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zenki 于 2012-7-6 17:52 编辑
当年,数以亿计的中国父母响应计划生育号召,诞下唯一的孩子,将所有希望寄予其身上。然而,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丧子,造成2000万失独父母。
有失独者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没有孩子,就什么都没有了。当他们年老体衰,需要孩子照顾时,不仅孤立无援,甚至连养老院都进不去。他们的后半生,将于何处安放?
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每年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由此带来的是每年约7.6万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难以补救。
2012年1月22日,除夕。北风正劲。南昌当地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场飞雪就在眼前。这时,在南昌市郊的莲塘公墓里,传来了一对夫妇的哭声。
除夕风雪夜——别样的团圆
在墓园哭泣的,是杨维国、蔡丽夫妇,当时,风雪无情地拍打着他俩,但他们似乎忘了严寒,蔡丽抱着女儿的坟头,哭泣地对着地下的孩子说:“今天过年了,我 们吃年夜饭你吃一点啊。”去年3月5日,一场发生在校园外的车祸,让夫妇俩永远失去了当时正在江西财经大学读研的23岁女儿杨菲。回家后,蔡丽写了下面的 一篇日志——《别样的团圆》。
晚上6时多,菲菲的妈妈爸爸却来到莲塘公墓,爸妈孩子是要团圆的,对不?是老天都不能阻挡的,对不?过年 了,来吧,孩子让妈妈抱起你,孩子你也吃点吧。今天过年了,我们一家团圆,妈再也忍不住……在这里,一家人就这样吃上了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在这里,白 雪做伴,让我们实现了儿女情长。
团圆桌上的圆满,变成了永远的缺席。爸妈站在雪地里,看着你,爸妈在看着你呀!
“天空飘着雪花,温度冰点……”
白发爬满了这对夫妻的双鬓。丈夫曾两次试图自杀,都被妻子拦了下来,“他每天都喊着女儿的名字,有时激动地敞开衣领大叫,一次想从楼上跳下去,一次又把菜刀架在了脖子上,我撕心裂肺地劝他,‘你死了,我可怎么活’?”
生活也变了。原本三口之家一起逛的商场,夫妇俩再未踏足;原本合家团圆的节日,夫妻俩却逃避亲友,“一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快快乐乐地在一起,情绪就 控制不住了。什么饺子、汤圆,原来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但现在从来不吃了”
“每一个孩子都那么优秀。但是优秀没有用,活着才有用。”
笛儿走的那年才25岁。
她是一个阳光、上进的女孩,总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她也是一个乖巧的女孩,从小到大没有让大人操过心,学习也非常好。高考顺利地考上了一所“211”大学的数学系,后又顺利地保送硕士,再后来又公派出国读博。
笛儿在美国的时候,“笛儿的妈妈”每天都牵挂着自己的女儿,盼着女儿早点在美国念完博士,早点回家。
但笛儿没能在美国读完博士。
2008年5月的一天,“笛儿的妈妈”接到了从美国传来的女儿因车祸去世的噩耗,旋即瘫倒在地。
“心就是往下沉、往下沉,不会哭,连死都想不起来,脑子就是空白,啥也不知道了的那种感觉。”
“笛儿的妈妈”说,失去孩子,外人无法理解这个痛,就是自己经历了,也无法形容这个痛,人类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丈夫也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变得沉默寡言,眼睛时常呆呆地望着前方,却又对任何人和物视而不见。
不久,“笛儿的妈妈”和丈夫搬离了以前的住所,搬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她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坚强还是懦弱。“没有任何应该活下去的理由,我还活着,这也是坚强吗?”她反问着。
每次去女儿的墓前,“笛儿的妈妈”都想如果站在这里的是自己的女儿,躺在里面的是自己,那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完美。
“其实,一个人的心很小,小到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满满的全世界。其实,一个人的心又很大,大到即使拥有全世界,也因为缺少一个人而显得空空荡荡。”但这个比全世界还重要的人不会再出现。
“笛儿的妈妈”说她常想,如果是两个孩子,他们也可以退而求其次,为了这个孩子好好地活着。“我们还可以看着这个孩子成家立业,还会有生命的传承,还会有天伦之乐,情况就会不一样啊。”
每次想到这儿,她就会心痛无比———“连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阵的绝望。笛妈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了。
像笛妈这样的家庭,在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中,中国每年新增有7.6万个,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
有关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前些日子,“笛儿的妈妈”和几个同命姐妹去南方看望群里两个生病的姐妹。有一晚,她们在杭州看西湖水秀,其中有一首歌,歌名是《鸿雁》,内蒙古的曲子,很苍凉,合着那个水秀的表演,一下子就把他们心里的那份想念、无奈、绝望、凄凉都勾起来了。
她们放声大哭,完全忘了周围有那么多人。
对于她们来说,心里太苦太苦。
困境 “还有,我们病了谁来管?死了谁来给我们送终呢?”
但是,除了伤心和想念,他们还要承受没有赡养人的担忧和对未来日子的恐惧。
“笛儿的妈妈”今年已经57岁,自己唯一的收入就是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
她说,失独者的养老成本比一般人要高,而更多的失独者收入水平比自己还要差得多。
“有孩子的家庭,很多事情会有孩子负担。孩子结婚有配偶、有同事、有同学,一个孩子就会变成一群孩子,因为孩子有自己的人脉圈,而我们是无论事情大小都要用钱来解决。”
“笛儿的妈妈”说,失独者失去的不仅仅是孩子,同时也失去了最基本的赡养保障。
为了落实自己和老伴养老的事情,“笛儿的妈妈”跑了很多的养老院。但是多数养老院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子女等直系亲属给担保,就不能办手续。有个别的私立养老院可以不用担保,但收费却让他们望而却步。或许是源于某些封建思想的延续,“笛儿的妈妈”还发现,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令他们越来越难以忽视,让这个本来就自我封闭的群体更加不愿意和外人打交道。
有一年春节,“笛儿的妈妈”和其他百十名失独者准备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就事先定好了饭店。但快到年底了,饭店的老板却突然不同意接待他们。
和老板交涉,原来老板不知从哪里听说他们是一伙“绝户”老人,就不干了。“老板说,我是做生意的,大过年的就触霉头,你叫我这一年怎么赚钱。”
而群里的一个同命兄弟的遭遇让他们更感到寒心———由于和单位的同事发生口角,这个同命兄弟被骂断子绝孙,却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
“你想想,我们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失去了孩子,还要被人骂断子绝孙,这个时候谁来为我们主张正义呢,没有啊,没有人站出来为我们说一句话。”
所以,“笛儿的妈妈”说,失独者群里的人都尽量避免接触外人,只和同命人交往。
“我们中间大多数都不敢与外人交往,人前装的什么事都没有,人后我们怎样的痛苦,谁能看见?”
潘教授今年75岁了,他是这些失独者中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 当年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35岁才有孩子;而当他到了70岁高龄,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潘教授的手机并不经常开机,儿子小宏和家里联系总是打妈妈的电话。但儿子病发的前一晚,潘教授却鬼使神差的把老伴的手机也关机了。2007年2月13日,在准备结婚的新房吃完早饭后不久,小宏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心脏不舒服。但等潘教授的老伴晨练回来,打开手机看到这条短信时,已经是早晨9点多钟,他们急忙赶往孩子的住所,救护车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行了。 潘教授把儿子发给老伴的那条短信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里,一直带在身边。现如今,他的手机总是开着,却再也接不到儿子的电话了。 潘教授的家陈设很简单,客厅里放着一张老两口用来吃饭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儿子的遗像。儿子过世后,老两口卖掉了那套用来给他结婚的房子,把所有儿子的物品搬回了家,放在他从前的卧室里。 潘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儿子去世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他把那块馒头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封装着,在保鲜膜的上面贴着一张黄色的正方形即时贴,上面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
这块馒头已经被封陈了5年,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那天,时年35岁的小宏因心脏病发而去世。把馒头保存下来的人,是小宏的父亲潘教授。
孩子去世之后,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
失独者中有一个是湖北的高官,令人印象深刻:“白天的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体面地工作;可是晚上回到家里,他又成了另外一个人,整夜抱着孩子的骨灰盒哭泣入睡,口中呢喃着‘孩子,让爸爸抱抱你’,他就这样睡在地板上将近8年。
“叶儿黄”家中,女儿房间的桌子上永远摆着两瓶冰红茶。她说女儿生前就喜欢喝冰红茶。2007年6月底,女儿突发病毒性脑膜炎,在医院抢救45天后辞世。当年“叶儿黄”夫妇赶上了计划生育管控最严格的年代。生了女儿后,他们打算再生个儿子,尽管老庞攒够了交罚款的钱,但这事被单位知道后,孩子还是被打掉了。
老年丧子。
老年的所有依靠和期盼在意外中灰飞烟灭,唯一能做的就是老泪纵横。
老年丧子的泪,一味痛楚、一味凄零、一味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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