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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鬼”文化现象的分析和评价
(一)历史学解释
“活鬼”一词是在佛教不断藏族化的过程中逐步出现的。后弘期时虽然民间普遍认同“活鬼”的存在,但因其与佛教教理有悖,故在正统的佛教经典中有关记载不多,但在一些历史著述中也可找到蛛丝马迹。灵魂观、鬼神观念几乎与藏族社会的历史同样长久,在藏族的民间故事、史诗、戏剧以及历史著作中大量涌现出神的力量与人的大无畏精神相结合获取战争最终胜利等神奇的情节。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分类逐步有了人与非人的划分,如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版)除将吐蕃等5个国家固定为有名之国外,将其邻国叙述为非人之国,这些鬼化邻国的倾向无疑也是“活鬼”观念的国家化。
在被称为伏藏作品的《玛尼全集》和《柱下遗教》等藏族经典中,有一则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其大意为:在今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的贡布日山上,猕猴与罗刹女成婚,生下无数小猴,这些小猴逐渐演化为藏族的先民。此传说中罗刹女,一方面具有罗刹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人的性情,可以生儿育女,被奉为藏族先祖,称得上是最早的“活鬼”形象。这则神话的原型无从考证。在《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等著作中,这则神话被佛教僧人进一步演绎,如在五世DL喇嘛的著述《西藏王臣记》中将猕猴和罗刹女生出的6个孩子的后代分为“类父性”与“类母性”两类,“前者思想敏锐,悲心广大而内心善良;后者多是赤面,恶业深重,禀性顽劣。”由这些记载可以推知,可能早在9世纪前后,就出现了人鬼合一的宗教理论,到15世纪以后的著作中,女性逐渐成为贪、嗔、痴之代名词,渐与鬼扯上关系,后来普遍存在的“活鬼”中女鬼危害大、“活鬼”多为女鬼等观念,在这里找到了雏形。可见,藏族的祖先就是神鬼之结合,母亲是最早的“活鬼”,繁衍的子孙后代中有“类母”的“活鬼”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反,男性不仅为鬼数量少,危害小,而且总是处于较为尊贵的地位,并成为神的代言人和人神之间的桥梁。关于此,奥地利学者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次在《西藏的神灵与鬼怪》中说:“男性的代言神巫占绝大多数。那些据说会成为世间护法神主神的代言人的男性神巫,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占如此位置的女代言神巫仅有一至二名。”从历史资料看,女“活鬼”的出现可能与历史上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关。
除了历史著作外,藏族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中也充斥着男神女鬼等形象,如著名的长篇史诗《格萨尔》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女性人鬼或人神形象,其中格萨尔的妃子阿达拉姆最为典型,是人鬼形象的代表。另一方面,格萨尔既是人也是天神,他所征服的对象多属恶魔,可这些恶魔却同人一样作为君主用权利统治着一方百姓,亦人亦鬼的特点与“活鬼”形象相符。与现实道德标准、审美情趣以及历史发展方向相一致,“活鬼”文化的出现可以说是神与鬼的较量经久不衰,由思想观念延续并融入到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结果。可见,“活鬼”文化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可能与佛教灵魂观有关,另一方面,与藏族某些地方的男尊女卑观念密切相关。从史学角度看,藏族独特的“活鬼”文化由来已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是藏族传统的历史观念与人们的思维模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对于神学的许多观点对我们分析和评价“活鬼”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灵魂观念产生的原因,恩格斯在《路德维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想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正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生产力状况及时代的局限,藏区才产生了灵魂观念及其“活鬼”文化现象。
首先,藏族的灵魂观是“活鬼”文化产生的基础,是藏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藏族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来源,生产力水平低下,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弱,生活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可预知的气候等变化都会打乱正常的生活秩序。人们常将风、雨、雷电是最常见的自然现象的发生与鬼神之说牵扯在一起,视为鬼怪破坏所致。在今天,旧的观念仍然残存,如“古人眼中认为风是阴险凶恶的魔鬼”、“每当天气阴沉、狂风乱作时,人们都认为今天不知哪里发生战争了”,“还传说若在你周围刮起凶猛的龙卷风,其中一定附着鬼,那么你要狠狠吐几口唾液,赶紧躲开,否则受害无疑。”
其次,“活鬼”现象是灵魂观念在现实生活领域的延伸。在本教、佛教传入以前,藏区各地流行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流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佛教、本教认为,作为生物体承载的躯体死亡后,灵魂因生前所作的业力转生成不同的生灵,一般是在欲界的神、非天、人三善趣与饿鬼、傍生和地狱三恶趣等六道中轮回。其中有的因生前所作恶业,或因非自然死亡,不能正常投生,就转生到三恶趣,多数变成了鬼。在本教和佛教传入康区以后,对各地的原始宗教观念进行了整合,于是进入了原始宗教、本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共存合流的新时期,在民间产生了介乎于经院宗教和原始宗教间的民俗宗教,对社会和自然现象作了各自的阐释,在康区民间关于天灾人祸的原因有两种解释,如大面积的牲畜死亡、瘟疫流行等天灾常被认为是鬼所为;而某一家人的牲畜出现连续死亡或走失现象等都会被怀疑是熟悉自家情况的“活鬼”所为。可见,“鬼”、“活鬼”等都成为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心理学解释
“活鬼”文化现象的存在和各种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事人的心理状况有关,可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
首先,经调查发现,被“活鬼”附体者一般心脏都有问题或心理素质比较差。常人被“活鬼”附体后,会完全模仿“活鬼”的语言、表情和行为,代表“活鬼”说话,严重者会出现自残,甚至自杀情况。由于怕知道“活鬼”上身后会心生恐惧,不利于以后的正常生活,所以按传统的习俗,一般不让当事人知道,这样,有时就出现一家人中有二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被同一“活鬼”上身,但每个人都只知道对方被上身,而不知自己被上身的情形。“活鬼”附体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有些人从未被附身、有些人则是数次被附体。这之中有怎样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当地人有两种不同看法:其一,认为与人的某种气数有关,人生下来就有保护神伴随左右,但当自己不注意洁净时易致使保护神离开,“活鬼”就趁虚而入。其二,在甘孜县生康乡的“活鬼”调查时,发现当地人普遍信奉“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理论。认为有很多被上身之人,由于他们非常相信这类灵异事件,又非常胆小,见到被称为是“活鬼”的人心生恐惧,就容易被“活鬼”上身。与此相反,如果是不信这类事情的人,或哪怕是相信也不惧怕的人就不会被“活鬼”上身,而且也不会有其它的困扰。这些现象说明,“活鬼”附身现象的发生与被附身者的心理素质有密切的关联,当地人所谓的“胆大胆小”实际是指应对具体突发事情时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心理承受能力的好坏。对许多“活鬼”附身现象的“活鬼”与被附身者,通过客观的心理分析,都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其次,驱鬼行为实际上是比较朴素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活佛的施法驱鬼实际上是一次心理疗伤。关于精神分裂病的心理疗法,著名的专家约翰·威·伯利说:“对于分裂病患者,……我们的工作不是让患者从自我中心中脱离出来,而是一直守在患者身旁”,“中国道士那样的安详宁静之中显出的严肃气氛,恐怕也就悟其一二了。”在藏族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活佛和佛教徒有比较高的地位,是可以信赖的、甚至可以托付生命的人,本身就是精神医生。当他们以安详、宁静、庄严、肃穆的神态到来时,对患者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安慰,能让其渐渐平静下来;然后活佛凭自己的经验,准确找出精神病源,加以言语开导;另外加上患者对活佛的无限信赖与尊敬的信念,综合作用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医疗的效果。其实,这也是科学和宗教方法的结合。在藏区很少见到精神病患者,这应归功于寺院僧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如果出现间歇性的精神心理病患,大多可得到僧人们的及时治疗。
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多数被“活鬼”依附上身者是心脏病患者,有些甚至不断被“活鬼”上身。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所谓被“活鬼”附身及其表现实际是程度不同的精神分裂症。一般心脏病患者由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到困扰的事情,就无法承受自身的心理压力,出现被“活鬼”附身现象。
五、结语
笔者相信,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普及、社会的不断进步,过去神秘的事物现在已经有了科学的解释,有了现实的依据,不再神秘莫测。因此,越来越多的神秘传说正在销声匿迹,“活鬼”文化现象也在日趋淡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鬼”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革。当代藏族生活从原有的固步自封中走出,经济生产方式大有转变,社会节奏越变越快,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直接动摇了“活鬼”文化的社会基础。这些因素中,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成为“活鬼”文化逐渐走向消亡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活鬼”的认定、“活鬼”文化的传承总是依赖固定不变的人群,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一旦这种区域性被打破,这种特殊的民俗文化也就消亡了。当下新的经济特点造成新的人口布局,一个县城乃至小乡镇的原有人口结构受到冲击,近几年甘孜本地人口外流现象日趋严重,与此相应外地入住甘孜的人口明显增加,人口的大量流动对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强烈的冲击,致使传统的价值观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流者人们不再谈论其是否诡异,对新迁入者人们更是无从知晓他们是否诡异。
其次,“活鬼”文化赖以存在的认识和心理基础也在发生变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普通百姓的认知不断提高,不再单纯的相信某些存在的问题是属“活鬼”加害,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活鬼”现象的认识趋于客观化,寻求多种方法解决“活鬼”附身问题,请活佛驱鬼不再是唯一的方式。这种观念的转变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确实已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也逐渐由过去单纯依靠活佛驱邪的方式转换到借助医疗药物等方式并用的情况,甚至更多的人们只用医疗方式解决问题。至于天灾人祸的发生和预防虽然还有一定的宗教仪式,但通过电视、广播等各种传媒接受天气预报、科学知识,多用自然科学的认知解决为主。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这种主观色彩很浓的社会文化将逐步被更为科学和合理、合法的社会生活及文化氛围所代替,我们也期待科学与民俗也能找到一些结合点,使其走向健康的新文化模式。
总之,“活鬼”文化在藏区各地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口头流传方式,随着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生活快节奏及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人们学会了更多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问题,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各种神秘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活鬼”等长期桎梏人们生活和心灵的神秘文化逐渐暴露在科学和理性的阳光之下,正在冰释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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