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了了 于 2014-3-3 16:03 编辑
看看新疆人是怎麼說的(作者看來是在新疆長大的漢人):
转1:五年前在乌鲁木齐,上演了比今天昆明死亡人数多30倍的恐怖事件,孕妇被剖腹,婴儿被刺死,整条大街用高压水枪冲洗了一个晚上,整个新疆切断一切网络短信整整一年,而在国家的XX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件,有多少人关心过这里的人,有多少人为他们祈福,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承受的除了来自内心的恐惧,担忧,憎恨,还有外界对新疆人的辱骂。我想知道,新疆人做了什么?我不为新疆人辩解,因为所有的恐怖事件从头到尾与新疆人民没有任何关系,那些疆独分子压根不被称为是人。我身边的维吾尔族朋友都在全国各地高等院校读书,他们很善良,都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云南昆明的事件,令所有人感到痛心与愤恨,但是越是灾难来临,越要冷静,拿出实际行动为逝者祈福,学会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避免和将要发生,被洗脑的恶势力无法消除,我们能做的只有防患于未然,还有当你不能感同身受或者没有经历与接触一些事一些人之前,管好自己无知的嘴。“从来不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让你盲目地仇恨,莫名地恐惧,稀里糊涂地活,不明不白地死。”不管再怎么说新疆的好只要一出事 瞬间全打破。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会如此心狠手辣 我只知道 我的家乡是新疆 。每一个正义的新疆人都痛恨那些暴乱分子。请大家辩证的看待暴力事件。为逝者默哀。
转2:每一个人眼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家乡,“她”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她被回忆锻造、被现实打磨、淬火时烙上深深的感情。不同层次的喜怒哀乐混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我的家在新疆,我讲不明白她,甚至常常在想念的时候迷失方向,不知道我思念的意象到底是学校门口的拉条子,还是大街上的丫头子。
同样,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别人的家乡。“他”或许来自愉快的旅行,或许来自不欢的经历,或许来自身边朋友的描述,也肯定被自己读到的文字、图片深深地塑造着。就这样,写实与夸张,塑造着一个城关于另一个城的印象,奠定了一代人记忆的基调。我的家乡在别人眼中,他或许神秘遥远、或许风景秀美、或许落后愚昧。可是,他在别人的眼中,一定是清晰而简单的。少了感情的维度,少了小到灶台土、大到漫天雪的万物,也许新疆对被人来说,一辈子都只是“羊肉串”或者“切糕”。
在我们眼中,新疆是“她”;在别人眼中,新疆是“他”;现实中这种认知的隔阂也许比两性的差异还要大。可是,那些在别处的朋友们啊,我真的无法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去改变和塑造你对我家乡的概念化,因为新疆对我,意味着太多。
大学时曾经对传播学很感兴趣,又受到了社会科学实证方法的多年训练,让我意识到“知道那么一点”其实比“无知”更可怕,因为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所了解的“那一点”是从哪里来的,而“无知”至少保持着对观察对象的一种质朴的尊重和未经打磨的好奇。任何传播过程中都渗透着一种立场和信息筛选,因为你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所以与其说你接受的是信息,不如说你接受了一种价值观。如果在求知过程中保持客观是那么容易,社会学家们就不需要反复强调“价值中立”。别人可以有态度,但当他对我的家乡表达态度,我也有态度!
然而,更可怕的一个潜在过程还是从“知道那么一点”到“其实就是这样”的结论化。香港人都反感大陆?东北到处黑社会?河南遍地骗子?我这绝非是为了恶意诽谤,而是想说这种概念化发生地普遍、不知不觉、润物细无声。所以,当你听闻了昆明火车站的悲剧,你的智识水平能让你免于这种简单思维么?
用了五个自然段才切中主题,我觉得并不是我行文的失败,而是梳理对新疆偏见的产生过程比关注片面化的个案更有意义。因为“汉文化缺乏对其他文化和民族进行深入探寻的人类学传统,文化中心主义总是导致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结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国外学界的一种普遍看法。
为了写大学毕业论文,我在暑假去XX做了调研。为了写第二篇硕士论文,我又在XX做了一些访谈。可是,怪我学艺不精,学术的规范和时间的紧迫必须让我在复杂的材料库中提取一个能够用数据支持的故事,它必须包含且只包含一组测量上没有问题的、处于同一个抽象层次的变量。可是,我用这些变量解释不了那些真正震惊我价值观的东西;解释不了原来我在新疆长大,观察了20多年的“她”原来有着更为复杂、不为人知的温暖与苦涩。我只能说:“少数民族自治县虽然在现当下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中享有更多的特殊津贴、但统计上显示这对教育、卫生、基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对政府开支、财政供养人口的贡献明显。关于其中的具体机制,由于数据的有限性,尚待未来研究的证明。。。。”可是,我知道答案。我的答案和著名学者Thomas Sowell对平权法案的研究一样:对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和资源在弱势群体中不是平均的分配的。没有人会在生活富足的时候拿起屠刀,所以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木有达到一定物质水平的人,绝逼很难达到一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不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你说咋办么?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惩罚,你这不是逗逼么?)。如果你觉得作恶者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纯属没事儿找事儿,请你拿出证据来,因为我的证据不是特别支持这个前提假设。
可是,新疆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有宗教。没有信仰的人永远理解不了有宗教的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信仰和宗教与知识无关,而是一套价值体系,它告诉你什么才是重要的。所以,无神论者以为不重要的,宗教信徒也许看的比生命还重。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阿凡达》里美国当局已经答应给那帮纳威人做好拆迁转移工作了,他们为啥还要做钉子户呢?牺牲那么多人保全一棵树?值得么?值得,但你我可能理解不了。
当物质和宗教的因素加上政治图谋,这种问题就复杂到我无法描述的程度。如果真的是一些生活无路可走、信仰偏激的人,在境外组织出资赞助下进行了一场买凶杀人,那么将其简单化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仇恨,那么到底受害者是谁?或者,退一步来说,为什么诉求无法用温和正常的方式传达?为什么10年前情况不是这样?
昆明的事情让我特别震惊、悲愤、惋惜和无奈。被这种极端的诉求方式震惊,为客死他乡的亡灵而悲愤,为一步步加深的误解而惋惜,为“知道那么一点点”的人的无知地声讨而无奈、甚至羞愧。泛化的情绪有三大毒瘤:促进仇恨的传播、伤及无辜、伤肝儿。
上面的话,有70%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人在无端的攻击我的家乡,用污名化的“他”来描述养育我的“她”。有另外30%,是写给新疆小伙伴的,因为你当你发言时,你在别人眼中是一个“新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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