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诡异录——扎嘎喇嘛、大勇法师、能海上师》

般若净土123

（扎嘎喇嘛与南无寺牛麦仁波切第一世降央曲柏尊者、炉霍疯喇嘛甲己直滔并称西康三大士）
《成都市藏传佛教尼众寺院铁像寺调查》
         ——四川大学博物馆妮玛娜姆
             文载康定民族师专校报2003年第12卷第2期
◎“近慈寺”是西南地区汉地最早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寺院主持能海法师接管了铁像寺，铁像寺便成为近慈寺的隶属寺院。从此，铁像寺也属于藏传佛教寺院。
    关于能海法师到藏区求学藏传佛教，见《西康诡异录》中有所记载：“川人能海法师，智慧不让大勇法师，而苦行胜之，去年也由川入藏，独身，途经打箭炉，仅住数日，略 问前途险易而走 ，一路野楼露宿不入城市，抵达甘孜镇，由十永隆渡河入甘孜扎嘎寺，…… ” 。能海法师负襄徒步达到甘孜县，到了甘孜见到大勇法师，由大勇法师引见，能海法师朝拜扎嘎寺的活佛扎嘎喇嘛，当时扎嘎 喇嘛已重病不起，他的伺从已经不让任何人拜见扎嘎喇嘛，能海法师仅仅在门外作了顶礼就离去了。当时大勇法师也因病，闭关谢客拜访，仅与能海法师接谈了十多分钟。大勇法师告诉能海法师：“现时藏军守卫严密，禁止任何汉人入藏(西藏) ，凡是汉人进藏，只能扮成出家和尚或商人，否则不能过往，劝其留在此地 (甘孜县) 学经 ”。（自《西康诡异录》 )当时能海上师没有听其劝告，坚持 前行进藏，求学藏传佛教。 由于能海法师与大勇法师性格相反，不喜欢居留城市，喜好僻静，唯恐人知，生活极为节检、艰辛，不愿与富豪贵人接交，也从不接受布施，他收弟子极严格，此 次决心入藏求学藏传佛教而不顾一切 。扎嘎喇嘛在民国十八年九月五日，大约50多岁时圆寂 。在扎嘎喇嘛圆寂的几日后大勇也过世了，当地大为传说，大勇法师是专程前来送扎嘎喇嘛的。当时扎嘎寺已有三十多个觉莫 (尼众女弟子) ，只有七八个扎巴 (男性和尚) 。 ( 注 ：过去扎嘎寺是扎巴寺 庙，而不是尼众寺院 。)
     能海法师在藏区学习密宗多年 ，并将大藏经等佛典经文译成汉文经书。回到成都后创建了西南地区汉地最早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近慈寺”，而且按藏传佛教密宗仪轨行修闭关、作法事等等。由于能海法师是入藏留学，深通 藏密 ，讲经传法 ，深得民众敬崇和信仰，从此近慈寺不仅香火旺盛，听经学佛，皈依的信徒也越来越多，能海法师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七处藏传佛教格鲁教派金刚道场，由于当时外地 女信教徒到近慈寺听经求法的也很多，并且要求出家皈依能海法 师，但是格鲁教派戒律严禁，清规严肃之重，按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教规，不许听经妇女在寺庙留宿，也不允许 男女僧人混合寺院。能海法师就让出家尼众到铁像寺静居修行，而且铁像寺 与近慈寺也相距五华里 地远，符合寺庙律制，也符合藏传格鲁教派严禁男女混合修行的教规。
    当时能海法师就将铁像寺移交隆莲和定静两位尼僧负责主管。从此她们一边修建寺院殿堂，一边学佛修行。能海法师在炮火声中为出家男女弟子授 戒、传戒。当时已有十几个出家受戒女性，大约两 年以后，抗日战争结束，孤儿 院也迁走了。解放前能海法师、隆莲法师等就接受藏族章加活佛等高僧的《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大威德金刚》等多部大灌顶，从此，铁像寺院开始接受出家女弟子而形成正规的藏传佛教尼众寺院，并得以发展，铁像寺是四川内地唯一的一座 藏传教比丘尼金刚刚道场。隆莲法师为该尼众寺院的第一任主持 。
◎铁像寺现任主持：果芳师生于1958年7月，1980年由她母亲送入铁像寺，第一年是培训生接受考察时期 。1982年 元月在成都铁像寺正式剃度为僧，出家十多年一直跟隆莲法师修习佛法。1984年考上四川尼众佛学院，是1987年四川尼众佛学院的首届毕业尼僧。毕业至今担任铁像寺的主持，负责寺院管理工作。1993年当选为成都市佛教协会理事，1996年当选为成都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当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理事，2000年至今当选为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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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先生与西康诡异录》
    任乃强先生，字筱庄，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四川出奇人。任乃强先生，就是藏学“奇人”。在学界，任乃强先生的名气在于他对藏文明的了解，特别是对藏地康区的了解。
    任乃强先生于1894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1928年在南充中学教书时，表现出对四川乡土历史的了解，受川康边防指挥部胡子昂的邀请，入藏地康区考察。历时一年，任乃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考察期间，任先生娶了瞻对藏族头人的女儿为妻。婚礼期间，藏人说唱，任先生通过翻译记录说唱内容，遂成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
    任乃强先生一辈子研究藏学，论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可谓汉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所形容的藏地藏人，和一般汉人认为藏地为边远蛮荒之地，藏人为粗野肮脏的野蛮人大相径庭。任乃强先生写道：藏人藏地，“多保存有我国古代社会之遗风”。他说，藏人人性质朴，有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就仁爱，他举例说，“藏人受佛教影响，深戒杀业。偶误杀一虫蚁，常为之数刻不安。战争抢劫，亦不尚杀人。待遇俘虏，甚为宽厚。汉人流落番地，随处可得食宿。”关于节俭，“康藏人之能撙节俭用，若无足多。然其所积，不以遗之子孙，而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则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时积俭所蓄，随时散去，不为盖藏。”从容，“康藏人社会交际，活泼可喜。心有不悦，绝无疾言厉色，怒目切齿等表现。遇任何艰难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废寝忘食，绕室而走者，康人皆宴如无事，徐为应付，载言载笑，丝毫不觉烦恼。至于哭泣哀号，跳踯奔突等着急表现，竟未曾见之。”有礼，“康藏人应对进退，恭逊非常，决无踞傲粗率之举。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几难识其有仇怨。至于骂人之语，藏族中甚少，有之，语气亦甚轻微，不似汉人之尖酸刻毒。”
    对于藏人不同于汉地的风俗习惯，任乃强先生都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正面观之。如衣服装饰，“皆具古风”；如男女关系，“至如丘明所记，‘上蒸下报’之事，今日西康社会中，皆寻常事耳。男女相悦，不避父母，报李投桃，携手唱和。则东门通车之风，宛然在也。”也许人们会以为，这是任先生娶藏女为妻，爱屋及乌，偏爱藏文化。其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任先生就是藏学界公认对康藏史地有很深造诣的权威。1943年任乃强先生集几十年考察研究资料，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
    1946年，任乃强任四川大学教授，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任乃强对于康藏史地和人文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如今读来都常常叫人拍案叫绝。比如，现在谈论国际政治上的“西藏问题”，即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首要讲清的是“什么是西藏”。在西藏问题上摸不着边的大多数人，正是在“西藏是什么”上糊里糊涂造成的。任乃强先生早在1933年，就专文指出：把国际政治中的“Tibet”对应汉语中的“西藏”是“最大的误译”：“通常译英、法文之Tibet为西藏，此大误也。‘西藏’两字，作为我国之行政区域名称，始于雍、乾之世。其时所指，为宁静山以西，青海以南之康、卫、藏、阿里四部。”
    正是听说任乃强先生对藏地的了解无人可比，当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将进入藏地之前，贺龙、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都要请教任乃强，大军进藏需要注意什么。任乃强先生为和平解放西藏献计献策。后被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西南民族学院的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未停止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部学术专著，并于1960年开始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78年平反后，虽已85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写出《青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和《漫谈四川的黄金》两本专著，为四川藏区等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981年受聘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主持编撰《川边历史资料选编》，1986年和1988年两次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1989年3月30日在成都去世，终年96岁。
    任乃强先生一生涉及诸多领域，是四川最早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最早将 《格萨尔》翻译成汉语。他撰写了一部农业史，绘成了第一部康藏地图。他近百年的人生，撰写了25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报告，提出大量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 观点，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大家。
    从1929年初夏到1930年孟春，历时一年，任乃强先生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到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第一手资料。他将其整理成文，分为7类，共300条，取名为《西康诡异录》，从1930年5月起陆续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