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
原标题：那个疯狂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 上午10点多，刘伯勤如约来到济南市解放路附近的宾馆接受采访。他的头发开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在张罗道歉事宜时，刘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道歉广告刊登后，他儿子发E -m ail对他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这句话后面加了括号，里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学也打电话、发电邮来询问。有的同学说，“你捣鼓这个干吗？” 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 一切源于那个混乱的年代。 “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 1966年6月7日，济南全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开始停课开展运动。一天，学校还没有放假。刘伯勤所属的班级那周是劳动时间。刘伯勤正劳动时，班主任许俊源走到他面前对他讲，“明天不用劳动，要搞文化革命了。”当时顽皮的他听了非常激动，也很高兴，还问，“以后永远不上课了吗？”许俊源顿了一顿，很沉重地说“不上了”。刘伯勤后来想起这事非常伤感。 上初中后，刘伯勤比较调皮，有点叛逆，经常和老师作对。一次，教代数的许俊源在课堂上提问，刘伯勤一反常规地举手了。许俊源很惊讶。没想到刘伯勤问，“你昨天为什么跑到我家告状去？”同学们听了都有点惊愕。期中考试时，许俊源给了刘伯勤代数科目59分。他就认为班主任和他过不去。“他给我59分，对我触动很大。”刘伯勤回忆。 批斗 “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 “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顿了约10秒钟后，刘伯勤继续他的讲述。他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 一天，在批斗中，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李昌义头谢顶，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斗时不让戴了。当李昌义经过他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当时打人是想‘尝尝滋味’。现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时，他们搞恶作剧时唱这首歌玩。当年，他曾逼迫毕德质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斗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毕德质，任何“革命师生”让他干嘛就得干嘛。当时学校流传《牛鬼蛇神之歌》是毕德质作词。“他作词，就冲着他来。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刘伯勤说。 对另一位老师胡熹和的批斗则极尽荒诞。胡熹和给他们初一教图画课，当时已经约60岁了。大约在1966年9月，学校“革命师生”说胡熹和的画是“大毒草”，是“黑画”。“胡老师画的画大多属于漫画。漫画线条比较简单，形象比较夸张，大多用横、竖、斜的线条画出来的，一笔一画，这些笔画容易被看成字。”刘伯勤说。 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36条反动标语。 当斗争对象扩展到当权派时，时任济南一中副校长朱琳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抛出来了。“把她抛出来是领导为了保自己。”刘伯勤说。刘伯勤的同学鲍德昌回忆，批斗朱琳时，让她胸前挂着两只鞋，污蔑为“破鞋”。还让她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琳”，在名字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叉。 1967年春天。有次济南一中组织师生在城南千佛山脚下的果园拔草，朱琳也参加劳动了。在劳动现场，刘伯勤和另一个同学上前找朱琳的茬，说她反动，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朱琳说，“你们是学生，还年轻，懂了再说吧。”刘伯勤回忆，“我们理屈词穷，就说她不老实。现在想来，这不是批斗的场合，而且批斗朱琳副校长已经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无谓找茬，伤害老师。” 抄家 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时，在后面发现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 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 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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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8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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