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些塔可以绕拜？外加塔的介绍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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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家附件的公园、古玩城等地方，都建起了不同形态、制式的塔；有些模仿泰式佛塔，有些模仿藏式，还有中国汉式的塔。

根据佛教经典开示，拜塔、绕塔、供塔均是大功德，有大利益。但是针对公园等地方，非佛教目的所建的塔（模仿佛塔样子的），是否能够拜或绕？

如佛像的制作有严格要求一样，是否佛塔也必须符合一定的制式，或者塔中供有高僧遗体、骨灰、舍利等，才可以绕拜？

特请教。

外加塔的介绍一篇：

塔（Pagoda）是一种在亚洲及佛教中常见的，有着特定的形式和风格的东方传统建筑，塔起源于佛教（浮屠）。

塔这种建筑形式缘起于古代印度，称作窣堵坡（梵文स्तूप(stūpa)，巴利文为thupa，汉语“塔”（中古拼音：thap ，吐盍切）一词即从巴利文音译而来），是佛教高僧的埋骨建筑。随着佛教在东方的传播，窣堵坡这种建筑形式也在东方广泛扩散，发展出了塔这种极具东方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窣堵坡与中土的重楼结合后，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发展，并与临近区域的建筑体系相互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宝箧印式塔、五轮塔、多宝塔、无缝式塔等多种形态结构各异的塔系，建筑平面从早期的正方形逐渐演变成了六边形、八边形乃至圆形，其间塔的建筑技术也不断进步结构日趋合理，所使用的材质也从传统的夯土、木材扩展到了砖石、陶瓷、琉璃、金属等材料。14世纪以后，塔逐渐从宗教世界走向世俗世界，因此按照经律系统，塔可以分为佛塔和文峰塔。

在建筑学层面，塔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东方建筑，其体量高大用料多样，在不同的地区地质条件不同，建塔技术也不同，对塔的建筑学研究涉及了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壤学、地质学等诸多方面。

在东方文化中，塔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学层面。塔承载了东方的历史、宗教、美学、哲学等诸多文化元素，是探索和了解东方文明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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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桑奇大塔

印度的佛教胜迹，颇为中国西游的僧人所瞻礼。其中最早的，乃东晋的法显；尤为人知者，则为唐代玄奘。他们归国后，记足履之所经，对重要的胜迹，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但今称的“桑奇”，即印度早期佛教的三大名迹之一，两人则未著一语。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扬之水先生蹑三藏之高风，巡礼佛国，中国文字里，始有桑奇的详细记录。但宗风沦坠，道丧千载，这本小书，已不能如法显、玄奘的游记那样，可激起信仰的波澜了。
　　桑奇是印度中部“中央邦”的一村庄。村的名字，代有不同；“桑奇”乃近代以来的称谓。自阿育王时代以来，村附近的小山上，便有僧人造寺起塔，为驻锡之地。稍后，阿育王又立石柱于此，镌刻护法的敕令。于是这不起眼的小山，竟僧人群集，寺塔林立，佛坝梵音，远近悉闻。这一盛状，延续千有余年，至十三世纪伊斯兰教崛起后，方沉寂下来。宗教间的斗争，本以隳庙宇、破偶像为常事。桑奇虽不僻远，却宛有佛佑，未蒙此劫。故1818年，英国人初来桑奇时，竟发现当地寺塔、石柱等，保存得颇完好。从此，桑奇作为印度早期佛教的一剧迹，便广为人知了。
　　
　　印度早期的佛教胜迹，多与释迦牟尼生前的行迹有关，如成道的菩提伽耶，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涅槃的拘尸伽揭等。这些地方的寺塔，便为纪念他在当地的行迹而兴造。但桑奇却不同。其所在的地方，是释迦牟尼素未履经的。它与佛教的因缘，据马歇尔推测，或与阿育王有关。如锡兰古史《大史》（Mahavamsa）中，有一则阿育王的记载，文称他为太子时，被派作乌遮衍那（Ujjayani）的总督。就任途中，他经过桑奇附近的名城毗迪沙，娶当地一富商的女儿为妻，婚后育有两男一女。其次子摩咸陀，在阿育王继位后，被派去锡兰传佛法。临行前，他去毗迪沙城探望母亲，下榻的地方，便是母亲捐造的一华美的“精舍”——亦即佛寺。这一则故事，如马歇尔说的，容或不准确，但阿育王继位的前后，桑奇已有僧侣活动，是可得而言的。因桑奇发现的实物中，有一座阿育王柱。与众多的阿育王石柱一样，这石柱的雕刻风格，亦为希腊化的伊朗式样，与印度本土的风格不同。
　　公元前232年，阿育王去世，孔雀王朝便趋瓦解了。地方统治者倔强自雄，不遵王命。约至公元前185年，摩揭陀国的君主弗沙密多罗（Pushyamitra），弑杀孔雀王朝的末代君主，自立新君，是为史称的巽伽王朝。他的儿子阿耆尼密多罗（Agnimitra），则被派作帝国西部的总督，开府毗迪沙城。但与阿育王不同，弗沙密多罗信婆罗门教，对佛教行迫害的政策，并毁坏了桑奇的大塔。他死后，继任者的宗教政策，似有一变。如桑奇最重要的佛教建筑，便多有造于这一时期者。其中包括了二塔、三塔（不含塔门与后者的栏楯）、大塔栏楯与塔冢的外封石（塔冢初为砖封，规模也较小）及25号柱等。至于雕刻风格，则颇有印度本土艺术的古意。如浮雕无深度感，人物僵直；人物与人物间，亦缺少构图所需的关联等。除人物外，印度的本土气质，亦毕见于其华美、繁缛的植物装饰：在光滑的石面上，它们恣肆地生长、蔓延——这种装饰之美，始终是印度艺术的魅力之一。
　　巽伽的统治，仅维持百余年，至公元前70年，便为另一王朝取代。这个王朝，似即安达罗王朝。印度早期的本土艺术之花，便是在其统治下破蕊绽放的。桑奇遗址中最灿烂的部分，也造于此时，其中包括大塔四门，与三塔的独门。这五座门，是在短短几十年间，先后兴建的。其中最早的，乃大塔的南门。这门上有铭记，据马歇尔解读，其中一门楣当为安达罗某国王的工官捐造，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末（关于大塔四门与栏楯建造的年代，其实后来又有别说，总的趋势是努力将其时代往前推。这种分歧，对普通读者而言并无太大的意义，故本文仅取马歇尔的意见）。这时期桑奇的雕塑，乃其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如背景已由早先的中性的平面，变为有深度的空间，人物仿佛可动转于其上。意义的表达，也更真实，更真挚了。这一进步，或有希腊化艺术影响的因素，但如马歇尔说的：
　　从本质上说，这是印度本土的艺术。它根发于印度人的心灵与信仰，雄辩地表述了其精神的信念，及其与自然深切而本真的共鸣。它不做作，不超验，它的目的，是颂扬宗教，而非给精神的观念披上形式的外衣。它以雕刻家的凿子所能麾使的最单纯、最富表现力的语言，讲述着佛教的故事。恰因这种单纯与无所掩饰的真挚，它真实道出了印度人的心灵的声音，使之直到今天，仍可打动我们。
　　安达罗王朝在桑奇的统治，似维持到公元150年。此后至四世纪末叶，桑奇所在的地区，便一直为西娑多婆王朝（Western Kshatrapas）的领土。娑多婆家族及其后继的总督们，皆外来的征服者，并先是安息、后为贵霜帝国的诸侯。故艺术的趣味，似偏于北方的希腊化风格。但它与桑奇的关联，是颇薄弱的。其统治桑奇的痕迹，仅见于几尊马图拉风格的雕塑（藏当地博物馆）。
　　四世纪中叶，笈多王朝兴起，其影响渐及西娑多婆统治的地区。但桑奇所在的东马尔瓦地区并入其领土，似在四世纪末、即“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的时代。桑奇大塔的栏楯上，有一则笈多纪元的铭记，年代约相当于公元412-413年。铭文记载的，是旃陀罗笈多二世的一位官员捐献一村庄和若干钱给桑奇的某寺。
　　公元480年，白匈奴入侵，笈多王朝丧师折土，几近崩溃。但笈多王朝在东马尔瓦地区的统治，则延续到佛陀笈多、即《大唐西域记》称的觉护的时代（约公元500年）。是后，东马尔瓦地区便落入一地方土王巴努笈多（Bhanugupta）之手了。十年后，又沦为成匈奴王陀罗摩那（Toramana）的一方国。
　　笈多的统治，虽不足一百五十年，却是印度历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代。印度的民族意识，在蛰伏数百年后终于苏醒。与之相伴随的，是精神、智力、与才气的迸发。在宗教领域，婆罗门教得以复兴；其“神圣语言”、即梵文，也因此成为印度的雅言。后者的流行，又导致了文学的发达，其中最璀璨的明珠，便是我们熟悉的《沙恭达罗》——书里某些段落，正是受桑奇建筑的启发而成的。宗教、哲学、与文学之外，笈多时期的数学与天文学，也是印度文明的骄傲；其中的智力与理性之美，又见于这时期的建筑与艺术。
　　笈多艺术体现的，是文明的优雅，而非自然的即兴。桑奇塔中所见的原始的恣肆，这里为理性所节制。印度的艺术，虽因此丧失了自然与单纯，却获得了理性之美。这时期的雕塑，皆比例精严，对称谨饬；装饰与细节，亦克制或勿用。在早期、如桑奇塔的雕塑中，匠师犹无力把宗教的教义与信仰视觉化，故只能用讲故事的手法，去间接地传达。在笈多时代，思想、信仰与感受，仿佛获得了肉身，故是可见的、或可感知的。佛像的神采，亦在出世的超越与尘世的关怀间，获得了微妙的平衡。
　　笈多艺术的影响，并不限于笈多王朝：它在四到五世纪间蓄积的动量，一直持续到七世纪末叶。影响的范围，也远及印度之外：我国北齐与东南亚吴哥时期的佛教雕塑中，皆有其痕迹。
　　笈多雕塑艺术在桑奇的遗存，是颇少见的。目前可知的，似只有几尊单体雕塑（藏当地博物馆）。其中笈多的气度虽未失，但风格已程式化。由阿旃陀地区的壁画看，笈多艺术的精华，也体现于其绘画。但桑奇笈多时代的庙宇装饰，皆荡然无存，它的弘丽华美，今只能存之想象了。
　　白匈奴在印度的统治，崩溃于528年。是后至1023年，除七世纪中叶戒日王短暂统治外，桑奇所在的印度北方，一直方国林立，征战不已。印度的元气，也在纷争中消耗殆尽。这一时期的建筑与雕塑，桑奇有许多。其中包括马歇尔编号为43－50的一组建筑，及大量的单体圆雕、浮雕与小塔等。在这里，印度佛教艺术的衰败之痕，是望而可晓的。如这一时期最壮观的建筑、即马歇尔编作45号的庙宇，便颇见印度教凌佛教而上的痕迹，与其艺术与笈多艺术的巨大鸿沟。它华丽而浮夸，与笈多的克制与理性，迥不同风。笈多艺术所建立的主题与装饰的平衡，这里被打破了。装饰的冲动，再次变得无节制，同时也失去了桑奇的自然与淳朴，结果便沦于野性的狂欢了。
　　十三世纪后，随着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梵音佛呗，渐息于桑奇。似早在笈多时代以来，其附近的毗迪沙城便已废弃，取代它的，是不远处的比尔沙城。后者在印度晚期的历史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故三次遭到穆斯林劫掠，佛寺也被毁。桑奇的遗址距比尔沙城，虽只有五英里，却竟保完了下来。1818年，英国人泰勒来到这里，第一次“发现”了这一宏伟的佛教遗址。大塔的四门，当时只有南门仆倒，其余皆立于原址。塔的“覆钵”形顶，也未被扰动；基坛上的栏楯，也部分犹存。二塔、三塔的情况也类似；二塔的附近，还有八个小塔与若干建筑，唯保存情况未明。泰勒虽非学者，亦非考古学家，却立即意识到了这遗址的魅力与价值。于是桑奇遗址被“发现”的消息，便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是古物学者、考古学家与各色的寻宝人。各种踏勘报告亦纷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康宁汉的（A Cunningham）的《比尔沙佛塔》（Bhilsa Topes，1854），佛格森（Fergusson）的《树与蛇的崇拜》（Tree and Serpent Worship，1868）, 与梅塞的（Maisey）的《桑奇与其遗址》（Sanchi and Its Remains，1892）。但对桑奇的兴趣，也破坏了其遗址。如1822年，印英政府的约翰逊上校从一侧破开大塔，欲探究竟，结果给大塔带来了无可复原的破坏。作为踏勘、记录与传播桑奇的功臣，康宁汉对桑奇的破坏，又尤为致命。他生活在西方考古学已渐昌明的时代，对地层之为历史信息的记录，却无所知。故1851年他对二塔、三塔的发掘，便几同一浩劫。业余考古家的破坏外，寻宝者与当地的村民，也对遗址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约翰·马歇尔到来。1912至1919年间，他对桑奇的佛教遗址，做了科学而细致的发掘。由于他与其合作者富歇的贡献，桑奇遗址的历史，始有一近于准确的、或可辨认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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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塔，或佛经译作的“窣堵坡”，最初是葬死人的坟。传说佛祖去世后，印度境内有八个国王，竞夺其遗骨，永充供养。这取回的遗骨、或曰舍利，便封于“窣堵坡”内。至阿育王时，舍利又被取出，并析为更小的份，分贮于境内新造的“八万四千塔”。从此后，塔便成为信徒礼拜的对象了。塔中的舍利，后又不限于佛骨，还包括了佛教的圣人或著名僧侣的遗骨。桑奇塔的舍利，便属于后者。

　　桑奇小山上的塔有许多，其中最知名的，是大塔、二塔与三塔。其中大塔位于小山之顶部。与其他的“窣堵坡”一样，大塔的塔身也作半圆形；由于顶部略切平，故又名“覆钵塔”，即形状类似倒覆的钵。塔体的四周，筑有一环形的基坛（medhi），是供僧侣、信徒绕塔礼拜的行道。基坛的台阶，开在塔之南侧，即正对南门的地方。在绕塔基的地面上，又辟有另一条绕塔礼拜的行道；道的外侧，环有粗大的石栏楯。栏楯素而无饰，在正南、正北、正东与正西处，皆破一口，这样环形的栏楯，便断为四截了。每一开口的外面，皆树一类似牌坊的石建筑，此即佛书所称的陀兰纳，今译为“门”。大塔的塔身、栏楯与四门，是在一百余年间先后建造的。其中最早的，乃阿育王时代的塔身。它原为砖砌，后毁于巽伽王朝第一位君主弗沙密多罗王（184－148）之手。其子阿耆尼密多罗继位后，方重加修复，使成后来的规模（直径一百二十英尺，高五十四英尺）。在修复的同时，又加了地面的栏楯；至于四门，则又作于此后了。

　　按马歇尔的意见，造塔的次序大约是这样的：先造半圆形的塔身；而后造顶部的围栏与塔刹；而后造基坛；而后是地面的栏楯；而后是基坛的栏楯；最后是四门。后者的柱、楣与顶盖上，皆镌有捐献者的名字。由捐献者的名字之夥，可知桑奇当时的香火之盛。

　　又据马歇尔说，大塔的四门与栏楯，当初皆涂为红色；塔身为白色；覆有花环的塔顶，则或涂色，或镀金。从这描绘里，我们可依稀想见桑奇大塔当年的庄严妙相。

　　大塔四门里，最早的是南门，其后为北门、东门与西门。四门的设计意匠，总体是一致的。至于雕刻的内容，大体为三类：一、佛传故事：以释迦牟尼的出生、成道、初转法轮与涅槃为主；二、夜叉与护法；三、动植物装饰：多对称而设，作西方艺术史所称的“纹章式”。后者中，既有希腊的忍冬饰，也有印度本土的莲花饰。其中不同式样的莲花，是桑奇最精美、最富匠意的母题。

　　与更北方的马图拉与楗陀罗艺术相比，桑奇的雕刻有浓郁的世俗性。最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些近于色情的裸体女像。其间的差别，或由于桑奇的赞助者多是毗迪沙城的富裕市民；在马图拉与楗陀罗地区，则为寺院与僧侣。

　　从雕刻手法说，桑奇艺术是木匠、而非石工的手笔。它的技巧与风格，皆呈木雕的式样。盖桑奇的艺术初形成时，印度流行的材料犹为木头、象牙与泥。石头之为艺术的媒材，是新引入的，犹不为匠师熟悉。

　　由大塔的东北方向，下行约五十码，便是桑奇三塔的遗址。这塔的风格与式样，皆类似于大塔，唯体积稍逊。在塔的地宫内，康宁汉曾找见过几只舍利罐。由罐的铭文可知，这是佛弟子舍利佛（sariputra）和摩诃摩伽勒（mahamogalana）的舍利。故这一座塔，当时必为最重要的佛教圣地之一。除体积稍逊外，它与大塔的另一区别，是只有一门，而非四门。这门树于塔的正南面。栏楯则基本无存，或古时被拆走作建筑材料亦未可知。但在马歇尔发掘的时代，塔基的四周犹有栏楯的残片；由风格推，这栏楯或与塔门一样，也造于公元后。至于塔门雕刻的内容与风格，则与大塔的近似；唯风格稍萎靡。

　　在大塔、三塔附近，又有另一些塔的遗址。其中有早期的，也有中古的。后者如马歇尔编作7号的塔，与17号庙附近的12、13、14、15、17号塔（这五塔排为两排）。其中12号塔的地宫内，曾出土一弥勒单像，14号塔则出土一独体的禅定像。由风格看，两者都是笈多时代的作品。

　　除塔外，大塔所在区域内，又有石柱与寺庙的残遗。从石柱的残段之多看，此地先前必是一石柱林立的地区。但它们体积多很小，并以笈多时期的为多。其中最早的，是那著名的阿育王柱。它原矗于大塔南门的附近，被发现时，已断为数截，仆倒于地。传说推倒、并砸断它的，乃当地的一小地主；至于目的，则是想取石头榨蔗糖。这柱有狮子形的柱顶，钟形的柱头，塔身有阿育王的护法的敕令。这种种特征，都令人想到波斯的影响。至于其他，值得一提的尚有25号柱。这是巽伽王朝的遗物，类型与风格，皆模仿阿育王柱。又有26号柱，它造于笈多王朝早期；石质、色泽，较他柱为精好，但依然是阿育王柱的拙劣的模仿。再后的石柱，便愈加不堪——也知印度佛教信仰的败坏之速了。

　　从大塔所在的山顶区域，沿西坡下行约三百英尺，便是二塔遗址。从体积、构造、与设计上看，二塔与三塔最接近。区别是二塔无门，栏楯则完好。栏楯的雕塑，亦生动有趣——这弥补了它无门的缺点。

　　康宁汉1822年至1851年间的发掘，几乎破坏了二塔的塔身。他发现于地宫中的舍利罐上，有几节铭文，称其中舍利汇集了多人的遗骨，如参加阿育王第三次结集的高僧，被派往喜马拉雅地区传道的僧人，此外又有佛弟子舍利佛摩诃摩伽勒等。因此，这些舍利，不足说明造塔年代，只能说明在二塔建造的巽加时代，对舍利的崇拜，已不仅限于佛与其亲炙的弟子，也扩展于佛教的重要僧侣了。

　　二塔栏楯的形制，与其浮雕的内容与风格，皆与大塔与三塔的相近。其特点是人物朴拙，装饰精丽——由此也知印度艺术的所短与所长。

　　

　　桑奇塔的佛教雕刻，与巴尔胡特、阿玛尔瓦提等印度早期的佛教雕刻一样，乃是以叙事的手法，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但释迦牟尼的形象，却从不出现，而是代以法轮、菩提树、王座等与佛祖一生的重大事件有关的象征物。这一现象，宗教艺术研究有一专门的术语，叫aniconism。强译为汉文，可作“不设像”。关于这特点，自十九世纪以来，便有两套不同的解释。其中一偏于历史，一偏于哲学。其偏于历史者，或以为印度的小乘教，是禁止为佛祖设像的；或以为印度本土的艺术，原有不为神设像的传统，为佛祖造像，是受希腊化的影响所致。历史派的代表，可举法国著名的印度与中亚考古学家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他称印度的佛像，初起于印度北部楗陀罗地区，原是比照希腊化罗马（Greco-Roman）的样板造设的。

　　富歇的理论，受到了两方的挑战。其中一方虽遵循了其历史学方法，结论则大异：他们称佛教的发源地，乃印度北部的马图拉地区，故是根植于印度艺术与宗教传统的。但这一观点，或能从历史描述的角度，为佛像起源提供新解，却无法解释桑奇等地的早期佛教艺术中，何以不出现佛祖的形象。另一方的挑战，则来自于上称的哲学派。这派的代表，便是著名的阿南德·库玛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这位矿业出身的学者，是印度佛教艺术领域迄今所知的最博学的人。他称佛教图像志发展的关键，并非外来的影响，而是印度的精神或意识形态。按这派的说法，佛陀不设像，是与小乘教义有关的。因在小乘派看来，释迦牟尼的成道，已彻底改变了其属性，使由凡人变为超越现象世界的精神，故而不可见了。这一解释，与大乘对佛的看法有相近的地方。区别是在大乘看来，释迦牟尼驻于世间，并非他功德未至、故有待成道方可变得“无形”，而是佛为拯救世人而暂化作的人间的肉身。故佛的本性，也依然是不可见、或超越于现象世界之上的。这一派理论，在经过扩充、完善后，又被执以解释中国与日本禅宗艺术的不设像，与密教艺术的象征性图案。迪厄特里奇·塞克尔（Dietrich Seckel）的《形象之外》，是这派理论的最集中、最雄辩的表述。

　　但从历史学方法对这现象的探讨，也并未停止。其中较有趣、亦较可服人的，是苏珊·亨丁顿（Susan L. Huntington）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新说。她引证印度及中国的文献说，释迦去世后，礼拜其生前的坐具、憩息的树或瘗骨的塔，曾是僧侣与信众的常仪。不仅此，释迦生前经行过的地方，亦往往造有纪念性建筑，如鹿野苑法轮，乌仗那国模仿释迦上兜率天的天梯等。这些纪念物，在佛教艺术发轫之初，也都是僧侣、信众礼拜的对象。从这些记载出发，她转而分析了桑奇、巴尔胡特、阿玛尔瓦提等地早期佛教雕塑的内容，称其中的许多画面，并非我们以前理解的那样，是对释迦生平的刻画，而是对僧侣或信徒礼拜其圣迹的描绘，故其中不应有释迦像。这一说法，或可解释许多画面，但也如作者讲的，并不能解释全部。因早期的佛教雕塑中，确有描绘释迦的生平者。故哲学派的说法，亦依然立得住脚——虽然为追求哲学的玄奥，它与佛教教义捆绑得过死，故听来不尽可信而已。据我“隔教中人”的看法，早期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中，为神设像的传统原不很发达；推原其本，或与中国早期的情形类似，即以为神是悠忽无形、不可方状的，故有“尊者不像”的禁忌亦未可知。早期佛教艺术的不为尊者设像，或是这传统使然。

　　

　　扬之水先生此书，是她瞻礼桑奇塔后的发愿之作。桑奇塔的雕刻主题，她一一分解，详为描述，并证以汉文佛典的相应故事，使纷繁的桑奇艺术，若指诸掌上。对将瞻礼或卧游桑奇的读者，这似是唯一的、也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汉文指南。今书将出版，扬先生命为一序。我素无瞻礼桑奇的功德，对印度的佛教艺术，亦知之甚少。故闻命跼蹐，若辕下之驹。数辞不获，爰就桑奇的历史、风格与“不设像”特点，采掇所知，聊为阅读之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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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址：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5/6/7870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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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请教

云水堂主

没有四种舍利内藏，就是一个钢筋水泥坨坨。
扬之水先生的那书很好看。

zergaron

云水堂主 发表于 2013-3-14 15:23
没有四种舍利内藏，就是一个钢筋水泥坨坨。
扬之水先生的那书很好看。

感谢师兄指点！

简单123

介绍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北京大塔，天宁寺，这个就是当年隋朝杨坚没当皇帝时候，老尼赠送舍利，杨坚当皇帝后发现舍利增多无数，后命令在全国51州设塔供奉舍利的其中一处道场，现在是女尼道场，干净整洁，不少人在哪里供灯饶塔，磕大头。很有历史的一个胜迹。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初建该寺，当时称“光林寺”，隋仁寿二年（602年）改名“宏业寺”，天宁寺塔就始建于那时，为木塔，但早已圯毁。[2][3]传说隋文帝未称帝时，一位印度僧人送给他一袋舍利，隋文帝称帝后，于仁寿年间将舍利分送中原三十个州各建一座塔珍藏，法门寺、宏业寺均在其内，仁寿二年（602年）佛舍利被藏入塔内。

唐开元年间（712年），该寺改称“天王寺”。辽代天庆九年（1119年）至十年（1120年），用十个月的时间在寺院后面建了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砖塔，保存至今。该塔造型取自《华严经》的经义。建塔主持者是天祚帝的叔叔耶律淳，耶律淳后来于保大二年（1122年）称帝，即北辽的辽宣宗，但仅三个月便逝世。该塔的建筑师为寇世英、寇世兴金朝在辽朝的燕京正式建都，称中都，天王寺在金中都皇城的宣华门内，为皇城内唯一的大寺，故金世宗、金章宗时，该寺修建得十分辉煌，并改称“大万安寺”。元末的兵乱中，该寺殿宇毁于兵火，仅存砖塔。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下令重建该寺，依照辽朝的原状更换了舍利塔基座的砖雕，并扩大该寺规模。辅助朱棣称帝的高僧姚广孝拒绝了爵位及封号，至北京双塔庆寿寺退隐，后迁居该寺。宣德十年（1435年）重修后，改称“天宁寺”，沿用至今。天宁寺先后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和嘉靖三年（1524年）重修。明朝末年，天宁寺再度被毁清朝初年，天宁寺塔塔顶坍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天宁寺获得重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该寺重修，全寺中心为辽代的舍利塔，并且将辽代的铁制塔刹改为砖砌宝顶；塔前为山门、接引佛殿、东西配殿，塔后为三大士殿、戒坛、东西配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天宁寺再度修缮。寺中碑刻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拆三大士殿，移建山门，修复塔前殿宇，但塔后的建筑则全部废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宁寺被改作天宁寺小学。1956年公私合营时，寺内建立了一个纸制品加工厂，后来先后改为北京扑克牌厂、北京唱片厂。1958年，对该寺内的文物进行了文物普查，并在寺内建小碑记述普查经过。1963年，在寺院前的大操场上又建了一所中学，名叫“天宁寺中学”。该寺部分还被改为民居。寺院原址大片被北京第二热电厂、北京唱片厂占据。1976年，天宁寺塔的塔刹在唐山大地震中被震落。[5]1976年9月12日，北京第二热电厂180米高的烟囱在天宁寺西北侧开工，此为当时北京市最高的烟囱。后来，天宁寺塔周围开始新建多层居民楼，形成了天宁寺东里、天宁寺西里等等

zergaron

简单123 发表于 2013-3-14 22:20
介绍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北京大塔，天宁寺，这个就是当年隋朝杨坚没当皇帝时候，老尼赠送舍利，杨坚当皇帝后发 ...

就在我单位旁边呀，经常去绕的：）

谢谢师兄

zergaron

简单123 发表于 2013-3-14 22:20
介绍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北京大塔，天宁寺，这个就是当年隋朝杨坚没当皇帝时候，老尼赠送舍利，杨坚当皇帝后发 ...

现在的天宁寺已经被重新整修了，上次去看到大雄宝殿的主尊已经开光启用

周围的民居比较杂乱，特别是热电厂的那个大烟囱，唉，只能说城市规划的人太乱来的，天宁夕照一景已经基本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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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朝灭，天宁塔都被兵火毁损，但又在盛世中重修。见证帝皇兴衰史，姚广孝那么牛的人晚年也隐居此，这里应该是北京的好地方，但现在感觉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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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刹是时候该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