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经》的汉译与藏译
雨 山
近日,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索达吉堪布流通了经其调整品目的《妙法莲华经》,在汉传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7月8日,索达吉堪布发表最新声明,称将终止这项工作。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法华经》大约在公元1世纪定型。现存完整的《法华经》汉译本有3个:西晋竺法护翻译的10卷本《正法华经》;5世纪初(约406年)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7卷本《妙法莲华经》;隋代阇那崛多等人翻译的7卷本《添品妙法莲华经》(以下简称《添品法华》)。这3个译本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添品法华》主要因袭了鸠摩罗什的译本,只是增加了个别品目,并对品目次序略作调整。8世纪中叶,《法华经》也出现了藏译本,由藏族译师班迪祥纳南·叶喜德和来自印度的班智达酥冉陀罗菩提从梵文译出。
汉地最为流行的鸠摩罗什译本与藏译本在品目上略有差异。按照笔者的理解,索达吉堪布宣讲流行的其实是藏译本《法华经》,但对于不懂藏文的信徒,需要提供藏译本的汉译本。因为《法华经》已有鸠摩罗什的译本广为流传,所以对于藏译本《法华经》不再需要重新汉译,而是利用鸠摩罗什的现成译本,只是在章节安排上,按照藏译本的品目次序进行了重新组合,即如索达吉堪布在5月18日的序言中所说:“各品顺序,按照藏文版《妙法莲华经》进行调整”,“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并入第十一品《见宝塔品》;《陀罗尼品》从第二十六品移至第二十一品;《嘱累品》从第二十一品移至到第二十七品。”
如果我们宽泛一点来看,索达吉堪布所做的工作非常类似于隋代阇那崛多等人的工作。隋代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人在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叶本”,发现鸠摩罗什的《法华经》汉译本与隋代所见《法华经》梵文本在品目上不尽相同,就按照梵文本的品目次序对鸠摩罗什译本的次序进行了重新调整,并略作增添,形成了《添品法华》。在古代,一种佛教文献经多次翻译、后代译者沿袭前代译者翻译文字的情况并不罕见。而现今索达吉堪布则是根据藏译本的品目次序对鸠摩罗什的汉译本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只不过索达吉堪布并没有像隋代阇那崛多等人那样直接将自己署名为译者,这样做其实是对原译者鸠摩罗什的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但却反而让汉传佛教许多法师误认为是篡改祖师译本,引起了极大的愤慨。
索达吉堪布按照藏译本调整次序后的《法华经》,其品目与《添品法华》完全相同。对索达吉堪布调整《法华经》品目次序的争议,实际上牵扯到汉传佛教中鸠摩罗什译本《法华经》与隋代《添品法华》的优劣之争。中国天台宗以鸠摩罗什译本《法华经》立宗,影响波及朝鲜半岛和日本。日本天台宗以及日本本土色彩很浓的日莲宗、近代形成的“创价学会”等教团,都以鸠摩罗什译本为标准,故在中、日、韩东亚佛教中,鸠摩罗什《法华经》译本的神圣地位在广大信教群众心目中不可动摇。
《法华经》藏译本与《添品法华》的品目相同,而与鸠摩罗什中译本有所差异,这本身反映出《法华经》梵文本从四五世纪到七八世纪,二三百年间的一个发展变化。目前现存的《法华经》梵文写本可以分为:尼泊尔体系、克什米尔体系、新疆体系3个系统。我国西藏现存4种《法华经》梵文写本,属于尼泊尔体系,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法华经》梵文全本。1983年,由蒋忠新教授整理了原藏于萨迦寺、于1092年写成的《法华经》梵文本,并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影印出版,季羡林教授对此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3月2日,李先念出访尼泊尔,把这部梵文《妙法莲华经》贝叶写本影印本作为国礼,赠送给比兰德拉国王。200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3册《法华经》贝叶写本的拉丁文转写。这些梵文本《法华经》的品目次序与《添品法华》藏译本,以及索达吉堪布最近引起争议的版本的品目次序是相同的。当然,这并非是说鸠摩罗什的译本翻译有误,而是说明鸠摩罗什所根据的梵文原本应该是更为古老的梵文本。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尊经典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也有不少细节的差异,这些差异并非是相互攻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交流的契机。我们知道,藏传佛教修学体系中非常重视论部,比如普通藏传佛教僧侣对般若学的了解主要来自《现观庄严论》等论著,而较少直接研读大小品《般若经》。有藏传佛教僧侣直接宣讲汉语系大乘佛经,应该说这本身就是汉藏佛教交流的结果,这种交流是值得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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