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诺贝尔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其中提到佛教对他影响颇深

常回家看看

常看见党报说，西方国家将他们的标准强加与中国人民云云。
那我们凭什么要将我们的价值和中国人自己设定的观念加于诺贝尔奖呢，谁该不该拿又不是你说了算？，所以那些文人写的文章都是妄谈。
如果那些酸唧唧的文人，觉得不爽，你自己搞个奖嘛，把奖颁给看中的老外也就得了。

解脱的干土

才知道诺贝尔不是圣人,圣人需要得奖吗?

常回家看看

可是有圣人的了和平奖的呀

解脱的干土

谁?恩....

不空成就

我觉得各种回复真是很有意思，起码比莫言写的有意思。他书里的人生百态，还赶不上这里多。我就想起当年马尔克斯获奖，大家也可能会这么想。这个世界果然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都是为讲故事而活着。但是哥伦比亚政府未必会比我们的宽容。

不空成就

世界上有两种文学，一种自然共有文学，一种自己私有的文学。区别之一就是：后者可以直接枪毙前者，而且前者不必犯错，只要看着不顺眼即可。
只不过后者世界里的王，也可能是别人世界里的王八。

解脱的干土

可是有圣人的了和平奖的呀
         会不会被污染啊?呜...

荧荧

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呵呵，众口难调，喜欢的就多看看，不喜欢就不要看，个人觉得莫言作品不错。

常回家看看

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2ef0n.html



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 身份的多元平衡原理 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文坛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诺贝尔奖抵抗运动。这一后果并未出乎我的意料。而高究竟是几“流”作家，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尽管一些大陆作家陆续发表了“拥高通电”，但大都言不由衷，充满虚情假意。而对高进行“等级鉴定”的公开结果居然是：他不过是中国文坛的一个“二流作家”而已（一篇划分更加精细的文章则把他纳入“二流半”的级位，令我肃然起敬）。许多人提醒瑞典皇家文学院，在高行健之上，还站立着北岛、巴金、王蒙以及早已仙逝的鲁迅、老舍和沈从文的高大身影。 是的，作为其代表作品的长篇小说《灵山》，是旅行笔记、思想随笔、民歌记录、文人狂想、巫术仪式、风俗备忘录和历史记忆碎片的杂耍性拼贴，这部虎头蛇尾的“流浪汉”小说，拥有一个探求心灵真理的罕见动机和某些令人难忘的“叙事”片段，也显示了作者进行文学原创性实验的卓越努力。但它无疑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最高代表（《一个人的圣经》和那些戏剧作品则更加不是）。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无论是余华、苏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个，都比高行健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 但恰恰是高行健而不是别人赢得了这个奖项。这一戏剧性结果显然取决于诺贝尔奖的评审程序。该程序运用了同中国推选党、人大和政协代表极为相似的身份多元平衡原理：必须让等待了整整一百年的中国人得奖（这个标准剔除了还在耐心等待的米兰昆德拉）；必须授予一个来自中国大陆但又没有官方背景的作家（这条标准剔除了台湾的李敖和曾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必须是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流亡作家却又不至于引起政治外交风波（这条标准剔除了“异见”色彩过于浓烈的北岛，但该判断事后被证明完全失误）；必须具有民族色彩又不乏现代实验特征和未来指向性（这条标准剔除了老朽并丧失创造力的巴金），如此等等。 这与其说是一次人类文学精英的鉴定，倒更像是一场文学六合彩大抽奖，充满了赌博和冒险的经验。作家的被提名犹如购买了一份世界性彩券，委员会的使命是每年从诺贝尔遗嘱和一些人类基本范式中选定一组“彩球代码”（身份平衡的标准）。只有完全符合委员会内定的这些“彩球代码”的作家才能最终获奖。靠这样的程序若能准确无误地找出文学大师，岂非咄咄怪事？ 一份诺贝尔错误清单 正如人们早已指出的那样，诺贝尔奖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失误，它似乎一再证实了评委们所受到的严重限定。而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文学奖是最为可疑的一支，它置身于旧约所描述的“通天塔崩溃效应”的后果之中，而这种语言隔阂的困境迫使它过度依赖个别掌握外国语种的评论家的口味，从而彻底丧失了其它奖项所具有的集体判断的优势。 不妨让我们我们进一步观察一下“诺贝尔标准”被执行的基本状态吧。在诺氏基本原则的旗帜下，站立着十八位“老迈的”欧裔评委，他们的人类知识非常有限；掌握同样有限的民族语言，并对大多数他们所要鉴定的文本十分茫然；个人经验受到西方生活构架的约束；对于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相当陌生；文学鉴定的品位和趣味大相径庭；在评审过程中渗透着各种个人功利性图谋和非常个人化的爱憎情感，以及作家被“看好”的巨大偶然性（诸如马悦然先生在飞机上偶然翻阅到刊载高行健小说的杂志，从此对他青眼有加之类的巧遇）等等，等等。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人性的弱点，诺贝尔文学奖注定不会来自上帝之手。 事实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文化判决的有限性困境。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力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欧中心主义或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构架，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澳洲作广泛探勘，竭力展示其读解的“公正性”与多元性，用奖金和荣誉来平息来自第三世界的抱怨，有时不惜到了“献媚”的程度，但其结果却是矫枉过正：一方面误奖了一些非欧裔的“二流”作家，一方面“错漏”了大批“一流”欧裔作家。 这个古怪的后果只能进一步验证诺贝尔奖的脆弱天性。仅仅在欧洲文化圈内，就有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斯特林堡、左拉、高尔基、康拉德、普鲁斯特、布莱希特、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迪伦马特、菲茨杰拉尔德、里尔克、纳博科夫、海勒和昆德拉等大批公认的“一流”作家，遭到了诺贝尔奖的刻意“忽略”。只要依据这项“恶劣记录”，诺贝尔文学奖足可以被埋葬一万次。 但在另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又确乎向一些公认的“一流”作家发出了微笑：这份名单里包括了梅特林克、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萧伯纳、奥尼尔、黑塞、纪德、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加缪、萨特、贝克特、聂鲁达和索尔贝娄等“文学巨匠”。他们在去世之前，有幸闻到了诺贝尔奖金的迷人气味。正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景象，令“诺贝尔”的面目变得更加暧昧和混乱。 这难道不正是所有文学和艺术奖项的共有问题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苛责“诺贝尔”呢？难道中国的最高大奖“茅盾文学奖”、 身份的多元平衡原理

常回家看看

莫言在“诺贝尔圣徒”与“乡愿作家”间挣扎

莫言12月8日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国内反响褒贬不一，尤其在公知界引起了较大争议。著名学者朱大可对凤凰网文化表示，目前争论的全部根源，在于莫言“职业作家”与“诺贝尔伦理背负者”之间的角色错位。“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以下为对话全文：
莫言的“三个故事”是三个语焉不详的谜语

凤凰网文化：莫言被授奖的地点是斯德哥尔摩，您如何评价这座中国人有点陌生的城市？

朱大可：对斯德哥尔摩，我也有一种陌生感，我从未去过那里。我只知道它是一座精神分裂的城市，它不仅出产世界级桂冠，而且也曾制造过某种著名的“情结”。

凤凰网文化：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演讲的“三个故事”，您对此如何解读？

朱大可：莫言设置了三个故事圈套，聪明人都不会上当。谁要是拿过来解读，都会显得很傻。

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大家都在为民间苦难哭泣和抗议时，要允许有人保持“理性”和“中立”的立场？

莫言又说，他曾经为顶撞老长官而自认为是斗士，而事过多年却感到内疚。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做斗士未必符合道德标准。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要随便顶撞莫言这位文学老长官，以免在许多年之后悔青自己的肠子？

莫言还说，七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把第八个人扔出了庙外，以平息风雨神的怒气，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庙坍塌下来，只有那个被放逐者侥幸获救。这难道不是莫言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暗喻？他是否在意指自己是知识分子政治伦理的祭品，却又自信能超越“死亡”，而批评他的众生，则要面对万分可悲的下场？

莫言自己设计的三个故事，其实就是三个语焉不详的谜语，他不说出谜底，我就只能瞎猜了。莫言的谜语，还需莫言自己来破解。这里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斯德哥尔摩句式--“我说的能算吗？我说了不算”。

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论调

凤凰网文化：您个人如何评价莫言的诺贝尔演讲《讲故事的人》，包括回答记者的提问（文学大于政治，诺奖属于个人不属于国家）？“文学与政治”纠缠不清，是否是中国体制内作家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

朱大可：莫言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妥当的说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号召别人都跟你一样。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论调，它否定了公民议政的基本权利，也否定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美德。莫言的逻辑是，文学说爱，而政治则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书写了大量渲染高强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再说了，政治为什么一定非要互相上刑不可呢？莫言难道就不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用来对话、斡旋、谈判和在竞争中共赢的民主政治？莫言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时而很狡黠，时而又左支右绌，露出天真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莫言的难题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莫言的演讲在国内尤其是公知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在您的理解中，莫言演讲为何选择“讲故事”的方式？是不是有苦衷或身不由己？有人认为莫言避重就轻，甚至在审查制度等问题上为权力辩护，您如何看待这类说法？

朱大可：莫言以故事代替观点，以私人恋母情结代替公共价值陈述，这显然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它规避了文学跟政治现实的直接而本质的关联，展示出世故的平衡技巧。但以实际效果来看，这策略只成功了一半。知识界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他的妥协、多重人格和诡辩逻辑，比如用机场安检来比附针对文化思想的政治审查，都面对着海内外的诸多批评。但在追问莫言之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先反观一下自身吗？莫言的难题，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谈论莫言的同时，我倒是更愿意自查和自省，盘点一下自己身上那些不甚美妙的东西。在同一种语境里，我们能否真的做得比莫言更好？我完全理解莫言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的苦衷。但我不希望此类莫言式的个人策略，会成为下一代作家的普遍榜样。这不是中国文学的伟大出路。

莫言必然会成为被民间诘难的对象

凤凰网文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需要肩负公共性的批判义务，是否需要肩负向全世界宣扬“普世价值”的重任？您认为莫言的演讲是否具备一定的“公共性”？那些批评莫言演讲的人，是否也在用一种他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在思考，即文学与政治相连，文学家也应该是思想家、革命家？

朱大可：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基于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文学奖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它是折射文学趣味、政治道义、历史真相和文化梦想的多面晶体。它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诺贝尔伦理”的人，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不仅如此，本次充满美誉的授奖词和热烈的掌声，还传递了欧洲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我们已经发现，这是来自本土和外界的双重寄望。从逻辑上说，莫言在接受这份荣誉和奖金的同时，必须同时为自己的批判使命做出承诺，无论是用故事，还是用论辩。正如授奖词所说，他应当“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但问题的可笑之处在于，莫言不是头戴荆冠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渴望成功的职业作家而已。这种“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成为引发“莫言争端”的全部根源。

诺贝尔评委放低标准眷顾中国文学

凤凰网文化：如何看待莫言获奖引起的各种关注和争议？今年诺奖标准似乎有所变化，背后原因何在？

朱大可：诺奖给了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有人将此跟肖洛霍夫得奖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类比挺靠谱。在某种意义上，莫言是中国的肖洛霍夫。就这点而言，瑞典皇家委员会只是重复了一下曾经有过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小说本体论上，莫言的文学营造，的确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他的大多数长篇，冗长而粗糙。他最好的东西，还是早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简洁、明快，成为他最出色的传奇作品。这些天，我拜读了莫言的《蛙》，又重温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次观察到两者间的差距，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内，莫言终究是一位比较优秀的作家，就像北村、刘震云和阎连科那样，他保持了对乡村不公正现实的关注。诺贝尔评委放低标准来眷顾中国文学，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文化事件，没有哪个政府会对这种珍稀的橄榄枝无动于衷。

莫言终结了这个令中国人爱恨交织的奖项

凤凰网文化：您如何看待最近兴起的“莫言热”现象？它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高度？

朱大可：莫言获奖，跟中国人拿一堆奥运金牌的情形很像。正如奥运金牌不代表中国普通民众的体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莫言个人获奖，也不能表达中国文学的普遍水准，更无力改变它日益衰弱的命运。莫言不是市场上的廉价鸡血，“莫言热”应当尽快降温，让文学回到它所是的状态。

凤凰网文化：在昨晚的授奖仪式之后，如果您对莫言说几句比较轻松的话，您会说些什么呢？

朱大可：最近一些日子，全世界都在谈论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莫言就能藉此进一步告慰自己，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终结了这个令中国人爱恨交织的奖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2eh5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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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有点想看《生死疲劳》，但是现在正是年轻时候有梦想的时候，想在事业上多花点时间，唉，不知什么时候才有空呢……不管如何，坚持每天抽空修学一点佛法！

简单123

家人 发表于 2012-12-9 00:58
带着透骨的轻佻，公然奖励一个丑化自己祖国的老手！

表面慷慨安抚，实则加倍挑衅！

曲啸居然这样死的：在美国以个人坎坷经历教育留学生爱国“就像母亲打孩子，孩子怎会怨恨母亲”？一位亲共反蒋的台湾教授激动地站起来“台湾说共如何坏，我认为造谣，听了你的遭遇，才知道比台湾说的还要坏！什么亲娘？毒打自己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曲啸当场精神崩溃，半身不遂郁终。
     这个人也是个讲故事的人，他就是电影《牧马人》里的原型，下场太悲催。详细的故事可查看百度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35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