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飞的金刚杵—四川成都彭县秽迹金刚大成就者济尘法师

宽通

魔。迷惑众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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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随笔》郑颂英居士

         —《浙江佛教》1999年第2期

    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在1945～1955年是全盛期，兴教弘法利生影响及于国内外。1948～1955年，清定上师住持的上海金刚道场是道风修持最好的正法道场!在1955年8月，笔者恭请四川海灯法师在佛青传授“秽迹金刚法”。后来我们收到中国佛教协会的通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海市代表共有十余席，我们佛青占了四席：方子藩理事长，我(副理事长兼弘法部主任、《觉讯月刊》发行人)、李行孝(副理事长兼少年部主任)、陈海量(理事及大雄书局经理)，定于八月十三日到北京报到。而传法讲经法会还没有圆满。一天，在讲经后我向海灯法师请假，因开全国佛代会我不能听经圆满了。法师说： “我知道。”说着，即从怀中取出一个可挂的像章说： “这就是秽迹金刚像，我念过五十万秽迹金刚咒，现在加持您，您这次去北京要挂在身上，不可离开!”原来法师早就预知这场佛青的灾难，也是佛教的灾难，已作好加持我的准备了!而我全没有领会其意，只一声“谢谢”接了过来。那时上海和北京的气候都非常炎热，秽迹金刚像章放在挈箧内，却没有挂在身上。

    到了北京开会后，才知这次会议是专为批判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安排的。赵朴初居士刚访问日本后回到北京，没有来出席会议。那时大德通愿法师在北京通教寺，她也莫明其妙。这时方子藩居士到赵朴老家中去访问，朴老虽在而不见，他实在亦爱莫能助啊!这次的会期较长，我们于九月五日回到上海，但未到终站前，我和李行孝、陈海量三人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到看守所，回不到家了!家中即被抄，但抄不到反革命的罪证。这时佛青即召开检举反革命大会，宣布我们三人是反革命，已被逮捕了；号召大家要站稳立场，检举揭发三人的罪行!会后，佛青即关闭。在静安寺开会批斗并逮捕清定上师，上海金刚道场即停顿。佛青关闭后。《觉讯月刊》、《弘化月刊》相继停刊，全国佛教相应大衰退。因为各大寺院在全国土改后，收租的田地分给农民了，经忏佛事也大幅度减少了，寺僧的经济来源缩减了(寺院本不应靠收租及商品化的经忏过生活；应该如法如律建立丛林制度。此不具述)佛寺在《觉讯月刊》中号召如法供养各地丛林道场，一批批按僧众人数汇供道粮。佛青关闭后影响及于寺僧的生存了。

　　到1958年秋反右时，我们四人在市中级法院同庭受判决，清定上师无期徒刑，此外陈海量20年徒刑、李行孝15年徒刑、我14年徒刑，即于八月下旬被送青海劳改。他们二位都到劳改农场劳动，我则留在农场的职工医院，做些写黑板报、发药等轻微劳动，实际上没有吃什么苦；而且院长、干部们都待我很好。到1962年秋，我写申诉书到上海市高级法院，并呈函赵朴老，都给我寄发出去。就在此时，同住院的有一位前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参谋邹德生，我们在闲谈中，他问我：“您是几岁遭难的?”我答：“三十九岁。”他看了我说：“三十九岁的相在两眼的中间，您这一部位太凹陷了，鼻梁到此几乎要断了，幸好还有些连接没有断。若再凹下去，鼻梁断了，您在三十九岁就没得命了!”他再为我看了手相说：“好了，您明年回上海了!”果然，1963年3月，上海市高级法院来文：“提前释放，回原处。”我于3月20日回到家中了，在青海只呆了四年半。而那时规定刑满释放的人不能回上海大城市。李、陈两位他们在刑满后留场就业，在青海生活二十二年之久，到1980年才以探亲假回来。后来，我于1981年5月得到彻底平反；清定上师、李行孝居土于1985年得到平反。对极左路线时造成的冤假错案，有错必纠，给予平反，中国共产党不失为光明伟大的党!到此，我更体会到这是法运与共业所决定的，海灯法师给我的加持是有力的!可惜我没有将像章挂上，不然，可能还要好些?由此可见，共业所感的灾难是不能完全消除的，但是修持的法力，还是可以将其减轻缩小。佛说法界中有三种力——佛力、心力、众生的业力是在互相消长作用着的，可以深切体会矣!

　　又，在这次佛青之灾后，有不少人怀疑因果灵感，甚至退失信心!这是不理解“循业发现”之理故。我们从无始以来，善恶业因是极其众多而复杂的，定业是难以消除避免的!能海上师有一段精要的开示：三宝加持，有顺有逆，消灾免难、增福延寿是顺加持，这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还有逆加持，使其经历艰难险阻的磨砺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以成就其忍力、定力、慧力，所以逆加持是大加持啊!因此，佛弟子修行学佛，切须顺境不迷，逆境不退，方能成就!

hutu886

这里有哪个师兄，修秽迹金刚法呢？

智慧光

原帖由 siyun 于 2009-4-26 20:11 发表
有点像汉传举行焰口施食佛事时主法和尚所戴的毗卢帽+五佛冠，只不过这个帽子被修改过了，帽沿多了两条龙，帽顶加了个如意头，还多了些绒球，颇有些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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