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的文化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1-3 17:22

大正14年（1925年）鎌野芳松等人發願創設「台北新四國八十八箇所靈場」，其構想源自弘法大師空海在四國開創的「四國八十八箇所」，選定台北市內、圓山、芝山岩、草山、竹子湖、北投各處，安置本尊，並擇舊曆3月21日大師入定之日，舉行開眼供養法會。

第1番竺和山靈山寺釋迦如來西門町弘法寺
第2番日照山極樂寺阿彌陀如來
第3番龜光山金泉寺釋迦如來萬華稻荷
第4番黑巖山大日寺大日如來新富町不動
第5番無盡山地藏寺勝軍地藏菩薩
第6番溫泉山安樂寺藥師如來東門町曹洞宗別院
第7番光明山十樂寺阿彌陀如來大正町大正公園
第8番普明山熊谷寺千手觀世音菩薩三橋町葬儀場
第9番正覺山法輪寺涅槃釋迦如來
第10番得度山切幡寺千手觀世音菩薩圓山臨濟護國禪寺
第11番金剛山藤井寺藥師如來
第12番摩盧山燒山寺虛空藏菩薩
第13番大栗山大日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14番盛壽山常樂寺彌勒菩薩
第15番藥王山國分寺藥師如來
第16番光耀山觀音寺千手觀世音菩薩御園村曹洞宗別院出張所
第17番瑠璃山井戶寺七佛藥師如來臨濟護國禪寺
第18番母養山恩山寺藥師如來
第19番橋池山立江寺延命地藏菩薩芝山岩
第20番靈鷲山鶴林寺地藏菩薩
第21番舎心山太龍寺虛空藏菩薩
第22番白水山平等寺藥師如來
第23番醫王山藥王寺藥師如來
第24番室戶山最御崎寺虛空藏菩薩
第25番寶珠山津照寺延命地藏菩薩
第26番龍頭山金剛頂寺藥師如來
第27番竹林山神峯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28番法界山大日寺大日如來
第29番摩尼山國分寺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30番百々山善樂寺阿彌陀如來
第31番五台山竹林寺文珠菩薩
第32番八葉山禪師峰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33番高福山雪蹊寺藥師如來
第34番本尾山種間寺藥師如來
第35番醫王山清瀧寺藥師如來
第36番獨鈷山青龍寺波切不動明王草山道路
第37番藤井山岩本寺阿彌陀如來
第38番蹉跎山金剛福寺三面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39番赤龜山延光寺藥師如來
第40番平城山觀自在寺藥師如來
第41番稻荷山龍光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42番一{王果}山佛木寺大日如來
第43番源光山明石寺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44番菅生山大寶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草山多喜橋
第45番海岸山岩屋寺不動明王草山多喜湯
第46番醫王山淨瑠璃寺藥師如來草山
第47番熊野山八坂寺阿彌陀如來
第48番清瀧山西林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49番西林山淨土寺釋迦如來
第50番東山繁多寺藥師如來以文堂別莊
第51番熊野山石手寺藥師如來
第52番瀧雲山太山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53番須賀山圓明寺阿彌陀如來台灣教育會療養所（林間學校）
第54番近見山延命寺不動明王竹子湖
第55番別宮山南光坊大通智勝如來
第56番金輪山泰山寺地藏菩薩
第57番府頭山榮福寺阿彌陀如來
第58番作禮山仙遊寺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59番金光山國分寺藥師如來
第60番石鐵山橫峰寺大日如來弘法寺草山別院
第61番栴檀山香園寺大日如來
第62番天養山寶壽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紗帽山
第63番密教山吉祥寺毘沙門天
第64番石鈇山前神寺阿彌陀如來
第65番由靈山三角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66番巨鼇山雲邊寺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67番小松尾山大興寺藥師如來
第68番琴彈山神惠院阿彌陀如來
第69番七寶山觀音寺聖觀世音菩薩
第70番七寶山本山寺馬頭觀世音菩薩北投地獄谷
第71番劍五山彌谷寺千手觀世音菩薩北投松本別莊
第72番我拜師山曼荼羅寺大日如來北投
第73番我拜師山出釋迦寺釋迦如來
第74番醫王山甲山寺藥師如來
第75番五嶽山善通寺藥師如來臨濟護國禪寺
第76番鷄足山金倉寺藥師如來北投
第77番桑多山道隆寺藥師如來
第78番佛光山鄉照寺阿彌陀如來臨濟護國禪寺
第79番金華山天皇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第80番白牛山國分寺十一面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81番陵松山白峯寺千手觀世音菩薩北投
第82番青峰山根香寺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83番神毫山一宮寺聖觀世音菩薩
第84番南面山屋島寺十一面千手觀世音菩薩
第85番五劍山八栗寺聖觀世音菩薩
第86番補陀落山志度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北投善光寺
第87番補陀落山長尾寺聖觀世音菩薩
第88番醫王山大窪寺藥師如來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1-3 17:23

大正15年（1926年）鎌野芳松、大神久吉、沈本圓、盧覺淨創設「台北西國三十三所靈場」，其構想源自德道上人開創、花山院法皇再興的「西國三十三所」，選定台北州新莊郡五股庄（新北市五股區）西雲寺到凌雲禪寺開山院的觀音山道路，沿途安置34尊本尊（石觀音），開山院內並設有「台北西國三十三所靈場建設紀念碑」。因年代久遠，許多石佛遺失，目前僅存完整座像12尊，底座有11座、一尊花山院法皇、一座紀念碑、新刻菩薩三尊及如來2尊。台灣類似的靈場有基隆西國三十三所靈場、宜蘭西國三十三所靈場、新竹西國三十三所靈場和台北四國八十八所靈場。

清幽 · 发表于 2013-1-3 18:00

东密

albertbian · 发表于 2013-1-3 18:03

只去過這個：第2番十普寺臨濟宗釋迦如來台北市中正區 ..................
看起來似乎都是日劇時代遺留下來的寺院。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1-3 18:07

1，估计结果没炒热，根本没人卖帐。
2，应该写作“日据时代”，这是悲惨的气氛。您老写作很喜庆的“日剧时代”，哈哈哈哈哈。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1-21 20:30

四国八十八ヶ所霊場会本部事務所
住所：〒765-0004　香川県善通寺市善通寺町1065-1
TEL：（0877）56-5688　FAX：（0877）56-5689
http://www.88shikokuhenro.jp/contact.html

平成洛陽三十三所観音霊場会
京都市上京区今小路通御前通西入上る観音寺門前町863　東向観音寺内
電話番号：075-461-1527
http://www.rakuyo33.jp/

都七福神事務局／六波羅蜜寺
〒605-0813　京都市東山区松原通大和大路東入ル二丁目
電話番号／075-561-6980

http://miyako7.jp/

京都十三佛霊場会事務所
〒605-0951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区東大路七条下る東瓦町９６４「智積院内法務課」
075−551−2715
http://kyoto.13butsu.org/

京都三弘法靈場會
京都市南區九條町1（東寺内）
TEL 075-6913325 FAX 075-6620250

京都十二薬師霊場会寺務所
〒600-8415　京都市下京区烏丸松原東入る因幡堂町728　平等寺内
電話番号：075-351-7724　　FAX：075-351-7738
http://www.kyoto12yakushi.net/

blursky1058 · 发表于 2013-1-27 00:44

发现了一篇对比中日佛教的文章

日本佛教之不同于中国佛教的诸问题
一、前言

不论何种宗教文化，凡从一个区域移至另一个区域之后，必定会因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佛教从印度，经过五、六百年的传译（注一），即产生了异于印度的中国佛教。原因不仅在语文的不同，而更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在中国佛教形成的同时（注二），此一新生的文化，也输入了邻接于中国的朝鲜半岛及日本。

二、佛教输入日本

日本的佛教，是自中国及朝鲜半岛输入的（注三），在佛教输入之前，只有语言，而没有他们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仅将汉文的佛典接受过去（注四），为了理解佛典，始由僧侣发明了代表日本语言的符号，即所谓假名，对于汉文佛典，根据日本语法，加以注音及解读（注五）。他们因此而运用汉文，作为写作日本一切文书的工具。日本人试着用他们自己的语文，直接写着的，则晚在鎌仓时代（公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年）了（注六）。

于是，佛教传入日本，不必像从印度传入中国那样，他们省去了数百年的翻译工作。在中国形成的富于中国色彩的佛教著作，他们也照着原样抄写了接受过去。因此，便自然而然地给人一个印象：日本佛教，不过是中国佛教的翻版，纵有不同之处，也不致有多大的出入（注七）。正像锡兰上座部（Theravada）系统的佛教，是照着印度的巴利（Pali）语系的佛典的原样接受过去，虽然离开了印度，仍与印度时代的情形没有多大的变动。

其实，日本的情形颇有不同。

三、文化背景的不同

从文化背景上说，日本不像中国。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初，虽也有过赞成及反对的两派做了激烈的抗争，反对的一方把佛视为「蕃神」──外邦人的神，若拜祭外神，恐将导致国神之怒（注八）。其实，那只是出于两个民族之间的权力之争。从那以后，佛教在日本，乃是一帆风顺的。不像佛教传入中国之际，中国在各种文化上均已有了高度的成就，产生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降及汉代，则以儒家为中心，而以道家及法家为辅助。当时需要从西方引进的，不是宗教文化，而是西方的各种商品。佛教最初是随着西方的商队，从中亚细亚传到中国的，并且仅受西方的商人们信奉（注九）。嗣后被中国的王室中人接触到了，渐渐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扩展开去（注一○）。可是，一开始便受到中国原有文化的排拒，经常是来自儒家及道家的弹压，历一千数百多年，这种情势仍未改变（注一一）。尽管佛教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及民间信仰中，已经根深柢固，并已与整个的中国文化无法分割，从正统中国的知识人的立场看，佛教仍是外来的事物（注一二）。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张本乃是常法，偶尔采用法家或道家的思想，作为朝廷施政的原则（注一三）。至于佛教，从来未被考虑到作为政治思想的准绳。

纵然在许多的大乘经典之中，强调王臣护法（注一四），而将护持佛法的责任委托给国王大臣，此一理想的最佳标榜便是转轮圣王（注一五），可惜，此在印度佛教史上，仅出现了一位阿育王（Aśoka），而他到晚年却极悲惨。在中国曾有一位梁之武帝（公元五二二─五四九年）在位护持佛法极虔诚，晚年时也很不如意（注一六）。至于其他中国史上的君王们，对于佛教不是出之于权力的统制，便是用作收揽民心的工具而已。

再看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前，除了原始信仰的神话传说之外，没有任何高度的哲学和宗教，当时的神道（Jindō）教，仅是宇宙的开辟神话结合着祖神崇拜的信仰而已（注一七）。故当接触到佛教之后，便接受了佛教的信仰，当然，作为开发日本文化第一位功臣的圣德太子（公元五九三年二十岁被立为摄政），在吸收中国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儒家、法家、道家的学说。然而，在其所制共计十七条的宪法之中，第二条即是规定人民必须皈依三宝，而称「其不皈依三宝者，何以直枉」。原因是，日本之能享有大陆文化，主要是靠佛教徒传入的，佛教徒传入了大陆的佛教，也将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带进了日本。中国后汉时代的明帝，派遣使节往西域求取佛法的传说尚有可疑之处（注一八），日本政府自公元六、七世纪开始，经常派遣僧人到中国求法则为事实（注一九）。汉民族的中国历代王朝，为佛教信仰，重视佛教而派遣僧人或使节出国者，极为罕见（注二○）。早期由西方来中国的佛教僧侣或翻译家，均系出于他们自发的传教热忱；由政府邀请而至中国的，仅有北方的胡族王朝的统治者苻坚（公元三五七─三五八年）在位派兵邀请鸠摩罗什（公元三四四─四一三年），至于汉族王朝如唐太宗时代的玄奘三藏（公元六○二─六六四年）留学印度，政府未赞助，且有关卡的禁阻（注二一）。另外一位鉴真律师（公元六八七─七六三年），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为去日本传教，经过十一个年头，五次偷渡出境失败，第六次（公元七五三年）偷渡始告成功。可见中国环境对于佛教是相当苛刻的（注二二）。

若说将佛法弘扬托付于国王大臣的护持，此在日本，是理想的地区，从钦明天皇（公元五四○─五七一年）至现在的昭和天皇（Showotenno）为止，九十六代之中，剃发出家的竟有四十代之多（注二三），至于王子出家的尚不算在内，故在日本的寺院之中，凡是历史较久而规模较大的，多少均曾与日本的皇室或公卿大臣、或将军武士、或分封各地的领主大名发生过关系，有很多寺院称为门迹（Monseki），意思即是皇子、皇族、摄政家的子弟出家的寺院。所以，佛教在日本，从外来的宗教很快地变成了镇护国家的宗教。同时也将民族的祖先崇拜，与佛教信仰融合为一（注二四）。

中国的历代王朝所采用的是儒家的祭典仪式，并且常用依据儒家的伦理观念所建立的王法，施之于佛教的沙门，例如规定沙门礼拜父母及君王的法令，在中国佛教史上屡屡出现（注二五）。故也从未考虑将佛教的仪式，作为国家的祭典。此在日本，因为佛教已融合于其祖先崇拜之中，所以佛教的仪式，从公元七世纪始，便得到了王室的公认（注二六）。

由于佛教的信仰与祖先崇拜合流，到了公元八世纪末，自然地形成了神佛合一的思想，即是说日本的诸神均系菩萨及佛的化现，名目虽异，实则相同。此在佛教的主要根据，是《法华经．如来寿量品》的本迹二门说，及《大日经》的本地加持说，从佛的本地法身，化现各种身分，称为垂迹。这样一来，日本的各种祖神，均被加上了佛菩萨的头衔（注二七），乃至江户幕府时代的开创者，公元十七世纪时的德川家康，也被称为东照大权现，意为大菩萨的化现者。佛教信仰与民族祖神结合的结果，佛教便成了日本民族不可分割的一种文化。

在中国早期的佛教徒们，也曾企图以佛菩萨化现的观念，来说服中国儒家及道家的信从者，比如出现得颇早的一部《清净行法经》（注二八），即称佛派了三位弟子到中国教化，其一为儒童菩萨名孔丘，二为光净菩萨名颜渊，三为摩诃迦叶名老子。可是，在道教方面，旗鼓相当地，也有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涉流沙，教化胡王，死后转生为佛（注二九）。佛教未能以化现的思想说服中国人，反而被道教徒利用这一思想，说印度的佛原是老子转生。以之与日本相比较，即可见出中国与日本，对于佛教而言，是两个不同的环境了。

四、宗派与教团的不同

佛教在中国，虽有各种宗派的名称，也曾有各宗派的寺院和僧侣，但是从未有过行政系统的教团，历代王朝之统制佛教，虽也曾将佛教寺院及僧尼做过宗派型态的分类，却未有过各宗自成一个行政单元的局面。所以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不是教团组织的建制，乃是就教理之研究所依经论的不同而产生（注三○）。或者如禅宗，则因修行的家风不同而分门别户。也由于如此，佛教在中国从未引起过武力的暴动（注三一）。利用宗教信仰结合群众与政府对抗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末附于道教的黄巾党，另有元及明代借弥勒佛降世为名的白莲教。均与佛教无关。

在日本则不然，公元第六世纪以后的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及模仿如饥似渴，一批又一批的留学者及僧侣，随着使节的派遣而到中国，学习政治制度、佛教教理以及建筑的艺术等。日本民族的特性之一是崇拜成功者，也模仿成功者的作为，并且模仿得非常神似，故当那些学者及僧侣们留学回国之后，政治方面的官制服饰，建筑方面的殿宇配置及其形式，佛教方面的各宗教典法物，均尽量地学习吸收，以致直到今天，唐代的殿宇建筑的形式在中国已见不到了，却可在日本的奈良（Nara）及京都（Kyoto）见到不少。虽然那些建筑物，大多已经过数次重建或整修，它们的型态依旧保持着原状。

在佛教方面，亦复如此。公元六、七世纪间的日本佛教，他们称为古京的六宗，均系由于研究范围的所依不同的经论而做的区别，与中国佛教相似。到了公元八、九世纪之时，由最澄及空海（KuKai）留学中国，传入了天台宗及真言宗，便显着地现出了日本佛教之异于中国佛教的现象。最澄虽是日本天台宗的始祖，他在中国留学期间，却接受了天台、律、真言、禅的四宗。此为日本天台宗之开展出天台密宗的重大因素，最澄以为凡是中国的均应该学，所以学了四宗而集于他一身。其实在中国，这种情形是不曾有过的。另外，因他在中国受了菩萨戒，一回到日本，便把他先前在奈良东大寺受的小乘比丘戒舍掉（注三二），独立门户，倡建大乘圆顿菩萨戒坛，与奈良的旧佛教分庭抗礼。这一来，便形成了天台宗的组织系统的教团。空海与最澄同时，也建立起真言宗的教团。此在气势上及型态上，均显出了新佛教的特殊性格。

教团的体系完成之后，即有了排他性，为了护持自己的教团不受外力侵扰，各教团也拥有了防卫的兵力。到了公元十五世纪，即因各教团的武力相冲突，加上与各地方势力相纠结，形成了许多次暴动事件（注三三）。以致到了公元十六世纪后期，天台宗等几个大宗派，所拥兵力竟可与各地分封领主的大名相颉颃，当时有一位叫作织田信长的大名，有志将割据的领主们统一起来，也把天台宗的大本山──比叡山，当作攻略的对象，结果把该山攻克之后，烧毁了全山所有的寺院（注三四），这种事件，在其他亚洲各国的佛教史上是从未见过的。

blursky1058 · 发表于 2013-1-27 00:44

五、崇拜对象的不同

佛法的本质，是主张依法不依人的，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曾宣布他不是统制群众的领袖，他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密宗及中国的禅宗，重视师承关系，那是弟子们对于法的源流相承的重视，并不表示对于某些特定个人的崇拜。尤其中国的禅宗，常用得月忘指或得鱼忘筌的比喻开示初学的人，意谓一切可用语文形象表示的教训或指导，只是指点月亮在何处的手指，当你见到月亮之后，便该把那指点月亮给你看的手指忘掉；鱼筌指示你是否已经有鱼上了钩，你当把握的是上了钩的鱼，而不是钩丝上的那个浮标。所以，佛教在印度、在中国，对于特定个人的崇拜是不受鼓励的。

日本民族从其对祖神崇拜的观念连锁式地推演，便形成了对于若干特定的个人崇拜。他们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孙，子孙应敬其祖神，天皇是神族直系的代表，故应崇拜天皇，为天皇办事的公卿大臣，代表了天皇的意志，故也必须服从，地方官吏以及武士，是执行公卿大臣所颁政令的人，庶民对之亦宜如事天皇（注三五）。此在原则上，是崇拜他们最高的祖神，事实则是崇拜敬事与他们有直接从属关系的个人。日本人对直属上司的绝对服从，被视为天经地义，如果被发现有背叛的意图，那是无可饶恕的行为。正因为他们仅对直属的上司效忠，如果对于同等或平行地位的人有了猜疑，便将之视为背叛上司的人，如果双方均有群众势力的话，便会引起一场斗争。在中国，有儿女替父母报仇的故事，在日本更有败落武士的部下，为他们的主人复仇的事实（注三六）。

由于这种特定的个人崇拜的民族特性，佛教传到日本，也在这个模式之中成长起来。凡到中国留过学的僧侣，无不强调他们在中国所师事或接纳了他们的那些特定的个人，将那些特定个人的一言一行，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原则，并且相信唯有那些特定的个人，才代表着真正的佛教。比如日本真言宗的创始祖空海，强调惠果的地位，曹洞宗的道元，强调如净的地位。可是，他们自己的门徒们，又将空海及道元等崇拜为佛教的最高代表者。日本佛教各宗的祖师们，除了日莲，没有人自觉地要创出一个门派（注三七）。他们只为忠实于他们所特定崇拜的个人之见地而做全力的宣扬。弟子对师承的思想没有怀疑的余地，平等地位的弟子之间，对于师承思想的解释，如果发生争执，便会形成宗派的分裂与再分裂。因此，到一九四○年，日本佛教共有十三宗十六派之多，每宗之下各有若干派别，均系对于祖师思想所做解释之不同而自立门户，但他们无一派不强调，唯有自己这一派，才传持着最究竟的佛法，才是他们的祖师的真传。

由于对特定个人崇拜的民族性，日本佛教特别崇拜各宗自家的创始祖师，同时也崇拜各寺的开山建寺的第一代住持。在日本可以发现，各宗的祖师殿要大过佛殿，比如净土宗的源空、净土真宗的亲鸾等的偶像所在的建筑物，均大于佛殿。除了祖师偶像，各寺院也无不供有他们第一代开山住持的偶像。此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佛教中是不会见到的。

基于崇拜开创者之心理，不论是传自朝鲜半岛或中国大陆的各宗派，或者是由于日本人在其国内自创的各宗派，以及他们的根本寺院，虽经过多少次的兴衰起落、毁坏重建，迄今没有一个宗派不是存活着的。

日本的佛教在历史上曾经过两次大的改变：一次是公元第八世纪时，天台宗及真言宗的创立，给旧有所谓古京六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第二次是公元十二、十三世纪时，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的相继创立，又使天台宗及真言宗产生了危机的感受，可是每经一次变革，出现了新宗派，也刺激了旧宗派的复苏运动。正像公元十六世纪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公元一四八三─一五四九年）及约翰喀尔文（JohnCalvin公元一五○九─一五六四年）所倡导的宗教革新，也为罗马的天主教会带来复兴的机运。因为日本人对于创业者的祖师们，抱有极崇高的敬意，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凡是跟这些祖师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关系，纵然是间接的乃至是从文字上认识之后，他便会死心塌地地为这位祖师的理想努力到底。例如源空创立净土宗的原因，仅是读到了中国善导大师（公元六一三─六八一年）着的《观无量寿经疏》。故在日本佛教史上，见有新宗派的生起，却未见到旧宗派的灭亡。他们对于各宗所属的古迹，也无不善加维护及整修。

反观中国的佛教，则颇令人哀叹了，以宗派的学术思想而言，曾经有过大小乘共计十三宗派（注三八）。到本世纪，华严及律宗附属于禅寺，天台及净土的专修寺院数目极少，绝大多数是禅宗寺院，其他各宗的僧侣及寺院早已消失了。禅宗在中国，曾有五家七宗（注三九），近世所存的，仅仅临济及曹洞两派而已。至于历时近二千年来，所留佛教的文物古迹，凡是金属及木造的，已经很难搜寻，所幸尚有古代的石窟、石崖、石经、钟塔供人凭吊欣赏而已（注四○）。这是什么原因？颇值深思。

若照儒家的思想而言，古圣先贤是受尊敬的，但他们是人而非神。法家的思想，则主张「青，取之于蓝，而出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注四一），是后来者优胜的历史进化论者。故对于古人的情感，很难达到崇拜的程度，加上儒道两家，始终把佛教视作外来的事物而加以排斥，所以希望一般的中国人爱护佛教的历史文物是很困难的。

从中国佛教的内部而言，自公元第九、十两世纪的唐末之乱以来，知识阶层的佛教渐渐消失，残存下来的是山林的佛教，所谓不立文字的禅宗，他们潜心于朴实的修行生活，无暇顾及殿宇之庄严及古物的保藏。他们也建立寺院，却抱着「空花佛事」及「水月道场」的观念，随处随时建立的寺院，也可能随处随时受到破坏，被毁灭了也不会引起任何烦恼。这思想固然是渊源于印度佛教的「无常」的教说，但也是中国禅宗的特色之一。唯有如此，才能适应中国的环境，它不拘泥保守一定的形式。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以用来描写中国的禅宗。在唐末以来的中国佛教，几乎经常是处于独善其身的局面，因为宋明时代的儒学抬头，佛教在整个中国文化活动的状态下，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中国禅宗的本质是积极的，数百年以来的表现却是消极的，此与日本的佛教是颇有不同的。

六、对于国家观念的不同

日本的道元禅师，于公元一二二三年到中国求法之时，中国曹洞宗的如净禅师，尚叮咛他于回国之后「不可亲近国王大臣」（注四二）。这正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佛教，是处于孟子所说「穷」的境况下。道元对于如净的教训，当然是终身以守的。但是日本民族在祖神崇拜、天皇崇拜的特性之下，国家观念特别强烈，自奈良时代的古京六宗，而平安时代的天台宗、真言宗，直到鎌仓时代的各宗，无不强调护国的思想。临济宗的荣西着有〈兴禅护国论〉，日莲宗的日莲着有〈立正安国论〉，曹洞宗的道元则着有〈护国正法义〉，奏奉朝廷。道元虽遵守如净的教训，不亲近王臣，他仍不像南宋初期的中国禅僧。中国禅僧虽也主张报国家之恩，那是四恩之一，其他三项则为父母、三宝、众生，却不会单独强调护国思想的（注四三）。

在佛教的立场，国家界限、种族界限均不是问题，否则即成了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的宗教。在释迦牟尼当时的印度有十六大国，释迦成道后，周游各国，留在他祖国的时间并不多。可是日本人热爱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不习惯留在外国太久，像中国的玄奘那样留学印度十七年，日本佛教史上是没有的。日本僧人到中国求法或巡礼的期间均不太长，他们大多听不懂中国话，仅能看懂中国书（注四四）。他们很快地就想回到日本去，所以他们对于国家的爱护及效忠是无可选择的。

由于日本僧侣，很少能懂中国话，有名的几位日本佛教史上的留华学僧，无不如此（注四五），他们自以为能够理解汉人佛典的意思，其实是照着他们自以为是的解读方法来理解的（注四六），尤其汉文没有严格的文法轨迹可循，加上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及风土人情的不甚了解，误解之处是相当多的，此从亲鸾、道元（注四七），尤其是日莲的著作中（注四八），所引汉文佛典的解释可以证实。日本僧侣是依据日本人自己的思惟方法，来理解汉文佛典的。故由日本人倡导出来的任何宗派，无一不带日本气味。禅宗较为纯净而最切近中国风格，荣西及道元，也极力希望使得他们所传的禅宗酷似中国的风格，比如他们禅寺的设施配置，音响、法器、衣饰、用具、食器、上殿、过堂，无不模仿得很像，但这些仅是形式的相像，日本禅宗的内在思想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日本民族自己的东西，所以日本的禅，可以为武士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成为所谓武士道的狭隘的国家主义。

因此，禅在中国，其目的在于破除烦恼而明心见性，日本的禅，虽然也以顿悟未有烦恼之前的本来面目为号召，却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之中，首先做了为其国家，实际上是为天皇崇拜而服务的工具。（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东方杂志》复刊一二卷一期）

注

blursky1058 · 发表于 2013-1-27 00:45

解

梁启超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一五五页云：「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自汉迄中唐，凡七百年间，赓续盛弘斯业。宋元以降，则补苴而已。」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影印。中国的佛教，最初输入于后唐时代，至隋唐而形成了具有中国色彩的各宗，例如隋代的天台、三论、三阶等宗派；唐代则有净土、华严、法相、律、密、禅等宗派。日本佛教之公传年代的资料有：1.《日本书记》（成书于公元七二○年）云为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五五二年）。2.《上官圣德法王帝说》及《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公元七四七年写成）同谓钦明天皇御世的戊午年（公元五三八年）。

《隋书》的〈倭国传〉云：日本「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

中村元的《东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卷四页：「汉文汉字之传入颇早，在推古之顷（公元五九三─六二八年），部分的记载，已用之，影响及于一般，则甚难想象。」春秋社一九七四年第一一版。[王*永]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册一五页云：「关于国字假名，最初是僧侣用来作为经典傍注解读的，此亦伴随着佛教而创始之物。」东京岩波书店一九六九年版。中村元的《东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册四页云：「以日本文写作的思想性的著作，大约起始于鎌仓时代。」岛地大等的《日本佛教教理史》四页云：「于佛教学中，縰观日本佛教之地位，大约是中国佛教一个支流的发展。」东京明治书院出版。[王*永]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一册四六页。

野上俊静等人共着《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一四页。京都平乐寺书店一九七四年版。

林屋友次郎着《佛教研究》第一卷九八─九九页。东京三省堂一九三六年版。《后汉书》卷二七〈楚王英传〉。佛教与儒道二教之间争执问题之多，可以从《大正藏》卷五二史传部第四册中，收集有关资料共计十九种一百二十四卷可知。常盘大定所着《支那にお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亦足参考。东洋文库一九六六年重版。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故意忽略佛教，宋明以来的儒家学者大多主张排斥佛教。

钱穆的《国史大纲》上册九九页：「惟汉室初尚黄老无为，继主申、韩法律。」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六年再版。

冢本善隆的《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三四页。铃木学术财团一九六八年版。与王臣护法及佛法护国的有关经典，有名者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般若经》、《法华经》。别有《梵网经》则强调王臣应受菩萨戒。《俱舍论》卷一三、《灌顶经》卷一二均详明轮王以十善法治理其国民。其他尚有北齐之武帝，隋之文帝、炀帝，唐之则天武后，乃至清代的雍正帝等，多少均对佛教有所护持，但离佛教的轮王观念尚极远。他们无有一人曾以佛教思想治国。参看拙着《世界佛教通史》上四○二页。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九年。参考冢本善隆的《中国佛教通史》第二章第四节〈关于后明帝之感梦求法说〉。日本派僧人到中国求法的最早记载，见于《隋书．倭国传》中说，推古天皇于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中国史上，也曾有过政府派沙门西往天竺求法的记载，唯其例子极少。我们见到的仅如下列而已：1.《佛祖统纪》卷三八，载有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公元五二一至四年，勅宋云沙门法力等，往西天求经。《大正藏》四九．三五五页下。2.《佛祖统纪》卷四三，载有宋太祖干德四年（公元九六六年）沙门勤行等一百五十七人应诏，被遣往西竺求法。《大正藏》四九．三九五页。《慈恩传》卷一：「于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大正藏经》五○．二二二页下。又云：「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大正藏》五○．二二三页上。《宋高僧传》卷一四的「鉴真传」，未见禁止其出国的记述。鉴真东征日本的资料，在日本则相当多。参考石田瑞磨的《鉴真之思想与生平》五四页之注。东京大藏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中国佛教史上，皇帝终生出家之事例，虽未见过，王室中人出家者，见于《佛祖统纪》卷三八的有如下数例：1.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四九五年）京兆王子兴，久病，祈佛获愈，愿舍王爵，求出家，表十上，乃许。《大正藏》四九．三五五页中。2.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四九六年），太后冯氏出俗为尼，居瑶光寺。同上三五五页中。3.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公元五一五年），太后高氏出俗为尼，居瑶光寺。同上三五五页中。4.北魏孝帝永安元年（公元五二八年），高氏胡、氏出俗为尼，居瑶光寺。同上三五六页上。

日本史上天皇或上皇出家为僧的统计资料，见于[王*永]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一册三页。参考村山修一的《神佛合一思潮》一书。京都平乐寺书店一九五七年出版。参考道端良秀的《佛教与儒教伦理》第四章及第十章。京都平乐寺书店一九七四年出版。

参考[王*永]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册七页。参考同上书第一册四三六─四八九页。

《清净法行经》的经目，初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四，次见于《法经录》及《历代三宝纪》。此经虽被疑为中国人撰作的伪经，并且现已不存在，但曾被僧顺的《析三破论》所引，见《弘明集》卷八，《大正藏》五二．五三页下。又被北周道安的〈二教论〉所引用，见《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五二．一四○页上。

吴时支谦所译的《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一，亦有：「及其变化，随时而现，或为圣帝，或作儒林之宗，国师道士，在所化现，不可称记。」《大正藏》三．四七三页中。此处的「儒林之宗，国师道士」系指印度的各派学者及各宗教的修行之士。当不是指的中国的儒道二教的孔孟及老庄之徒。《老子化胡经》相传为东晋时代的道士王符所作。除此之外，早在《后汉书》之〈襄楷传〉，已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语。又在《齐书》的〈顾欢传〉，也有「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卅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破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此两种资料，一在东晋之先，一在东晋之后，可知，老子化胡为佛陀之说，在道教方面，宣传的时间相当地长。参考汤用彤的〈中国佛教无十宗〉，刊于中国的《哲学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中国佛教史上，由某一宗派的力量激荡而起兵变暴动，绝对未曾见过，然由个别的僧侣或寺院纠合而起的所谓教匪事件，除了白莲教匪之外：1.北魏时代的一百四十年间，教匪事件迭起。此可参考冢本善隆的《北朝佛教史研究》一四一─一八五页，东京大东出版社一九七四年。2.《史渊》杂志三号六八─一○三页所载重松俊章的〈唐宋时代之弥勒教匪〉，一九三一年。根据大乘戒经所示，有出家菩萨及在家菩萨，比丘系受了比丘戒而得名，若加受菩萨戒，则称为菩萨比丘，未见受了菩萨戒的比丘应舍弃比丘戒的规定。最澄标新立异，舍比丘戒而另创圆顿菩萨戒。所以有人怀疑，他是因为不能守持比丘戒而舍戒，还是为了要与南都的旧佛教对抗而舍戒，颇堪研究。由于最澄的舍戒，以致从他之后凡与天台宗有关的各宗僧侣，无有一人是比丘了。日本的佛教教匪称为一揆，自公元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可举者有一向一揆、永正一揆、享禄一揆、天文一揆、弘治一揆、三河一揆、近江一揆、伊势长岛一揆、天正一揆、法华一揆等。从织田信长的文书中，看到他对当时佛教团体的指控：「不勤于佛事学问，事于奢侈游乐。组织游离的武士，兵乱相交结，为国家之蠹虫。」因此而于公元一五七一年攻烧了比叡山。取材于[王*永]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七册一─二页。中村元的《东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册一六七页说：「上官的命令即是天皇的命令。」像这样连锁式的特定个人崇拜，在中国及印度是不存在的。此在日本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发生于公元一七○一年，赤穗义士为他们的主人报仇。家臣四十七人，于公元一七○二年击败仇家，并将其头颅割了，祭拜于主人的墓前。后来，四十七人全部被捕，赐死于公元一七○三年，葬于东京的泉岳寺。日本的名歌剧「忠臣藏」即据此史实改编而成。日莲的《遗文》集中所收日莲所写〈右卫门太夫殿御返事〉（给其信徒的一封回信）中他说到：「日莲也象是上行菩萨的使者，弘扬此法门的缘故……。务须体会到上行菩萨再生的人。」实际上他虽没有露骨地自称他是上行菩萨的再生，他已自觉到他是负起这项使命的那个人。故其有点类似基督教的耶稣，或回教的穆罕默德，他有一股强烈的创教主的自信心。中国的大小乘十三宗，日本的凝然以为在公元第五世纪初至六世纪后半期之间，已有了毘昙、成实、律、三论、涅盘、地论、净土、禅、摄论的九宗，再加上完成于隋唐时代的天台、华严、法相、密的四宗，即为十三宗。其实这是大有疑问的说法，因在隋唐之前，虽有研究诸经论的人，并未有因研究范围的限定而成立宗派之说。何况律、三论、净土、禅的形成各别的研究成果或发展的成果，乃在隋唐时代。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加上再由临济宗派生出来的黄龙、杨歧，合称为五家七宗。参考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序的三─五页。东京龙吟社一九三八年出版。《荀子．劝学篇》。依据道元的传记资料，公元一二二七年秋，道元归国之前，向如净告辞，如净授给他袈裟等物，并告诫他说：「归国布化，广利人天，莫住城邑聚落，莫近国王大臣，只居深山幽谷。接得一个半个，勿令吾宗致断绝。」取材于[王*永]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三册二七四页。另有：1.律宗的丰安，于公元八三○年撰写的《戒律传来记》中说：「镇护国家，戒律为首。」2.最澄的《显戒论缘起》、《守护国界章》。3.空海标榜：「为国家薰修」、「镇国护法」。此皆强调国家观念的护国思想。参考中村元的《东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册一四九─一五二页。

日本佛教史上着名的所谓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圆仁、常晓、圆行、慧运、圆珍、宗叡），在中国期间，不是用笔谈，就是带有译语的人员。参考圭室谛成的《日本佛教史概说》四一页；中村元的《东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册六页。《东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册六页。同上七页。同上九页。参看本稿第三七注所引日莲的遗文。其实，上行菩萨是《法华经》的〈从地涌出品〉及〈如来神力品〉中所见四大菩萨之一，经中并未特别强调上行菩萨的使命。照中国隋代智顗的《法华经文句》第九之上，是以四大菩萨表示开示悟入的四○位的，唐朝道暹的《法华经文句辅正记》第九，则以常乐我净的四德来配释上行、无边行、净行、安立行的四菩萨。日莲却特重上行菩萨，与汉文的经义是很有出入的。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4-22 15:18

空海大师的四国88寺遍路，终于完成了！

blackeden · 发表于 2013-4-24 00:12

上善如水发表于 2013-4-22 15:18
空海大师的四国88寺遍路，终于完成了！

神速……恭喜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4-24 00:15

blackeden 发表于 2013-4-24 00:12
神速……恭喜

不是全徒步啦。徒步部分，公交剩下部分。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4-24 00:34

blackeden 发表于 2013-4-24 00:12
神速……恭喜

說兩個好笑事。
一天，BLACKEDEN和津航都在賓館，接上我一起去朝拜。他們倆都去7-11買了早餐。讀藝術的BLACKEDEN看了看讀經濟的津航在吃啥，很不屑地說了一句：看來，我們在吃上的審美觀也很不同喲！
下午，BLACK求了姻緣簽，“大凶”，很失落。我說，求姻緣得“大胸”好啊，兆頭好，吉祥吉祥！本來只是開玩笑，他很認真相信了，整天充滿正能量，滿意得很。

blursky1058 · 发表于 2013-4-24 00:55

上善如水发表于 2013-4-24 00:34
說兩個好笑事。
一天，BLACKEDEN和津航都在賓館，接上我一起去朝拜。他們倆都去7-11買了早餐。讀藝術的B ...

解签既然是在日本，就要按照日本话来的，这凶和那胸在日语中不搭接。

这个老兄正是被好忽悠

上善如水 · 发表于 2013-4-24 01:03

最好笑是大超寺的一個老女人，特能說，而且搞笑。
她讓我們看大殿，都是囯寳級別文物....這個是某某天皇送的，噢，那裏斷了是我弄斷的...
有一尊佛像，規矩是七年開一次讓人看、拜，她隨便就開了讓我們看。關門時候，還對佛像很認真地說“對不起，老打擾您了！”。關門後，還對我們扮演佛像的角度説話，“咦？不是才關門嗎？怎麽又開了？七年真的過的很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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