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漱溟居士日记看他与能海上师的交往》洛桑敦珠

般若净土123

    梁漱溟居士日记，时间跨度自1932年至1981年。作为外儒里佛的学者居士，梁老日记中，多有与高僧大德和居士同道的往还记载。虚云长老，贡嘎呼图克图，能海上师，法尊法师，巨赞法师，班禅大师，侍元法师，妙润法师，普陀法师，定慧法师，性明法师，净慧法师，共计十二位藏传、汉传的出家法师，记录日记中，其中特意在括号中注明净慧法师的俗名：黄建东。而陈铭枢，黄念祖，蒋维乔，李根源，李济深，李一平，马一浮，罗庸，曹慕樊，唐慕汾，夏莲居，夏朴斋，谢无量，鲜特生，虞愚，张伯驹，赵朴初等众多善信居士，更大量被载入日记。
    在与高僧大德往还日记中，1951年至1979年，共十一次载有巨赞法师，次数最多；1947年至1956年，共七次载有能海上师，次数第二。但与巨赞法师往还，多为记录收发书信，语句精炼。与能海上师往还，却多为求教答疑，赠书开示的请益与心得，而且在梁居士有十几载散佚、残破不全的四十九年日记中，最早记录与出家法师交往者，即拜见能海上师。因此，在《梁漱溟日记》中，能海上师是与梁老居士，交集最重要的法师。
    1947年3月29日，因准备习静而请益方家，梁老与自己的学生、来年出任勉仁文学院院长的熊东明，在重庆嘉陵新村13号，“访谒能海法师，求教言”。其时，能海上师62岁，梁老55岁。他尊称上师为“师”，而谦虚自称为“愚”。日记写到“师曰：一日间当有一时间习静。愚敬志之。又问方法如何。师答方法可任择一种，不必拘。”考察此则日记，结合上下文判断，应为上师与梁老初次会晤。两天后，梁老与东明，又赴重庆磁器口，拜望习静已逾三十年的江子斋先生，日记写到“深为敬服，有印合处，隐契于心，悲喜不尽。因决意从江君习静。”
    从此，梁老开始一边在重庆北碚著书立说，一边习静禅修的生活，直至1949年8月4日至9月11日，梁老与蒙古族学者、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居士，学者、书法家谢无量居士夫妇，自己的学生、后任西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曹慕樊居士，在北碚缙云山缙云寺东租住农舍，共修一个多月，留下他五百余万字手稿中，最丰富的一段“禅修日记”。
    其时，梁老已“皈依上师”，上师是嘎玛嘎举白教大德：第九世贡嘎呼图克图。据末学考证，梁老皈依贡嘎上师的时间，应在1948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贡嘎上师在川渝弘化期间。上师赐梁老法名：益西多杰，意为：智慧金刚。由此可见，梁老1947年首次访谒能海上师，虽由因缘不具而未能从上师习静或皈依上师，但深受上师增上缘的加持，并缔造了一位上师一位居士，殊胜和合的文殊金刚法缘。
    1956年8月14日至10月6日，梁老六次记录与能海上师往还。首先记录8月13日，与蒋维乔居士等诸友游北京西郊公园时，“遇能海法师，情意甚殷，嘱我往谈”，故而梁老“拟择期偕鲜老（注：鲜特生）访之”。于是8月25日，与鲜特生“一同访能海法师，坐谈甚久，即留午饭。师指示甚多，开一书单并习定要点一纸，并嘱向唐慕汾借书。”梁老因之慨叹“师于宗喀巴大师之教，似深有所传受。”梁老次日即遵师嘱致信复拜访唐慕汾居士，“承其代检取仿碛沙（注：应为砂）藏经十六册”借阅。
    9月28日，梁老专程赴广济寺，“出访能海法师，听其谈话，又以《现证庄严论》等三书见赠，其意甚殷盼。”次日，梁老即阅上师所赠余二书：《定道资粮颂》，《律海十门》。10月6日，梁老出访鲜特生，“托其致意能海法师”表达感恩，是为梁老出版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录与上师之往还。由于1957年至1965年梁老日记或整年丢失或残缺不全，故而在上师1967年圆寂前，还有哪些往还被梁老载入日记，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梁老与诸位居士善信，积极参予上师常年担任导师的北京北海菩提学会，却时常被梁老载入日记。末学相信，1947年后，尤其1956年后，上师与梁老往还持久而深广。特别是1956年，上师开示，对梁老精进修行影响巨大。依上师教示，唐慕汾借予梁老的《法句经》，《解脱论》，《大般若经》，《菩提资粮论》，《传心法要》，《十住毗婆沙论》，《指月录》，《法蕴足论》，《百丈语录》，《出曜经》，《达摩多罗禅经》，《法句譬喻经》等经典，梁老认真拜颂，有些甚至一再通读，大段摘录，深入领悟。阅经后，常发“极有开发感动”、“有益于心”，“有感而反省、自省”，“屡有静境出现”，“感时几欲出涕”，“深有所感，思索不已”，“分别心不起，一切收进来”，“只有不可瞒昧的才是心”等觉悟心声。
    由此不难看出，上师法教，使梁老获益之深。虽无皈依仪式，但于受教而言，梁老无疑心敬能海上师为师尊。

丙申夏末七月初三
楚京辉
北平佑安素斋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