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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敦群培
更敦群培（Dge-vdun-chos-vphel,1903-1951）可称为本世纪藏族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奇人和伟人。他毕生都在追求学问，追求真理。在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伦理乃至医学等十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留下一批专著，名声很大。但是，造化弄人，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却命运很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誉与毁并驾，穷与病相连。竟在48岁的盛年，困厄致死。由于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言辞犀利，不拘小节，诙谐幽默，针对贵族上层的腐败、僧人的堕落，讥讽笑谑，颇让西藏当权者难以忍受，但也无法处置。最后，还是以莫须有之罪名，投入囹圄，困顿疲惫，屈辱懊恼。可惜一代英才，就糟蹋在封建农奴制的沉闷社会之中，竟郁郁寡欢，孤独寂寞，撒手人寰，令人扼腕。智者是孤独的，思想家更是寂寞的。尤其是在西藏那样阴霾霉灰的社会中，如像生活在一个密封的罐头里，见不到一丝阳光，透不出一点新鲜空气，整个社会被箍得密密匝匝，人们只能浑浑噩噩，自生自灭，谁也说不上什么前途、出路来。像更敦群培那样的敏感的学人，一旦从外面吸收了一些新风，看到铁门缝中透露出来一丝微光，自然地会躁急、愤懑，而活动起来，对那个社会也会逐渐更加难以忍受了，他的高度的超前意识，往往表现为特立异行。在茫茫的青藏高原上超然独立，罕与人同；在那寺院林立，教规及等级森严，梵呗如涛，香烟缭绕蓝天，铺天盖地的信教者的笼罩之下，居然能是那样清醒的人，以不怕死、不媚俗的豪迈的胸襟，在雪域大地上矗立起一座思想学术的丰碑：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底蕴、中国西部的时代的号角。时代浪潮汹涌澎湃、文化与社会相互激荡之际，他的言论，他的著作，以及他的行为，表现为藏族人民在风雪高原上雄浑、深沉的精神魅力。终于迎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解放年头，可惜，更敦群培却与这一革命者向往已久的岁月擦肩而过了！
此后四十年（1959-1999），正是大家忙于改革、安定和建设，运动不断，没有机会来研究像更敦群培这样的历史人物，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这一历史任务就落到年青一辈同志的肩上了。
我是从最早接触更敦群培的著作《白史》开始了解他的，当时我正在着手释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亡友傅师仲先生向我推荐这本书，他说：这是藏人中最早接触收藏在国外的敦煌卷子的人，他的释读文字，有些见解还是不错的。我认真读了以后，既感到惊奇，又非常钦佩，想不到在西藏还有如此渊博的来自安多的大学者。后来，又陆续读了他的一些著作：《智游列国漫记》等，知道了俄国学者罗列赫翻译《青史》为英文时，得到更敦群培的帮助才能完成如此优秀的译本。我也坚信不疑。此后碰到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在赞扬他，怀念他。八十年代我到海外教书、读书，又听到一些朋友谈到他，也见到他的惊世骇俗的专著《情欲论》（Vdod-pavi bstan-bcos），说了不少为当时难容的话。这是在前人这一类著作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观点，对性的伦理和性的风俗的评述，其中心思想是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我的青年朋友杜永彬以更敦群培先生的生平、学术和思想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的选题，先期跟我商量，我觉得这一选题极好，带有开创性的意义。更敦群培对藏族的民俗、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字、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并取之与文献印证、比较、反思，求真辨伪，抨击当时社会佛教中的假恶丑，无情批判嘲弄，淋漓尽致。我也就极为赞成杜永彬的选题。
近年来，国内外陆续出版的关于更敦群培的作品主要有：《更敦群培文选》（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更敦群培文集》（藏文，3卷），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更敦群培文集精要》（汉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安多的托钵僧》（法文，Le mendiant de l'Amdo）,巴黎，1985年。近若干年来，国内研究藏族史的同志不少，多数注意历史事件的记述评论和历史文献的诠释叙议，出版了不少佳作。但对于历史人物，尤其是近现代的历史人物，研究者实在少见，比方近现代中影响极大的几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十三世DL喇嘛、九世班禅、龙厦、江乐金，乃至邦达昌家族，……都是值得下一番工夫认真探索的，可惜，至今还没见出现。杜永彬从西部重镇川大毕业，受过藏学的基本训练。来到北京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由于业务上的关系，一直与我保持接触，有事经常共同商量。在1992年吧，美国人类学家、藏学家M.戈尔斯坦的扛鼎力作《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出版后，送了我一本样书。此书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一阵震动，杜永彬立意动手翻译这本书，我也认为很值得花些工夫去精读，便鼓励他认真探讨其中若干问题，当中，我们接触颇多，交换意见颇为频繁。后来，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全书译出，这是一项大工程，要完成颇不容易，由此可以看出永彬是个有决心、肯下工夫的青年。最后，出版社接受了，并赞成以副标题--喇嘛王国的覆灭为汉文书名。这次合作，我心中颇为欣慰。
这一次，他选择近现代藏族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更敦群培作为研究课题，我是十分赞同的。在他写作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阻碍，是可想而知的，居然能一一克服，并且能顺利完成，令人钦佩。文化心理，在一个民族构成中成为十分重要的四大要素之一，而且是最为重要、最为稳定的要素。这四大要素即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反映在思想上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周恩来总理（1898-1976）说过："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推动作用。""况且，对全民族信仰一个宗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宗教对家庭关系、社会影响就更大些。"（《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8-30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我们对更敦群培的认识、了解，可以从更高的角度去触摸他的心理深处，他对时代的憧憬和思想家的孤独寂寞。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他。杜永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分上、中、下三篇，从生平、学术和思想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对更敦群培进行研究，勾沉索隐，辨伪发覆，对其扑朔迷离的人生经历进行考证辨析，清晰地勾勒出更敦群培传奇而坎坷的一生的轮廓；阐明其精湛的学术成就和具有现代色彩、科学特点的治学方法；揭示了其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人文思想、启蒙思想、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作为思想家的更敦群培的形象。并且与国内外的高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进行比较，指出更敦群培所作出的划时代的两大贡献--开创藏族现代藏学；冲破神学史观，确立人文史观。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填补了更敦群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指出了更敦群培的时代局限。对更敦群培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更敦群培这一个案的研究，充实了藏族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从而也就丰富了中华民族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内容。
总之，杜永彬同志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值得表彰，我，作为藏学研究的一员，特表谢意，同时表示我的衷心的祝贺。
1999年6-8月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寓庐
研究员 王 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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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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