者众，亟谋改革之道，欲倡办职业教育。他乃撰写课程纲要，上书清廷学部，请予推广。此后东南各省，始有职业学校的设立。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四川响应。民国肇建后，四川督军熊克武，以芝轩为同盟会同志，举芝轩为督军府教育部长。芝轩治事忠勤，日步行赴官署，雨则张伞蹑屐，属吏受他的感化，人皆廉洁，事无滞积。既而目睹革命人士日趋腐化，争权夺利，政以贿成。力争之，而弗能用，慨然叹曰∶「革命者固如是乎？」乃称病辞归。
    继而在成都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亲自任教，以为模范。他办教育主张学生自治，每有建设改革，皆写成标语，以示方向；又使学生讨论，然后施行。每星期六下午与星期日，必与学生集会讨论学校行政得失，众生个人勤惰，自省过失。初有自讳者，而同学纠其失，故学生不敢自欺，人人自奋，过失日寡。学校宿舍洒扫清洁事务，皆由学生轮值。数百学子，毋须管理，事务仅教员一、二兼任之。数年之间，成绩甚着。
    后来地方上以教育法令问题，推举芝轩为代表到北京请示。公毕，到东三省游历，考查当地教育。参观其职业学校，览其章程，赫然则与他前所上教育部的相同。回到成都，成都有教会所办的华西学校，创校者西人某，邀请芝轩参预华西学校改革。这所学校本来只是中学程度，经过芝轩的擘划改革，草拟章程，申请立案，提高程度，不十年间，由高中改制为大学，即后来有名的华西大学。芝轩初任文科主任，后任教务长，校中重要的章程制度皆由芝轩制定，内外公文皆由芝轩主稿。他所聘请的教授，皆是蜀中宿儒，及海内外科学专家，故华西大学之名，声誉雀起。
    芝轩虽然在教会学校任教，但他并不信西人的宗教。早在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成都的少城公园，有「少城佛学社」的组织，四川大学教授刘洙源（后来出家法名昌宗），及一位军人出身的龚辑熙居士（即后来出家的能海法师）等，都曾在此讲经，芝轩与刘洙源、龚缉熙均为好友，日往听讲，以此而信仰佛教。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早年与他同往日本留学的刘宗沛居士，于是年出家法名慧定。
    刘宗沛是四川威远县人，廪生出身，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初在北京任职，民国肇建（一九一二年）后返回四川，历任夔关坐办、四川财政厅科长等职。民国九年（一九二○年），刘湘逞兵渝州，四川督军熊克武命宗沛往交涉。宗沛临行匆遽间取书一卷，途次启视，则是一本《阿弥陀经》，读之无所悟。这时夔关监督朱芾煌，适自京师归，劝宗沛皈佛，而成都少城公园有佛学社之设置，旧友程芝轩、龚缉熙等均往听讲，这时宗沛外伤国政，内感川祸，回念初心，徒呼负负。遂发心长斋奉佛，日持圣号十万为常课。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奉命代理四川财政厅长，固辞。日与程芝轩、龚缉熙等，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凡遇刻经、放生善举，恒随喜捐资。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宗沛辞职回乡，就祖遗老屋中辟静室三楹，以诵《楞严经》为日课。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乃依藏僧降巴喇嘛出家。尔后，他舍产改为弥陀道场，度女及戚属四十人出家，遐迩从化，长斋持名者数百人。
    刘宗沛出家之翌年，龚缉熙居士也依佛源老和尚出家，法名能海；未几，芝轩亦皈依于佛源老和尚，法名能观。他自此开始茹素，家中设置佛堂，早晚礼佛诵经。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最早在成都设讲座弘扬佛法的刘洙源教，辞去教职，隐居深山潜修。芝轩也有步刘洙源后尘之志，自此他废弃电灯不用，点菜油灯，预为入山作准备。盖恐入山潜修时，山中无电灯而不习惯也。他久想辞职出家，而以校中主事之西人及全校师生之坚留而未果。蹉跎至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先在校中任教，后来赴美留学的方叔轩教授，学成归国，接替了芝轩的工作，至此他才能抽身，辞去华西大学的职务。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秋，程芝轩居士到五台山落发出家（佛源老和尚已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示寂），现沙弥相，仍以能观之名为法号，是年他已七十一岁。翌年春，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回到四川，在重庆、成都弘化。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能海法师在成都郊外建设密宗道场近慈寺，请能观老法师主持其事，期年而寺宇焕然一新，百馀僧侣住入熏修。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能海法师二度赴西藏学法，把近慈寺寺务委之于台源和尚，而法务则委之于能观法师。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夏，能观老法师率僧侣四十人，赴峨眉山毗卢殿，建护国息灾法会，七月功德圆满，返回成都。未几于成都近慈寺示寂，世寿七十六岁。遗言七日荼毗后，骨灰散于河中与水族结缘。生前着有《阴符经解》一书行世。
（于凌波着）

般若净土123

3、《能观法师传略》
    ——作者：朱师辙 文载《法音》及中国佛教协会网站
　　能观法师，四川黔江人。俗姓程，名曰祺，字芝轩。少孤自励，清季入邑库，复留学日本宏文师范，慨清政不纲，归谋改革，从事教育。继以社会凋敝，失业者众，倡办职业学校，为创课程，上诸教育部。其后东南各省，始有办职业学校者，其章程多以师所拟为则。辛亥革命，熊克武督四川，举师代教育厅长。师勤于事，朝夕步行赴官署，雨则挟盖蹑屩，属吏化之，皆廉洁，事无滞积。既睹政多由贿成，力争，弗能用，乃叹曰：“革命固如此乎？”谢病归。创办一中学校于成都，以为模范，躬自为教，而主于学生自治。每有建设改革，皆为标语，以示方向，又使学生讨论，然后施行。每星期六下午与星期日，必会学生而训谕之，询其一周学业勤惰，自省过失。初有自讳者，而同学纠其失，故不敢欺。继则人人自奋，过失日寡。学校宿舍洒扫清洁职务，皆学生轮值。数百学子，几无须管理，事务仅教员一二人兼任之。数年成绩甚著，地方以教务举师代表赴北京。公毕，游东三省，调查教育，见职业学校，览其章程，赫然则与师前所上教部者同。归而华西协会学校教会西人某约师参预改革，时校为中学程度，师为擘画，拟章立案，提高程度，不十年，高中而成大学。师自任文科主任，而校中主要公文章程，则皆师为主稿，所延皆蜀中宿儒及海内外科学专家，故华西大学名誉雀起。值南京政府成立，限制教会学校，外人所办各大学，仅批准试办。师于办学之初，即必以政府所颁章程为的，教部每次派员视察，师必详告，请其指导课程事务之缺点而改正之，视察亦多称其善，并请予以奖励补助，赠文科牙科两讲座，年补助万金，以其二科最善也。民国十九年，师赴南京立案，教部初仅允试办。师曰：“华西虽为教会所办，然章程皆恪守部章，屡次视察，皆云合法。今请指其缺失，则归而改正。若完全合法，则宜不以国界而歧视。”教部以其词直，卒允其请。盖全国教会大学，以华西立案为最先，则师之力也。教部之赠文学讲座于华西，师致书北京大学蒙文通教授，约之归。文通坚约余往，谓“以学术论，惟子最宜，君通经小学及史，且兼词章，正可以家学开蜀风气，必能与乡贤相洽，昔年欲游峨眉青城，今其时矣”，余辞以途远。文通竟以书告师，师固曾读余先代之书，闻之心喜，报书祈代聘。文通复来坚劝，余以蜀乱道远，辞托转谢。时夏闰枝文挽余助其修清儒学案，谓“非子助我，我精力不逮，必辞总纂，任其草率刊行”，以情不可却，余拟许之，忽文通复来致师书及聘约川资，书辞极诚恳，略谓蜀中清代以来，惟王壬秋、刘师叔二先生来开蜀学风，先生家三代著书，有声当世，先生为传家学计，亦当来蜀讲学。蜀中尔已稍定，剪报纸为证。并言天下滔滔，何处是乐土？惟当传道以留读书种子，庶冀改革社会民生，得以救国。余感其言，即日治装就道，抵蜀。既晤，深钦其人，时民国二十四年春也。馆余于广益学舍，两旁皆讲堂，便于上课。屋宇兼宫殿式，明朗轩敞，四旁皆花园，有梅花二三百株，种类甚繁，自夏历十一月至正月杪，皆有花开。蜀虽经军阀割据朘剥，然文化尚高，以其物力丰富，人多尚学，故能维持其文化。师之提倡甚弘，华西尤为蜀贤所称，学生俊秀者多归之。师与余商文学科目，经史子小学词章外，每课二小时，必加一二小时研究，而教授指导之，俾多读书，而课其札记。余深然其说，然教授多以学生质问无方，准备为难，卒未实行。余乃设指导研究二小时，命其读《资治通鉴》，而自作笔记；训话文章，事实考证，任各人所好；月必交笔记数条，而定其分数；遇质询，紧要者讲解，并指其事所自出，而错误优劣繁减，因推见焉。于是读书考证之风，学生咸生兴趣，昔日束书不观者，今日始知图书馆、参考书之不足用，学风丕变。师于校中建设改革甚力，每日暇时，率文学科学生训诲，学生亦乐从之。孤寒者常为其购书，并助其不足，以俾其研究。图书馆每年必添书数千金，余到后添书尤众。常有他科学生，穿新西服游于园，师顾之，学生自惭，急易其衣，其感人如此。
　　师早有修行之志，常学于佛源法师，在校任事已茹素十年，朝夕拜佛，青灯荧然，盖舍电灯不用，恐入山谷，以不习惯为不适，师屡谢事，而校中当事及学生屡坚留。余抵校之前一年暑假，师避往青城天师洞茅庵，坚辞校务。众复至天师洞挽之归。及余至，与谈极洽，叹平生所晤之友，无有逾于师者。师尝告余，仍将归山，惟校中任事者，中西人才皆寡，须待方叔轩君归而交与之。盖方尝代理校长，复至美留学，即将归。余答以吾感师诚意而来，师去，余亦将归矣，师力劝不可。是年秋，余自北京至蜀，方君已返，师为介绍，寄食方寓，以其所居与余咫尺，方君学教育而耽美术，与蜀诸老宿多洽，与余亦相得，故师去余仍未能去。
    二十五年秋，师去山西五台山祝发。明年春，受戒于南京宝华寺。归蜀与能海法师广播宗风，时为七七道场，以广施劝善。能海者，初为军人，官旅长，弃而为僧，与师同学佛于佛源和尚，后至西藏学密宗，夜坐不睡，道成归，蜀人信之，军阀皆致敬，故募化力巨，得资皆以布施为法事。
    蜀东郊有近慈寺，久圮，能海募捐新之，请师主其事。朞年，寺宇焕然，养僧百余人，余尝过焉，见寺宇宏整精严，僧徒梵呗声流，儵然生尘外之思。留余伊蒲，告以病久将归，师坚劝留。复以医言非择地休养不可，师赠以诗。余于二十八年春航空昆明，转海防、香港，返上海，犹常与师通函。三十年夏，率僧侣四十人赴峨眉山毗卢殿，建护国息灾法会。七月，功德圆满，归成都，圆寂，寿七十六。遗言焚化散河中以利水族。妻孙氏，先一年卒。师有子四：绍伊、绍迥、绍桓、绍桢，迥最有名。
　　师行高，有志澄清。见时无可为，思以教育造人才。华西大学虽创自西教士，然自始请师主持，由小学推广至大学，完备立案，皆师一人擘画之力。今既西归，能无嗟悼！既述高行，以告后世。师著有《阴符经解》，诗亦淡雅。
　　赞曰：檀那法师，亦儒亦佛。有志澄清，弘愿娄拂。蜀郡耆英，高行是则。造士育士，希以救国。微旨弗伸，空王遁迹，虽耽禅悦，仍期俗革。道超德茂，万流共仰。传世无穷，宗风永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