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院士何祚庥：物理学理论面临第五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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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何祚庥：物理学理论面临第五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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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大突破重构物理学理论

　　暗物质、暗能量还没有定论

　　能否出现物理学理论的第五次突破


　

　　宇宙的组成是什么?在宇宙中，除了人们常见的各种发光的星球，星系，星系团、类星体，……等等发光天体，是否还存在着不发光的天体，或不发光的物质？

　　在宇宙中是否还存在不发光物质，不发光的天体？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例如，在太阳的周围有九大行星，有月亮这类的卫星。这些行星或卫星自身并不会发光，它们仅能反射光。既然在太阳系里存在着这种仅能反射光但不发光的物质，理所当然地也能希望这种形态的物质也能在其它星系中存在。

　　更受到广泛关注的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宇宙中是否除质子、中子，电子等“会”发光的物质以外，还存在着在原则上就不会发光的物质，或者说，它们自身不仅不能发光，而且也不会反射、折散或散射光，亦即对各种波长的光，它们都是百分之百的透明体！在宇宙中是否存在占95%以上的暗物质和暗能量亦即透明物质的问题，这是当前宇宙论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热点。

　　何谓暗物质和暗能量？

　　暗物质和暗能量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因为在天文观测中发现一系列和引力相关的物理效应，只能用引入存在着绝对透明的物质的观念才能加以解释。当前要探讨或解决的首要问题，“何谓暗能量”？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是：i)观测或实验上能否进一步确认暗能量的存在？暗能量还有那些特征或特点？ii)有什么样的理论模型能解释这一新的物质形态？其实，在宇宙学的领域，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何谓暗物质”？

　　暗物质有两种形式：一是热暗物质；二是冷暗物质。热暗物质的最佳候选者是中微子。但中微子构成暗物质的前提，是三种中微子之中，至少有某一种中微子具有静止质量。近20多年来，有许多直接测量或间接测量中微子质量的方案。

　　至于冷暗物质，一般公认为带有超对称性质的中性重粒子，Neutralino是最佳候选者。在中国，现在高能所正和丁肇中实验组合作搜寻Neutralino的带电的伙伴Chargino。如果能够找到，这当然是高能粒子物理的重大事件，对于人们用“超对称”中性粒子解释冷暗物质的假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至于暗能量却是近几年来由于微波背景辐射的细致观测(WMAP的精密数据,Supernovae Ia的数据)，导致了以下一些惊人的结果：a)宇宙年龄是137±2亿年；b)哈勃常数是0.71±公里/秒/Mpc;c)宇宙呈现以下结构，宇宙总质量(100%)≌重子+轻子(4.4%)+热暗物质(≤2%)+冷暗物质(≈20%)+暗能量(73%)，而总密度Ω0=1.02±0.02，亦即恰好差不多等同于平直空间所要求的临界密度。

　　暗能量将具有一些前所未发现的一些新的性质，通常物质(包括暗物质)的特点是：如果状态方程由P=Wρn所表示，(其中P是压力，ρ是密度，W是某一常数，n是某一数值)，那么对普通物质恒有W≥0，而暗能量的状态方程却是W=-1。W=-1，意味着压力P是负值，而在通常的状态方程中，压力P是正值。过去，物质的密度越大，压力P越大，而现在压力P却“负”得越大！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物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物质？总之，一种新的尚没有为人们所能理解的物质形态出现了！这种新的物质形态的出现，必将导致物理学理论的新的大突破。

　　物理学理论四次大突破

　　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物理学晴朗的天空上，曾经飘浮着两朵乌云。一个是迈克尔森—莫雷实验；另一个是黑体辐射能谱。前者导致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后者导致量子力学的诞生。现在由于“暗能量”的出现，所提示出的实验和理论的矛盾，是如此的明显，每一位物理学者只要往“天空”上一看，就能看到这里有“一大团”乌云的存在！“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21世纪物理学所面临的形势，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挑战！
　　在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上，曾经经历着四次大突破。大约早在40年前，也就是约在1964—1965年间，中国的物理学家们曾经分析过物理学发展的历程：第一次是宏观低速运动领域的大突破，这集中表现为牛顿力学以及在牛顿力学基础上所建立的各种应用科学；第二次是在宏观高速领域内的大突破，这就是法拉第和麦克斯书的电磁方程式以及狭义相对论的建立，随之而来是电和光的现象在技术上的广泛应用；第三次是在微观低速领域内的大突破，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建立，伴随而来的是原子物理、分子物理、固体物理、各种凝聚态物理、原子核物理等领域的建立，原子能、半导体、电脑技术的出现和它们的广泛应用。

　　40年前，中国的一些科学人员曾指出，接下来将出现在微观高速领域内的大突破。现在看来，40年前这一分析已为科学实验所证实。这就是夸克或轻子的概念确立以来，在粒子物理领域内的“标准模型”的建立及其大量的实验的检验。1965至1966年间，中国的理论物理工作者曾经在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粒子也是可分的”哲学思想指导之下，建立一个能解释当时数达200多个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的“层子模型”，而在国外却平行地发展着同样的理论，“夸克模型”。继“层子”或又名“夸克”的概念的确立，又相继提出被称为“标准模型”的量子色动力学和弱电统一理论。实验表明，标准模型是经由大量科学实验检验并表明为正确的理论。到现在为止，一切对标准模型作修改尝试，还都是不成功的尝试。当然，第四次大突破的进程还没有结束。例如，有没有Higgs粒子？有没有超对称粒子？……。现时还不很清楚第四次大突破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新的“一团乌云”表明，物理学理论即将面临第五次大突破。这一突破的特征，是由宏观而微观，由微观而突破到宇观(cosmoscopic scale)的领域。

　　“一团乌云”意味着新的突破

　　宇观的观念首先是戴文赛院士在学习自然辩证法理论时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自戴文赛院士提出这一观念后，科学界一直未予以认同。理由是，看不出宇观领域内的规律和宏观领域内的规律有什么质上的区别。仅仅是尺度大到“宇宙”的规模，并不构成“物理”规律上有什么新的特点。现在却出现了新的形势。

　　这一形势的特点是：在宇宙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常数，宇宙常数或又称爱因斯坦常数∧≠0。已经知道，等效的∧eff对应于ρ∧∽10-47Gev4。这一“不等于0”又十分小的∧，将使物理学走向何方？现有的理论物理学作出的对∧估计要比现有观测值至少大58—120个量级，这成为最不可思议的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物理的显现？！这是物理学将再一次突破宇观低速运动的领域，还是将一直通向宇观高速运动的领域？！

　　历史经验表明：物理规律的突破总是伴随着实体形态的突破而突破的。举一个例子，宏观低速运动规律的突破，是伴随着行星绕太阳模型的发现，从而建立牛顿三大定律的。就拿牛顿力学的发现来说，牛顿力学要在惯性座标里写出它的严格的方程式。然而在地球上却很难去掉“磨擦”的干扰，找到某种接近于客观实际的惯性座标。第谷的观测资料和行星绕太阳的凯普勒三定律的发现，就为牛顿力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运动着的“实体”。

　　至于微观高速运动规律的突破，如弱电统一理论的建立，量子色动力学的建立，等等，又和夸克或层子观念的确立，轻子以及一系规范粒子观念的确立分不开的。

　　可以说，物理学的基本规律的确立，总是经由“现象论而实体论而规律论”，这样的发展的“三阶段”。虽然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认识总是由现象而本质，由经验而上升为理论。但是，物理规律的阐明却往往要多出一个实体论的阶段，因为实体往往隐藏在现象之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才能发掘出运动中的物质，或运动着的载体是什么。

　　在物理学的研究中这一认识论的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物理学研究过程中“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发展，亦即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根本质变的过程中，还可能包括有，由实体论而规律论的部分质变。

　　新的理论观念值得关注

　　物理学是在理论和实验的交错中发展着的。所以，人们在用实验或观测研究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同进，还要不断完善着新的理论理念。

　　世界的本原是断续的，还是连续的？

　　在西方是古希腊原子学说，在中国古代是元气学说。古希腊原子学说在哲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确实对道尔顿原子学说起了影响。中国的元气学始于《管子?内业》篇，成熟于北宋的张载和南宋的朱熹。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做了详尽的阐述。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这样的词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溟”，即是元气学说的扼要的叙述。元气学说的基本原理是连续形态的元气具有“聚则成形，散而为气”的能力。明人吴承恩用以解释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何祚庥曾在日本物理学者中讲述过这一元气学说。当何祚庥说到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时，立刻就有日本物理学家问：“为什么Monkey可以有72变，而Pig却只有36变！”

　　元气学说曾传播到西方，曾经由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而演化为场。莱布尼茨说，“气，在我们这里又称为以太”，“因为物质最初完全是流动的，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不能分为部分，它是人们所想像的最稀薄的气体”。

　　何谓“流动的”，何谓“无硬度”、“无间断”，不能“分为部分”，……。用近代术语来表达那就是ρ(密度)dV(体积的微分,亦dxdydz,……)，这种不能“分为部分”的ρdV，其实是莱布尼茨的单子(Monad)！莱布尼茨是单子论的创始人，也是微积分的创始人，所以，也当然是科学的连续介质概念或场的概念的奠基者。

　　当代非线性场论的研究中有一个新观念就十分近似于，“聚则成形，散而为气”。典型的例子是“固子”(Soliton)。但是，固子只局限于一维空间有严格的定义。更为典型的例子是t’Hooft的磁单极解。

　　这样的“聚则成形”学说，能解释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和猪八戒的“三十六变”吗？当然，这样的“聚则成形”的学说，不仅要解释“72变”和“36变”，还要解释为什么唐三藏只有一种形态却不会变化！

　　当代物理学正出现天体物理和粒子物理的新的合流。加速器物理和非加速器物理的合流。当代物理学需要新的物理观念，更需要新的物理的实验。

　　所以，21世纪仍然是物理学的世纪！

[ 本帖最后由 cnwyd 于 2009-1-17 10: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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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９）

２０世纪的科学技术发轫于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百年前的世纪转折点,恰恰也是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大转折时期。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是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新的世纪之交回顾一下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科学发展,无疑是适逢其时、别有教益的。
１．２０世纪伊始,当百年庆典钟声的余音还在袅袅回响之时,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科学界的泰斗开耳芬勋爵１９００年４月２７日在皇家学会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演:“悬浮在热和光动力理论上的１９世纪的乌云”。他开门见山地说:“动力学理论断言热和光都是运动的方式,可是现在,这种理论的优美性和明晰性被两朵乌云遮蔽得黯然失色了。第一朵乌云是随着光的波动论而开始出现的,菲涅耳和托马斯•杨研究过这个理论;它包括这样一个问题:地球如何通过本质上是光以太这样的弹性固体而运动呢？第二朵乌云是麦克斯韦 玻耳兹曼关于能量均分的学说。”正是此后不久爆发的物理学革命,把这两朵乌云化为甘霖,并在它们遮蔽的土地上生长起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颗参天大树。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２．１６８７年,英国科学家牛顿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牛顿把伽利略的“地上的”力学和开普勒的“天上的”力学天才地综合起来,以明确定义的空间、时间、力、质量、动量、加速度等概念为结点,以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主线,以他发明的微积分为工具,巧妙地构造了牛顿力学或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牛顿力学不仅成功地描述了天上行星、卫星、彗星的运动,而且也圆满地解释了地上潮汐和其他物体的运动。牛顿力学是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的首次大综合,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革命的胜利完成。
３．牛顿力学的辉煌成就,使其得以决定后来物理学家的思想和研究方向。牛顿力学处理的是质点的力学,它后来被欧勒和伯努利分别推广到刚体和流体,并逐渐发展成严密的解析形式———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和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可以说是经典力学的最高峰。就这样,经过牛顿的精心构造和后人的着意雕饰,到１８世纪末期,经典力学这一宏伟建筑巍然矗立,无论外部造形之雅致,还是内藏珍品之精美,在当时的科学建筑群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４．经典力学理论体系之完美和实用威力之强大使物理学家深信,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一切自然现象都能够还原为力学描述。只要给出系统的初始条件,就能够毫无遗漏地把握它的因果性链条,从而推知过去、预言未来。于是,形成了所谓的机械论或力学自然观。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声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物理学分支乃至其他学科也在１９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此,１９世纪也被称为“科学世纪”。当时,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已“结合成具有庄严雄伟的建筑体系和动人心弦的美丽庙堂”（劳厄语）。物理学家对此莫不顶礼膜拜,他们踌躇满志,以为宇宙秘扃,无不尽辟,后人只需墨守成规,稍加修补即可。难怪科学界的泰斗开耳芬勋爵断言:“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六位去寻找。”难怪当普朗克表示要献身物理学时,他的老师规劝他:“年轻人,你为什么要断送自己的前途呢？要知道理论物理学已经终结,微分方程已经确立,它们的解法已经制定,可供计算的只是个别情况。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一事业,值得吗？”
５．物理学难道真的终结了吗？答案不用说是否定的。创造历史的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制约,牛顿当然也不例外。尽管牛顿的解决办法是天才的,而且在那个时代也是必然的,“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爱因斯坦）,但是他的理论体系中隐含着一些基本矛盾。第一,尽管牛顿一再申明“我不作假设”,但他还是引入了超越经验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以及不变质量等概念。第二,牛顿虽然对引力的本质持审慎态度,但他最终还是对它作了抽象的、纯粹数学形式的概括,即实际上把它作为超距作用来处理。第三,经典力学只适应于宏观低速世界,对于微观高速世界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涉及。
６．经典物理学本来是立足于经典力学的基础上,但是它的深入发展反过来却削弱了经典力学的基础,暴露出两大理论体系之间潜在的矛盾。在光学中,为了说明光的波动,人们臆想出五花八门的以太模型,但仍难以自圆其说。在热力学中,第二定律揭示的热现象的不可逆性,直接与力学的可逆性针锋相对;玻耳兹曼的概率诠释虽然使矛盾暂时得以缓和,但热力学的统计性质又与机械决定论难以相容。在电磁学中,电磁场是以光速传播的,而不是即时的超距作用;而且场和质点一样,也是不能还原的物理实在,这种二元论使力学和电磁学丧失了基础的统一性。
７．在１９世纪末叶,不仅机械自然观广为流行,而且力学先验论也风靡一时。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物理学家当中造成了一种权威性,并被人为地打上了“思维的必然性”、“先验地给予”等等烙印,使人们忘记了它们的经验来源,把它们视为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使物理学家意识到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变革经典力学的基础,就必须使他们挣脱机械自然观和力学先验论的束缚,破除对经典力学的迷信。一场新的思想启蒙势在必行。正是马赫,恰巧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
８．马赫是奥地利的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空气动力学中的“马赫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赫在１８８３年出版了《力学史评》,他在肯定经典力学固有价值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马赫批判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段落尤为精萃和引人入胜。马赫指出,绝对时间无法根据比较运动来量度,无法与经验观测相联系,因此它既无实践价值,也无科学价值,是无用的形而上学概念;绝对空间概念也是纯粹的思维产物、纯粹的理智构造,不能从经验中产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概念而已。马赫的批判矛头也直指力学先验论和机械自然观。他指出力学原理是人为的概念,只有预先经过实验检验才可以接受,把它们推广到经验界限之外是无意义的。力学并不具有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权,机械自然观是毫无道理的。把力学当作物理学其余分支的基础,以及所有物理现象都要用力学观念来说明,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偏见。就这样,马赫把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从先验的奥林帕斯山上拉下来”,揭露出“它们的世俗血统”,“把这些观念从强加给它们的禁忌中解放出来”。马赫的批判像一股清凉的风,惊醒了还在昏睡的物理学家的迷梦,为新思想的涌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自由气氛。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批判是科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 本帖最后由 cnwyd 于 2009-1-17 10: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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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其实,在《力学史评》出版前后,一些实验事实就在经典物理学家心头投下了难以化解的暗影。从１９世纪光的波动说复活以来,人们对作为光媒质的以太与有质物质,尤其是与地球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由于菲涅耳的静止以太说圆满地解释了光行差现象,因而得到普遍赞同。但是,通过测量地球公转相对于以太运动的所谓“以太漂移”实验,在当时实验能够达到的一阶量上均给出“零结果”。何况,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隐含着光现象和电磁现象要求一个优越的参照系,即以太在其中静止的参照系,所以以太漂移的二阶效应（地球公转速度与光速之比的平方）理应存在。可是,迈克耳逊和莫雷在１８８７年所作的精密实验表明,其结果依然是否定的。反常现象接踵而来。经典能量均分定理（所有分子每个自由度平均分配１／２ＫＴ的能量）也与气体比热的实验结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对于双原子和多原子气体,实测的定压热容量与定容热容量之比显著大于理论计算值。在１９世纪最后１０年,物理学对这个问题多方探讨,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二者就是开耳芬勋爵所谓的“两朵乌云”。
１０．其实,当时物理学的天空何止“两朵乌云”！早在开耳芬讲演之前,就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事实上,在１９世纪末,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原子光谱等实验事实也接二连三地冲击着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基础,物理学已陷入严重危机之中,物理学革命的急风暴雨已经在一些领域降临了。
１１．可以说,物理学革命的序幕是从１８９５年揭开的。这年底,伦琴发现了具有惊人贯穿能力的Ｘ射线。紧接着,在１８９６年,贝克勒尔发现铀元素具有放射性。１８９７年,Ｊ．Ｊ．汤姆逊和塞曼分别测定了阴极射线的荷质比,确认了电子的存在。１８９８年,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性极强的新元素29科技导报１０／２０００钋和镭。１８９９年,卢瑟福把注意力转向辐射本性的研究,他和索迪于１９０２年提出了元素嬗变学说。
１２．在当时老一辈科学家当中,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彭加勒对物理学发展的形势看得最为清楚。这位曾把镭誉为“当代伟大的革命家”的哲人科学家,在世纪初敏锐地察觉到,新实验与旧原理的尖锐冲突已使物理学陷入危机之中。他认为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改造,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他肯定了旧理论的固有价值,尖锐地批评了“科学破产”的流行观点。他预示了新力学的大致图景,指明物理学危机是物理学“革命的前夜”。
１３．彭加勒眼光明睿,他的有关预言也一语中的。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普朗克在德国物理学会宣读了他的论文“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把一个与经典理论全然不相容的崭新概念——能量子——引入物理学,一举打破了“自然无飞跃”的古老格言。这是量子论的开端,标志着物理学革命正式开始。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在德国《物理学年鉴》１７卷上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论文和光量子论文,把物理学革命推向高潮。狭义相对论彻底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１４．爱因斯坦不愧为物理学革命的主将。１９０５年９月,他又在一篇短论中导出著名的质能关系式Ｅ＝ｍｃ２。这标志着原子能时代已经到来。１９０６年１１月,爱因斯坦证明量子概念对热的分子论的修正,说明了固体和低温下的多原子气体的比热异常。爱因斯坦一举驱散了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在狭义相对论创立后,爱因斯坦看准目标,一鼓作气,经过１０年的冥思求索,终于在１９１５年建成广义相对论。相对论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杰作,它构成现代物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
１５．与此同时,物理学革命也在另一条战线上进行着。１９１３年４月,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把量子概念用于原子结构的研究,提出对应原理,构造出半量子化的原子结构模型,说明了原子物理学、光谱学和化学中的一些实验事实。在早期量子论的发展中,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完成了一个漂亮的“三级跳”。量子论为自己的合法存在已争得了立足之地。此后,量子论沿着两条独立的路线发展着:一条由爱因斯坦关于辐射的波粒二象性出发,途经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概念,于１９２６年到达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另一条由玻尔的对应原理开始,于１９２５年导致海森堡、玻恩、约尔丹的矩阵力学。由于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在数学形式和物理概念上的差异,曾引起双方创始人之间激烈的争执。１９２６年,薛定谔和泡利各自独立地证明两种力学是等价的,同年狄拉克和约尔丹发明了一种变换理论,使二者可以相互过渡。于是,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合二而一。１９２８年,狄拉克通过建立电子运动方程,成功地构造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的完整理论体系。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又一根支柱。至此,物理学革命大功告成。
１６．物理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两大理论支柱的确立,使物理学成为２０世纪科学的带头学科。在物理学两大理论支柱的基础上,其后粒子物理、量子场论、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兴未艾,硕果累累。物理学作为带头学科,也对其他学科的进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１９００年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再发现开辟了遗传学研究的新天地,正是一批量子物理学家的加盟,才导致分子生物学的异军突起和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宇宙学的兴起和繁荣直接萌生于相对论和量子论。２０世纪主要的高新技术,诸如原子能、激光、计算机、微电子、超导技术等,哪一个不是新物理学理论的衍生物呢！
１７．２０世纪的科学以其衍生物技术导致了巨大的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科学不仅仅能变为物质力量,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其精髓或菁华在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气质,它们毋宁说是文化和智慧。大凡科学思想都具有革命性。它能扩大人们的视野、开阔人们的心胸、启迪人们的心智。它是愚昧的天敌、教条的对头、迷信的克星。科学思想为人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此即“科学的眼力”或“科学的透视”,科学思想甚至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科学的统一不在于它的材料,而在于它的方法。科学的实证方法、理性方法和臻美方法分别体现了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和审美精神,它能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养成崇实、尚理、爱美的思想情操。尤其是,科学方法中蕴含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仅是科学的生命,也是消除迷信和盲从等政治痼疾的灵丹妙药。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它们内在化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外在化为公众的科学意识。这些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不仅是稳定科学共同体秩序的基石和科学发展的保证,而且它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的大目标完全相通或一致。这一切,构成科学的最高的精神价值和深层的文化意蕴,构成科学精神的核心——科学的智慧。
１８．毫无疑问,科学的衍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人文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落和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约束不力或缺乏前瞻性,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也导致了人口暴涨、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核武器威胁等“现代病”。这是全球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人类必须妥善解决的燃眉之急！办法是有的。这就是高扬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发掘科学自身的文化意蕴和智慧,摆正社会持续发展之的,彻悟人类健康生存之道,并辅之以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标。反科学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是因噎废食之举。有理由相信,人类能够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学会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也许正是出于抑恶扬善和促进科学、人文与和平之目的,诺贝尔临终立下遗嘱,用大部分财产设立诺贝尔奖金。首届诺贝尔奖恰恰在２０世纪开初的１９０１年颁发,授予Ｘ射线的发现者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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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创造能力低，技术落后，根本不是利益激励与市场意识不够，而是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缺乏

1998年江泽民主席在美国会晤了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这位美国科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留学生缺乏创新能力。此后，全国上下宣传创新。让古老的中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确是简洁、明智、有针对性的口号。

                                   

                              155　没有人文精神，科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人们只是从体制上、利益上激励人的创新能力，却想不到创造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内在的精神积蕴和文化修养。

国家强大靠经济，经济增长靠生产，生产发展靠技术，技术进步以科学为基础，科学以教育来维系。因此，科技兴国、科教兴国体现了很高的远见。但人们只看到繁荣科学对于现代理性文化的作用，过分强调文化建设中的科学内容。更重要的是，科学与文化是子与母、枝和树、鱼和水的关系，从广泛的文化母体、背景中吸取思想灵感和精神力量，是科学生命之所系。

只是从技术运用的需要出发，将科学独立于文化之外，让它养尊处优，科学就会成为没有生命源泉的孤儿、枯木、干鱼。

政府强调解决长期困扰科教事业的经费问题，这的确是一个瓶颈。但千年传统、五四文化、行政体制沿袭至今，使文、教、科体系存在先天的内部畸形，外部更是腐败、溃烂、发臭，假冒伪劣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有钱不仅不顶用，反而可能更烂。

教育和科学部门正在展开一系列改革，如大学的合并重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知识分子待遇的进一步提高等等，这些措施是一些重要的外科手术，但还不是从教育、科学内在的文化灵魂上培养新的生命，形成整体上的国家文化战略。

要技术就得有科学；要科学就得有新的文化；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是相配合的。科技兴农，兴林，兴乡，兴县能算有远见，而科技兴国或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远景战略就不够了，应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或者说，科技兴国，文教先行。

  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领域，科学技术的生命不在现成知识和技艺，而在摆脱既定框框的束缚，发现新问题，运用理性思维，展开想象与创新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不是从天而降的，是长期文化教育建设的结果，需要唤起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需要自由进取的环境熏陶和文化启迪，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底蕴。创新能力除了社会激励和物质条件，更为根本的是健全的心智，深厚的修养，坚定的信念，超越的精神，开阔的胸怀，广泛的对话。今天中国最缺乏的是这个。

奥地利神父孟德尔，在修道院里作不同性状的豌豆杂交实验，通过观察两万多株后代的遗传结果，以统计学方法发现遗传性状的分离组合规律，于1865年提出遗传基因学说。这一发现在他生前不被理解，但他坚信自己的时代将会到来。直到1900年后重新被人独立发现，开创遗传学的新纪元。这样的故事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可是在我们身上却难以发生，为什么？

一是没有那个志趣，做这事看不出有任何好处，中国人一般不做这傻事。二是没有那个思路，例如原子论、数字单位论、单子论相信，基本的、简单的要素的排列组合，合乎规律地构造出复杂的事物，这种思维方式从古希腊开始有几千年的传统。

爱因斯坦将科学家分成三类型。一是功利型，大多数从事科学事业只是一个职业选择，为了谋求自己的收入、名誉、地位，倾向于争取有直接效应的成果。二是兴趣型，少数人从事科学事业是出于个性化的爱好，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从好奇心出发，因而能获得更出人意料的发现。三是信仰型，极少数有着执著信仰的人把科学作为神圣的事业，以宗教般的使命感、忘我的天职感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往往能得到最大的发现。这三种类型其实可以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中去。

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在西方传统上意味走出象牙塔，由内在文化的创作转向外在文明的生产，由僧侣传统走向工匠传统，由理论科学转向实用技术。然而，培根的口号并没有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唯一的价值选择。英国的绅士风度，法国的浪漫情怀，德国人的古典气质，甚至包括美国人的平等意识，都体现着各个民族特有的内在信念和人文精神。

可是，中国实用主义者从不满足于走出象牙塔，他们还要从根本上否定象牙塔。他们说，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力量，中国古代书生大多手无缚鸡之力，若中不了科举，饱读诗书反而会使人迂腐、软弱、穷酸。因此，知识还得分为强势知识、弱势知识、零势知识，前者是在现实里居支配地位，因而给人力量的有用知识，像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功用性知识；后者则是过时的、冷门的因而没有力量的无用知识，哲学、宗教、文学、历史之类，大多关于好坏、对错、美丑等价值判断的知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的区别就在这里。所谓“人文精神”失落，只是弱势知识的失落。而“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强势知识。

在南方，为学术而学术尤其遭到进取青年的不屑。说人是知识分子、文人、作家，不是恭维，而是奚落。一位下海知识分子横竖被人看不顺眼，某日一不小心，漏嘴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别人反驳：“谁不是知识分子”，他顿时哑口无言，发现了上述惊人的真理，恍然大悟。回头整理自己的书架，发现自己以前读过的书，90％是落后、腐朽的知识！

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思想而思想，为发现而发现，为创作而创作，为发明而发明……，“为A而A”曾被用作一种否定语式，反对一件事情本身的意义，要求肯定的则是要落实在有用、产生效益上。只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奉献，为四化做贡献，文化搭台经济来唱戏，这才落到了实处。

诗人、作家、哲学家不是疯子、狂人、傻瓜，就是流氓、骗子、变态。探讨“歌德巴赫猜想”问题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利益，花钱、费时、耗力，苦苦探索一生最后可能一事无成。当年陈景润是因为社会需要一个科学偶像取代政治偶像而家喻户晓，当时科学被抽象地看成服务于社会的有效工具，从而成了许多人的抱负，同时也是追逐时尚与功名的手段。然而，现在人们认识到这种纯学问与功利目标相距太远，社会地位和报酬也极其微薄，因此几乎再没有人愿意做这种“傻瓜”了。

马克思的确说：“从前的哲学家只是为了认识世界，而问题是如何改变世界”。然而，这是建立在理论高于现实、认知指导行动这一西方文化的基本逻辑之上的。尽管人们日常生活是现实而具体的，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唯心主义、唯理主义占优势。

  马克思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但如果只抓住他现实主义的片面，形成简单化、庸俗化的唯物主义，只关注客观世界，而将主观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抛在一边，或者交给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对世界的改变不过是一场急功近利的政治、经济躁动，与现代文明的远程目标背道而驰，至多只能在表层上模仿别人。

  香港《亚洲新闻》周刊一篇题为《让人笑不起来的事情——亚洲必须提高科学水平，否则前景堪虞》的文章指出，亚洲人把有限的精力和资金投在实用技术上，以图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因此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总是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他们决定优先发展的项目和制定相关标准，亚洲人连参与讨论的机会都没有。【2000年2月3日《参考消息》】

  可是以本书立场来看，问题到这个层面仍然没有到位。基础科学研究并不是有国家政策的重视，基金和机构的支撑就能搞上去的，它的背后所依托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亚洲文化土壤中普遍没有扎下根来。这，才是真正的要害！

  尊敬的中国科学家，请放下你的傲慢，没有人文素养，你是成不了大器的！

[ 本帖最后由 cnwyd 于 2009-1-17 12:53 编辑 ]

cnwyd

●有原创活力的实证科学，源自古希腊哲学及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并非人类文化的普遍形式

各民族的生存方式不同，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不同，文化特点及其成就也不同。以人的情感为核心，便是一个浪漫的或冒险的社会；以人的信仰为核心，便是一个宗教的社会；以人际关系为核心，便是一个伦理的或政治的社会；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便是个自然崇拜的或科技的社会。梁漱溟认为，社会生活可能选择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三种关系之一作为中心。

一般认为，科学技术是所有文化共有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尤其是科学在现代中国已经成了普遍真理的代名词。

其实，现代科技对于绝大多数民族来说并不是文明的必然产物，只是舶来的异质文明。科学本身是特殊的文化产物，不是无所不包的真理体系。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是由理论科学、生产技术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西方现代进程中综合而成的。

数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理论科学，依托于西方特定的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主要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僧侣的学者传统，技术直接依附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用的、操作的技术源于工匠传统。【参见梅森著《自然科学史》】

  \                             

                           156　亚里斯多德——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156　阿基米德——西方古代科学的代表。

                              

                          156　欧几里德——为近代科学提供思维范式。

  源于商业文明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和源于手工业文明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奠定了西方机械论思维，经过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系统化，成为西方理性思维的主流，并在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托勒密的古代科学成就里体现出来。
                             

                      156　哥白尼——实现古代科学的近代转换。

                             

                        156　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实证基础。

                           

                           156　刻卜勒——开始近代科学的新发现。

  \                       

                        156　牛顿——近代科学的伟大综合者。

在公元5世纪和12世纪的两次基督教大综合中，这种思维方式被融进神学里，并渐渐居支配地位，终于在基督教内部萌发出近代科学及理性文化来。在西欧理性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我们熟知的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牛顿的伟大成就才产生出来。
人类都有自己的技术，古代世界尤以中国和阿拉伯对世界的推动和影响最大。四大发明是西方人总结的中国技术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技术远不止这些，因为人口众多，历史绵延久远，在生产、炼丹活动中偶然摸索出来的各种诀窍多不胜数。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这些被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性质的技术发明不仅不能广泛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且常常会失传。

西方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才形成每个民族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潮流。现代技术不再是直接积累的生产经验和技巧，而是在现代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的发明创造。

非西方民族在全球化进程最大关键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因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科技是所有人共同的操作规则和手段。科学知识具有可实证的效应，尤其对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产生神奇的推动，因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但是，这样传播科学和技术只限于简单的结论和技巧。高技术，以及它所基于的前沿科学，需要不断的科学发现思维、技术创造能力，这必须具备科学技术所依赖的深厚文化背景。而在这一点上，落后国家是难以与先进国家同步的。

矛盾在于：谁都可以获得科学知识，并享用技术成果，但作为一种宇宙观，一种探索的科学精神却不是普世的。

自然科学特有的哲学信仰、数理思维、实证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客观对象的方式，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和发展的。科学源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对客观对象的好奇、探索、求知、理解本身构成人的追求。

科学发现还需要文学、艺术给予悟性、想象力，需要历史文化视野的不断拓展，需要对科学本身历史的清理和反思。

离开这些背景，到西方以外的文明里普及这种分析的、机械的、实证的、精确的、非生命的、非目的的、非价值的思维就比较困难。不是所有民族都能全面接受并创造性地把握，就像离开了根的枝条，要适应它所嫁接的基础，需要艰难的过程。

信息化、网络化是今天最突出的世界性话题，发展最快的产业也是信息技术，而且基因生物学也开始与之合流。现代信息论思想的源头，要追溯到希腊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信息一方面支配着现实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可以为人掌握并虚拟化、游戏化。信息技术以丰富的想象力，重建了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

知识经济，千头万绪，关键在于占有独立创造的知识产权。将投资集中在跟从、模仿、追赶别人上，最终只是猴子摘苞谷。因此，要争取主动权，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本身及其创造能力的培养上，而不是在有形设施体系的建设上。

形式主义、数学主义是西方现代科学的前提，是人们构造关于自然对象规律的理论体系的工具。其实质是在人的直观经验之上，构造纯粹逻辑化、形式化、数学化的理论模型，与现实的物质对象形成对应，以达到认识、理解、控制、改变对象的目的。

传统中国人在农耕生活中看到的自然，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及相关的土地、气候。人们只是依赖和顺应自然，很少积极的改变和再造。其思维方式主要不是在手工业制造、商业运作方式中形成，而是从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农业生产中形成。

                                 

     156　假如中国传统是以墨子学说为主导，可能会有类似于现代科技的东西，而实际上墨家几乎失传了。

  因此，中国人直观形象的体验多于客观理性的分析，主观经验的揣测和直觉多于客观尺度的分析和计算，甚至没有严格的主体、客体的分离和对立。有顿悟、综合、思辨，而缺乏归纳、演绎、分析、实证。人们有深刻的辩证思维，却没有数理科学及其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墨子那里有一点萌芽，但因为与农业社会的主流不合拍而被淘汰。尽管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传统技术成就为近代科技的产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在中国传统里，不可能直接形成现代科技。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也有自己历史悠久的逻辑、算术、几何方法及游戏方式。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与近代实证科学区别甚大，要接受现代科学精神，在严格的形式化概念、公理化体系、精确化测量，需要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现代科技的了解主要是简单的实用主义，低级一点是为得一技之长，谋一生存职业，高级一点则是救国救民，为了父老乡亲效力。高低之间在思维方式上没有区别，都在传统的功利主义及其道德伦理内部。人们只是一般地了解西方文化，不加置疑地作为标准、模式，用以充当工具、手段，只是基于西方的成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156　郑和宝船与哥伦布船队旗舰的对比（詹·阿德金绘）——最有前途的不一定是最强大的。

  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2万8千人分乘62艘巨型宝船（最大宽18丈、长44丈），七下西洋，撒播中华文明，与梦想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哥伦布船队相比，可算得上古代世界的“超级航母”了。可是，郑和相信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而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因为这世界观的不同，历史只赋予前者瞬间的辉煌，却让后者发现了新大陆，并让其子孙们掌握了整个地球。

[ 本帖最后由 cnwyd 于 2009-1-17 13: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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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并无科学精神，现代孕成科学主义怪胎，有迷信、巫术基因，生出的“科学”徒有外形，并无灵魂

西方科学发展的逻辑，先只有理念－逻各斯－规律－实证科学的理论体系，然后才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经济发展。

近代中国正相反，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才被迫承认器物、技艺不如西方，于是采购现成的洋枪洋炮。为了自己造出这些东西，才师夷之长技。但西方技术是不能直接学到手的，其背后有科学理论为基础，这样自然科学才缓慢地引进来。

然而，中国人背负着几千年的农耕传统，只是从直观经验、实用技术的层面上把握外来文明的物质外壳，用其功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无意去究其所以然。按强国家－师长技－兴科学的逻辑，从外部搬运、使用赛先生的木头，而不是种植、培育赛先生的大树。没有学术研究与思想发现，只有知识复制，思想灌输。许多人供奉科学的尸体，少有人探究科学的灵魂。

汉语“科学”的概念是翻译时现造的，西学是分门别类的，所以称作“分科之学”，以区别于中国传统无所不包的经学。

新文化运动祭起“德、赛”两先生。此后“科学”、“民主”作为普遍的进步尺度，在汉语里的地位蒸蒸日上，比在几乎所有其他民族（包括在它们的故乡）语言中都更具绝对权威，谁也不敢稍有微词。说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民主，至少在语言层面上说不过去。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正统意识形态还是民间语言，“科学”和“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一样，在社会生活及整个文化观念中都处于正面的、主导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并且从未动摇过。

                              

     157　近一个世纪以来，汉语“科学”一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中国人真的有了科学精神吗？

  在新中国，专业科技人才备受重视，教育目标是“又红又专”；文革中，大学文科停办了，理工科还要办；文革后，“红”逐步失落，“专”几乎成了全部内容。政治、经济各主管部门的精英骨干大都是理工专业出身。强调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重知识运用轻科学精神，重技术运用而轻理论研究，重科学技术而轻人文文化，重蹈洋务运动以来经世致用之路。

“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成了其它文化形式的评判标准，文学、艺术、道德、法律、政治统统要“科学”才行；不论真假，还是善恶、美丑都要以“科学”为准绳，意识形态当然也成了科学，这就形成了唯科学主义。
  中国科学是畸形的，人们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结论、原理、方法、技艺，类似过去的祖传经验、迷信、秘方、巫术，而不是一种好奇的探索，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因此尽管科学主义、科学至上论盛行，但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

  中国科学没有生命力，因为人们缺乏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缺乏创造力，盲目西化，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理论准备。

宗教、哲学本高于科学，而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平行于科学，但都被囊括到科学的范畴里。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真理性、正确性。连神秘主义也打出科学的招牌，而否定一个东西便说它是“伪科学”。

  西方每次科技进步，移山填海、核能利用、信息技术，化肥农药、试管婴儿、器官移植、转基因食品、克隆实验都有人文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质疑、抑制和监督，人们要追问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尊严及传统、环境、生态是否遭到破坏。

在中国，科技成果总是受到毫不犹豫的推广。教科书总是把科学发展看作真理战胜迷信和愚昧的历史进步，人们一看今日西方竟然仍有人还反对科技进步，觉得不可思议，巴不得也当一回“科学斗士”。中国有一位年轻生物学家，在电视里自豪地陈述说，在某国际学术会议上，四百位专家里仅三人举手，表示对吃转基因食品无所顾及，他就是其中一个。

可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科技仍然落后，这个人口最多的大国至今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呢？正如为什么中国在半个世纪的“人民当家作主”之后，还总被西方资本主义揪辫子呢？原来，中国人的科学、民主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人们把中国人“素质低”归于没有掌握科学知识，迷信传统宗教、方术、神秘主义。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迷信和伪科学哪个国度都有，西方也有，况且科学的基础和边缘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甚至梦想相联系。

本来是特殊的文化，脱离其文化母体的滋养，就会单调、古板、僵化。科学精神的根本，首先是一种探索世界的精神冲动，对事物穷根究底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其次是一种不满足于直观经验和现成结论的怀疑意识。再其次是以严谨的理性思维解释现象，包括数学、逻辑思维，最后是实证方法，它必须与经验事实达成精确的一致。这才是中国传统缺乏的。

在大家心目中，科技是由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研究、发明的，具有某种呼风唤雨般的神奇功效的东西。这种缺乏理性思维的发胀的科学主义，实际上还是迷信！这种被泛化、神圣化的科学，反而削弱、模糊了认识世界的专职。它盲从的科学权威离开了文化之根，只是接受来自西方体系化教科书里既定的知识、原理、成果、结论，而不是人们探索的过程。

中国社会接受科学之后，物质层面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深层的文化却没有改变。科学只是一种为单纯的功利目标服务的工具，只是机械地学习、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当然就无法走到世界科技的最前沿，只能跟在别人背后跑。真正超越功利目的的科学精神至今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被拿来的只是科学的结论，科学精神始终外在于中国社会及其文化。

固然，我们也学会了演绎逻辑，数学方法，实验方法，实证思维，也做了许多探索，也有不少发现，但世界一流的科学成就极少，人们创造性思维不够，缺乏为求知而求知，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这种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主义与迷信共存，不是成长着的、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科学技术。人们对科学顶礼膜拜，奉之为遵守客观规律，却不敢怀疑、不敢探索、不敢想象。

学校教育只有现成知识技艺的灌输和训练，并不关心学生科学探索的兴趣和发现。工科专业在功能性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口径上也精打细算，只学那些就业容易、有“钱”途的专业，只学那些与本专业相关的原理和结论，缺乏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更缺乏深入的基础探索，只是老老实实遵守已知原理、原则，重复有限的事实，缺乏有想象力的大胆假说，没有创造性的追求。

                              

        157　一心要为自己带来好处，这种心态去搞科技，就难免出现科学迷信，技术欺诈。

  由此看来，中国人对科学的重视和普及，一方面是为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目的，要用它来当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对科学的迷信上，要它在人们的生活中充当原理、结论、规范、标准，是一种教条，凡是科学说什么，教科书说什么，科学家说什么，你一信就灵。这种态度与老百姓过去对待迷信、巫术、方术、奇技淫巧、神秘主义的心理并没有本质区别。

只求能管用就行，至于它怎么来的，本身有什么奥妙，都不重要。在中国，科学又好比是一根搬来的珍贵而神奇的木头，人们相信它的作用是万能的；可它不是一棵活生生的树，没有它植根的文化土壤，也没有它成长的社会环境。

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人骨子里只关心生存需要，只是在现代文明的外壳上作文章，至今没有真正的现代科学精神。

[ 本帖最后由 cnwyd 于 2009-1-17 13: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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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追求是好奇心驱动的，技术才讲实用效率；知识迷信、科学崇拜、科学主义、教科书主义是科学的异化

江泽民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说，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要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转引自金吾伦《别把“理论创新”看得太神秘了》，报刊文摘】

在中国科技领域里，功利主义的研究很多，但这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是太少了。

中国人对科学极大的误解是把现成知识、公认原理视为客观规律本身。历来宣传的科学精神，便是“老老实实地遵守客观规律”，引经据典，逻辑实证，实事求是。殊不知正是这些死的结论，形成一种新式迷信，一种科学教条主义，培养了无数的科学呆子。真正的科学精神还必须有海阔天高、天马行空的假想，需要有宽容、多元、无拘无束的对话。

科学主义是科学在取得整个现代文化中的权威之后形成的异化，人们满足于现成的科学结论，对它毕恭毕敬，顶礼膜拜，维护它为无上的权威，作为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否定人们的主观价值取向，否定传统规则，甚至吓唬老百姓。

现代科学教育的第一个典型特征，是与工业流程十分相似的课程教学，即以班级为传授单位，一个教授主体，面对众多学习受体。这种教学规范性强，效率高，但师生之间个别对话和相互启发很少，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多样性被忽视。

                                         

                                    158　教科书，既给人现成的知识，也会约束人的智慧。

     第二个典型特征是以教科书为教学依据，所有人接受同样的知识体系。教科书是现代教育中最有效的学习工具，它囊括了一个学科以往十年、百年甚至上千年人们探索得来的基本概念、原理、知识及方法，以严格、准确、经济、简洁、省力、实用的逻辑，编排成完美精致的、无懈可击的知识体系。只要从头到尾接受它的灌输，循序渐进，就可以全面而完整地掌握这个学科。

  但是，人们在把握以先辈们的智慧荟萃成的知识体系的同时，常常忘记了它的反面：因为省略了这个学科漫长的发展过程，把人们在生生不息的探索过程中的不同思路、不同表达方式、还有不完善或错误统统去掉了，留下来的虽然是目前为止这个领域里最正确的知识，但它的生命却凝固了。人们通过教科书掌握知识、应付考试，用它解决具体问题，也被它禁锢，没有创造能力，把它当成真理的标准，从未想到它可能会错，也发现不了它还有的缺陷，永远走不出它的思维框架。

总之，这种教育，只能学到死的知识。学生接受训练，并不怀疑这些知识是真理，不懂或者有疑问那是因为他的智力未及，不要有自作聪明的想象和质问。这种教育能够培养存储知识、处理程序的能力，却难以得出新的知识，编出新的程序。

现代科学文化来自西方，最便捷的“现代化”便是掌握西方现成的知识和技能编成的教科书。教科书成为教学的核心，学校教育的唯一依据。中国学生去美国，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远比那里的同龄人多，就因为走了教科书的捷径。但是，他们缺少独立思考的体验，没有无数试错性的游戏，没有个人化的即兴探索，独立工作、探索创新的能力远不及别人。

                                 

                                     158　杨振宁

  杨振宁先生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说他受惠于两种各具优点的教学方式的综合：先是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最系统、最前沿的知识教育，他称作“演绎思维”；然后去美国，被一批最杰出科学家不断求新求变的思维所激活，每天都有新想法，他称作“归纳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发散思维”。前者重在现成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后者重在新知识的发现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克服教科书教育的缺陷，一方面要从课程教学本身着手，课程应当更多，增加个人的选择余地；上课应当更多对话，更多的思考；教科书应当多一些学科历史，多一些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多一些问题，包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从课程之外着手，学校不仅是上课的地方，还是自修、研究、对话、交流、游戏、实践的园地。

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现实，但教育不是由过去或今天的教科书去规定、控制和支配明天，而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对话。教育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扩散和推广，也是文化的创造和再生。

我记得有一本伊林写的《人怎么变成巨人》，沿着科学发展史介绍了很多科学家，如法拉第、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这本书给我的影响，一是对大自然的奥秘充满了好奇。发现大自然的美，并由此爱自然，追求大自然给自己心灵带来的安慰。二是惊讶于科学对人类的贡献。现在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直接受益于科学的探索发现，但我们并不那么注意。第三就是科学家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状态。人们常常受益于科学而不自知，但从来没有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因此而有怨言，他们只把科学的真理看得最高。

过去出了很多好的科普读物，像《十万个为什么》。现在的科普有两大误区，一是过于强调单纯的知识，其实科学普及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科学观、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修炼。二是太功利化，什么有了科学养猪就肥、养蝎子就赚，这种对科学庸俗化的通俗解释，当然也有它的作用，但如果只有这种解释，而没有更高层次的科学理念，是很糟糕的。

好的科普读物应该在知识的传递之外，贯穿这样几个重点：首先是做人。爱因斯坦说，伟大的科学家的成就往往还不如其人格魅力对世界的贡献大。科学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都是非功利的，特别是搞基础科学的，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他们凭的是信念。其次，恰恰是非功利的追求带给整个人类最大的功利。科学和知识从本质上是属于全人类，服务全社会的，现在都讲知识产权和专利，其实真正的科学家并不重视这些，科学是一代代人积累的，你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那是你一个人的成果吗？科学的价值不在专利，它只有服务人类才能体现其价值。第三是训练培养当代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就是实证和理性的思考方法。历史上有的科学家之所以迷信，是因为蔑视理性，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感觉是不可靠的，科学的基石是实验、实证，在同样条件下，实验结果要可以重复。现在有人大谈“后现代”、“后科学”，用经验否定实验，是很浅薄的，也违背科学精神。

自然是美的，科学也是美的。要培养孩子的审美观、美感。孩子从小有一个敏感的心灵去感受世界的美，会受益终生。对孩子普及科学，一开始不必太郑重其事，也不必背太多知识，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对自然和科学的热爱，并为以后发展抽象思维能力打下基础。要有趣、生动一点，要有书本以外的东西，还要有些人文方面的内容。这些比让孩子记住地球离太阳多远、闪电为什么在打雷前等等，效果要好得多，也重要得多。【摘自甘子钊《科学普及的不仅是知识》，中华读书报】

[ 本帖最后由 cnwyd 于 2009-1-17 13: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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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立足于特定的哲学、宗教信念，并依托广泛的文学、艺术修养，专业研究不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内容
科学创造力的源泉在于广泛的文化修养，其中主要是人文修养，而不是单纯的科学知识本身。任何学科，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通向自由的阶梯。一切思想在它最终的状态下是一致的，共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最深处是一体的。

活生生的科学精神浸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人的信仰、好奇、直觉、想象、联想、试错以及执着精神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真正的科学大师都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有很高的素养的根本道理。

科学的每一重大发展都来自非科学的滋养。哲学及宗教构成各种文化形式、各门学科内在的思想基石。

现代科学是从基督教内部孕育出来的，没有信仰的作用，就没有科学思维的哲学基础。牛顿晚年研究宗教，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是背叛和堕落，其实他要不这样才不正常呢！他要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自然神论者，他的整个科学体系中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就会悬空。他晚年去向自己终生的信仰作最后交代，向上帝报账，这与今天伟人们晚年喜欢谈谈哲学是一回事。
文学和艺术给科学以想象和灵感，活生生的思想史给科学以自我认识和定位的镜子。宗教是科学想象力的重要源泉，当然这宗教是摆脱了原始巫术、迷信的高级精神信仰。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和科学革命论看来，科学的发展中充斥着非理性的因素。而费依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甚至说，神秘主义和巫术都是潜科学宝贵资源。

达芬奇既是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又是艺术家、哲学家。华罗庚、杨振宁都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根底。钱学森说他的科学成就与夫人的声乐艺术的影响分不开。袁隆平平时看上去比农民还土，但喜欢音乐，兴致来了能拉几曲小提琴。

没有宗教、哲学、艺术、历史修养的人，觉得这奇怪，而这也正是我们无法突破伟人奠定的科学体系，有新的创造的原因。

                                 

                                   159　李政道

  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一片哗然，纷纷检讨自己的教育。哈佛大学有一项被称作“零点方案”的研究发现：历来被西方视为落后、野蛮的东方国家跃到世界科技最前列，是旧俄时代留下的深厚文化艺术传统给了科学家不竭的创造力。相比之下，美国的文化艺术传统十分贫乏，缺少文化创造力的内在积淀。他们的科技成就主要靠活泼的生活体验，特别是依赖源源不断的移民们带来的异质文化形成的综合效应。为此，美国总统签署法案，推广艺术教育。【沈致隆《哈佛大学零点项目及其启示》】

自然科学沿着牛顿建立的范式前进，便从哲学的母体里分立出来。科学家以为他们超越了哲学，哲学母体老了，落后于时代了，再没有新的创造了。科学家们开始变得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其实，只是他们自己将一种特定的哲学固化了。

科学家用无情的客观性打碎了人类主观世界的浪漫想象，夜空不再给人诗意，星星不再让人联想恋人的眼睛，月光不再勾起故乡的回忆，一切不过是客观规律支配下的物质。对此，哲学家、文学家的确不比科学家。德国文豪歌德对牛顿的关于白色由彩色构成的理论很不以为然，美丽的彩色怎么会合成单调的白色呢？他力图证明牛顿错了。黑格尔这样顽固的哲学家则批评科学家心胸狭隘，只看当下，看不到宇宙。科学家干脆不理这一套，认为哲学家的思辨、诗人的虚构都不过是人的臆想。

此后，哲学家们要么跟在科学背后作一些科学方法论、认识论工作，要么干脆退到人文与社会领域，这里虽然也有科学思维的入侵，形成社会科学、人类学、心理学，但人的问题毕竟不能都由科学来分析，因此形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裂。

科学从天文学、力学延伸到整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甚至社会学。19世纪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基本落成，物理学家们劝自己的孩子再不要选择物理作为学业了，因为以后只有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要做了。1900年世界物理学家大会上，汤姆生说，物理学的天空一片晴朗。只有天边还有两朵云，一是黑体辐射，一是以太实验，现有理论解释不了。

大家并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可两朵云却越来越大，最后弄得天空乌云翻滚，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都乱了，一位物理学家甚至说，他真想五年前看到自己毕生献身的科学大厦快要建成时死去！还真有物理学家自杀而死。

一些有见识的大科学家也预感到将要到来的风暴，他们力图对科学本身进行全面反省，以找到科学基础的裂缝。

马赫、彭加勒等一批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这样。他们对近代科学的经验主义基础作了类似于贝克莱唯心主义的还原，认为科学理论其实只是人们对感觉经验的一种人为的表达、约定、解释、整理。整理的方式是人选择的，因此不是绝对的。因此他们大胆地提出了新的假说，彭加勒甚至已经走到发现相对论的门槛上，而马赫的唯心主义哲学深深影响了青年爱因斯坦。

                                 

                  159　爱因斯坦说，与其称我为物理学家，不如称我为哲学家。

  爱因斯坦小时并没有显示特别的才智，但他13岁就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考入苏黎世工业大学，这是一所管理相对宽松、学习比较自由的大学，正合他的胃口。他与几个投趣的朋友组成“奥林匹亚学院”，常常畅谈各自的想法、问题，相互启发。他从马赫的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思维出发，形成对旧的科学理论的怀疑和追问，为新的科学革命开辟了道路。

牛顿以来根深蒂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图景和观念基础发生动摇，物质不是在时间空间的空框架里运动，时空不是一种独立存在，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关系，它随着物质的运动关系而改变。狭义相对论从两个基本原则出发推出来，一是光速不变原理，一是物理学规律在惯性系里等价。爱因斯坦凭他丰富的想象力，从全新的宇宙论图景出发，重新为物理学奠定基础。

爱因斯坦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将科学研究视为天职。他是孤独的，一生主要是独立发现。他还有艺术爱好，是个不错的提琴手。喜欢和小女孩说话，玩游戏，很随和，谁都能与他一起合影。对原子弹与现代文明的忧患是他晚年最大的心病。

爱因斯坦晚年倾向于唯物主义，相信宇宙存在必然的规律。为此，他企图建立综合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场理论，与另一位物理学大师波尔发生持久而友好的争论，互不相让。波尔从量子论出发，坚持认为寻找宇宙统一规律的尝试是枉然的。

波尔也是一位有魅力的物理学家，个人成就不如爱因斯坦，但他特别善于发现和挖掘年轻人的潜力，发挥他们的长处，组织有效的配合与协作。他培养了一个学派，其中包括玻恩、泡利、薛定谔等等，还有24岁就发现测不准原则的海森堡。

波尔成为科学家们的楷模，不断给人探索的启示。协作是伟大创造必要的前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应当胸怀宽广，善于接纳别人，肯定别人成就，替别人着想。越是善于给予别人关怀和友爱的人，越是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戴和拥护。

只是工于心计的人，把别人当成为自己工具的人，用了别人之后一脚踢开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成就，但不值得尊敬。

[ 本帖最后由 cnwyd 于 2009-1-17 13:28 编辑 ]

cnwyd

:loveliness: 俗话功夫在佛外，看看这些也是有好处的

ohmlh

培根说读史可以使人智慧，读读科学史，比起单纯的增加割裂的、孤立的、僵化的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式的科普知识好多了。

[ 本帖最后由 ohmlh 于 2009-1-18 09:29 编辑 ]

一飘儿

对此 何双院士的人品,我质疑,
对此 何双院士的这些话,我乐观其成.

智祥

1、 梁思成关于保护北京古建筑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故宫应拆除；
2、 维纳控制论是伪科学；
3、 鲍林共振论是伪科学；
4、 摩根基因学说是伪科学；
5、 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6、 中医理论是伪科学；
7、 层子下面有无子（无产阶级子）；无子下面有毛子（毛泽东子）；毛子下面有前子（前进子）；
8、 中国的能源不算紧张；
9、 中国的环境污染不严重；
10、中国矿工不挖煤死亡率会更高；怨就怨他们不幸生在了中国；
11、中国矿难多不是因为腐败，是因为太穷。
12、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符合“三个代表”精神；
13、“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
14、“三个代表”理论应成为评价一切科学工作的根本标准；
15、人类无须敬畏自然；
16、在怒江建水坝是当地人民脱贫的唯一选择，刻不容缓；
17、反对在怒江建水坝的都是伪环保分子和伪反坝分子，要坚决打压他们；
18、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实现南水北调；
19、能一棍子打死的肯定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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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应该是原文：

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

文/何祚庥

粱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有一定成绩。然而，他近年来所鼓吹的中国建筑的方向却有着严重的错误。 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粱思成的第一个错误是不适当地、片面地强调了建筑的艺术性，颠倒了建筑学中美观和适用、经济的正确关系。

谁都知道，一幢房屋建造起来，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居住、工作、休息等多方面的需要（少数专供观赏的建筑除外）。其次是建筑必须注意造价的经济，亦即必须顾及国家、人民当前实际经济能力的可能和合理地使用材料、人力。再次是必须尽可能使建筑物美观，这是因为建筑物是人们长期生活惩息的空间，它的形式优美与否，将长期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作为人民中过建筑师的基本职责，便是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时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求得适用、经济、美观的统一。

当然，求得适用、经济、美观的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适用、经济的要求有时会和美观的要求发生矛盾。但这个矛盾的解决，不能从经济、适用服从美观的条件下来求褥统一；相反的，建筑师只能在首先满足适用、经济的条件下来尽可能地讲求美观。然而，这决不是说，在这种条件下，建筑物就不能做到美观了，这是因为美观和经济之间的矛盾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亦即不能认为建造一所美丽的房子，就一定要用上许多昂贵的材料。花费很多的金钱；正如设计出一件合用、美观的衣服，不是一定要用上许多绫罗绸缎一样。相反，用了许多昂贵的材料，贴上许多金银，却仍然可以成为十分‘恶俗’的作品。

可是，梁思成的见解却相反。在他看来，美观服从经济的原则是十分令人讨厌的，但梁思成不敢公然来反对这个原则，于是他便竭力从理论上来证明“美观与经济之间有矛盾”、或“民族形式与经济之间有矛盾”的不存在（《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并希望籍此来证明美观服从经济的原则的无意义，以便为建筑师追求华丽装饰的活动开辟道路。

可是粱思成举不出充足的理由来证明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他证明来证明去只是证明了“美观与经济之间是没有天然的矛盾的”（《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然而“没有天然的矛盾”和“没有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建筑学上，我们只能认为美观和经济之间没有天然的矛盾（亦即没有不能解决的矛盾），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如果认为美观和经济没有矛盾，那未就完全取消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没有什么美观服从经济的必要了。可是他却不顾逻辑上的错误，竟暗中用“美观与经济之间是没有天然的矛盾的”的论点，替换了“美观和经济没有矛盾”的论点。同时，梁思成还提出另一论证道：“假使目前民族形式的造价要贵一些，那只是建筑工程材料及工程结构的问题”（《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

看了梁思成这个论点以后，不能不感到他在抹杀事实，谁都知道，粱思成近年来所积极提倡的“大屋顶”乃是一种造价十分昂贵的屋顶。正如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所刊载的《给“大屋顶”算一笔账》一文所指出的，一九五五年“北京新的建筑中，由于有近一百万平方公尺面积的建筑上加盖了‘大屋顶’，就比盖平顶或水泥瓦坡顶多花了近六百万元。这拳钱可以用来盖面积五十万平方公尺的工人宿舍。”难道这笔巨大的浪费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建筑工程材料及工程结构”的违反科学原则，而不是首先由于建筑师艺术处理之不当么？

同上述思想相联系的是粱思成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材料、结构无关或极少有关的论点，他认为“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就履。”（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梁思成文）但我们认为，建筑艺术（特别是其艺术形式）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材料和结构。譬如说，古代的木结构的斗拱固然是我国古代人民为了减少立柱和横亮交接处的剪力的一种智慧的创造，然而在今天有钢筋混凝土以后，这种东西就纯粹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又如，在古代是为了糊窗纸用的雕花的窗格子，在今天有了大块玻璃以后，也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而如果一定要安上雕花的窗格子，其结果必然是使房间光线暗淡不堪，不适于居住和工作。又如，利用旧式的砖木结构，恐怕即使最优秀的建筑师，也造不出近代化的高楼大厦，这种建筑只有刚筋混凝上的结构才有可能。特别是，建筑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在苏联已经采用了大型预制板的制造方法，建筑艺术当然也就不能不随之改变。可以肯定地说，建筑艺术之服从建筑材料、服从结构技衍乃是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建筑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梁思成却要求在钢筋混凝土上绘上油彩画，要求用钢筋混凝土来表现砖木结构。

梁思成由于片面地强调了建筑的艺术性，颠倒了美观和适用、经济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错误结论还不止此。他还从这一思想出发而歪曲了我国建设方针。谁都知道，我国当前建设的基本方针乃是集中一切财力、物力，首先进行工业建设。因此，保证国家工业建设的基本建设部门就不能不把艺术性较少的工业建筑放在第一位，把民用建筑放在第二位。特别是我们国家建设为时不久、更需艰苦奋斗的今天，显然不能因为过多地考虑到建筑物的艺术性而放松了经济的节约。

可是粱思成的见解却不是这样。他在《祖国的建设》这本小册子里讨论建筑工作者的当前任务时，不但没有指出建筑师应该首先重视工业建筑的设计，反而把民用建筑的设计，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他在《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上所发表的《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中也是把艺术问题放在比经济、适用的问题更重要的地位。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表示遗憾的是“建筑师自己对于建筑的艺术性似乎也没有给予应得的重视”。下能不认为他在这里颠倒了重要的和次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最感缺乏的正是工业建筑方面的人材，今天的问题，也正是由于建筑师把艺术问题放到第一位，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梁思成这些思想的错误，也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内，一些学生乃至某些教师，不愿去学习工业建筑，只愿去学习古代建筑艺术；甚至某些学生在被分配到施工单位去实习时，竟认为个人前途黯淡。这不能不说正是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指导之下所得到的必然的结果。

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

粱思成第二方面的错误，是在建筑形式上的复古主义，近年来，梁思成曾经积极提倡“民族形式”。可惜的是。在粱思成的理解中，竟把“民族形式”看成是和现实生活内容无关、不随生活发展的一成不变的范畴，把合乎今天中国人民需要的民族形式和中国古代的宫殿、庙宇等建筑形式等量齐观起来。当然，在建筑艺术上，我们也是赞成吸收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优秀手法来树立今天新的民族形式的。但是，形式的问题究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宫殿、庙宇等等建筑形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定的封建的内容的。因此，对古代建筑还必须从内容上加以分析，分清那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那些在古代虽是精华，而在现在已成糟粕。对于新中国的建筑形式来说，当然它是为了表达今天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今天新中国的建筑，必须适应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活的需要。显然可见，古代的和封建内容相联系的那些建筑形式，不能不同今天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内容发生矛盾；不能不去改变旧形式使它来服从于新的内容。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古代形式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民族形式的基本原因。另外，我们还知道，人们对于“住”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特别是近代的人们生活内容极为繁复。对于如此多样化的内容，显然不能只由某几种有限形式来表达，更不能只由中国古代的庙宇、宫殿等有限的建筑形式来表达，必须根据生活需要，广泛吸收各种建筑形式来表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


但是，粱思成的理论恰恰与此相反。他在《建筑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中，曾总结了中国建筑的九大特征。但他在这里所表述的特征，基本上只是中国古代的庙宁、宫殿等建筑形式的特征，他一点也没有分析这些建筑形式和它所表现的内容之间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只是“纯形式”地分析了这些特征，使把它当作我国近代建筑，“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祖国的建筑》）都应该采用的形式。

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古代建筑形式中，确有不少优秀的手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吸收；但这里所说的只是吸收，决不是抄袭。如果按照梁思成所主张的九大特征来办事，势必至于到处都盖上大屋顶，装上斗拱，其结果必然到处都和庙宁一般，那里还谈得上什么反映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面貌！其实，即使从梁思成自己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主张的荒谬。比如在梁思成用来证明“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传统形式来处理的二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上，其中有一张是要在三十五层的高楼上盖上“大屋顶”（《祖国的建筑》），请试想一下，如果要在三十五层的高楼上盖上一个“大屋顶”，在下面的人是不是还能够看得见；而且，如果要使三十五层高楼上的大屋顶能够和下面的庞大建筑相称，这个大屋顶势必要大到和一个四十层的高楼相当。事实上，在梁思成所描绘的那张图中就已经表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在谈到粱思成的复古主义主张时，还必须提出他对待古代建筑的态度。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更是站在一种保守的立场。当然，我们对待古代建筑，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而是应当采取保护的方针的。这是因为古代建筑都是出自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我们保护古代建筑，是为了尊重古代人民的智慧，尊重历史的发展，并且作为后人的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资料。然而，我们不是为保护而保护，不是把古代的落后而腐朽的东西，都要当作民族珍宝来看待；也不是对于所有的古代建筑，不论其历史价值如何，不论其今天是否妨碍了人民生活，都要一律加以保护。

可是梁思成在对待古代建筑的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无原则、无批判的歌颂的态度。并且主张实行一律加以保护的方针。即以北京城来说，北京城当然是我国古代都市的“无比杰作”，由南而北，一根中轴线，长达八公里，贯穿全城。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创造。然而，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粱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当然，我门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不能过分地去苛责那些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限制所造成的古代都市中的一些缺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粱思成的这种论断，所谓北京过去“曾很好的为封建时代服务，今天它仍然能很好的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生活服务，并还可以再作社会主义时代的都城，毫不阻碍一切有利的发展”（《新观察》第＝卷第七、八期）。

粱思成对于古代建筑物的这些错误观点，很明黑，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实际主张上的。如所周知，粱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还提出城市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同上）。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

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

在批评梁思成上述两方面错误思想的同时，我们认为还必须指出梁思成的“文法”、“词汇”论的错误；因为正是他的这个理论在为他的上述许多错误主张服务。

梁思成认为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并认为：构件和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之间，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于象粱、柱、枋、檩、门、窗等等，那就是我么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参看《建筑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粱思成还根据这样的观点推论出：“ 如同文法对于语言、文字之运用有一定的拘束性一样，‘型范’、‘法式’、‘做法’对于材料、构件之运用也有它的拘束性。但在这拘束性之下，也有极大的运用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有时又说道：“文法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东西’（《祖国的建筑》）。接着，他又得出了一个关于创造中国自己民族形式的断语：“……不熟悉自己的建筑的‘做法’或‘法式’，我们似乎是不可能创造出一座新中国的建筑，犹如不学习并熟悉中国语言文字的词汇和文法就不可能写出一篇中文的文章一样。”（《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

粱思成还提出一个建筑的“可译性”的理论，认为：“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词汇组织起来，可以写出极不相同的文章一样，在建筑上，每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灵活地运用建筑的材料、构件，为了不同的需要，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创造出极不相同的类型，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结论是：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同上）
总之，梁思成的理论特点是，不适当地将建筑和语言处处加以比附，然后又从这种比附中做出种种结论。然而语言和建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机械地把语言和建筑加以比附，就必然要歪曲了建筑的实质，导致种种谬论。

早已有人指出，语言是一种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现象。而建筑艺术总要体现着一定的阶级的内容；因此，不能将这二者加以绝对的类比。但我们却以为梁思成的这套理论的恶毒之处，更在于它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在于它还要为粱恩成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主张开辟道路。
可以说，一切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特征都是割裂了形式和内容的有机联系，脱离了内容来考察形式的。梁思成的这套理论也不例外。

即以文法来说，“文法的特点就在于它给以词的变化的规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给以造句的规则，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句子，……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与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无关的。”①因此，文法可以把“词和语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的内容。”②但是建筑上的法式却不是这样的东西。在法式中反映着人们的生活需求、工程技术经验乃至一定的艺术手法，因此，不能撇开法式所凝集着的那些具体内容不管，只是抽象地考察它们的规则。另外，我们还知道，语言中的文法构造的基础是可以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的，因此，文法对语言就有很大的拘束性；但建筑上的“法式”却不能不随着生活需要的发展、工程技衍的变革乃至人们艺术观点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古代就没有近代化的医院、学校这种建筑；也没有钢筋混凝土和大块预制板；古代帝王对建筑艺术的要求，至多也是“壮丽以示威”，新中国新生活则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精神面貌，因此，和生活密切联系的法式就不能不随之而变化，法式也就不可能有如同文法之对语言那样的拘束性。可是粱思成不顾法式和文法之间这些重大差别，竟把它们机械地加以类比，这只能意味着梁思成已经堕入了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泥坑。

也正是粱思成把建筑和语言加以绝对的比附的结果，于是在粱思成的视野中，就只看见“文法”和“词汇”，并且把建筑艺术当作“文法”和“词汇”的组合；这样，当然也就使得粱思成把建筑艺术当作是一个同它的工程结构、材料无关的东西了。

也正是由于梁思成只看到“文法”的拘束性，认为“文法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东西”。认为不熟悉中国的“文法”或“法式”就不能创造出新中国的建筑，这才使得粱思成把新中国的创造性的民族形式同中国古代建筑形式混为一谈，而完全看不到当前生活面貌的变化，并要求把伟大的社会主义生活内容束缚在“文法”——亦即“法式”的拘束性之内。当然，在中国旧有的“法式”或“做法”中，是有不少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不必用新的经验来丰富它，抛弃其中已经陈旧和过时的东西，而要像粱思成那样，把它奉为千古不变和“不讲道理”的教条。

这里还必须谈一谈梁思成所创造的建筑的“可译性”的理论的错误。正如上面所说，建筑同语言不能机械地加以类比，因此，认为不同语言可以翻译，而建筑也就可以翻译的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建筑的“法式”、“构件“和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密切不可分离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形式和内容加以分割，认为建筑艺术只是不同民族的“文法”。“词汇”的组合并可以相互翻译。例如，罗马凯旋门翻译成中国的牌楼时，就不能成其为凯旋门，苏联假天馆上的圆顶，也不能翻译成中国的“大屋顶”式的建筑，因此，建筑乃是不可翻译的东西。应该指出： 正式这种“可译性”理论竟变成了梁思成的一贯主张——主要不在于学习外来建筑形式（参看《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的藉口。因为既然所有其它民族的建筑都可以“翻译”成中国建筑，那未当然也就不必学习其形式了。这是和毛泽东同志的“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③的指示相违反的，不能认为建筑上的民族形式就一定排斥其它民族的建筑形式，如像粱思成所主张的和党性、阶级性加以类比的“民族性”那样（参看《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必须承认，建筑形式上的交流，是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民族形式”乃是绝对互相排斥的东西。

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筑理论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还可以看出，粱思成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乃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一切的唯心论者都断言精神先于物质、意识先于存在。唯心论者的这些基本观点反映在认识论上，便是不从实际出发，不看事情的历史和全貌，只是凭着个人的好恶、臆想来做出种种错误的结论。粱思成研究建筑问题的方法正是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建筑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可是他却完全颠倒了适用、经济和美观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建筑艺术的特点便是必须受到技术、结构和社会需要的极大制约，可是他却完全撇开了建筑艺术的这方面联系，而只是孤立地考察建筑形式，并且把古代建筑形式当做是永恒不变的形式，粱思成还把建筑和语言这两种十分不同的社会现象乱加比附一番，并且从中做出种种牵强附会的结论。显然可见，这是一种错误的美学理论和建筑理论契理藐。然而，粱思成的唯心主义思想还不仅仅表现在美学、建筑的领域内，它还表现在社会的历史的领域内。例如，梁思成在《建筑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二期上，撰写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中国建筑的发展，按照早已陈旧了的“断代史”的体例来划分阶段，甚而把明、清、民国的建筑都列为一期。这样也就看不出建筑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了。在同一文中，粱思成还认为建筑艺术和生产力乃至生产关系均无直接的联系。粟思成在许多其它论述中国古代建筑的论文、小册子内，都极少联系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建筑的沿革。正是由于梁思成撇开了社会历史条件来孤立地考察建筑问题，于是在粱思成的视野中就完全看不到建筑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物质功能），看不到建筑随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这也就无怪乎粱思成会认为虽然今天中国革命已经引起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粱思成的“文法”、“词汇”仍然可以“万古长存”了。

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了粱思成在建筑的理论问题上、研究方法上等等一系列的错误。但我们还应看到的是：梁思成这些错误不只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并且还是违反总路线、违反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错误。谁都知道，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努力实现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建设重工业就必须长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这种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是要依靠我国的内部积累来取得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开支和不适当的非生产性的开支，不能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以便积聚一切可能的资金，用来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并增加国家必要的后备力量，早在五年计划实行的第一年，党中央就提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同一年，在建筑问题上，又提出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设方针。显然，如果我们在一些非生产性的建筑物上，采用了过高的设计标准，采用了大量虚假装饰，就会浪费了国家金钱、分散了资金、削弱了建设重工业的力量。而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可是，按照梁思成的理论，其直接的结论，就是要号召建筑师去多多地设计那些拥有大量的虔假结构、虚假装饰的古代建筑形式，多多地建造一些不能用或很难用工业化施工方法的“大屋顶”。用梁思成的思想来指导我国的建筑事业的实践，就必然要大大提高工程的造价，增加手工业的操作方法，延长施工的期限，造成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而这也就是前一时期报刊上所严厉指责的我国建筑事业中追求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我们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李富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中，由于忽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盲目地追求所谓‘民族形式’，讲究豪华装饰，大量地采用贵重的或特殊的材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单就‘大屋顶’来说，北京市内各机关建筑的三十九座房屋即因此浪费了五百四十万元。被人称为‘地质宫’的长春地质学院校舍是一个很出名的豪华建筑，该院是利用伪满未建成的皇宫基础建设的，因为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装饰，每平方公尺造价为二百二十元，加上原有基础的差值则达三百元，超过国家规定造价一百二十五元的百分之一百四十。”而这些就是梁思成的理论所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页。
②同上。
③〈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００页。

（原载《学习》杂志一九五五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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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还搞婚外恋，搞了好几个老婆，比尔盖茨还有情人呢，杨振宁82岁了还取28岁的老婆，徐志摩还喜欢梁思成的老婆，就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也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范过错误，难道也否认他在军事和政治文学上的成就？还有咱们敬爱的周总理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为了某件事情杀光了一个村的人，为此差点被四人帮揪斗，难道他就不值得敬爱了？古今中外的伟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是不是都要将他们一棍子打死呢？

[ 本帖最后由 ohmlh 于 2009-1-19 12: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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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学危机之一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推荐给朋友>
现代物理学危机之一
什么是物理学的危机


作者
苟文俭








到十九世纪后期，当经典物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几乎能说明当时所有已知的物理现象时，在物理学领域又发生了以下事件，不论是当时有智慧的物理学家，还是今天所有的物理学工作者，都普遍认为在那个时代经典物理学发生了危机。



概括起来，构成经典物理学危机的事件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1、19世纪80年代迈克耳孙-莫雷精密的“以太漂移”实验均得到了“零结果”，这就直接否定了主流的静止以太说，从而动摇了光学和电磁学的静止以太的表述基础，使这两个理论面临了表述基础被破坏的危险，对此就称构成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危机。
象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这样，理论表述基础与事际不相符的物理学事件，就称是物理学基础危机事件。


2、在对比热和热辐射的研究中，主流的玻耳兹曼和麦克斯韦提出的能量均分定理能够解释许多现象，对于常温下的一般固体和单原子气体的比热，也都给出了比较满意的答案。但是对于多原子气体，实测的定压热容量与定容热容量之比显著地大于理论计算值，出现了所谓的“紫外灾难”。这一事件使经典热力学的演绎面临了危机，对此也称构成了经典物理学的演绎危机。



象“紫外灾难”这样，理论演绎结果与事实矛盾的物理学事件，就称是物理学演绎危机事件。



3、实验发现了X射线和放射性,接着又发现了电子和镭等等，这就使一向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原子不可分和元素的不变性、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空间和时间的绝对性、运动的连续性等等，都产生了动摇，使经典物理学的许多基本概念都受到质疑，对此也就称是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危机。



象放射性这类事实的被发现这样，使物理理论使用的基本概念受到了质疑的物理学事件，就称是物理学概念危机事件。



分析上述使经典物理学发生危机的三个方面的事件可以确定，构成物理学危机的事件，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1、形成于理论自身，被事实所证实，而不是由数学规则或哲学原理的逻辑论证或判断的结果。



    2、相对于主流物理学的整个体系而言，而不是物理学体系中的某个理论。



总结上述论述就可以有如下结论：



相对于主流物理学的整个体系而言，如果理论自身形成了被事实证实的基础危机事件、演绎危机事件和概念危机事件，物理理论体系就面临了崩潰，也就构成了物理学危机。



上述就是根据经典物理学危机的历史事实，对什么是物理学危机所做的明确回答。




于200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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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危机


作者
苟文俭




如作者在《现代物理学危机之一》所述：象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这样，理论表述基础与事际不相符的物理学事件，使理论面临了表述基础被破坏的危险，就称是物理学基础危机事件；构成物理学危机的事件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形成于理论自身，被事实所证实，第二它是相对于主流物理学的整个体系而言的。


现代的主流物理学，是指由量子力学、相对论、规范物理的标准模型、大爆炸的宇宙标准模型形成的物理理论体系。



根据上述对物理学基础危机事件的定义，很容易发现现代主流物理理论体系中、其描述基础与事实不相符的一些基础危机事件。对此本文举如下三例。



1、量子场理论只能描述没有大小的点粒子，但标准模型要把量子场理论类推到粒子内部，去表述粒子内部的组成存在的规律，就构成了标准模型表述基础的点粒子与事实不符的基础危机事件。



这一事实作为标准模型础危机事件，是因为标准模型描述的是粒子有大小的存在内容，这就不允许再用点粒子的理想化方法处理。即标准模型表述基础的点粒子与它表述的粒子有内部组成的事实并不相符。



2、现代物理理论表述基础是物质世界的对称性存在，而在物质世界起根本作用的却是不对称。即在现代物理理论中，因为表述基础的对称存在、与表述对象不对称起根本作用的事实不相符合而构成了基础危机。



3、由于相对论与量子论表述基础的相互拒绝，如下所述也就构成了现代物理理论体系的基础危机。



相对论的形式化表述是建立在因果决定性基础之上的，狭义相对论中时空具有随物质运动情形不同的相对性，广义相对论时空则是随物质质量的多少而具有形变的相对性；量子论的形式化表述、是建立在随机不确定性基础之上的，时空具有不准确测量的量子性，描足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相对论与量子论的表述基础相互拒绝，表明它们各自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范围，但在现代物理理论体系中，相对论与量子论都是作为普遍适用的理论使用的。显然，现代物理理论体系中、把相对论与量子论作为普遍适用的理论，由于与它们表述基础相互拒绝的事实完全不相符合，这就必然构成了现代物理理论体系的基础危机。



以上这些事实就充分表明：对现代主流物理学理论体系来说，它确实有由基础危机事件构成的基础危机。现代主流物理理论体系的基础危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