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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与民主制度的纠结：骄傲的印度
印度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下面我来讲一个关于拜火教的故事。
看过《倚天屠龙记》的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个神秘的明教，明教又称摩尼教，公元2世纪起源于古波斯。而明教的源头之一就是公元前5世纪时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这个教最崇拜的圣物是火，所以又名拜火教。
拜火教同样起源于古波斯，公元8世纪时因为受到伊斯兰教的迫害而被迫逃到印度。他们自称帕西人（Parsee），多年来辗转于印度各地，以务农为生。英国殖民地时期，孟买变成了重要的通商港口，帕西人见过世面，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比其他印度人快，他们立即看到了商机，整体搬迁到了孟买，或经商或倒卖房地产，迅速成为孟买最富有的社团之一。
孟买市中心有个马拉巴山（Malabar Hill），这是一个占地22公顷的小土丘，算是孟买最好的地段，拜火教将其买下，建了一座寺庙。我在2007年时参观过这座寺庙，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内部装饰都极为考究。寺庙后面竖立着三个“沉默之塔”，塔顶是帕西人举行丧葬的地方。拜火教视火为圣物，而尸体是不洁之物，所以不准火葬。
没想到，近几年孟买发展得很快，寺庙周围建起了无数摩天大楼，高过了“沉默之塔”。这样一来，丧葬的景象就被楼上的居民尽收眼底了。拜火教多次抗议未果，只好作罢。
故事讲到这里，印度这个国家的很多重要元素都已经具备了。
首先，这是全世界宗教气氛最浓的国家之一，不但印度教和佛教均起源于此，而且伊斯兰教、基督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等也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占绝对优势的印度教是一个多神教，没有创始人，没有绝对权威的经典（比如《圣经》），没有统一的宗教管理机构，甚至连神职人员都很少。印度教对其他宗教相当宽容，允许各种一神教和多神教与自己共存。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不如说这是印度次大陆许多民族的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混合体。拜火教当初被伊斯兰教逼得走投无路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往印度。印度人经常自豪地称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和族群的收容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肯定会惊讶于印度人的宽容，这个国家好像什么事情都能被容忍，仿佛印度人骄傲得不屑于跟异类们计较。其实这种容忍背后的精神支柱是种姓制度，这是印度教的核心，它把印度人分成四个不同的阶层，彼此间不能互换身份，也不准通婚，实际上等于把种族歧视这一陋习给制度化了。
种姓制度是印度人抵抗外来文化的绝佳武器，所有外来民族都被划分成单独的种姓，并以这种方式融入印度人的生活。比如，一个游牧民族可以继续保持吃牛肉的传统，只要他们愿意承担被划分成贱民的后果就可以了。拜火教的传统之所以保持了这么多年还完好无损，帕西人之所以在印度生活了1000多年还能完整地聚居在一起，其原因就是这个种姓制度。
印度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印度时报》专栏作家格查仁·达斯（Gurcharan Das）在其名著《解放了的印度》（India Unbound）中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
达斯还认为，一幅好的镶嵌画也是要有统一风格的，印度的风格就是印度文明，以及印度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历史上很多迁徙至印度生活的外来族群最终都在生活方式上被印度人同化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例外，比如伊斯兰教是非常强硬的一神教，穆斯林不愿意被划归到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中，双方矛盾不断，最终导致了印度的分裂。
再比如，印度共和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位最高领袖（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死于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者民族冲突有关。
既然文化冲突如此厉害，如今的印度靠什么凝聚在一起呢？路透社驻印度记者苏乔·杜哈（Sujoy Dhar）认为是民主制度。“印度从建国时起就实行民主制度，一直没出什么大乱子，这是尼赫鲁的功劳。”他对我解释说，“别看最近不少地方在闹独立，有的甚至还很血腥，但他们只是要求自治而已，谁都不愿意脱离印度联邦，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巴基斯坦的样子，明白民主制度是多么重要。”
“民主，就是今天的印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尤其是跟周边的这几个南亚国家相比更是如此。”他补充道。
印度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拜火教的故事当然不能就这么结束了。
以天为葬最大的问题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秃鹫都死光了。印度过去从来不缺秃鹫，这是一个崇拜牛的国度，牛死后人不许吃，只能由秃鹫来负责清理。高峰时期全印度一共有4亿只秃鹫，它们盘旋在印度上空，一头牛死后很快就会被它们分食而尽。
1993年，印度政府批准了一种名为“扶他林”（Voltaren）的止痛药用于畜牧业，以减少牲畜死前的痛苦。谁知此后印度秃鹫的数量急剧减少，三个常见种群的数量都下降到只剩下几千只了。研究发现病因就是这种止痛药的主要成分二氯苯胺苯乙酸钠（Diclofenac），它能导致鸟类肾衰竭，秃鹫一旦吃了含有这种成分的肉便无法生还。虽然这种药很快就被叫停了，但损失已然无法挽回，秃鹫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直到去年才总算止住了，暂时不用担心灭绝的问题。
高楼大厦的问题还好解决，没有了秃鹫丧葬就无法进行，于是孟买的帕西人向政府求救，希望印度政府拨出专款修建两个鸟舍，并引进一批雏鸟，专门为丧葬服务。帕西协会和政府谈判了6年，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我去年底再次造访孟买，得知这个项目预计将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明年1月就可以开张营业了。整个项目一共需要花费500万美元，包括鸟舍的建造和15年的种群维护费用。
“一般情况下建造一个秃鹫鸟舍要花很多钱来买肉，我们这儿没这个问题，因为这些秃鹫吃我们自己的肉就行了。”帕西协会主席迪恩肖·梅塔（DinshawMehta）说，“没有秃鹫，越来越多的帕西人选择火葬，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尽快恢复以天为葬的习俗，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不能就这么轻易丢弃。”
故事讲到这里，印度这个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昭然若揭。
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汹涌而至的现代化浪潮面前都会发一阵呆，不知应该如何去应对。印度自然也不例外，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使得印度人一时间很难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
比如，每一个首次来印度旅游的人一定会被印度大街上的肮脏程度所震惊，除了新德里等大城市的主干道外，所有印度城市的街道上都充斥着塑料垃圾和动物粪便，男人们旁若无人地在街上大小便，神牛们则悠闲地站在马路中央反刍，汽车和行人都得绕着走。这些习惯在过去的农村都不是问题，生活垃圾会被牲畜吃掉，排泄物是很好的肥料。但是进了城的印度人依然按照农村的方式行事，问题就来了。
有意思的是，印度人的家里往往都很干净，和公共场所的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斯认为，种姓制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印度人的大部分日常活动都在自己的种姓范围内进行，大家彼此都认识，不会有问题。但是现代城市动辄上百万人住在一起，大家谁也不认识谁，分不清对方到底是什么种姓，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印度人的公共空间概念极为淡漠，谁也不愿意花精力去维护。
这种状况还导致了印度人在工作场合互相不信任，这一点已经严重影响了很多印度公司的工作效率，甚至削弱了印度军队的战斗力。
同样，古代遗留下来的宗教习俗也和现代社会发生了冲突。比如，印度人把恒河当作圣河，喜欢在恒河里沐浴，这在古代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如今的恒河水已经变得污秽不堪，再加上印度人依然保留着火葬的习俗，而且固执地一定要用原木来烧，最后再把骨灰撒进恒河，污染了河水。印度过去人口少，这点污染还能忍受，现在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了12亿，无论是森林还是恒河都承受不住了。
更糟糕的是，印度人把印度教歧视妇女的习俗保留了下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印度教刚刚成型的时候，婆罗门耗费了大量精力编纂了很多规范人民生活的法典，其中尤以《摩奴法论》最为有名。在这部法典里有很多歧视妇女的条款，这就等于把对妇女的歧视理论化、法律化了。如今，很多印度农村家庭还保留着嫁女儿要付给男方家庭很多陪嫁的风俗，女孩成了印度家庭的负担。前段时间在新德里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印度妇女地位的一个缩影。印度一直是一个强奸案频发的国家，这个案子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除了受害妇女来自中产家庭，以及受害地点是新德里主要街道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犯罪分子的手段过于残忍，与禽兽无异。在这几个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供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根本不是人。
此案发生前，很多人盲目地相信宣扬轮回说的印度教的信徒是不敢作恶的，案子的细节曝光后，这些人的思想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印度是个复杂的国家，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一定会在结尾来个大反转，拜火教的故事也不例外。
帕西协会和政府谈了6年才谈成的项目，还未实施就遭到了来自帕西群体内部的反对。世界琐罗亚斯德文化基金会主席侯米·达利亚（Homi Dhalla）就公开表示反对这个项目，他认为，一旦让政府出面投资建设这个鸟舍，官僚们就会得寸进尺，最终把这块本来属于拜火教的风水宝地收回去。
这个理由牵强吗？这就要看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家。印度政府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全球腐败指数显示，印度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95位，属于重度腐败（中国排第75位）。实行了60多年的民主制度，以及相当自由透明的媒体，都没能治得了印度的腐败病。
那么，达利亚的反对很有道理吗？倒也未必，因为他是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这个装置建在“沉默之塔”的天台上，将阳光反射到尸体上加速其腐烂，据说在旱季效果不错，不需要秃鹫也能应付得过来。可惜雨季的那几个月因为缺乏阳光，尸体要在天台上停放很长时间，味道相当难闻。作为这套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和管理者，达利亚先生自然不愿意看到这套系统被秃鹫替代。
换句话说，达利亚是个“利益相关者”。印度的民主制度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发言的机会，但这无形中导致了严重的扯皮现象，在印度要想办一件事，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问题是，不仅达利亚一个人反对，拜火教专属医院的医生们也心存疑虑。原来，止痛药不仅是牲畜在用，病人用得更频繁。给病重的患者服用止痛药是医院的惯例，一家拜火教医院的院长表示，他们没有权力告诉病人什么药能吃，什么药不能吃。要想满足以天为葬的条件，病人家属必须签字证明病人去世前三天没有服过止痛药才行，而家属到底撒没撒谎光靠化验是很难证明的。
那么，为了让拜火教的传统保持下去，帕西人难道不能做出一点牺牲吗？“这几乎不可能！”一位名叫库谢德·达斯图尔（Khurshed Dastoor）的拜火教牧师这样形容此事的难度，“我花了10年时间劝说帕西人在进入拜火教神庙之前关闭手机，可从未奏效，我不认为他们会为了秃鹫而停止吃止痛药。”
可是，印度政府才不管这一套呢。“如果有秃鹫被毒死的话，我们将立即终止这个项目。”一位官员说。
于是，这件谈了6年才谈成的项目很有可能因为各方的反对而流产。
这个故事可以被看作所谓“印度式民主”的缩影。印度自1947年独立开始就有了相当健全的民主制度，这在前殖民地国家当中是很罕见的，尼赫鲁是造成此种局面的功臣之一，他是圣雄甘地钦定的接班人，从甘地那里继承了无上的权威，并依靠这个权威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获得了成功。
不过，印度民主制度最大的功臣还得说是印度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印度的历史和中国很不一样，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大一统的情况相当罕见，是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把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而印度教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每个教徒都有自己崇拜的神，以及属于自己的灵性导师，所以印度人很早就习惯了社团式的生活，民间组织非常活跃。换句话说，印度人的国民性和民主制度有相通的地方，专制集权反而会水土不服，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在印度推行得十分顺利，印度人也一直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感到骄傲的原因。
但是尼赫鲁在经济上效仿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导致印度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没有赶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腾飞。1950到1980年的印度GDP平均增幅仅为3.5%，如果把人口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印度在这40年里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3%，远低于大部分亚洲国家。其结果就是印度在独立40年后依然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文盲数量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达斯看来，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扯皮导致的低效率。像上面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就是如此。这个故事本来没那么复杂，结果双方谈判了6年才成功，却还要面临着被迫中止，在印度办事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达斯看来，印度自1991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改革之所以遇到瓶颈，主要原因就是印度政府很难通过谈判拿到经济建设需要的土地，这使得印度政府计划建造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加工厂没办法及时开工，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事实上，这一轮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也是因为当时印度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不得不暂时丢掉民主制度的束缚。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竞选时被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刺杀，接替他的是N.拉奥（Narasimha Rao），一位当时已经70岁、看上去很老实、对谁都无害的老好人。那一年印度政府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外汇储备只剩下10亿美元，只够维持两个星期的进口。此事居然还是没能让印度的政治家们警醒，只是后来印度政府不得不动用黄金储备做抵押，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了22亿美元紧急援助，这才让政治家们感到了危机。在印度人看来，黄金才是财富的最高形式，甚至比美元储备还重要。
眼看政府就要破产，拉奥终于下决心开始经济改革。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任命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担任经济部长，同时宣布打开国门，开放进出口限制，允许外资进入。此招收到奇效，印度的经济形势当年就有了好转，两年后外汇储备就上升到200亿美元，增长了20倍。但是此次改革的背后并没有精心的设计，再加上来自公民社会的反对，拉奥和辛格都很快改口，称印度将实行一种“带有人情味的改革”（Reformswitha Human Face）。这个口号看似很民主，但其结果就是印度国企的私有化进行得极不彻底，劳动法也没有修改，工人随时可以罢工，企业却不可以解雇工人；农业领域也没有彻底放开，农产品仍然实行价格管制，种子也继续实行限价政策，看似保护农民利益，实则打击了种子公司研发新种子的动力。这些措施导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而且缺乏后劲，不少经济学家甚至预计印度将会在未来几年里再重复一次1991年时的经济危机。
话虽如此，印度的经济改革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度民间的活力被释放了出来，而这件事也有种姓制度的一份功劳。提起种姓制度，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负面的，但是这个制度保护了印度社会的多样性，使得印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各种情况。比如，印度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商人种姓，其成员中有很多优秀的商人，一旦放开管制，他们的能量就如火山爆发一般释放出来，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再比如，种姓制度虽然导致了一部分印度企业内部的不团结，但对于某些家族式企业来说却是有好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家族式超级大公司，完全可以和欧美大企业抗衡的原因。事实上，拜火教之所以垄断了孟买的房地产业，靠的就是种姓制度带来的绝对忠诚。
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更好地应付突发情况，种姓制度也是如此。比如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一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典型，他们蔑视体力劳动，只会读书，经常被当作书呆子。但是这个种姓的人擅长思辨，为印度培养了一大批善于钻研抽象问题的知识分子。上世纪末期开始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大爆发正好撞在了这批人的枪口上，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能够迅速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成为世界软件行业龙头老大的原因。
达斯也认为，种姓制度不全是坏的。既然这是印度的传统，一时间无法彻底消除，那就必须想办法适应它的存在，学会扬长避短。
如果仅用市容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印度最近几年似乎停滞不前了。
我在5年前去过一次印度，用三个星期时间走访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和乡村。去年底我再一次拜访这个国家，感觉基本上没有变化，大街上依旧是肮脏不堪，道路两旁的贫民窟仍然还在，拥挤的火车速度还是那么缓慢，空气质量也没有多少改观，鼻孔里依然充满了烟尘的味道。
与中国对比一下，差距就更明显了。中国和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时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GDP保持了很多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印度的4倍多，外汇储备至少是印度的10倍，外贸总量是印度的3倍。中国城市的面貌一年一变，而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经济改革，其GDP增长率很不稳定，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几年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之后便开始大幅度波动，2011到2012年度的增幅只有6.4%，和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2007年的时候也许还有印度人认为孟买比上海好，但现在肯定不会了。我在一列时速50公里的火车上和一位孟买律师聊天，他耐心地听我描述了上海浦东的状况，以及北京到上海的高铁时速，然后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羡慕的表示。
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方便，但却是背包客最喜欢的目的地，因为这个国家太独特了，很多地方都和你熟悉的那个世界正相反，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新鲜而又强烈的刺激。
达斯认为，印度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和其历史文化传承分不开的。这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趸在去年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印度的暗夜生长》（India Growsat Night）。书中他明确表示，印度之所以走上了先民主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印度人独特的国民性造成的，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如今印度式民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印度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妨碍了印度社会的进步，他呼吁印度政府应该提高管理水平，而不是整天扯皮。
《印度商业线报》（The Hindu Business Line）总编辑G.昌德拉施卡（G.Chandrashekhar）同样认为，印度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都是印度国民性的正常结果，是印度历史的一种延续。“印度5000年的文明史有好有坏，好处就是让印度人在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之后仍然保持乐观精神，不像美国，一个'9·11’就让美国人民不知所措。”这位慈祥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不过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5000年的历史坏处更多，它是印度人民的包袱，它让普通印度人习惯于相信命运，相信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于是印度人在物质上的需求甚少，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也不高，这就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从印度的历史出发，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承，看看印度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印度人民为什么那么骄傲。
袁越：佛教在印度的遭遇
发布时间:2013-01-28 17:40 作者:袁越
之一：佛祖的困惑
摘要：信徒收敛自己的原始欲望，遵守公共道德，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有好处。但是这种收敛是有代价的，对于普通印度人来说，信奉婆罗门教意味着必须接受种姓制度，这就直接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低种姓穷人的生活苦不堪言。这就是佛祖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导致他离家出走的重要原因。
没想到，菩提伽耶（Bodhgaya）竟然是一个如此喧闹的地方。
菩提伽耶位于比哈尔邦（Bihar）境内，这个邦位于印度北部，与尼泊尔接壤，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邦度过，因此它被称为佛教的发源地。我走出长途车站，立刻有好几个“摩的”司机上前拉客，他们锲而不舍，一个刚被回绝，另一个便立刻冲上来，用同一套说辞继续游说。我只好随便挑了一辆，与四名印度当地人挤在一起驶向镇中心，宗教圣地应有的神圣和庄严随着“突突突”的噪音和屁股后面冒出的滚滚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了菩提伽耶镇立刻开始堵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印度司机喜欢用喇叭代替吵架，这几乎成了所有印度城市的背景声。我刚来时还不适应，几天后就习以为常了。印度本地人的耳朵肯定早就磨出了茧子，于是聪明的印度司机发明了各种方法，有的拼长度，一按就是半分钟不停，有的拼技巧，各种各样的节奏和韵律堪比电子舞曲，还有不少人安装了音乐喇叭，一按就自动唱出一段旋律，还真挺好听的。
印度教徒在瓦拉纳西恒河沿岸沐浴的情形
菩提伽耶不是一个自然村，它完全是为了旅游而建的，路两边全是旅馆和饭店，以及多如牛毛的旅行社，几乎看不到一户人家。即使如此，大街上依然很脏，
路边的小摊贩们习惯性地把垃圾随手扔在地上，其中可吃的部分很快就会被野狗和牛吃掉，所以印度大街上的垃圾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吃不了的废塑料和不好吃
的粪便。前者会有人不定期地扫到一堆放火烧掉，所以印度的空气质量很差，越是小城镇就越糟糕；后者就只能等老天爷下雨了。印度男人又喜欢在街边小便，所
以印度城市里任何一个背阴的地方都会有股臊臭味道。
一个外国人背着双肩包在印度大街上行走，不被骚扰是不可能的。印度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每时每刻都有很多很多的闲人，而他们似乎又都很爱管闲事，不
断有人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人当然不是哲学爱好者，而是导游，他们希望能把我带到他们选择的旅馆，好从老板那里挣到一小
笔介绍费。我明白这里面的猫腻，一概推说我已经订好旅馆了。突然有人从后面撞了我一下，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这人扶住我连声道歉，用流利的英语关心地
问我撞坏了没有，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立刻话锋一转：“请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决定跟他走，不是因为他的创意，而是他的英语水平。印度人中会说英语的比例确实很高，但说得好的却不多，找到一个英语流利而又没有口音的导游是一
件很幸运的事。这位导游名叫阿克塔，是个穆斯林，他自称曾经在新德里上过大学，因为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毕业后回到家乡任导游，并师从一位台湾地区来的
高僧学习佛教。“虽然我是穆斯林，但我尊重其他宗教，也愿意学习它们的教义。”阿克塔对我说，“我不喜欢用宗教信仰来定义一个人，我觉得普天下所有人都
是兄弟。”
阿克塔给我介绍的这家旅馆非常不错，既干净又便宜。但我早上5点就被穆斯林诵经的声音吵醒了，再也睡不着。印度几乎所有城市都有清真寺，屋顶装有扩音
器，每天播放5次男子朗诵《古兰经》的录音，音量极大。如果你的旅馆正好挨着清真寺，那你最好在耳朵里塞个棉花团再去睡觉。
佛教信徒们在菩提伽耶镇的大觉寺菩提树下念经
第二天上午，阿克塔骑摩托车载着我去参观佛祖修行的那个山洞。此地距离菩提伽耶有半小时车程，从远处看是一座很普通的小山包，周围都是农田，一条蜿
蜒的石板路通向山上，沿途都是卖纪念品的小摊点，除了香烛纸马等贡品外，还卖各种饼干和糖果。它们是为一群要饭的小孩准备的，这些孩子平时聚在一起嬉笑
打闹，一见到游客就围过来伸出小手，瞪着一双双大眼睛索要卢比或者零食。
山洞位于50米高的半山腰，洞口非常小，仅容一人勉强通过，洞内点着两根蜡烛，但仍然是黑乎乎的。当我适应了黑暗后，眼前出现了一尊菩萨盘腿坐像，他
瘦得两腮凹陷，肋骨突出，洞内有一名身穿藏袍的僧人在打坐，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直到我转身准备出洞时才发现了他。他用手指了指地上放着的捐款
箱，仍然没有说一句话，看来这位看门人的打坐禅修正到了关键的时候。
那尊坐像就是佛祖，当年他差点饿死在这个山洞里。佛祖原名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624年出生于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Lumbini），和孔子大约是同时代的
人。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位于尼泊尔南部的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属于释迦族。悉达多王子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走出宫门，看到了人世间的疾苦，内心无法平静，便于29岁那年离家出走，一路向南走到了这座山的山脚下。王子沿途看到不少苦修之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试图通过自我折磨甚至自残来悟得正道。他受到启发，找到这个山洞，在里面一待就是6年，据说他每天只吃一粒米饭和一个果子，很快就瘦成了皮包骨。
“其实佛陀并不是一个人，他收了5名弟子，沿途服侍他，给他采果子吃。”阿克塔提醒我，“可是他在山洞里待了6年之后还是没能悟道，很失望，便决定下山。”
阿克塔指给我看佛祖下山的路径，基本上就是一直往南走，涉过尼连禅河之后，到达了菩提伽耶。12月是旱季，河水基本上干涸了，露出了白色的河床。不过摩托车还是没办法过河，必须绕远。阿克塔载着我穿过一个小村庄，村民们依然住在木头和泥土搭成的房子里，一个老太太用笸箩把金黄色的稻米撒向空中，依靠风力去除稻壳，一个小伙子赤着双脚赶牛犁地，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在草垛上玩耍，除了摩托车和自行车以外，这里和佛祖当年看到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的邦，而且也是最不安全的邦。”阿克塔说，“我们这里曾经闹过游击队，杀了不少人，最近又爆发了种姓战争，不同种姓的人相互仇杀。”
种姓制度曾经是印度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主宰了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简单说，这个制度把印度人分成四档，最高的是婆罗门，由僧侣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第二档是刹帝利，武士和官僚们属于这一档；第三档是吠舍，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第四档是首陀罗，也就是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此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又叫“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还要低。种姓是天生的，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种姓就定下了，无法改变。不同种姓间禁止通婚（但高种姓男子可以娶低种姓女子为妻），甚至连吃饭都不能在一个桌子上。
种姓制度不是印度原住民的产物，而是被来自北方的侵略者带进印度的。印度次大陆的原住民是塌鼻梁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其文明程度很高。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地区、操印欧语系语言的雅利安人（Aryans）翻过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了印度次大陆，这些人肤色较白，尚处于游牧文明阶段，但他们有战马和铁制兵器，最终战胜了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自认为比达罗毗荼人高贵，“雅利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高贵的人”。他们为了和达罗毗荼人区分开来，制定了瓦尔纳制度。瓦尔纳（Varna）意为“色”，就是按照肤色将人分成白和黑两个阶层。再后来，雅利安人内部也出现了分工，被细分成三个不同的档次，种姓制度就是这么来的。
雅利安人不仅带来了种姓制度，还带来了自己的原始宗教——吠陀教（Veda）。“吠陀”的原意是“知识”，雅利安人相信只有婆罗门才掌握真正的知识，这就是婆罗门之所以拥有特权的原因所在，他们利用这个特权主持宗教和祭祀仪式，制定规则规范民众的行为。统治了印度之后，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雅利安人将吠陀教和达罗毗荼人的原始宗教结合起来，创立了婆罗门教（Brahmanism）。婆罗门教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信业报轮回说，它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肉体死后灵魂便转入下一个肉体，轮回往复。每个灵魂都附带有一种神秘的“业力”，好的行为能增强这种“业力”，使灵魂在下一次转世时能够投一个好胎，享尽荣华富贵。相反，坏的行为能破坏“业力”，来世就要受苦。
轮回说相当于一种变相的法律，教人要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作恶。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这个特点，即让信徒收敛自己的原始欲望，遵守公共道德，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有好处。但是这种收敛是有代价的，对于普通印度人来说，信奉婆罗门教意味着必须接受种姓制度，这就直接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低种姓穷人的生活苦不堪言。这就是佛祖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导致他离家出走的重要原因。
之二：喧闹的菩提伽耶
摘要：佛教史上那棵著名的菩提树的后代就种在大觉寺的后面，原树被阿育王的夫人下令砍掉了，因为她嫉妒丈夫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树下打坐，没时间陪自己。幸好阿育王的女儿将原树的树枝运到斯里兰卡扦插繁殖，这才算保住了树种。今天大家见到的这棵树是1885年翻修时从斯里兰卡那棵树上砍下来的树枝扦插而成，其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阿克塔用摩托车载着我穿过一座大桥来到尼连禅河的对岸，一片稀疏的树林之间有条小路。“当年佛祖在河里洗了个澡，洗去身上的污秽，然后从这里上岸，继续南行。”他指着路旁一处残垣断壁补充道，“这就是后人为纪念佛祖上岸处而修建的佛塔，可惜只剩下底座了。”
我环顾四周，试图勾勒出那座佛塔当年的模样，却发现树林里遍地垃圾，肮脏不堪，佛祖生活的世界早已无法想象了。小路的尽头有棵大榕树，树干有一米多粗，树冠更是大得惊人，在树林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当年佛祖就是在这样一棵榕树下休息打坐，遇到一位名叫苏迦塔（Sujata）的村女，给了佛祖一碗乳酪米饭，他吃了后终于恢复了元气。”阿克塔对我说，“跟随他的那5名信徒看到此景，认为佛祖放弃了理想，便离他而去了。但其实佛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向南，来到一株菩提树下打坐，发誓不悟成正道就绝不起身。”
此时已近中午，气温超过了30℃，我浑身燥热难当，便脱了外套坐在榕树下休息。印度纬度低，加之三面环海，绝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气候湿热难耐，古人没有空调，肯定更难受，在大树下静息便成为印度人避暑的最好方式。再加上印度北方盛产大麻和鸦片，在高温和致幻剂的双重作用下，古印度人养成了打坐冥想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养活了一大批婆罗门，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主持祭祀活动，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同时代的大部分国家尚未达到如此高的社会分工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古印度出了很多思想家的原因，不是因为印度人天生聪明，而是环境与社会制度导致的结果。这批思想家使得古印度的哲学和数学水平领先于全世界，“零”这个概念就是印度人首先发明的，被誉为是数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印度比哈尔邦开设牛市的历史很悠久，当时人们用大象和马匹在象征吉祥的恒河上交易
休息了一阵，我们骑上摩托车继续往南走，一刻钟后便又回到了菩提伽耶镇，著名的大觉寺就坐落在镇中心。这是佛教最神圣的寺庙，其主体部分是一座高50多米的佛塔，很远就能看到。这座佛塔的前身是由印度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国王阿育王（Ashoka）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命人修建的，后来随着佛教的衰落而被人遗忘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公元600年左右建成的新塔，不过这座新塔后来又遭到了穆斯林军队的破坏，直到1885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拨出专款进行修复，这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整座塔都是用砖头砌成的，塔身上刻满了复杂细腻的几何图案，人形雕像数量很少。塔内供奉着一尊镀金坐像，佛祖身披黄色袈裟，大耳垂肩，双眼低垂，面容慈祥。
参观大觉寺不要钱，但必须脱鞋，可是这座寺庙的面积很大，又是露天的，游客们不得不踩着鸟屎前行。来此参观的游客成分极为复杂，既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印度本地人，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但人数最多的要算是来自亚洲各国的僧人团体，他们大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不论男女都只有一种颜色，与印度妇女色彩绚丽的纱丽形成了鲜明对比。
佛教史上那棵著名的菩提树的后代就种在大觉寺的后面，原树被阿育王的夫人下令砍掉了，因为她嫉妒丈夫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树下打坐，没时间陪自己。幸好阿育王的女儿将原树的树枝运到斯里兰卡扦插繁殖，这才算保住了树种。今天大家见到的这棵树是1885年翻修时从斯里兰卡那棵树上砍下来的树枝扦插而成，其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每天都有无数佛教徒在树下打坐诵经，试图借助这棵“正宗”菩提树的神力帮助自己提高修为。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找了个空地坐下来盘腿打坐，却发现自己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佛塔周围的空地上，来自泰国、缅甸、日本、韩国和斯里兰卡等佛教国家的信徒们各自圈一块地方集体打坐，由老和尚用麦克风带领大家念经，各种语言的诵经声此起彼伏，诵得我心慌意乱。突然一阵微风起，菩提树上掉下一片叶子，有两个眼尖的教徒迅速坐起来冲过去抢，一时间僵在那里。
“佛教徒们相信从这棵树上掉下来的叶子有魔力，得一片可保平安。”阿克塔悄悄对我说。
如果佛祖活到今天，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传说他当年走到这棵菩提树下，看到一个琴师在调弦，太松太紧都不成调。他由此得到启发，在树下打坐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明白“中道”（Middle Way）才是正解。此后他又花了七七四十九天反复斟酌，确信自己得到了真理。从此他自封为佛陀（Buddha），意为“觉悟了真理的人”。
2012年11月11日，印度金奈，排灯节前赶回家过节的旅客们坐在拥挤的火车车厢内
佛祖究竟悟到了什么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认为，他悟出了跳出轮回达到解脱的法门。按照尚教授撰写的《印度文化史》一书中的说法，佛祖意识到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八苦”，而痛苦的原因在于人有贪欲，有愚痴（惑），对世俗世界有执著。人只有抛弃一切世俗的追求，才可以达到无生无灭的极乐世界。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极端苦行或者沉溺于肉体的欢乐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外按照佛教的戒律生活（八正道），在内坚持修习禅定，深入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才能最终得到解脱，到达涅槃的境界，即获得最高级的幸福。
“我觉得佛祖如果活到现在，一定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阿克塔对我说，“他的很多主张都是反权威的，也是很理想主义的。”
尚会鹏教授也认为，佛祖提出的很多主张都是为了和婆罗门教对着干的，比如他提倡尊重生命，反对杀生，反对婆罗门教的动物祭祀制度，他还提出了“四姓平等”的主张，认为人不应该因为肤色、出身和贫穷而受到歧视，只有德高望重的婆罗门才值得尊敬。这些主张直接向婆罗门教的核心价值观——种姓制度发起了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佛祖对妇女却仍然有所歧视，他曾经对弟子说，对待妇女应该视而不见，如果必须看见那就不要说话，如果必须说话那就保持警惕。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松口，允许妇女成为佛教徒（比丘尼）。
参观完毕，我和阿克塔走出大觉寺，大街上熙熙攘攘，游客络绎不绝。我注意到马路正中央趴着一个要饭的少年，他的一条腿残疾了，细得像竹竿。我停下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虽然过往的行人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给他钱，有一位穿藏袍的僧人把手里的一罐未开封的软饮料放在了他的要饭碗里，但是几秒钟后，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位妇女，捡起那罐饮料放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原来这位妇女是个叫花头子，这条街上有好几个残疾儿童都归她管辖。距离这里不到20米远就有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但显然他是不打算管的。
印度乞丐的人数之多，年龄之轻，外形之惨，意志之坚定，绝对是世界之最。印度的乞讨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残疾人，缺胳膊少腿都算轻的，我曾经在火车站见过一个残疾乞丐，四肢全都萎缩成竹竿状，在地上爬行时看得我一阵揪心；另一种是老人和孩子，老人通常坐在火车站、繁华路口或者旅游景点的门外乞讨，儿童们则四处打游击，见到衣着体面的人就走过去用脏手抓住对方裤管，另一只手做出吃饭的手势。据我观察，儿童乞丐的背后大都有一个叫花头子暗中监视，这些都是职业的乞讨者。
“成年乞丐的情况我说不好，可那么多儿童当乞丐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家长们都哪去了？印度难道没有义务教育法吗？”我问阿克塔。
“法律倒是有，但执行不力。”阿克塔答，“我们这里的公立学校质量很差，学费虽然很低，但还是要交文具费和生活费，很多家长连这点钱都交不起，只好让孩子辍学。”
阿克塔带我去见他的好朋友拉维·库玛（Ravi Kumar），库玛办了一所私人学校，收容了几百名辍学生。学校建在一个古代佛塔遗址的旁边，传说这座佛塔是阿育王所建，为了纪念那个给了佛祖一碗乳酪米饭的村女苏迦塔。这样做既表明了学校的宗旨，又可以借此宝地吸引外国游客前来参观，便于接受捐款。
库玛先生受过很好的教育，曾经在大城市有份不错的工作，却自愿选择辞职回乡开办了这所学校。“我自己就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小时候就是在这样一所由志愿者开办的学校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才有了今天。”库玛告诉我，“所以我相信教育是农村孩子们最需要的东西，既然政府办不好，那我就自己来。”
印度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举世闻名。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公立学校所有注册教师中有1/4平时从来不上班，而上班的那些教师中有一半人从来不上课。根据一家印度教育机构所做的调查，只有不到一半的印度小学五年级学生能够达到二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水平。这就是为什么相当多的印度家庭宁愿花点钱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即使是很穷的家庭也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好在印度的私立学校也分两种，一种非常昂贵，全部用英文授课；一种则很便宜，普通家庭的孩子也上得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印度正在按照教育水平的高低而被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由文盲（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3）和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半文盲组成，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另一个则由私立学校的毕业生组成，他们是印度中产阶级的主体。
“比哈尔邦的教育状况尤其糟糕，因为我们曾经出过一个非常腐败的领导人拉鲁·亚德夫（Laloo Yadov）。”阿克塔补充道，“他把比哈尔邦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老百姓也越来越穷，没钱送孩子读书。”
“你们为什么不把他选下去呢？”我好奇地问。
“我可从没投过他的票，不过很多低种姓的人喜欢他，觉得他是穷人的代言人。”
这个亚德夫曾经是印度政坛一位呼风唤雨式的人物，他出身低种姓家庭，从小就能说会道，大学毕业后投身政坛，依靠个人魅力在1990年大选中获胜，成为比哈尔邦首席部长。他擅长在选举中打种姓牌，自称是低种姓群众的代言人，为此他不惜煽动仇恨，号召低种姓民众起来造高种姓的反，直接导致了种姓战争的爆发。为了获得穆斯林群体的选票，他甚至还曾故意装扮成本·拉登的样子参加竞选，此举招来了不少非议，但却让他获得了很多宝莱坞演员的欢迎，影星们喜欢这种有着鲜明个性的政治家，纷纷为他站台，替他拉选票。
上台后的亚德夫开始肆无忌惮地贪污，据说总额超过了2亿美元。在反对党的压力下，1997年他被迫辞职，却又成功地将他的文盲妻子推上了首席部长的位子，而且一坐又是7年，直到2005年才终于被选下了台。这期间比哈尔邦的实际掌权者毫无疑问还是他，也就是说，他担任比哈尔邦最高领导人长达15年之久。
下台后，亚德夫又当上了印度铁道部部长，直到2009年才终于离开了这个职位。不过他现在仍然是印度国会的议员，所有那些贪污指控都没能撬动他一根毫毛。
印度著名专栏作家格查仁·达斯（Gurcharan Das）在他那本畅销书《解放了的印度》（India Unbound）中专门写了亚德夫的故事。在达斯看来，这个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和种姓制度结合的后果，那就是进一步导致了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尼赫鲁政府便修改法律，强迫政府机关和大学必须把20%的位置留给低种姓民众。随着低种姓官员的人数越来越多，对选票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0%左右，也就是说，印度一半的公务员和大学生不是按照能力或者成绩而被挑选上来的，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达斯认为，这是印度式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种姓制度无论如何必须被打破，只不过他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力量，提高低种姓人群的地位和财富，而不是为了拉选票而强制推行人人平等的政策。
那么，早在2500年前就主张人人平等的佛陀后来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我决定追随他当年的脚步，去鹿野苑走一趟。
之三：鹿野苑初试啼声
摘要：传说佛祖悟道后一路向西走了200多公里，来到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Varanasi），在郊外的一个养鹿场首次开坛讲道，传播佛法。后人将此处称为鹿野苑（Sarnath），是仅次于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圣地。
传说佛祖悟道后一路向西走了200多公里，来到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Varanasi），在郊外的一个养鹿场首次开坛讲道，传播佛法。后人将此处称为鹿野苑（Sarnath），是仅次于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圣地。
去瓦拉纳西最好的办法是搭火车，但车票早就卖光了。“印度人通常会提前3个月就把火车票买好，像这样的热门线路早就没票了。”旅行社的人对我说，“你只能先坐出租车去距离最近的伽耶镇（Gaya）火车站碰碰运气，兴许有剩票。”
在印度做背包客，火车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个国家只有很少的几条高速公路，远距离交通几乎全靠铁路。印度的铁路系统最初是英国人投资建起来的，从1840年动工到1947年印度独立为止，英国人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铁路系统的国家。马克思曾经预言铁路将迅速把印度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化国家，但他的预言没有实现。事实上，印度几乎是所有具备发达铁路系统的国家当中唯一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印度火车票是出了名的难买，新德里和瓦拉纳西等热门地点有专门供外国人使用的售票厅，会有适量的特供票留给游客，但伽耶镇就没这个待遇了。我和大家一样排队买票，体验了一把普通印度人的生活。印度售票员的出票速度出奇的慢，平均每个人要花10分钟，购票者不但要出示证件，还必须填一张申请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什么的都要填，差一项都不行。另外印度人非常喜欢加塞，售票窗口永远围着一大堆人。好在他们不喜欢动真格的，只要我上前阻止，加塞者一般都会主动走开，避免和我发生正面冲突。
在印度仅次于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圣地鹿野苑
这里还有一个女性窗口，其实就是专为妇女留出的排队之处，让她们避免和男性发生身体接触，但仍然还得跟男人们抢位置，并不优先多少。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恰好说明了印度妇女遭受的性骚扰有多么严重。
排了两个多小时队后，我终于买到了一张卧铺票。印度没有动车，火车最高时速不到100公里，再加上停车频繁，有效时速不超过50公里，与30年前的中国差不多。印度的卧铺车厢格局和中国的很相似，但比中国的宽一些，过道一侧还能再安排两个竖着的铺位，也就是说每个单元要睡8个人，再加上经常会有买不到卧铺票的人偷偷过来蹭地板睡觉，印度的火车车厢比中国的更拥挤。另外，印度火车上的小贩特别多，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卖各种零食的小贩吆喝着走来走去，乘客几乎没办法休息。
印度火车还有一点和30年前的中国很像，那就是各种身份的人都不得不聚集在同一个空间里。我在印度旅行的过程中曾经和农村妇女、普通工人、大学生、国家机关干部、小职员、公司老板、高等法院的律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们分享过同一个车厢，这是因为大部分印度人可选择的公共交通工具非常有限，除非是巨富或者政府高级官员，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律平等。
200公里的路程，火车开了将近5个小时才到。瓦拉纳西火车站非常混乱，游客要和神牛野狗抢道，站台上到处是嚼槟榔后吐的口水印，铁轨上随处可见人畜的粪便和各种塑料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我在市中心找了家旅馆住下，却又被鞭炮声和喇叭声吵得睡不着。原来楼下有人举行婚礼，亲朋好友们簇拥着花车在街区转悠，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印度的大街上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各种宗教或者民俗仪式，对于游客来说这是印度吸引人的地方，但同时也说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公德心，分不清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别。比如，我访问过的大部分印度家庭内部都很干净，但一走出家门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我坐“摩的”来到了距离瓦拉纳西市中心10公里远的鹿野苑，司机把我放在了一座耆那教（Jainism）寺庙的门前。这座寺庙紧挨着鹿野苑，外表看很不起眼，内部也是相当低调，布置得极为简单，与耆那教的教义非常吻合。
耆那教创始人大雄筏驮摩那和佛祖释迦牟尼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大雄所创立的耆那教同样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主张通过苦修来悟得正道。当年佛祖正是因为看到了耆那教徒在森林里苦修，才决定去山洞里待了6年。后来佛祖悟出了“中道”，但耆那教我行我素，仍然相信苦修是唯一的道路。耆那教徒认为一切杀生的行为都是可耻的，甚至包括植物，因此耆那教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甚至不吃土里长的东西，因为怕伤到小虫子。圣雄甘地的母亲就是耆那教徒，甘地的所作所为与耆那教有非常大的关系。
耆那教和佛教均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那段时间印度出现了很多宗教流派，史书中称其为“沙门”（Sramana）。佛经中常提到的“六师外道”指的就是沙门思想中有影响力的学派及其领袖。尚会鹏教授认为，沙门思想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印度土著文化和雅利安文化之间的融合尚未完成（佛祖本人就是黄皮肤的土著），另一方面也说明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执掌经济和行政大权的世俗贵族刹帝利的势力飞速上升，而商业的发达使得吠舍的地位也逐渐增长，两者都对婆罗门至高无上的权威发起了挑战。而佛教和耆那教的核心都是反对种姓制度，对刹帝利和吠舍阶层很有吸引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从众多沙门当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孔雀王国的国教。
这一切始自鹿野苑，佛祖在这里首次公开布道，传播他刚刚悟出来的“中道”。为了纪念这次活动，阿育王将此处改建成一座寺庙，修了一座高达100米的佛塔，据说鼎盛时期有1500名僧侣在此研习佛法。不过后来随着佛教的衰落，以及穆斯林军队的洗劫，鹿野苑被世人遗忘了。殖民地时期英国考古学家经过仔细研究，终于在1835年重新发现了鹿野苑遗址，并使之重见天日。
如今的鹿野苑更像一座公园，总面积大约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绿色的草地上点缀着黄色的残垣断壁，一队队身穿同样服装的佛教旅行团成员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寺庙残骸上贴满了金箔，佛教徒们不顾公告牌上白纸黑字的禁令，买来金箔贴在墙上祈求佛祖保佑。更多的佛教徒买来各种贡品摆在地上，其中不但有香烛纸马等常见贡品，甚至还有花生糖和软饮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个白人佛教徒，他们一直安静地在佛祖首次开坛讲道处打坐，我观察了他们一个多小时，居然一动不动。
那座100米高的佛塔还在，只是塔顶早已倒掉了，只剩下一个20多米高的底座。一个泰国佛教团在佛塔背阴的地方打坐，领头的和尚用麦克风带领大家念经。这个画面和当年佛祖讲经的画面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佛祖是面对听众的，今天这个和尚则是面向佛塔，背对信众；第二，佛祖是在讲解自己对“中道”的理解，而今天这个和尚则是在照本宣科，带领大家背诵佛教咒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走进鹿野苑佛教博物馆寻找答案。这个博物馆展出了当年英国考古队在此地挖出来的大量古董，最有名的当属阿育王石柱的柱头。阿育王当政时在境内竖了无数根刻有诏文的石柱，鹿野苑的这根石柱最有名，柱身依然竖立在鹿野苑内，华丽的柱头被安置在博物馆的门厅里，柱头上刻有4头雄狮，分别面向4个方向，雕刻工艺非常考究，印度共和国的国徽就是以此为蓝本制作的。
这座博物馆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佛教各个时期的文物展，以及相关历史介绍。早期佛教文物大都是器物或者抽象图案，因为佛祖不喜欢搞个人崇拜，希望信徒们把自己当成普通人。早期佛教典籍还记载了佛祖晚年的各种疾病，从中我们知道他患有严重的背痛病，痛苦难当，绝不是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
佛祖在世时还反对咒语和巫术，认为这是婆罗门教的愚人糟粕，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念咒达到涅槃的境界，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冥想和思考来实现。他还反对婆罗门垄断知识的传播渠道，他相信知识应该被所有人分享，所以他四处开坛讲道，其实就是传授人生经验。
从某种角度看，佛祖本质上就是一个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开创的佛教完全不像宗教，不仅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提倡个人崇拜，不搞繁琐的祭祀仪式。他倡导的轮回说可以理解为世间万物都有联系，互为因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正确的。他相信人人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和出身歧视；他认为物质享受不能带来幸福，只能依靠打坐和冥想，回望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最后这条更是符合现代观念，难怪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次佛教复兴，至今方兴未艾。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宗教，为什么在其发源地却几乎失传了呢？我在这家博物馆里找到了答案。馆里展出了很多佛像，都是佛教后期的作品，那时的佛教徒们已经忘记了佛祖的遗训，把他当成神供奉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佛祖像都是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千篇一律。
不知为何，博物馆的尽头展出了一尊湿婆雕像，这位印度教的大神足足有3米高，面容凶恶，他正用自己的10只手跟妖魔搏斗，每只手的动作都不一样，每个动作都有讲究。与周围那些佛像相比，这尊湿婆像无论是雕刻艺术还是传奇性都更吸引人。
佛祖，就是败在了这位面目狰狞的湿婆手里。
袁越：特蕾莎与披头士
发布时间:2013-01-31 14:15 作者:袁越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来源日期：2013-01-28 | 责任编辑：黄南
摘要：印度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从这两件事开始讲起。
1975年1月2日，在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建的收容所内，特蕾莎修女正在安抚病人
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有个焚尸场，就建在恒河边上。一天下午我来到此处，正赶上一家人送别亲人。死者是位老人，赤裸着身体直挺挺躺在床上，他的儿子正在给老人全身涂油，亲戚朋友们则站在一旁聊天，表情平静，好似正在野餐。一头牛慢慢走过来，偷吃花圈上的小黄花，几只野狗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摇尾乞食。
距离此地几米远的地方，一堆柴火正在熊熊燃烧，空气中充满了怪异的味道。死者的衣服早就烧光了，露出的两条小腿被大火烤得通红。突然，一条小腿从膝盖处断开，垂到了地上，焚尸工人见状立即走过去，用一根长木杆把那条腿掀起来，重新放到火上烧。
印度教徒对待死亡的态度极为奇特，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例。当年特蕾莎修女正是对这种态度非常不满，下决心要改变它。而披头士乐队则正相反，被印度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迷住了，专程前来朝拜。
印度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从这两件事开始讲起吧。
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特蕾莎修女的故事必须从加尔各答开始讲起。
如果说新德里的地位相当于北京，孟买相当于上海，那么加尔各答就相当于广州，当年英国人就是从这里进入印度的。打头阵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打破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垄断地位，英国人选择了西孟加拉邦作为突破口，加尔各答是印度内陆通往孟加拉湾的重要港口，东印度公司以此为基地，开始和印度人做生意。1757年，一次偶然事件引爆了“普拉西战役”，这场战役就像鸦片战争一样，打开了大英帝国进入印度的大门，从此印度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定都加尔各答。可惜这里的气候和广州一样炎热潮湿，导致蚊虫肆虐，传染病频发，最后把英国人折腾得实在受不了了，这才迁都德里。
在普通印度人心目中，加尔各答是印度的文化中心，不但盛产哲学家和电影导演，印度仅有的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泰戈尔、物理学家拉曼和特蕾莎修女）也都住在加尔各答。但是对于欧洲游客来说，加尔各答是贫穷的形象代言人，来加尔各答旅游就是为了参观贫民窟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特蕾莎修女，这位197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加尔各答开办的“垂死者收容所”等一系列慈善机构吸引了众多西方媒体的关注。
这家收容所位于加尔各答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加里神庙”的旁边，非常好找，但是进来参观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国游客，印度人极少。收容所门前有很多乞丐在讨饭，其中不乏残疾人。还有几个人裹着毯子睡在收容所的大门外，不知道他们是流浪汉还是前来等待被收容的病人。
我跟随几个外国游客走进收容所的大门，立刻感觉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先是鼻子里闻到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道，然后眼前出现了一间大病房，看上去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整齐地摆满了病床，床单是塑料的，显然是为了便于清洗。几十位身穿蓝色病号服的病人躺在床上发呆，还有几个在病房里踱步，所有人都面无表情。与他们的呆滞迟缓相对应的是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年轻人为主，男女都有。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里除了特蕾莎修女的画像之外没有任何装饰物，厚厚的墙壁挡住了外面的喧闹，整间病房的气氛肃静得有些压抑。靠门的桌子上放着特蕾莎修女当年的日记，上面记录了很多数据。我发现来这里的病人基本上有一半都死去了，还有一半活下来的人要么出院，要么转到了其他慈善机构。
此时正好到了午饭时间，几位男性志愿者从厨房端出一大锅米饭和几盆咖喱蔬菜，一位修女负责给每个人盛饭。一部分病人还能走路，自己拿着饭碗过来盛饭，但更多的病人已经无法照顾自己，需要志愿者挨个喂饭。我看到一位亚洲人也在喂饭，便走过去搭讪，对方竟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志愿者，而且已经在这里做了3个星期义工了。“我腾出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加尔各答是其中的一站。”这位来自广东的小伙子对我说，“我很想体会一下帮助人的感觉，就来这里做义工。”
他告诉我，这里有20多名志愿者，照顾80个病人。收容所不提供食宿，志愿者们每天一早来帮忙，晚上回各自的旅馆睡觉。收容所对志愿者有严格的要求，每人都要填一张极为详细的申请表，并接受严格的背景调查。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人基本上就是来等死的。”他一边喂饭一边对我说，“来这里的大都是患有绝症的人，收容所只提供基本的护理，比如打个点滴什么的，不负责治病。”
“为什么不送医院呢？”我问。
“谁出钱？来这里的基本上都是无家可归的穷人，收容所只是让他们死得有尊严罢了。”
“我听说这里不给病人吃止痛药，有这回事吗？”我接着问。
“确实是这样。不过这是天主教会的规矩，我就不评论了。”
突然，一位修女走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这里只能简单看一看，不能和志愿者说话，你已经待了20分钟了，请你离开。”
“我是记者，能采访一下你们吗？”我问。
“请你去'特蕾莎修女之家’申请，没有总部的批准，我们不能接待记者。”
第二天，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特蕾莎修女之家（Mother Teresa' House），这是当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住所，如今变成了特蕾莎博物馆，兼做“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总部。这地方位于加尔各答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上，马路两边有好多殖民时期留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从外表看富丽堂皇，保存得非常完好。但是马路两边却住着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平时占用宝贵的道路资源摆地摊维持生活，晚上就在路边席地而卧，吃喝拉撒甚至洗澡也在马路上解决。
车子开到目的地，我刚一下车，一位中年汉子就跑过来主动要求给我带路，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也围过来问我要钱。等我终于摆脱了孩子们的纠缠走到大门口时，那位汉子突然伸出手掌，原来他也是来讨钱的。
“特蕾莎修女之家”位于一条小巷的深处，大门旁边的墙上贴着用各种文字写的警告语，告诉大家这里是神圣的地方，不准随地吐痰，不准大声喧哗。可惜印度人根本不理，这条巷子和任何一条印度街道没什么两样。
我走进接待室说明来意，结果碰了钉子。“前些年媒体报道得太多了，有很多负面新闻，我们决定今后不再接待记者了。”一位负责人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你可以去博物馆参观，特蕾莎修女的生平都写着呢。”
我走进那家小小的博物馆，屋子一侧安放着特蕾莎修女的棺材，几位游客跪在地上静默不语。另一侧是展览馆，里面有不少特蕾莎修女用过的器物，以及她的生平简介。她的本名是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年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斯科普里﹙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家庭。她从小就特别虔诚，12岁时便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18岁时她远渡重洋来到印度传教，亲眼目睹了印度人民的艰难生活。她在一篇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游廊里挤满了病人，
到处都是苦难和折磨，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
眼神里充满渴望，
我的心因为喜悦而狂跳不止，
我终于可以模仿我最敬爱的耶稣基督，
像他那样给这个世界带来安慰。
1947年东巴基斯坦（后改名孟加拉国）脱离印度独立，加尔各答一夜间涌入了数以万计的印度教难民，他们为了躲避迫害而仓皇出走，满大街都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穷苦人，其中不少人已经病入膏肓，却又无人照料。为了让这些病重的人能够有尊严地死去，特蕾莎修女于1952年成立了“垂死者收容所”。这是西方人的叫法，孟加拉文原文为Nirmal Hriday，意为“仁爱的心”。由此可见，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医院，而是一个展示上帝仁爱之心的特殊的教堂。
为了更好地传教，特蕾莎修女甚至加入了印度国籍，此后她一直住在加尔各答，直到1997年因病去世。但是，她开创的“仁爱传教修女会”依然在正常运作。就在距离总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修女会开办的孤儿院，我过去参观，正好看到一对夫妇从一辆希尔顿饭店专用出租车上下来，原来他俩是志愿者，他们的任务就是来这里陪孩子们玩。
这座孤儿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专收残疾儿童，大部分都是脑瘫儿，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随时照顾；另一个部分是被遗弃的健康孤儿，他们大都活泼可爱，不怕生人，很喜欢和志愿者们一起玩。果然，这对夫妇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一片，院子里笑声不断，其乐融融。
这时，又有一对白人夫妇进来参观，陪同他们的是一位印度中年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看上去像是个导游。他看见我在照相，主动走过来问我从哪里来，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他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跟印度过不去呢？我们印度人从来没把你们当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巴基斯坦。”
他自称名叫阿奴布·萨哈（Anub Saha），是印度旅游局的一名官员，这次是陪外国同行前来视察加尔各答旅游资源的。他指着院子里正在玩耍的孩子们继续说：“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印度教家庭的孤儿，父母们生了孩子却又养不起，便丢在大街上。穆斯林就不同了，他们有一套体系，保证每个穆斯林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萨哈告诉我，穆斯林孩子可以上一种专门的伊斯兰学校（Mandrasa），这种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连生活费也是全免的，所以98%的穆斯林孩子都有学上。伊斯兰学校的经费大都来自海湾国家，但是因为印度法律不允许政府干涉宗教事务，因此印度政府拿它没办法。
“正因为这个原因，如今平均每个穆斯林家庭生育7个孩子，印度教家庭只生2个，大城市甚至更少，其结果就是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印度教徒。1947年印度独立时全国一共只有2000万穆斯林，现在是2.3亿，增长了11倍，而当年印度教徒总人数约为2.7亿，现在是7亿，只增加了不到3倍。”萨哈忧心忡忡地说，“再加上穆斯林比印度教徒更团结，投票结果更一致，我打赌过不了多久印度就会选出首位穆斯林总统，到那时印度就不再是一个世俗国家了。”
“印度还有一件更危险的事情，那就是人口爆炸。”萨哈接着说，“如今印度平均每天新出生7万个婴儿，其中2万死亡，活下5万。总的来说，印度每年新增1400万人口，很快就将超过你们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负担。”
我注意到孤儿院的墙壁上贴满了宣传画，用英语和印地语写满了“上帝爱孩子”、“孩子是上帝的礼物”等口号。英国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认为，特蕾莎修女之所以办孤儿院，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帮助孤儿，而是为了打击计划生育政策。希钦斯写过一本名为《教士姿势》（The Missionary Position）的书，指责特蕾莎隐瞒了捐款数字，而且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不惜为独裁者和犯罪分子站台。
如果说这个罪名还可以原谅，那么阿鲁普·查特杰（Aroup Chatterjee）撰写的《特蕾莎修女：终极裁决》（Mother Teresa：The Final Verdict）中揭露的很多事实就不那么好解释了。查特杰是土生土长的加尔各答人，后来去英国读书，毕业后留在英国当了一名医生。他早年非常尊敬特蕾莎修女，但他来英国后发现特蕾莎为了宣传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惜把加尔各答妖魔化成贫民窟的化身，严重扭曲了他家乡的真实形象，从此他对待特蕾莎修女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开始调查她的历史。书中他举了很多案例，证明特蕾莎的行动目的只是为了传教，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换句话说，印度只是特蕾莎修女传教的工具而已，她并不真的爱这个国家。比如1995至1996年西孟加拉邦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上百万人无家可归，就连加尔各答的妓女都走上街头为灾民募捐，但是特蕾莎修女却没有为自己的城市做任何事情，而是坐着私人飞机周游世界，和大人物们会面，宣传自己是多么地爱加尔各答人民。
更重要的是，查特杰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分析了特蕾莎修女控制的慈善机构的所作所为，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很多做法都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对被救助者造成了伤害。我后来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位资深的日本志愿者，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个说法。这位志愿者名叫矢崎京子，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做了半年义工，甚至为此专门学会了印地语，能够和当地人进行日常交流。她告诉我，特蕾莎相信只有经历痛苦才能体会到耶稣的爱，所以无论病人多么疼，她都不给病人服用止痛药。她还崇尚简约，不喜欢高科技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孤儿院一直没装空调而只有电风扇的原因，结果有一天加尔各答出奇的热，一位脑瘫孩子被活活地热死了。
“我向她们提过多次建议，但一直没有被采纳。”她告诉我，“我当然知道她们的目的是为了传教，我对这个没有意见，其实我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没有私心，事实上我也想通过做义工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而且这个工作让我的自我感觉更好了。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给病人带来伤害就不好了。”
“抛开这个个案不说，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能否给印度带来长久的改变吗？”
“这也正是我困惑的地方。我曾经在海地做过义工，结果那个国家养成了对外国援助的依赖症，至今无法自力更生。收容所也有这个问题，很多病人其实都是乞讨者，身体状况越糟糕就越容易讨到饭。于是我见过很多病重的人还没等身体完全康复就急着出去，因为如果病完全好了讨饭就没有优势了。这样的社会状况如果不改变，慈善机构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收到效果。”
路透社驻加尔各答记者苏乔·杜哈（SujoyDhar）觉得问题不在特蕾莎修女。“她只是个普通人，不是神，我们不能把她当作神来要求，指望她解决印度所有的问题”。杜哈对我说，“我觉得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这一点对于向来是一盘散沙的印度教徒来说尤其重要。她用行动为解决印度的贫困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他人也可以照她的样子来，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离开孤儿院，我来到了加尔各答的老城区。这里和印度其他城市一样，路边也有不少残疾的乞丐和衣衫褴褛的无家可归者，大街上同样充满了各种噪音和垃圾。但是当我离开主干道，钻进一条小胡同，立刻发现这里同样也不缺秩序和快乐。我看到厨子们在和面，裁缝们踩着缝纫机，家庭妇女在晾衣服，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着板球，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只有野狗和神牛无所事事地躺在太阳底下发呆。
在我看来，特蕾莎修女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印度人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信仰，无论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是对待死亡的态度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披头士乐队当年正是被印度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哲学理念所吸引，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国家寻找灵感。
1967年12月18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晚会上，约翰·列侬（右）和乔治·哈里森（左）与发明了“超脱静坐”灵修法的马哈里什（中）在一起
披头士的故事
恒河是印度教的圣河，河水冲出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平原的那个节点是恒河上仅次于瓦拉纳西的第二大朝圣之地。印度人专门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城市——哈瑞迪瓦（Haridwar），接待来此地沐浴的朝圣者。信徒们最喜欢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下河沐浴，12月时候天气已经很凉，早晚温度都接近零度，但这不妨碍虔诚的印度人脱得只剩下内衣内裤，勇敢地跳进水中接受恒河的洗礼。
从这里顺流而上，半小时后就到达了小镇瑞诗凯诗（Rishikesh）。小镇周围全是原始森林，本是老虎和大象的游乐场。40多年前，一位名叫马哈里什·马赫什·尤基（Maharishi Mahesh Yogi）的印度灵修大师看中了恒河边上的一处林地，把它买了下来，建起一处灵修中心（Ashram）。此后围绕着这个灵修中心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灵修中心，瑞诗凯诗成了公认的“印度瑜伽之都”。
我到达时正值中午，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奔腾的恒河水呈现出迷人的浅绿色，与两岸郁郁葱葱的森林相映成趣。大部分灵修中心都设在恒河东岸，走过一座吊桥即可到达。虽然街道上人头攒动，但是按照印度的标准衡量，这里的人气算是很低的了，尤其是外国游客更是少得可怜，与传说中的全世界瑜伽爱好者集中地很不相符。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原因，这里纬度和海拔都很高，12月的白天气温也就10℃左右，坐久了需要穿棉衣，而瑜伽发源于炎热的印度平原，是个夏天特有的修行方式，穿着棉衣是没办法练的，所以大部分爱好者都离开了。
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灵修中心，房间条件简陋，但价格极为便宜，还可以免费上灵修课。我随便挑了个灵修中心住下，然后去上课。我参加的这个班只有10人左右，老师很年轻，留着长发，看上去挺帅的。但他的课基本上就是打坐，一个姿势静坐10分钟，再换一个姿势静坐10分钟，有时再辅以一句咒语。大部分动作都很简单，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大冬天一群人穿着羽绒服坐在地毯上一动不动。
这种灵修方式的鼻祖正是那位马哈里什，此人据说出生于1918年，但印度大师们经常修改自己的出生日期，所以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年纪。马哈里什是个有文化的大师，早年学的是物理学，拿到过学士学位。不过他毕业后没有从事物理研究，而是师从一位瑜伽大师学习灵修术，并自创了一套理论，取名为“超脱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就是说你只要一边静坐，一边心里默念咒语，就能达到极乐世界。马哈里什这个名字其实是他自封的，在印地语里是“圣人”的意思。
马哈里什的学说在当时曾经遭到不少印度灵修大师的指责，认为他宣扬一个人不需要苦修或者禁欲就可以达到涅槃的境界，是一种投机行为，违背了印度教教义。但是这一理论却受到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欢迎，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正在经历一次信仰危机，不少内心苦闷的年轻人希望从东方哲学中寻找出路，而当时中国尚未开放，印度是他们的首选。马哈里什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一点为他加了不少分，再加上他的这套理论相当简单，很符合西方年轻人速成的要求，因此得以从众多印度灵修大师中脱颖而出。他从1958年开始，花了近10年时间在欧美各国开坛讲道，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但始终没能大红大紫，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位知名度高的大腕儿替他站台。
1967年的某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马哈里什要在伦敦开课传道，披头士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妻子帕蒂闻讯后一定要丈夫同去。哈里森早年曾经跟随印度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学习印度音乐，并将其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他是披头士乐队的四人中对东方文化最感兴趣的一位。哈里森说服乐队其他三人一同去听讲，结果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来到演讲厅时发现，马哈里什在第一排给他们预留了显眼的位置。
演讲开始后，披头士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大师个头矮小，声音尖细，不知为何经常无缘无故地傻笑，满脸络腮胡子一颤一颤的，样子有点滑稽。他整晚上都在劝说听众们放弃迷幻药，改用他发明的“超脱静坐”的办法来达到极乐世界。他会给每个信徒一个神秘的咒语，只要在静坐时不断默念这个咒语就会很快达到效果。为了演示一下静坐的力量，马哈里什当场进入状态，一动不动长达10分钟，把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其中最惊讶的当属约翰·列侬，他当时吸毒成瘾，正在寻找替代之法，很自然地被马哈里什吸引住了。
散会后，马哈里什特别邀请披头士们去贵宾休息室单独传道，并邀请他们去威尔士参加一个传道法会，披头士们立刻就答应了，并一致决定不坐专车，而是搭乘普通火车自行前往。第二天，马哈里什的新闻发言人把披头士要去参加法会的消息透露给了英国媒体，结果出发那天，无数小报记者把火车站堵了个水泄不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披头士去听马哈里什传道了。
有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列侬的妻子辛西娅（Cynthia）被人潮挤得掉了队，没赶上火车，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离他而去。当时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辛西娅后来回忆说，当时她就预感到列侬将离她而去，后来果然应验了，列侬和辛西娅离婚，娶了小野洋子。
第二天，披头士们正在法会上听讲，他们的恩人、乐队前经纪人布赖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因服毒过量死在家中。消息传来后，大家都去问马哈里什该怎么办，他从园子里采来一些花，给每个人发一朵，然后让他们把花在手心里捻碎。“你们看，美丽的本质只不过是一些水分和细胞罢了，所有物质世界的美终究是一些幻象，精神世界才是永恒的。”他说。
马哈里什让披头士们大笑，并说这样会帮助爱泼斯坦的灵魂进入永恒的极乐世界。结果披头士们笑着出席了记者会，并在笑声中把他们的恩师彻底遗忘了。
法会结束后，马哈里什又邀请披头士们跟他去印度继续学习。几天后，乐队经纪人彼得·布朗（Peter Brown）突然接到美国ABC电视台打来的电话，称马哈里什正在和电视台商谈一个关于他的特别节目，披头士已经答应出镜。布朗立刻去找马哈里什要求解释，这位大师没有正面回答布朗的质问，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哈里森站出来为马哈里什打圆场：“他不是个很摩登的人，不会懂这些事情的。”
1968年2月，披头士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瑞诗凯诗，住进了马哈里什的灵修中心。他们原本做好了吃苦的准备，谁知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有非常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仆役成群。马哈里什自己住在一个宫殿似的房子里，有自己的专用厨师和会计师，甚至还有自己的直升机！这下轮到披头士们傻眼了，这人可一点也不土啊！
与披头士一起进驻的还有几个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和音乐家，以及一批从美国来的文艺青年。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房间里，白天在马哈里什的带领下学习“超脱静坐”之术，晚上聚在一起弹琴唱歌，日子过得挺逍遥。披头士们很久没有如此放松过了，没有记者和歌迷追逐的日子还真不错。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才思如泉涌，创作了大量歌曲，其中大部分都收录于那张著名的《白色专辑》（White Album）中。
但是，瑞诗凯诗毕竟是个偏远的地方，生活条件和城里没法比。鼓手林格·斯塔尔（Ringo Starr）最先受不了了，10天后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里。下一个离开的是麦卡特尼，他是四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很快看出了猫腻，怀疑这是一场骗局，马哈里什是想利用他们的名气为自己做宣传。剩下的两位成员都很虔诚，列侬第一次远离毒品长达两个多月，自我感觉非常好。
就在此时，列侬的一个好朋友、音响工程师“神奇的亚力克斯”（Magic Alex）来到了这里。当他得知马哈里什要求披头士把自己收入的10%～25%贡献给他时，便开始怀疑此人的动机。不久，他发现马哈里什居然偷偷地在吃鸡，于是便开始暗中调查，结果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内幕：马哈里什曾对一个从美国加州来这里学习的女孩动手动脚，于是他决定设一个圈套抓个现行。一天晚上，亚力克斯和几个朋友一起躲在马哈里什房子的四周，然后让那个女孩去向马哈里什求经。他们约好一旦马哈里什开始图谋不轨，女孩就大喊大叫。可女孩进了马哈里什的房间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也没有叫喊。亚力克斯忍不住偷偷扒窗户往里面看，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马哈里什已经得手了，但不知他施了什么魔法，那个女孩却没有按约定喊叫。亚力克斯只好自己弄出些响动，马哈里什以为外面来人了，便急忙穿上衣服，把女孩打发走了。
当亚力克斯回来向列侬和哈里森报告时，哈里森坚决不信，而列侬则起了疑心。三人争论了一夜，终于决定还是离开这里为好。第二天，当列侬和哈里森去向马哈里什辞行时，马哈里什异常愤怒，他已经约好了ABC摄制组来这里拍片的，这下全都泡了汤。亚力克斯预计马哈里什一定会为他们制造麻烦，便自己去附近的小镇叫出租车，结果发现那个小镇的人都预先得到了马哈里什的口信，拒绝租车给亚力克斯。最后他好不容易出高价找来两辆旧车，大家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就仓皇出逃。不知是不是因为马哈里什施了什么魔法，两辆车都先后坏在了路上，让他们在太阳底下苦等了3个小时，受尽了折磨。
回到英国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一旦泄露出去的话很丢人，便决定集体封口。外界一直不知道瑞诗凯诗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1983年布朗写了一本书，把这段经历和盘托出，这才真相大白。
可惜真相暴露得太晚了，马哈里什利用披头士的名气赚了很多钱。2008年他去世时，仅在美国申报的财产总价值就高达3亿美元，欧洲的财产就更多了。那次事件后，麦卡特尼和斯塔尔都放弃了对东方宗教的追求，而哈里森则仍然对印度文化很感兴趣，并成了另一支印度教派“哈里·克里什那”（Hare Krishna）的忠实信徒。列侬的反应最强烈，他不能接受自己被骗了，对马哈里什非常愤怒，还写了首歌大骂马哈里什，只是最后出版时怕惹麻烦才改名叫作《性感的赛迪》（Sexy Sadie）。歌中唱道：
性感的赛迪你干了些什么，
你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难堪，
性感的赛迪你违反了规矩，
你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给世人看。
这个灵修中心仍在，但是自1990年开始就无人照管了。为了逃税，马哈里什放弃了这个地方，举家搬到了欧洲。几个当地农民趁机占领了此处，每一个来此参观的人都要被强行收取50卢比的买路费。
虽然被荒废了20多年，我仍然可以感觉到当年奢华的样子。每一幢别墅都有单独的院子，周围绿树环绕。我在一间荒废的礼堂里看到好多涂鸦，画着披头士、马哈里什，以及好几位印度灵修大师的肖像。原来这是一群爱好印度文化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他们还列出了自己的网站，号召全世界的艺术家前往入伙。这么多年过去了，马哈里什仍然有这么多崇拜者，看来这场西方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最终以骄傲的印度人获胜而告终。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来源日期：2013-01-28 | 责任编辑：黄南
“白金”的故事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关键字:印度,棉花,民主制度
印度是个农业大国，印度农业的支柱之一就是棉花，印度人称其为“白金”。棉花产自印度，印度的纺织业曾经称霸全世界，也曾经被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击垮。研究印度棉花产业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
孟买是印度最大的商业城市，如今的孟买虽然也像今天的上海那样修建了很多高架桥，但整体市容却更像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冠冕堂皇的西式建筑之间是狭窄拥挤的街道，马路两边全是临时搭建的低矮民房，里面住满了从乡下进城打工的穷人。孟买近郊一座高架铁路桥旁边有一幢被遗弃的石头房子，屋顶早就没了，窗户和门也几乎被拆光了，但和周围各式各样的贫民窟相比一点也不显得突兀。
“这是日本的棉花交易所，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印度棉花协会（Cotton Association of India）主席迪仁·塞斯（Dhiren Sheth）先生向我介绍说，“孟买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棉花交易中心，棉花业是孟买人的骄傲。”
孟买的棉花交易中心就建在日本棉花交易所的旁边，当年的棉花验收站如今却早已空空荡荡，只在墙上保留着用各国文字撰写的铭牌。这幢古老建筑如今仍在使用，是印度棉花协会的办公楼，印度棉花产业的行政管理，以及棉花纤维的鉴定分级等工作仍然在此进行。塞斯带我乘坐老式拉门电梯来到顶楼，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孟买市。市中心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之间能看到数个老式烟囱，但烟囱下面却什么都没有。
“这些烟囱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的棉纺厂，如今这些工厂全都搬到内陆去了，但孟买市政府专门把烟囱保护下来留作纪念，希望孟买人民不要忘记这座城市当初是靠什么建起来的。”
棉花改变世界
作为野生植物的棉花遍布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热带和温带地区，但最早将其作为农作物加以种植的是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开创的哈拉帕（Harappan）文化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考古证据显示，哈拉帕人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学会了怎样将棉花纺成棉布，制作成衣服和其他日用品。
已知关于棉花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他在公元前5世纪时首次提到棉花，说印度有一种奇怪的树，可以长出羊毛。当时欧洲人只会用羊毛或者亚麻做衣服，而棉布比它们更易染色，再加上印度盛产植物性染料，所以印度很可能是所有古代文明当中衣着最鲜艳的民族。13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盛赞印度的棉布，称其为全世界最美的织物。
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成功地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往印度之门。葡萄牙人一开始主要做香料贸易，但他们很快发现印度棉布也很赚钱，从此他们的货船里又多了一样货品。为了保护本国的羊毛业，英国政府早期曾经立法禁止棉花交易，直到1670年之后才引入了棉布。棉布价格便宜，穷人也穿得起，而且棉布易清洗，是做内衣裤的好材料。后人评论说，是印度的棉布改变了欧洲人对服装的审美趣味，并提高了他们的个人卫生水平。
17世纪末期，印度控制了全世界1/4的纺织品贸易，但是1764年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纺织品市场的格局。这一年英国人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5年后，另一位英国人理查·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再后来，蒸汽机取代了水力，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机器织出来的棉布价格更便宜，质量也更有保障，英国棉布迅速销往全世界，打垮了各国的本土纺织业，印度也不例外。1831年，117名加尔各答商人联名上书英国枢密院，抱怨印度本土的纺织业被英国进口的棉布彻底打垮，生意没法做了。
织布需要原料，英国的棉花进口量迅速增加。1764年英国进口棉花总量只有400万磅，1801年猛增到5600万磅，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1607年棉花首次在弗吉尼亚扎根，很快就成了美国最赚钱的农作物，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新兴国家赚到的第一桶金。事实上，美国人惠特尼于1793年发明的机械轧棉机（Cotton Gin）被公认为是纺织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这种机器能迅速将棉花纤维和棉籽分开，这是传统纺织业最费工的一道工序。有了轧棉机后，棉布终于得以全面替代了羊毛和亚麻，成为全世界最廉价、使用最广的纺织品。
轧棉机虽然省劳力，但棉花仍然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农作物，于是美国开始从非洲贩运奴隶来种棉花，他们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甚至间接地改变了人类的音乐史。黑人棉农们自娱自乐的弹唱演变成了布鲁斯，从中诞生了爵士乐和摇滚乐，世界流行音乐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黑奴问题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棉花出口变得极不稳定，英国纺织业断了口粮，不得不转向印度。作为距离印度产棉区最近的港口，孟买成了印度棉花的交易中心，孟买商人们纷纷去乡下鼓动印度农民改种棉花，印度就这样从一个棉布出口大国转变成了棉花种植大国和出口大国。
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一位名叫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的英国园艺爱好者于1820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皇家农业与园艺协会”（Royal Agri-Horticultural Society），虽然早期成员大都是住在印度的欧洲人，但这是印度境内第一个与农业技术有关的科学学会，为印度的农业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该协会还出版了一本期刊，内容涵盖气候、土壤、种子、灌溉和畜牧等多个领域，是第一本研究印度农业问题的科学期刊。正是在这家学会的帮助下，印度引进了美国的长绒棉，但是这个新品种需要健全的灌溉系统和充足的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作为支持，印度农业尚处于靠天吃饭的原始阶段，没法满足这些条件，导致这批新品种在印度遭到惨败。
自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放宽了技术出口限制，一批印度商人引进了织布机，开始在印度设厂制造棉布，逐渐夺回了被英国人占领的国内市场。据统计，1896年时印度本土生产的棉布只占国内需求总量的8%，1913年就上升到20%，1945年时则达到了76%。从现代的角度看，印度棉花业和纺织业的兴衰是商业竞争的一个必然结果，类似案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但在当年的印度，此事被当作英国殖民者剥削印度人民的经典案例，遭到印度各界精英的痛斥，圣雄甘地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他不但反对向英国出口棉花，而且反对引进英国人发明的织布机，以及其他各种先进技术。他相信印度人只有回到农耕时代，才能真正摆脱英国的影响，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逐渐恢复过去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丢弃掉。”他在一次集会上对支持他的民众说，“你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非暴力的理想，这种理想只能从自给自足的乡村中找到。”
甘地相信印度的传统文化是幸福的源泉，他号召印度人放弃英语，学习梵文，从印度教典籍中学习生活技能，寻找人生智慧。为此他特意学会了纺线，自己给自己做衣服，并号召民众用印度的传统方式生产生活必需品。初版的印度国旗中间有个轮子，据说那就是甘地提议加上去的，代表印度的传统纺车。可实际上这种纺车（Charkha）是12世纪时伊朗人发明的，14世纪传入印度后将后者的织布效率至少提高了6倍，终于代替了印度人原来的纺车。甘地不一定不知道这段历史，他的目的是想让印度尽快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变成一个政治和经济均不受西方控制的独立国家，退回农耕时代是他选择的最有效的路径。可惜甘地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暗杀，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但他一手缔造的国家选出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是他的忠实信徒，印度终于在尼赫鲁的带领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一次绿色革命
印度于1947年宣布独立，但在独立前，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地区先后从印度分离了出来，这场分离引发的人口大迁徙至少造成了50万人死于非命，印度人民为独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国家分裂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印度的主要产棉区被划给了巴基斯坦，但大部分棉花加工厂则留在了印度。为了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印度政府提出了“多种棉花”的口号，鼓励印度各地农民改种棉花，但收效甚微。原来，尼赫鲁虽然在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但他仇恨美国，在经济上仿照苏联模式，大搞计划经济，可惜这招不灵，印度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步履蹒跚。根据印度纺织工业协会（CITI）的统计，印度上世纪50年代的棉花产量仅为99公斤/公顷（1公顷等于15亩），60年代勉强提高到了134公斤/公顷，远低于同期国际水平。
棉花产量上不去还好说，粮食产量不足就是一个事关印度人民生死的大问题了。印度政府一直不重视水利建设，农业主要靠天吃饭，1957～1959年连续3年大旱，粮食库存消耗殆尽，幸亏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PL-480的新法规，允许美国政府以发展中国家的本国货币结算粮食出口，打通了美国粮食出口印度的通道，这才没有出现大饥荒。据统计，印度1960～1964年这5年里一共从美国进口了1600万吨粮食，被国际社会称为“世界的粮食篮子”（意为乞讨者）。
“我必须痛苦地承认，独立10年之后，印度这个传统农业大国却仍然不能喂饱自己的人民。”尼赫鲁在纪念印度独立10周年的大会上说道，“我们不能再把责任推给神仙、星座或者洪水干旱了，毛病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话虽这么说，但尼赫鲁政府一直忽视农业的基础建设，对于农业新技术的引进更是持怀疑态度。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因病去世，接替他的是温和而又讲求实际的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夏斯特里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C.苏布拉马尼姆（C.Subramaniam）为农业部长，此人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型官员，胆子大，上任后立即着手对印度的农业体系进行改革。
根据印度著名专栏作家格查仁·达斯（Gurcharan Das）撰写的《解放了的印度》（India Unbound）一书记载，1966～1967年印度又遭遇了一次大旱，不得不从美国紧急进口了1400万吨粮食，那段时间每10分钟就有一艘运粮船从美国的港口出发前往印度。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不知为何下令停运一天，把印度人急得团团转。不少人认为，约翰逊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惩罚印度在“越战”问题上支持越南的立场，但达斯认为，约翰逊是为了给印度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加快农业改革。
“当时印度政府的压力很大，因为领导阶层当中反美的左派人士占多数，他们一直反对印度政府从美国进口粮食，认为这是美帝的阴谋。”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印度分所的所长P.K.乔什（P.K.Joshi）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说，“左派们否认印度粮食短缺，他们相信这是少数不法粮商囤积居奇的结果，呼吁政府加强管制，打击奸商，认为这样就能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
印度农业专家联合会（ISAP）主席S.昌德拉（S. Chandra）是那次农业危机的亲历者，他于1964年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系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回到印度从事杂交玉米的研究。“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美国人已经吃得很饱了，不需要我再去给他们的碗里添粮食，而我的祖国印度正相反，农业技术水平很差，老百姓在挨饿，于是我就回来了，去旁遮普大学的农学系担任系主任。”昌德拉对我说，“我回来后就发现，印度农民很愿意接受新技术，只是政府不给他们机会。比如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政府严禁从国外进口种子，很多品质优良的种子就这样被挡在了国门之外。”
所幸，新上任的农业部长苏布拉马尼姆不信邪，他听说有位名叫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的美国科学家培育出一种矮秆小麦，产量比过去有了大幅度提高，便决定把宝压在这种神奇小麦上。他迅速派人和美方谈判，然后包了数架波音707专机，从美国运进来1.6万吨矮秆小麦的种子，鼓励印度农民试种。最先试种这种新型小麦的正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这个邦的“印侨”最多，思想最开放，最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试种的结果证明，矮秆小麦平均亩产比印度本地的小麦品种提高了一大截，于是印度其他地方的农民便放开胆子引入了这种美国小麦，举世瞩目的印度第一次绿色革命就这样开始了。”昌德拉对我说，“布劳格博士也被后人尊称为绿色革命之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矮秆小麦的高产是有条件的，其生长周期内不能缺水，对肥料的要求也很高。聪明的苏布拉马尼姆深知提高农作物产量不是仅依靠一粒神奇种子就能实现的，必须对印度的农业体系来一次全方位的改革。他听从了印度农业专家们的建议，迅速批准进口了大量化肥，并修改政策，允许外国私营企业来印度开设化肥厂和农药厂。
“随着灌溉水平的提高和化肥的广泛使用，印度农田里的杂草开始疯长，除草越来越困难，农民对于除草剂的需求十分迫切，孟山都就这样进入了印度的农业领域。”孟山都公司印度企业事务部总监G.舒克拉（G. Shukla）向我介绍说，“我们引入的除草剂丁草胺（Machete）在印度卖得很好，直到现在仍然是印度除草剂市场的黄金标准。不过我们5年前把这个品牌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集中精力开发新种子。”
除了引进外资，苏布拉马尼姆还改变了印度的农业经营体系，把农产品的零售价格适当放开，对农村土地所有制、信贷和水利设施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场革命导致印度的农业面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统计数据显示，1967～1977年这10年里，印度的小麦产量保持了每年5.5%的高增长率，谷物的年产量则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5400万吨上升到20世纪末期的2亿吨。1980年美国政府出版的一份内参中提到，印度是当时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唯一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自足的，到80年代中期，印度就已经可以向非洲国家出口余粮了。
在达斯看来，印度上世纪50～60年代整个经济领域乏善可陈，绿色革命是唯一的亮点。但即使如此，这场革命仍然遭到了来自印度国会和知识界的一致声讨，他们撰写的反对文章称，绿色革命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入侵印度社会，败坏了印度的风气，迫使印度农民放弃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理念。但苏布拉马尼姆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抵抗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坚持了这场绿色革命。
“与这场绿色革命并行的还有一场'白色革命’，福吉斯·库里安（Verghese Kurien）博士几乎靠一己之力把印度从一个牛奶严重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产奶大国。”达斯在《解放了的印度》一书中写道，“重温这段历史，我发现印度历史上的很多大变革都来自个人，而不是群众运动。这些孤胆英雄往往在开始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们最后成功了。”
“你知道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每次遇到各方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领导人们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做决定。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可以说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再不改变就要饿死人了，所以当时印度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再去搞民主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绿色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乔什向我解释说，“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印度的粮食基本够吃，农业虽有问题，但远没有当年那么严重，政治家们的改革愿望没有那么迫切，于是第二次绿色革命遇到了很大阻力，进行得很不顺利。”
第二次绿色革命
12月是收获的季节，位于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一片繁忙景象，这是印度的农业邦，到处都是农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庄稼，以小麦和棉花为主，兼种各类蔬菜和甘蔗。印度超过一半的国土是耕地，总面积约为1.7亿公顷（相当于26亿亩），几乎是中国的1.5倍。印度人很少吃肉，对饲料作物的需求量不大，豆类却种得很多，是大部分印度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即使如此，印度的粮食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去年公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显示，印度在81个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67位，平均每天有3000名印度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丧命，这确实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
马哈拉施特拉邦中部有个柯坦姆巴村（Kotamba），村民桑托什（Santosh）带我去参观他家的棉田。此时的棉花植株已经有一人多高了，枝繁叶茂，看上去非常健康，棉桃也已经接近成熟，快到采摘的时候了。
“过去我种的棉花每100个花蕾只有10个能结桃，每公顷最多只能收1000公斤籽棉，现在一半以上都能结桃，产量提高到每公顷将近4000公斤。”桑托什通过翻译对我说，“打药的次数也减少了很多，过去是每年都要打7～8次农药，现在只要打3次就可以了。”
这位桑托什种的是转基因棉花，这种棉花转了来自苏云金杆菌的Bt基因，能够自己生产Bt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属于生物杀虫剂，能够杀死鳞翅目昆虫（比如棉铃虫），却对其他动物无害。转Bt基因的棉花1997年就被中国农业部批准进行大面积商业化种植，但是印度政府直到2002年才批准。
“其实转基因棉花早在1994年就进入了印度，1996年开始田间试验，没有发现问题，但印度政府因为各种原因一直不批准。后来旁遮普邦的农民不知从哪里拿到了种子，偷偷开始试种，抗虫效果很好，于是周围的棉农迅速效仿，政府眼看禁不住了，只好批准。”印度生物技术公司联合会（ABLE-AG）农业分部的执行主席N.西塔拉马（N.Seetharama）对我说，“这个Bt基因是孟山都开发的，他们和一家印度本土公司马希科（Mahyco）合作，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负责在印度推广。孟山都很聪明，他们只授权给那些做杂交种子的公司，这样农民就没办法留种，对于专利的保护会更有效。”
不过，村民桑托什告诉我，他很早就习惯了每年都去种子公司买种子，比自己留种更有保障，而且转基因种子也不贵，每袋才930卢比（1元人民币兑换8卢比），内装450克种子，可以播种1英亩土地（1英亩约等于6亩）。“每英亩棉花需要的化肥和人工费等成本加起来大约为1.8万卢比，如果按照每英亩产1000公斤棉花来计算，可以收入4万卢比，净赚2.2万卢比。对比之下，种子的成本是很小的，种子的质量更重要。”他说。
桑托什从祖辈那里继承了7.5公顷土地，每年的净收益大约为40万～50万卢比，在当地算是大户了。和他一起接受采访的另外两位农民分别拥有3.6和1公顷土地，大约可以分别称之为中农和小农户。他们也都选择了种植转基因棉花，因为这种棉花比非转基因的更合算。
舒克拉也因此给我算了一笔账。如今每英亩喷一遍杀虫剂的材料和人工费加起来大约为600～900卢比，Bt技术为农民节约了5～7轮农药，相当于节省了4000卢比费用。二代Bt棉花种子的零售价约为每袋1500卢比，其中专利费为225卢比。孟山都已经和50家印度本土种子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书，由他们负责开发适合当地情况的Bt棉花品种。目前孟山都尚未发现有盗版的行为。
事实上，中国虽然比印度早5年引进了这项技术，但因为中国很快出现盗版，孟山都便停止了技术出口，导致中国棉农只能使用第一代Bt技术。印度则因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为严格，孟山都于2006年又将其开发的第二代Bt技术授权给了印度公司。二代技术多转了一个Bt基因，抗虫性能更好，害虫产生抗性的概率也更低。印度目前已经有1180万公顷的棉田使用了二代技术，占棉花播种面积的71%。如果再算上第一代Bt抗虫棉，印度已经有超过94%的棉田种的是转基因棉花，达到这一数字只花了10年时间，速度可以算是相当快了。
“要想发挥出转基因棉花的所有潜力，其他相关技术也必须跟上，我们制定了一项政策，和我们签约的种子公司不能只卖种子，还必须派农业技术人员随种子下乡。”舒克拉对我说，“据统计，转Bt基因的棉花比普通棉花产量提高了30%～60%，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杂交，以及其他相关农业技术的提高。”
转基因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得印度的棉花种植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转基因之前的2002年印度棉花平均单产为308公斤/公顷，2007～2008年就上升到554公斤/公顷的历史最高点，最近几年因为气候等原因略有下降，去年降到了500公斤/公顷以下。”印度纺织工业协会秘书长沙竺·芒加兰姆（Shaju Mangalam）先生向我详细描述了印度棉花业的历史，“总的来说，转基因棉花进入印度的这10年来，棉花种植面积提高了将近一倍，总产量则翻了一番多。如今印度本土产的棉花有1/5都出口了，印度从一个棉花净进口国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
芒加兰姆还向我详细介绍了印度棉花种植业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以及背后的原因。前文提到，上世纪50年代印度的棉花平均产量仅为99公斤/公顷，60年代科学家们在本地棉花品种的基础上培育出一种高产棉，产量上升到134公斤/公顷，70年代印度政府打开国门，引进了美国的长绒棉，产量上升到169公斤/公顷，80年代引进国外先进的杀虫剂和害虫控制技术，产量继续上升到了267公斤/公顷，接下来是转基因棉花，产量再次跃上了新的台阶。
“可是，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印度的棉花种植业还是太落后了。”谈起第二次绿色革命，芒加兰姆并没有显得太高兴，“如今美国的棉花单产已经超过了1000公斤/公顷，是印度的两倍，中国也已经超过了1300公斤/公顷，澳大利亚最高，平均单产将近2000公斤/公顷！”芒加兰姆还告诉我，印度棉花业落后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化肥跟不上外，水利系统落后是更主要的原因。如今印度只有30%的耕地有灌溉系统，其余的全都是靠天吃饭。印度每年只有两个月的雨季，如果这两个月的雨下足了，一年的收成就算有了，可一旦雨没下够，来年粮食一定减产，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大部分农产品的平均产量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一半甚至更低的原因。印度虽然有着全世界第二大的耕地面积，以及素食传统的优势，却仍然不能喂饱所有的国民。
看来这第二次绿色革命进行得还不彻底。不过，因为来自各方的阻挠，这场革命很可能尚未展开就已胎死腹中。
来自公民社会的阻力
2010年，马希科公司申请在印度推广转基因茄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以绿色和平组织为首的一批非政府组织上书印度环保总局，表达反对意见。当时的环保总局局长J.R.拉米什（J.R. Ramesh）拿不定主意，便亲自去印度各地召开了数十次座谈会，与各界群众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进行对话，广泛征求意见。
“虽然农民协会和科技协会等组织都支持转基因茄子，但是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是由环保人士、左派和反对全球化的人士组成的，甚至还有一些杀虫剂生产商也混迹其中，他们无论是人数还是嗓门都比前者大，很快就占了上峰。”旁遮普大学植物系主任I.S.杜阿（I.S.Dua）教授对我说，“这些人用谣言来反对转基因，比如他们说转基因茄子会致癌，去转基因农田里走一趟会导致阳痿等等，老百姓被这些话吓住了，纷纷表示反对转基因茄子。其实转基因茄子已经在印度各地的大田里试验了9年，所有结果都表明，这种茄子无论是对人体还是对环境都无害。”
“转基因的反对派们都很有创意，他们到处宣传说吃了转基因茄子就算开荤了，结果把很多食素的印度人吓住了。”乔什补充道，“印度的反转派大都是专业的反对者，他们比科学家们更懂得如何面对媒体，如何利用媒体来赢得民意。”
凡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博士就是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她早年是学理论物理的，曾经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拿到过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她选择回到印度，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九种”（Navdanya），宣传环保理念，提倡回归传统社会。她曾经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并出现在数部环保纪录片中，可以称得上是印度公民社会的代言人。我专程去该基金会位于新德里闹市区的办公室拜访了这位传奇人物，这间办公室位于一幢居民楼的三楼，是普通民居改装的，过道有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她写的书，从标题看，绝大多数都是反全球化和提倡有机农业的，比如《被大公司绑架的生物多样性》、《自杀的种子》和《无需专利的种子》等等。
采访约在上午10点，席娃迟到了20分钟，只给我留下了40分钟的采访时间，就又要出门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她穿着一身红色的纱丽，圆圆的脸上有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再加上眉心间点的那颗巨大的红点，看上去很有福相。她讲话的时候面部表情极为丰富，口齿清晰，节奏感掌握得非常好。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的英文不但非常流利，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印度口音。总之，这是一位天才的演讲者。
“孟山都是个邪恶的公司，最初他们进入印度就是非法的，至今仍然在毒害印度人民。”她开门见山说，“孟山都发明的转基因棉花不但对人体有害，对环境有毒，而且让印度农民背了一身债，导致大量棉农自杀。”
“既然转基因棉花这么糟糕，印度又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印度农民还去种它呢？”我问。
“这就是孟山都厉害的地方，他们垄断了印度的种子市场，让印度农民没有选择。”这是她的解释。
接下来，席娃历数了转基因棉花的种种坏处，但我后来又采访了印度的农民，以及几位农业领域的专家，却都认为她的指责不成立。比如，她说转基因棉花有毒，不但能毒死牛，而且还毒死了美洲的帝王蝶。但是我采访的那个柯坦姆巴村的村民告诉我，他们一直在用剁碎的棉花叶子喂牛，没有发现问题。杜阿还告诉我，转基因毒死帝王蝶事件早已被科学界证明是研究方法出了问题，事实上帝王蝶种群数量一直在增加，并没有受到转基因农作物的影响，辟谣论文已经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了。
再比如，席娃认为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杜阿认为这个指责也不成立，因为目前已有的转基因农作物只是把若干个外源基因转入了农作物，这些基因完全可以通过杂交的方式转移到其他同类品种中去。事实上，印度目前有50家种子公司在培育自己的转基因棉花品种，这就保证了各地棉农都能种上适合本地情况的转基因棉花，棉花的生物多样性并没有受到影响。
席娃还对印度政府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表示怀疑，她认为过去印度农民是把棉花和豆子混在一起种的，所以统计产量的时候数字偏低，如今转基因棉花变成了单一品种，单产自然就高了。但是我在柯坦姆巴村看到的情况和席娃的说法正相反，转基因棉花依然是和豆子间种的，这是印度古代农民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至今仍未改变。
最后，席娃对孟山都的专利费制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孟山都所做的就是把一个基因转到另一种生物里去，而被转了基因的生物不需要孟山都的帮助就可以自我繁殖了，孟山都凭什么一直收取农民的专利费呢？”
“软件行业不也是这么运作的么？”我问。
“所以我支持开源软件。”她回答。
西塔拉马告诉我，席娃的想法在印度非常普遍：“转基因棉花在推广的初期确实有一些农民抱怨过专利费的问题，这种现代社会特有的运作方式对于很多印度农民而言是非常新鲜的。事实上，不仅是农民，很多普通民众也不理解，这就是印度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反对孟山都的主要理由。”
孟山都公司的舒克拉则另有想法：“印度政府历来反美，和欧洲走得更近，很多印度人的思维方式都被欧洲所左右，没有意识到欧洲和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70%的印度人最大的生活支出是用来购买食品的，粮食价格是印度人最大的负担，欧洲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基本上不种地了，搞搞有机农业反而更赚钱。印度的很多非政府组织没有意识到这个区别，按照欧洲人的思路来看待印度的事情，而那些不熟悉农业运作方式的城市人口被这些环保组织搞糊涂了，盲目反对新技术。印度政府也不愿意得罪选民，息事宁人。种种原因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但在《印度商业线报》（The Hindu Business Line）总编辑G.昌德拉施卡（G. Chandrashekhar）看来，此事双方应该各打五十大板。“反转派为了反对转基因造了很多谣，这当然不对，可转基因一派也夸大了这项技术的威力，比如他们坚称如果没有转基因技术会导致全世界出现粮食危机，很多人将会被饿死，这也有点夸张了。”昌德拉施卡对我说，“转基因一方夸大了这项技术的好处，一旦没有兑现，公众就会怀疑他们以前说过的所有话。”
昌德拉施卡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早在1998年就跟随印度专家代表团出访美国，考察了转基因技术的状况。在他看来，这项技术之所以遇到如此大的阻力，原因就在于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交流出了问题。印度是民主国家，一旦来自民众的反对声太多，政府就无所适从了。
果然，印度前环保局长拉米什在征求了一圈意见后否决了转基因茄子的上市请求，并修改了相关法律，将转基因技术的大田试验审批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各个邦。印度转基因技术的监管机构本来就相当分散，中央政府至少成立了6家机构，从各个方面掌控着这项技术的生杀大权，法律修改后审批权再次被分散，一个本来应该属于科学界的议题被强行推向了社会，其结果可想而知。截止到发稿时为止，目前仅有旁遮普和哈里亚纳这两个位于印度西北角的邦允许进行转基因大田试验，导致几乎所有的转基因研究被迫停止。
面对挑战，科学界自然也要反击，官司最终打到了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同样不敢下结论，把皮球又踢了回去，让社会各界发表意见。最先表态的是印度国会任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由31人组成的委员会花了两年时间收集了来自民间组织的1.5万页证词，于去年8月9日发表了一份长达492页的分析报告，建议最高法院立即下令停止转基因研究。
“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印度共产党的党员，自然不会认同转基因。”杜阿分析说，“事实上委员会的31名成员当中没有一个是搞农业的，甚至没有一个人是有科学背景的，他们全都是职业政治家。”
去年10月9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任命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公开表示支持转基因技术。该委员会还建议印度政府简化审批程序，成立一个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审查机构，统一管理印度的转基因农业。杜阿告诉我，这个委员会的32名成员基本上都是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们代表了印度科学家的主流意见。
9天后，也就是10月18日，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印度最高法院下属的一个科学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最高法院立即下令禁止印度科学家从事转基因大田试验，为期10年。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对这份建议书进行听证，不知道又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杜阿告诉我，这个最高法院科学委员会其实是由一位反对转基因的环保活动家阿鲁纳·罗德里格斯（Aruna Rodrigues）提议成立的，6名成员也都是由他推荐的，其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农业科学家。
10天后，印度新任命的科技部长贾伊帕尔·雷迪（Jaipal Reddy）召开记者会，表达了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
“印度政府向公众传递了一系列互相矛盾的信息，这将导致很多农业科技企业无所适从，不得不停止投资开发新的农业技术。”昌德拉施卡对我说，“对于转基因技术我一直持中立立场，但我相信一点，那就是没有人有权力阻止科学的进步。”
曾经亲身参与了印度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昌德拉对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感到非常愤怒：“转基因农作物已经在全世界安全种植了20多年，相关技术一直在进步，光是棉花就已经开发出7个新基因了，它们都能造福棉农，但是印度却走在了和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上。”
那么，这些困难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昌德拉认为，原因出在了所谓的“印度式民主”上。“民主本身是好的，但是这个好制度在印度经常没有好的结果，因为印度有一个巨大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票仓。”他无奈地对我说，“其实印度有非常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但是印度的知识分子却是最不被重视的一群人，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家当道的国家。政治家只看重选票，所以政治家的个人魅力比尊重事实更重要。政治家们不需要知识分子那点选票，他们更重视普罗大众，后者人数众多，但缺乏知识，很容易上当受骗，被一点小恩小惠所收买。所以印度现在的情况就是投票的人大都没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大都不去投票，而普通印度人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选出来的政府拖了印度的后腿。”
昌德拉施卡说得更直接：“印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管理水平太低。印度有太多的政府机构，它们相互扯皮，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一团糟。印度独立60多年了，可是印度的农民还在靠天吃饭，至少有1/3的印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经常吃不饱饭，营养不良，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民主制度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呢？”我问。
“很多人觉得印度选了60多年的总统，历次选举基本上没有出过大的乱子，所以印度一直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你要知道，民主可不光是每5年去投一次票那么简单，更何况印度至少有3亿贫穷而又不识字的选民，他们根本不是在生活（Living），只是在生存（Existing）而已，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谁当选，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吃饱饭。所以我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失败的，它没有给印度人民带来幸福，印度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它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改进。”昌德拉施卡答道。
主笔 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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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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