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研究：在国际背景下的思考

笨者之帚

　　西域研究：在国际背景下的思考

　　一、中国西域研究：落伍于世界主流

　　为什么找一个中国人，一个汉人来当我们的藏文老师？
　　三十岁的沈卫荣被公派到德国波恩大学读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同时担任藏文课的讲师。他的出现遭到了德国学生的质疑。
　　“当时我回答，凭什么你们德国人能学藏学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学？再怎么说我们汉人和西藏有两千年的关系了，你有什么关系？”
　　回顾自己的留德经历，沈卫荣提起这段往事，觉得“德国人对中国人也是完全看不起”。沈在波恩大学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副修课程。博士入学考试古代语言时，不同于德国同学的古拉丁语考试，身为中国人的他接到的是一篇古汉语的试卷。  
　　“拿出来题目我都发呆。”沈接到的题目居然是《孟子·梁惠王上》的古文翻译――“五十步笑百步”一段，据沈说是他“五岁就会”的文章。
　　“怎么会呢？你的老乡很多不会的，这是《孟子》里的，那么难。”德国教授觉得难以置信。
　　“这个故事谁都会。如果我翻译的不好，那是我的德文不好，但我古汉语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沈对德国教授的质疑有些气愤。
　　“那绝对不可能。”德国教授始终没有相信他。
　　“这个学生极其优秀，在古汉语方面有很好的功底。”但是，在最后看到沈的试卷，德国教授出具了这样一个证明。就这样，教授免去了沈的其他古汉语课程，只需他听自己的一堂课。
　　“当时我一点都不觉得是荣誉，只是感觉对中国人的看不起。”
　　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忽视似乎不是毫无根据。作为国际上热门的研究学科，藏学在中国也拥有3000多名的研究者。并且在每三四年举办一次的国际藏学大会上，中国都会从报名的四五百人中选出七八十人参加。
　　“中国派出去的七八十人，都无法跟国外学者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讨论”。研究汉藏佛教的沈卫荣把这句话重复了两次。据沈介绍，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开会只会在会场里面转来转去，一句话也听不懂，甚至被人认为是特务。
　　“研究藏学这3000人里面真正优秀的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沈卫荣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与世界主流有一定差距。
　　例如在研究佛教时，中国不做文献语言学，只作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沈卫荣认为，这很难与国际接轨。国际佛学界总是习惯说佛教研究在欧洲，美国，日本。但佛教最兴盛的中国，却从来没被提及。
　　“我曾经在德国讲过历史课，讲完之后，就有学生来跟我说，我们所了解的历史跟你完全不一样。”
　　在西方，一切对历史的研究都是从研究文献开始，而中国人则缺少这种培训。中国人在讲述历史时喜欢把历史事件在时间表上像通讯报道一样罗列出来，然后再去分析它的原因影响。沈卫荣说这种做法很“小儿科”。
　　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国学者不懂文献上的各种古文字，缺少了研究文献的基本技能。
　　这些古文字在中国都没人研究。
　　“例如粟特文，只有英国有，日本有，中国一个都没有。”沈在介绍中国历史语言研究现状时说。
　　同样的还有吐火罗文。作为原始印欧语言中的一种独立语言的吐火罗语，曾在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后半期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中南部）。但是，它与现代语言的勘对工作是两个德国人完成的，而且直到现在中国也鲜有人去研究。
　　另外像梵文只有北大有些学者会；而西夏文全世界会的都不到10人，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
　　至于满文，全中国能看懂的人屈指可数。满语也因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人会说而成为了“濒绝语言”，这些人都生活在黑龙江省富裕县达（达斡尔族）满（满族）柯（柯尔克牧族）乡三家子满族村，而且他们的年龄大都已超过70岁。
　　“像粟特文、吐火罗文这些语言，在西方人的眼中看来是文化的最高点。像英国、美国它们都会国家拨款专门来养一批研究这些语言的学者，他们认为只有拥有这样的学者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而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人会了。”北京大学中古史教授荣新江对我国现今语言研究状况感到担忧。吐鲁番和敦煌学是荣的主要研究领域。
　　蒙元史大家韩儒林老先生也曾提出过“两根拐杖说”，即要将古汉语与外语相结合起来，对不同语言的历史文献进行研究。
　　只是在当今中国学界，学者们似乎更愿意只利用翻译的汉文文献进行研究。
　　“学科领域里很多人不想下更大的功夫。民族史的领域里头，一旦放弃语言这个东西，一条腿就没了，就跑不快。有一代人就是，就没学这些东西，比如说经过文革，尤其是文革后期。他们不主张学这些东西，甚至跟学生灌输不要学这个。”沈卫荣的同事，乌云毕力格这样表示。
　　乌云毕力格自身懂蒙语、汉语、藏语、德语、英语和日语等6门语言。他的名字是个很普遍的蒙古名字，由蒙语和突厥语组成，意思是“智慧智慧”。
　　同样在研究学术的资源方面中国也望尘莫及。
　　“在京都大学的图书馆没有你借不到的书。”沈卫荣说。100多年来，京都大学的藏书一直没断过，即使是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曾访问日本的乌云毕力格也同意这个说法：“只要你想到的书，例如说关于中国的书，国内公开的、没公开的，台湾的、欧洲的，都可以在那里找得到。”
　　在欧美，图书馆早已联网，德国的图书馆在1994年的时候已经可以跨国家调书，而中国的档案和善本是在95年以后才陆续开放。
　　“德国的资料很集中。1962年在波恩大学建立语言研究所，那时的资料就已经是影印出版的，而中国在90年代才引入影印出版。之前的铅字出版的资料就完全看不到原始文献是写在什么样的纸张上，周围有什么样的注释。”乌云是这样比较国内外资料体系的。
　　不同于欧洲日本的开放式图书馆，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里，进入图书馆则需要出示身份证明，其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等一批重点大学。
　　“我很少去人大的图书馆借书，因为我知道找不到我想要的。”沈最后说。
　　国学院资料室的江老师说，资料室里的书原则上不对外借出。而平时本科生也很少来资料室看书，因为他们本科课程太紧，而资料室每天开放的时间和他们上课的时间基本重合。而在学生普遍空闲的周末，由于缺乏人员管理，资料室都不开放。
　　当然，在近代，西方人拿走的大量文献和文物，也让中国学者在研究时遭遇制肘。
　　但在中国还是有一方面的研究优势。因为很多关于西域的史料都封存在国家档案馆里。近年来随着档案的解密，学术研究有了很多的新发现和新领域。
　　乌云教授介绍，随着明代兵部档案的解密，清朝满文和蒙古文文献的浮出水面，明末清初的蒙古史有了大量的材料，成为了史学的一个热点。另一方面，近代的蒙古史的材料也逐渐被解冻。
　　与此同时，关于蒙藏关系的档案，还是被深锁在国家档案馆的某一个角落，等待着重见天日的机会。

　　二、西域学：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古代，曾经有一些民族留下了语言文字，但是后来这些民族却消失了。这种文字通常叫做死文字。例如:粟特文、吐火罗文、于黹文、印度古梵文等，以上这些珍贵的资料，老早即被西方的掠夺者所劫取，但在这些古文献资料里，不仅包含着当时的民族风情，而且反映着西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关系，以至于汉政权行政机构的设施等等。
　　但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大部分在外国人手里，其解释权也由他们掌握主导，我们建议急需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并调集国内极少数的几位专家一起来带研究生；二是向国外派留学生，不仅学习这些古文字，而且可以在国外搜集原始资料。我们凭借这些资料，一是可以向兄弟民族做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二是万一有国际争端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利用这些资料，解释这些资料。”
　　这是季羡林和冯其庸两位老人在2005年9月20日给党中央的报告的一部分。
　　两三页的报告后面，附的是整整五页的“中外西域语言人才现状”，其中就各个民族语言，中外研究人数和研究资料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对比。
　　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办伊始，冯其庸便一直为建立西域研究所而努力。但关于西域研究究竟是不是国学的一部分，应不应该成为国学院里的一个机构，却一直存在争议。
　　“国学院有很多老师其实也有反对意见，甚至还很反感。认为西域研究一枝独秀，把所谓的正统研究的风头给打下去了。当时还是很生气的。”一向被同学称为为人随和，对一切都看的很开的沈卫荣在回忆时左手在一直不停的摆弄右手腕上的金属表带。
　　而据国学院2005级学生顾家宁介绍，几乎每一节课的老师都会给他们讲不同版本国学的定义，同样也是各自将国学的重点定义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内。
　　“国学还是主要侧重在文史哲这一块吧，西域研究当然可以成为国学院的特色存在。不过要是单纯把重点放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太偏了一点。”喜欢中国哲学的顾家宁说。
　　而国学院硕士励轩则认为，在学术界，甚至在国学院内，西域学归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人们观念上的国学，通常都是指经史子集里面传统儒家的内容，与西域似乎没有什么联系。
　　而在冯其庸先生的构想里，有一个大国学的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国不仅仅只有汉族的文化才是其代表。只推崇四书五经，不符合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定位，也容易引起民族主义的猜想。
　　“现在，中国研究儒家经典也不如外国，而且好多在中国出土的用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东西，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懂，这无疑是有损国家尊严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所教授荣新江很是赞同“大国学”的思想。
　　“冯其庸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有良心的老人。”沈卫荣很感激冯老先生。
　　有些西方学者把汉藏完全地割裂开来。他们大都只精通印藏佛学，把西藏看成是一个精神的圣地，认为汉人在破坏西藏的文化的纯净，压迫藏民。
　　而从事汉藏佛学关系研究的沈卫荣，却理直气壮地认为，汉藏佛教之间早已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作为佛教最兴盛的国家，应该是跟藏传佛教联系密切。
　　“国家现在用经济和政治的手段来把西藏紧紧拉在祖国这一边。但没有精神上的亲和关系，还是会有离心离德的可能。”沈卫荣说。
　　所以只有在文化上证明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亲和关系，证明汉文化和藏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够维护祖国的统一。
　　但他同时反对纯粹为了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进行的所谓“研究”，觉得那是十分庸俗的，他相信，扎实的学术研究对解决问题更有帮助，而且影响持续更深远。
　　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建立西域语言文化研究所，便是要研究除汉族以外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所从事的蒙古学研究，在亚洲学里，并不属于显学，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至关重要。
　　在蒙古人称霸欧亚大陆，被乌云教授称为“蒙古世纪”的13世纪，“是中国领土形成最关键的时刻。汉唐对西域的统治比较间接，元朝则把整个西域、西藏、台湾都拉到元朝的版图里面。如果没有元朝，中国领土到底多大？甚至世界地图的绘制应该是怎么的画法，现在大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乌云毕力格教授，高鼻子、小眼睛，典型的蒙古族人，会不自觉地目光锁定在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上，仿佛沉浸在蒙古骑兵在广阔的领土上横扫千军的威势之中。

　　三、西域研究所：充满希望的蹒跚起步

　　2005年9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到冯其庸和季羡林的报告后做出批示，要求财政部和教育部全力支持这件事。
　　由此西域研究所便获得了国家拨款的第一批1000万的研究资金。而中国现在对国家级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的每年的资助为2000万元。
　　10月中旬，在日本待了三年的沈卫荣正考虑是否该回北美跟妻儿团聚，却接到了北大荣新江教授的电子邮件。
　　在这封邮件里，荣教授自称生平第一次，破例为冯其庸先生当说客。
　　“当时很感动，在国外居住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能想起我。”沈卫荣说。
　　“冯老先生在跟我提到成立国学院这件事时，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沈卫荣。因为在我看来，他是唯一一个既能做出学术成就，同时又很有名望的人了。”荣教授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的。
　　“以前我都是替人家干活，到了这个年纪也差不多了，应该自己做些事情。”在得知冯其庸希望自己能够主办一个西域学的专业时，沈卫荣用连续两个“非常”来表达自己的愿意。
　　11月，沈卫荣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签订了合同――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西域胡人的干脆”。只希望能得到与同年纪的中国教授同等的待遇的他成为了媒体上宣传的“第一位高薪聘请的海外教授”。
　　“我在这里可以教学生、建图书馆、自己出书，而这些是我在国外无法办到的。”尽管年薪从在日本的54万人民币缩水到了20万，但他还是觉得待遇已经比想象中好。
　　接下来，他联系上自曾同在波恩大学读博士的同学乌云毕力格教授，两人一拍即合。
　　“选择来人大国学院是因为刚刚成立，觉得很多东西比较好做一点。老地方要改变一些东西是不太容易。”乌云教授如是说。他所说的“东西”正是强调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走两人导师和欧洲汉学所走的路子。所以，他们把这个研究所的名字改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已开设了藏语和满语的课。
　　2007年的秋季学期，硕士生宋瞳每个星期四晚都要到人民大学的明德主楼去听乌云教授的满语课。这门课只有10个人选修，但也有一两个有兴趣来旁听的学生。
　　作为一种快死的语言，乌云教授并不主张让大家学会说满语，但研究生们至少要看懂文献。宋瞳说，教授会不时查看他们的笔记，“因为满文的笔画特别难辨。”
　　此前，王炳华、毕波和孟宪实等有实力的学者已纷纷加盟西域所。但沈卫荣还希望能够招募懂梵文和懂西夏文的学者。
　　西域研究所正在人民大学人文楼7层建立专门的资料室。40平方米的屋子里，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目前摆放的是亦邻真教授生前30多箱藏书和乌云毕力格教授自己的藏书。
　　亦邻真教授的遗照摆放在资料室入门处的大书柜上，凝视着往来的一切。书柜里摆放着“马恩列斯毛”的全集，还有大量蒙古史、突厥史、藏史等有关学术资料。
　　“我的书比我老师的书还多。”乌云教授裂开嘴笑了笑，唇上的胡须变成了“一”字。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大堆书，上面满是蒙文、藏文、俄文、日文、英文和德文的书，还没来得及整理。
　　实际上，在国学院的资料室里的9000多册藏书中，关于西域的书占据了16个书架中的14个，由。里面的书主要来自学院的采购，还有宗教局的赠与，另外泰山出版社也捐献了一部分书籍。其中，168册的《乾隆大藏经》将其中一个书架占得满满当当，那是从台湾购置的。此外，北大的荣新江教授也捐出了300多本有关藏学领域的私人藏书，这些书大都出版于七八十年代，其中大部分已经绝版。
　　“当然这一些还不够。”沈卫荣瞄了瞄书架里排满的一册册印刷精美的外文书说。每次他回去探望妻儿，都要在亚马逊网站上订好需要的书籍，然后用旅行箱千里迢迢地运回中国。他希望学生能够多读国外的书籍，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了解国外做学问的方法。
　　而在民间，也出现了对西域研究所，尤其是对佛教研究的资助。沈卫荣介绍，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支持的慈氏基金会为国学院捐出了一个佛教图书馆。不久的将来，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还有一些只能在香港买到的佛经都会出现在国学院资料室里。这些资料在大陆难得一见。
　　加拿大教授谈锡永上师曾受沈卫荣教授邀请，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做佛学讲座。
　　“谈上师完成人民大学的讲座之后，不少学生在往后数天还到谈上师的旅馆进行三次座谈，甚为涌跃，而且人大学生亦提出很多深刻的问题。这样对佛学有深度而认真的态度，是他于其它地方的学生身上所未见。其间亦有师生提出成立‘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如此珍重学习的机会，亦是令谈上师感动之处。”谈上师的助手介绍谈上师这次讲座后的感受时说。
　　于是，谈上师在回国后，则积极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募“汉藏佛学研究”基金，而其目的则为“为中国学术界培养数十位品学兼优、精通佛学理论、认识实际修持及擅于西藏文与汉文的年青佛学学者（起码完成博士课程）。”
　　据悉，现在已经筹得了近五百万元的捐款。
　　“我希望以后能通过努力拉到更多的社会资助。”沈卫荣说。
　　但正在逐步走上正轨的西域所还是面对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仅是在学术上面。
　　“国内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糟糕。”沈卫荣教授毫不讳言地说。
　　“不只是南京大学是这样，全国的大学都是这样。”他曾经因为在文章中提及了这点而遭到母校南京大学的不少校友的批评，最后得到那些人了这样的回应。
　　他认为，与西方的精英式教育比较，中国还是有一定差距。例如在国外是超过25人便不能上课，而中国的大学课程规定则是少于几十个人便不能开。
　　另一方面，在国内学术论文的评审体制上，乌云毕力格和沈卫荣都感到国内外之间存在着差异。
　　“中国鼓励年轻人写文章完全是一种误导。在德国，学校根本不鼓励学生发表学术文章。他们觉得学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自己的博士论文。因为博士论文就是表示学生的独立，以后可以自己做研究，自己发表文章。”沈卫荣根据自己在国外留学的经验说。
　　“美国的好大学一般都是硕博连读，可能要7年的时间，在7年里前6年都不会要求你写论文。而在美国大学找工作，他们从来不看论文，只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去研究，研究了什么。”
　　“要做论文，必须看前人的研究文章，看原始材料，你才能发现哪些事情是你感兴趣的。哪些人家还没研究透，并且你有一定的技能，例如学会一门语言，这样才可以去研究问题。做学问至少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但现在中国人写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能这个题目前人早就做了他们又不知道，只知道是个新东西拿来就瞎写，这种文章就是个垃圾。”沈卫荣极力提倡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样一种学术规范。
　　乌云教授则认为，出现论文垃圾的重要原因是量化学术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是不一样的，不能量化，一量化就完蛋了。我们经常对学生说，如果亦邻真先生如果在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连讲师也评不上了。”乌云教授说到，他眼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亦邻真先生的文章集，一本934页的书，这是亦先生毕生的成果。
　　“而现在一个人可能一年就出两三本书。”乌云教授说。
　　但这些困难都不是最根本的。
　　“中国的经学和德国的诠释学是异曲同工。”沈卫荣肯定了传统国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其跟西方语言学、文献学的角度是相似的。
　　“中国教育与教育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沈卫荣认为这是困难根本之所在。
　　沈卫荣举出他家乡无锡的一些父母的例子：“下了血本供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要么升官要么发财。却没有人认识到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而是变成一个机器。教育本身的目的并不是这个东西。”
　　比起学历，他更欣赏自己的蒙古族朋友，他们会在蒙古包里喝酒尽兴时高声朗诵自己作的诗。
　　“但这在我们家乡就会被认为是傻瓜。”沈卫荣说。
　　目前在国内，成绩最好的学生大都扎堆到商科和经济的专业里，而并不是根据自己所好。沈卫荣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学生更关注应用性强的学科，而是中国人本身学术观念的缺乏。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认为这个学术是可有可无的。当然现在知识分子待遇高了一点，就想做个教授也不错。不然的话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还要去研究这种东西。”
　　但沈卫荣同时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去研究才不会说只为了一个饭碗。
　　“不会说学了这个就可以挣钱，学了那个就可以当官。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特别喜欢现在大三、大四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是由于对国学的兴趣而从其他院转过来的。现在我们的研究就是缺少这样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人。”沈卫荣说。
　　2004级本科生徐畅，，就是沈卫荣所提及的那些“感兴趣”的学生中的一名，她得知国学院成立的消息时，刚刚升上大二，出于对国学的兴趣，她毅然从全国顶尖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转了过来。
　　“或者就业，实在不行就继续读博士，以后再出来搞研究。”提起将来的路，她说到了目前的想法，学术研究在她看来是条备选道路。她同时副修了国际关系学院的第二学位。
　　“我们中国人多，总有几个傻冒会愿意冒出来，投进去的。”尽管承认形势严峻，但乌云毕力格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培养贵族要三代，培养学者至少也要三代吧，第一代苦的，第二代急功近利，第三代慢慢悠着点了，第四代就是精神贵族，我就做我喜欢的东西。”沈卫荣期待着这代精神贵族的到来。
　　“跟我学两年也就够了，到时跟我的德国朋友和美国朋友念博士去，以后再回来报效祖国。”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到国外走走。
　　现在，毕波教授已经开赴英国，从事粟特文的学习和研究。
　　“他一旦学成回来，中国在粟特文方面最起码就可以说是有人了。”身在北大的荣新江同样很关注国学院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国学院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成熟的很快。
　　“如果十年以后西域所能够成为人大国学院的亮点，能够在国际上有些名气，就算成功了。”在提到未来的目标时，沈卫荣说。

　　人民大学70年校庆期间，沈卫荣趁着休假，回了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家。
　　“我现在有空便经常回去。”对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沈卫荣来说，做“空中飞人”已经是家常便饭。
　　除了见家人，他还承担帮国学院采购外文书籍的任务。
　　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冯其庸先生的题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神采飞扬。



　　（转自人民大学网站，作者为０６级新闻学班学生，标题为转载者所加）

多杰索南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人各有志吧。
有些人成为学者，是因为货不出去，中国古代很多人都是官场失意才退而成为文坛豪杰的，比如以知识渊博号称的杨慎、徐文长等，要问心里最想做的，可能还是“求功名、慰平生”吧。

搞研究就应该让真正有兴趣致力于此的人去做，不要为了混口饭吃而去“搞研究”，从事没有兴趣的工作很难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这也是欧美学者与中国一些学者的根本区别所在。
再说，欧美有很多财团不惜重金去支持一些大学搞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印留学生也经常为了各种“目的”不惜选择基础学科——起码不缺钱嘛。
相比而言，在国内一些大学搞基础研究就惨多了，比如搞“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蒋锡夔院士，整个团队20年经费总共才300万，这还不够国外某些大学一个小项目的零头。结果2002年蒋院士获得了稀有的无上殊荣——“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新闻还把花这点钱当做很光荣的事，又什么“艰苦奋斗”了等说了一堆，这是多么悲哀、多么可悲、多么悲惨的事啊，唉。

尼哈星

西域学和藏学应该是同一个量级的两门学科,把藏学说成是西域学的组成部分,只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但是并不准确.

尼哈星

单纯从佛教发展的角度看,蒙古西征的负面意义更大,在西征前,西域的佛教和伊斯兰以高昌回鹘为界,尚能保住库车,哈密,吐鲁番等地的佛教主导地位.但是蒙古西征后,这道阻碍的壁垒被打破,特别是察合台的后王们改变信仰后,西域的佛教被其彻底摧毁.如秃黑鲁铁木尔汗特别是黑的尔火者歪斯汗的时期.

澄明

我觉得学术研究和信仰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人做学术研究，不一定从内心信仰它，只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比如马列思想的学术研究多得不得了，说的人也很认真，但是否是信仰，是否成为做人做事的指导，那还是有区别的，话和书出来都是做给别人看，否则假话和贪官不会这么多，这样一来，知根知底的人一听见他说话，就觉得好笑，因为从内心来说，他自己也不信，他自己也不会按照这来做，可是他要求别人这么做

从信仰的角度来说，研究它代表我认同这个观点，就是有阻力，从我内心来说，我自己愿意这么做，因为这是我的思想准则。而别人则很不理解，因为从他的看法来说，你确实很蠢，不晓得变通，而且很愚昧，地球人都知道，你的信仰是没用的，早就是被证明没用和腐朽的东西，你还相信他，是真愚昧。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不同，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因为别人和我一样都是自由的，只要是没有伤害到别人，他有什么想法，那是他的自由，如我一样，我信仰什么，那是我内心的想法，我也不希望有人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

所以信仰佛教是我的隐私，我不会暴露给别人看，勉强别人要信，你也不要干涉我，说我蠢。

xueleishe

原帖由 澄明 于 2011-6-4 11:44 发表
我觉得学术研究和信仰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人做学术研究，不一定从内心信仰它，只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比如马列思想的学术研究多得不得了，说的人也很认真，但是否是信仰，是否成为做人做事的指导，那还是有区别的，话 ...

哈哈 ，我会正大光明的和别人说，我是佛教徒。

如果别人否定我的信仰，那我就重新找个话题把话给引开。如果别人说话再难听，我就走开。

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想说啥就说啥，我就是佛教徒，我管不着，就算是其他人把我给骂死，我也还是佛教徒，就那么简单。:lol

随便别人怎么说，咱都不理会，当做是空气咯。  常在花边走，片叶不沾身。

澄明

常在江边走，哪有不湿鞋
常在花边走，哪有不失身
常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

花指漂亮的花，哈哈

:) :)
改了一下

[ 本帖最后由 澄明 于 2011-6-4 12:16 编辑 ]

天天开心

yetijkd

很悲哀的认为：汉人最擅长的就是把别人的文化给消化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