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汉僧的庚寅拉萨纪事》

般若净土123

《九汉僧的庚寅拉萨纪事》

目录：君庇亟美：拉萨城下著名的辩经汉僧
      满度法师：两次入藏
      永灯法师：成为新中国著名因明学家
      恒演法师：十年为期不满不归
      观空法师：新中国后前往中国佛学院任教
      四僧偶记：三途转辗（圣聪法师、融通法师、广润法师、永觉法师）

    按：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六榕佛教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韩敬山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文发表于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2020年第4期“佛教文史”专栏，标题为《九汉僧的庚寅拉萨纪事——以“台北藏”君庇亟美<重征片吟稿>为中心的考察》。

引言
    2006 年春，笔者在拉萨蔡公堂偶然发现了《重征片吟稿》的上卷手稿残页，作者君庇亟美在手稿的最后写下 ：“1949 年 4 月 6 日深夜，脱稿于哲蚌寺土尔扈特。”君庇亟美何许人也？残稿中多次出现的欧阳无畏又是何人？哲蚌寺的土尔扈特究竟在哪？手稿的下卷又在何方？文中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018 年夏，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发现了《重征片吟稿》（铅印本）。因适逢周末，无缘一见。
    2019 年春，笔者公派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访问学人。八月，尝试前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查询，工作人员却告知，实体史料调阅无限期暂停，希望就此接续破灭。在台北的一个雨天，笔者前往位于木栅的“国立政治大学”中正图书馆，在检索机前输入君庇亟美后，页面跳出藏有《重征片吟稿》（铅印本），为作者 1952 年自印，迄今为止从未正式出版。出版信息标示“罗家伦先生赠书”，馆藏号 D1920073。正当笔者激动地点击借阅按钮，网页信息却跳出——因该书印制粗糙、纸张脆硬、时间久远，无法调阅。在极度失望中，笔者做了尝试， 写信给“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希望能够调阅此书以作研究。几天后，特藏管理组张惠真老师专此函告 ：您所调书籍为罗家伦（1897- 1969）家属捐赠藏书。捐赠时，已对馆方交代要为学者调阅“罗家伦先生藏书”提供便利。有鉴于此， 馆方讨论决定：因书时间久远，由工作人员将《重征片吟稿》（尺寸 ：9.4×13 厘米）彩色放大两倍，影印后交笔者研究使用。就这样，这本找寻多年的册子来到了我的眼前。
    翻开君庇亟美书写止于 1951 年 4 月的《重征片吟稿》下卷，赫然发现君庇亟美在此书中写有许多身处拉萨的陌生汉僧，有满度、观空、圣聪、融通、永灯、恒演、广润、永觉……脑海中立闪疑问：这些法师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是否离藏？又落点何处？经过笔者半年多细心搜寻，终将四散开去的历史碎片一一复位，以期言有枝叶。

君庇亟美：拉萨城下著名的辩经汉僧
    1933 年底，十三世观音尊者（1876-1933）在拉萨突然圆寂。鉴于当时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在派出大员奔赴西藏拉萨代表中枢致祭前，“国民政府内定黎氏以个人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以朝圣学经为名，前赴拉萨”。1934 年秋，时年 21 岁的欧阳无畏自青海西宁受邀参加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黎丹（1865-1938）率领的“西藏巡礼团”前往西藏。
    当年年底，在青海已学会藏文的欧阳无畏正式在西藏拉萨哲蚌寺出家为僧，法名君庇亟美，原来两名字实为一人。他被官方视为“民国以来为国投身入密之第一人”。当时，西藏社会主流氛围是“在宗教界藏族僧侣也广泛接纳汉僧，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汉人而排斥”。可以说“无论是学者还是文盲，富人还是穷人，贵族还是无名鼠辈都享有同等进入寺庙的权力，至少理论上是如此”。这一时期，入藏求法的汉僧“或有因生活困难而退屈，亦有因学解而生怯弱，更有畏懈而仅滞中途，亦有大志未遂而身先殁者”。因此能够坚持下来的汉僧基本都是愿力坚定， 因缘具足。
    君庇亟美所在的哲蚌寺作为“喇嘛教之研究机关”，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弟子所建造。寺院喇嘛“从前就有七千七百，现在已经增至一万多了。凡是蒙古、青海等处喇嘛来藏学经的，多半在这里，这些喇嘛在清末都很倾向中央的”。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哲蚌寺，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追求”。三年寒暑苦读，辩经场成为检验君庇亟美学习成果的重要舞台，其学识令众多僧侣敬佩有嘉，“深获喇嘛群英之叹服”。面对“共信既立，遂乃托钵乔装，云游万里”。他于1938年以欧阳无畏之名，苦心写就日记体《藏尼游记》
    和《达旺调查记》两部著作，洋洋二十万言。书稿均以解决西藏问题为依归，不断“提出诸多深入中肯的见解”，并简明扼要地分析数十年来，当局力量在藏成败得失之缘由，自觉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立场，竭力呼吁中央政府抓紧开展西藏顶层制度设计， 重塑边疆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最终实现中央政府对藏族聚居区的有效管理。两部著作在其身后被赞誉为“经典传世之著”。
    1941 年，君庇亟美学完显宗五部大论后，获最高学级十五级，这一学级是最高格西拉让巴学位的必要资格，但他却愁容满面，面对只剩一步之遥的最高学位有心无力。这主要缘于考试条件 ：先向哲蚌寺近万名僧侣布施经费。这个条件让君庇亟美根本无力承担，因为“身后没有施主的支持难以在三大寺生存下去”，“遂辍学东归，取道太昭、嘉黎、硕督、洛隆宗、昌都、德格、甘孜返康定”。
    从康定返回重庆后，君庇亟美以欧阳鸷之名担任大学藏文教职。面对抗战节节胜利，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入藏，为中央政府彻底解决西藏问题贡献力量。
    1948 年，欧阳鸷奉命前往西藏，全力备考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期间他写下诗歌集《重征片吟稿》。该著详录他 1948 年 6 月，第二次经青海前往西藏，在西藏参加三大寺辩经，以及与在藏八位汉僧交往的纪事。
    2000 年 2 月，由张骏逸主编、台湾“蒙藏委员会”出版的《欧阳无畏教授逝世八周年纪念论文集》将君庇亟美手书共 31 页的《重征片吟稿》（手稿本） 全部影印刊载，汉僧的名字和诗词跃然纸上。手稿封面亲题“父亲大人慈哂”，手稿末页还有似未完成的《代跋》，此书实属民国入藏汉僧史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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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僧偶记：三途转辗
    接下来在君庇亟美的文字中出场的四位汉僧，纵观他们的人生轨迹，则次第呈现“三路途”：一生世路，求索心路，无关去路。
    《重征片吟稿》中第五位出场的是圣聪法师（1906- ？）。他俗名何先永，号旭东，四川省新津县太平乡人。幼年出家为僧，毕业于四川佛学院第二期，随后“入康依师习学初部藏文约三年”。1933 年腊月，圣聪法师在“文殊院发光老和尚索募，承其善举缘等各方，获国币大洋七百，兑合藏银千两左右”的支持下顺利抵达西藏拉萨，“刻请格西仁者登巴和莲华幢两位为主要辨识授经师，自因明初部、现观、中观为正班”。1937 年，因“金济忽感困难”返回内地成都。
    随后不久，圣聪法师因“太虚法师推荐公费僧补助，二度赴藏”。其前往印度途中为太虚大师写一信，告知身处云南“由此搭法车至海防再转印度较俭且速”。二次到藏为“公费派遣赴藏游学”，资助五年。期满后，他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1898-1978）写信，报告“惟因研究佛学尚未达到精深部门，按照新颁规则，亦有特准延长之规定”，希望得到补助。他在 1951 年初给君庇亟美的诗中充满惆怅之感 ：
    纵是荣华真福贵，弄成孤迥失心光；
    洞明一世江湖客，不幸远征百健郎。
    《重征片吟稿》中第六位出场的是融通法师（1912- ？），籍贯为“山西祁县”，他俗名石超然，毕业于重庆汉藏教理院，为蒙藏委员会补助公费汉僧，1940年9月随侍云灯嘉措暨能海法师（1886-1967）抵达拉萨。1951 年元旦，自诩“惭愧是为僧”的融通法师，为自诩“冰冷夜孤僧”的君庇亟美写下诗句 ：
    逼人岁月无生意，世变如风倏又新；
    禅梦难归留缥缈，自嗟身世只庸人。
    1951 年 5 月，西藏和平解放后，融通法师也前往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工作，后转到西藏日报社藏文编辑部工作。1960 年， 他牵扯永灯法师“反革命集团”冤案被逮捕入狱， 此后其信息笔者遍寻无果。
    2006年 7月，西藏日报社庆祝创刊 50 周年时发布《曾在西藏日报社工作过人员名单》，融通的名字列于其间。
    《重征片吟稿》中第七位出场的是广润法师（1903- ？），籍贯为“山西平遥县”，他俗名孙蒙，毕业于山西外国文言学校，为太虚大师“徒孙”。
    1938 年 4 月，广润法师“由康定经德格、昌都来藏”，1942 年，他成为蒙藏委员会公费汉僧。1951 年，48 岁的广润法师写下“鸡声喔喔催人起， 暮色苍苍惹客伤”的诗句，送别君庇亟美。
    《重征片吟稿》中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永觉法师（1928—？）， 籍贯为“ 四川南溪”的永觉法师，在哲蚌寺出家为僧。1948 年，核准给自费补助，补助时间至 1953 年上半年。1951 年元旦，22 岁的永觉法师将“坠地呱呱遇岁荒，此身扶养赖亲娘；出家缘是多生幸，割爱难辞万里伤”的诗句，送给君庇亟美留作纪念。

终曲——爝火萤光
    1951 年 3 月 18 日，是君庇亟美第二次入藏两周年的日子，他以悲伤的笔触写下280字的《留别同学汉僧仍元旦韵》，诗词似是对自己雪域西藏求法十年的总结 ：“如幻如梦如电光，刹悟而今将逝矣。”诗词中更有自己对藏传佛教认识的真情告白 ：“尘龛污殿秘关键，万法门中矛盾深。”这是君庇亟美在拉萨写下的最后一首诗。此后，他独自一人离开拉萨，滞留印度一年多后，辗转香港到达台北，最终成为台湾“藏学之父”。
    《重征片吟稿》中君庇亟美和其他八位汉僧之间的诗词往来，让我们看到身处雪域拉萨之佛教弟子间的关怀与情谊。当然，他们只是民国时期百名入藏汉僧群像之一瞥。“近数十年，佛教中有识之士已在为沟通汉藏佛学而作了许多有意义的努力，入藏求法， 办理藏文学院、汉藏教理院，实乃团结蒙藏佛教徒及巩固边防之要务，亦使中国佛学更臻完善。”这些汉僧彼时面临自然之难、时事之艰、语言之别、文化之异，依然义无反顾、赴藏求法，虽弱质孤根，但荷乾坤之德，学有成者不在少数。九位汉僧中的五位——圣聪、融通、恒演、广润、永觉，最终都湮没不见，爝火萤光的他们是“为追求崇高理想而牺牲奋斗的前贤，对于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沟通汉藏感情，曾经作出划时代的巨献”。他们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是“佛教救国”的先行者，历千辛以己身奉献“庄严国土”和“有情众生”；他们是沟通汉藏佛教的真学者，经万难融通佛法真要义；他们是沟通汉藏民族的实践者，以文化互鉴促进汉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拣拾搜寻这些汉藏兼通先辈们的生平与史迹，对促进今天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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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度法师：两次入藏
    在《重征片吟稿》中，1951 年元旦前后，共有八位汉僧与君庇亟美有诗词往来，第一位出场的是满度法师。
    “文质彬彬”的满度法师（1906-1961）， 俗名“黄叶”，“四川南溪县”人，1923 年“薙发峨眉”。1929 年，满度法师追随太虚大师（1890- 1947）到“南普陀寺的佛学院学习”。1932 年，从闽南佛学院毕业后，“由于基础好，成绩优异，由太虚大师调往重庆”担任缙云山汉藏教理院第一任教务主任，并“教授汉文佛学”。满度法师“每于授课后，即荷负锄头、箩筐等器，去与泥木诸工一同工作……几乎是成了‘出将入相’文武兼有的人物！”
    在汉藏教理院，满度法师“曾与法尊法师（1902- 1980）多方辩论，更阅师译宗喀巴菩提道次，抉择精严，搜罗广博，洋洋巨观，颇具要理，信为修行之宝典，赴藏之心，油然升起。”
    1937 年 3 月 ， 满度法师在被誉为“不亚于昔日唐玄奘留学印度之那烂陀寺”的汉藏教理院写下《沟通汉藏文化之意义及其方法》一文，表明“今欲沟通汉藏文化，初从佛徒着 手，似稍稳健”。满度法师写下此文，实因其看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对求学汉僧的重大意义。
    此际的汉藏教理院在外界看来，是个“革命的和尚集团，他们不但在佛教本身谋改进，而且是高瞻远瞩地注视到我们康藏的政策问题”。
    有鉴于此，满度法师提出“派遣汉藏僧侣互往游学，意在沟通文化，联络感情，以求其实现民族一致”的呼吁。此文发表后，他自上海投考蒙藏委员会补助汉藏僧侣游学公费被录取，“津贴是路费三百元，每年生活费八十元，以五年为限”。
    1937 年夏，满度法师“由上海出发沿海抵印而转拉萨”。抵达哲蚌寺后，结识已在哲蚌寺出家为僧五载、颇有名气的君庇亟美。满度法师出发前，万泉在《佛教日报》上对满度法师提出期望 ：
    我并不希望他们日后回来，负个“法师”名义即算了事。我还希望他们此去努力发掘西藏无尽的宝藏；回到内地切实建设，作“明日佛教”的一支生力军！
    值得一提的是，闽南佛学院和武昌佛学院都曾由太虚大师主持，他的弟子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坚持的理念是 ：“中国僧众一定要支持政府，接受军事训练，为战争做好准备，为了中华民族，他们宁愿暂时放弃宗教修持和宗教职责。”
    时逢日本侵华，满度法师抵达拉萨后“生活倍受艰苦”，他给远在四川的师父遍能法师（1906- 1997）写信道 ：
    度求学西藏，求具深造，以备将来作沟通汉藏文化的翻译工作。但这条路却异常艰难，既非急功近利的人所肯定，又非不能忍苦耐劳者所勘走，尤非无福德因缘者所可能走！所以十余年来走上这条路的人还不多……
    满度法师“最初五年，为正式第一期派遣赴藏者，1943 年，自觉所学，尚不足用，故又特请延长五载”。他在 1944 年学完《现观庄严论》后，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提交了学绩报告 ：
    论乃释，六百卷般若考义理精微，法术繁广，诚足令人惊骇。内地佛徒，研习般若，每若不得其门，若藉此论， 而探讨之，即不难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1946 年，转为自费僧补助已三年的满度法师在拉萨哲蚌寺刻苦学习了整整 10 年，其生活来源“三年前赖二三施主按年助施藏银约廿馀秤，近则断续不定”。这年秋天，他去朝山，“原想早返拉萨，不意到印时，又得到国内本庙（笔者注 ：四川乐山乌尤寺）函促速返，不得已乃搭吉生轮”，只好“经印内返”。回到内地的满度法师随即在《海潮音》上发表《宗喀巴大师的应化史略》。
    值得一提的是，入藏学习的“满度法师与永灯法师，都是专门在辩论台上放箭的好手，一有了学问之瘾，他们就愿意终身献身于这样的研究”。这两位遍能法师的高徒与君庇亟美均有密切的交往。
    身处拉萨的满度法师与密友君庇亟美“常相往来”。他认为君庇亟美“其人智识过人，善诗文， 亦善佛学。不拘小节”。他在君庇亟美 1941 年第一次离藏“既别，无以为赠”，于是专为其写下七首诗词“用作纪念”。
    1951 年元旦、春节期间，君庇亟美与 1948 年再次入藏的满度法师通过诗词抒怀情感，对正在临近的时代巨变做出反映。满度法师在 1951 年农历除夕，为其写下一首无题诗：
    济济哲人随逝水，巍巍象教仅余光；
    可怜岁月蹉跎尽，有愧当年王侍郎。
    满度法师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受中枢资助能够游学西藏，实乃“雪山访道破天荒”，面对“善心易被恶心伤”，满度无奈发出“半世浮生若电光”之慨。
    1951 年 5 月，西藏和平解放后，作为遍能法师之徒，满度法师被安排到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工作， 后于 1953 年转入《西藏日报》藏文编辑部工作。
    1959 年 1 月，“拉萨街头，已是战云密布，叛匪横行”。平叛“战斗结束后，人们看到躺在街上的叛匪尸体，有许多身上携带了大批劫掠的财物”。1960 年初，西藏展开“着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反革命的骨干分子”的斗争。当年 6月，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四人被错误认定“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7 月，永灯法师被逮捕，君庇亟美在《重征片吟稿》中所写到的融通法师、满度法师，此际均在西藏日报社工作，他们“一齐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刘学文在《遍能法师传》中披露了满度法师人生最后的时刻 ：
   狱中的满度，难以面对铁窗的残酷现实，他无法面对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加上疾病对身体的折磨， 使他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和信心……1961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满度这个在西藏求学，献身于藏文经典汉译的佛教知识分子，含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仅 42 岁（笔者注：应为 45 岁）。
    1978 年，与遍能法师分别 35 年后，永灯法师第一次离开西藏到成都参加《藏汉大辞典》编辑工作的间隙，回到乐山乌尤寺，遍能法师与永灯法师泪如泉涌，谈到满度法师，刘学文记录了当时的对话 ：
    遍能法师：满度的骨骸可否找得到？如果能找到的话，我想把他埋葬在乌尤山中。这里是他出家的祖庭，是他佛教生命的摇篮……永灯法师：满度的骨骸躺在青藏高原无比宽广的胸怀中，连绵不断，银装素裹的冰雪陪伴着他。他的冤屈已昭雪，他的罪名已洗清，这才是最完美的葬礼，他将得到无可言喻的宁静、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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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灯法师：成为新中国著名因明学家
    《重征片吟稿》中第二位出场的是永灯法师（1922-1994）， 俗名杨万材（杨化群），“ 四川峨眉人”。他“原是峨眉山洗象池的小和尚，只因寺与寺之间的山界官司纠纷，忠厚老实的师父无辜关进了监狱，小和尚痛失依止，独自漂泊”到四川乐山乌尤寺，“成为遍能法师的侍者、弟子和学生”。聪明好学的永灯法师于 1941 年在“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第三届普通科毕业”后，即前往合江法王学院任教。1944 年考取公费汉僧准予入藏时，“因闻岗池河严禁汉人入藏境”，于是被迫由重庆经西康南部“化装”入藏。
    永灯法师抵达西藏拉萨色拉寺后，取藏名永灯嘉措，并在色拉寺的显宗学院“依止格桑泽仁大师，研究佛教因明等论著，其依止师为藏地佛教著名因明学专家，由于他的助缘实力雄厚，在色拉寺学习的永灯生活来源有所保证”。他在色拉寺写下未来在藏计划 ：
    盖西藏向主川佛教为治世大纲，故军政多摄于喇嘛之手。倘欲其倾向中央并明了中央对藏民之德意， 尤须从宗教之联络着手。吾人托为佛子……必将遵佛陀慈悲救世之遗训，不畏一切困难，致力于藏文典籍之研究，俟急难有用，敢効（效）微躯。
    上述计划是时年 22 岁刚刚入藏的永灯法师写下的人生规划，从中似可一窥其理想。他和师叔满度两人不忘师父遍能法师的嘱托，全力“将印度佛教后期传入西藏的论著，翻译成汉文，弥补汉地佛教印度后期佛教论著的不足”。
    在色拉寺，永灯法师顺利通过辩论考试，接着又通过五部大论之一的《现观庄严论》考试。乌尤寺的遍能法师希望满度和永灯“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的同时，以小乘为基础，以大乘为究竟，利乐世间一切有情，成为具有完善僧格的人”。
    1950 年初，解放军十八军待命进藏，曾是北京柏林寺常惺法师（1896-1939）高足的十八军参谋长林思进拜访了遍能法师。遍能法师说道：
    我寺两个僧人现正在拉萨学法，一个法名永灯， 一个法名满度，分别住在色拉寺和哲蚌寺，且入藏有年，对西藏的情况颇为熟悉，你到西藏拉萨，若有需他们协助的事情，不必客气，他们会尽力而为的。
    1950 年 8 月 2 日，君庇亟美写下《赠永灯法师》，最后四句是 ：
    金色身如幻，红尘劫已迁；
    能为饶益事，学道不唐捐。
    1951 年，29 岁的永灯法师为即将离藏的君庇亟美写下临别诗 ：
    枯坐禅床孤壁影，罢吟经箧伴灯光；
    焰华毕剥时时爆，幻灭随声惊矍郎。
    永灯法师在西藏和平解放后，成为现代著名因明学家，任西藏大学教授。
    永灯法师由于“精通藏文，熟悉藏区佛教各方面 的情况，汉文程度亦具有相当水平，经西藏军区领导的帮助、支持、安排。1951 年进入西藏军分区参加编审委员会工作”，具体承担翻译任务。1953 年 3 月，离开色拉寺，“从一个佛教徒变成了变革旧世界的实干者”。1954 年，“娶藏族妻子益西旺母”，名字改回俗名杨化群。
    1960 年夏季，西藏日报社发生了一件被称为“反革命集团”的冤案，“永灯不幸为此付出了人生最有作为的年华”。“在一篇支持刚果电影周消息的翻译上，由于多译了一个‘支持’，一点小小的失误，他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头目，含冤入狱 14年。” 妻子益西旺母是“西藏广播电台第一代女播音员，这种特殊的工作岗位，领导岂能容忍让一个反革命家属继续担任，并以组织的名义要她离婚，否则失掉播音员的工作……就这样，她走出了播音室，宁愿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
    1974 年，杨化群被宣布无罪释放，“喜极而泣”。1975 年，杨化群得到彻底平反，但“关过监狱的人回到社会连工作都找不到”后，他被照顾性安排到五七农场从事管理员工作。
    1978 年，被调到西藏自治区出版局的杨化群， 随即前往成都参加《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主要负责因明词条的搜集、编写和翻译。1980年，应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的杨化群，虽然等到前往北京参加答辩的喜讯，却受到单位“百般刁难阻碍，最终是勉强同意，特别指出的是一切自费”。遍能法师“拿出仅有的三百一十五元给永灯， 作为他上北京答辩的车费和食宿费。他用不着问永灯的钱够不够，他断定永灯囊中羞涩”。
    1980 年 11 月 2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来录用通知书 ：“杨化群同志，经我院考核及格，你已经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凭本通知到该院报到。”这一年，杨化群（永灯法师）已 58 岁。“58岁考上研究员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实现了自己做学问的夙愿。”
    1982 年，杨化群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被推选担任藏传因明卷的主编，并开始选择藏族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因明著作。1984 年突然中风， 1994年7月病逝拉萨。杨化群“是遍能法师一生弟子中（不论在家还是出家），苦难承受得最多，而成就也是最为杰出的一个”。杨化群遗体火化后，遵其遗愿，骨灰安葬于四川乐山乌尤寺。
    2006 年 7 月，西藏日报社庆祝创刊 50 周年时发布了《曾在西藏日报社工作过人员名单》，杨化群的名字列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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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演法师：十年为期不满不归
    1930 年的西藏，除了君庇亟美“以改善西藏与中央的关系为职志者外，尚有许多系纯为习法弘法而负笈雪乡佛地者”，如汉僧恒演、观空、广润、圣聪、融通、永觉等人。他们都是不满清末以来，汉传佛教的颓势而聚义在雪域高原，“在汉地僧制整顿过程中，积极借鉴次第严谨的藏传佛教修行和管理制度”，最终成为二十世纪“融通汉藏佛教教义和戒律方面的精英，他们积极学习、吸收和借鉴藏密文化，遵守藏传佛教戒律制度”而影响至今。
    《重征片吟稿》中第三位出场的是恒演法师（1901- ？），籍贯为“湖北宜昌”，俗名黄恭佐，为“大慈在俗之子”。大慈拜太虚大师出家前，“曾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旅长”。黄恭佐青少年时期， 即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参加“上海第九童子军”。1920 年，年仅 19 岁的黄恭佐，即在《海潮音》发表《般若十八空论》：
    通俗之士，耳目炫于淫声美色，心思疲于功名货利，置身镜花水月之场，兴亡得丧，无殊优人戏剧，即或感发千古，雄荣万世，亦犹梦过屠门而大嚼，可笑可怜，莫此为甚。
    1924 年 9 月 13 日，自日本归国的大勇法师（1893-1929）在北京慈因寺创立藏文学院 ，公开招生入藏。黄恭佐在父亲大慈出家后，毅然决然“以父志为志，近事三宝”，于是“遂披剃，从此折入佛家”，法名恒演。在北平，恒演与武昌佛学院研究员法尊、观空、法舫（1904-1951）等人一起学习藏文，“专究藏密”，成为“留藏学法团”的最初团员。
    进入藏文学院的恒演法师自北京写信给上海南洋公学同学会，向全体同学和师长公告自己缘何出家为僧的经过 ：
    个人数年来埋迹山中，涉猎内典，近慕先行，外慨世变。瞻前思后，觉究竟真理，惟有佛乘乃吾人安身立命之道，故而不更因循，断然长往矣。所以然者，一非有所激而厌世，更非有所为而逃禅，乃深信佛教为唯一究竟圆满之人生宇宙观，故遵而行之。
    恒演法师在信中说，将在北平“佛教藏文学院之创设期一年半后（预备语文）”入藏学法，并发誓 “以十年为期，期不满不归”。大勇法师要求所有人“无论何时何地，各人皆须沉默厚重，少出无益之言，勿作无益之事”。遗憾的是，留藏学法团千辛万苦抵藏边甘孜，“为守吏所阻，盖英人处心积虑，使中藏（笔者注 ：中央与西藏）隔阂，感情疏远，彼乃坐收渔人之利”。于是 1925 至 1934 年整整十年，恒演法师被迫落脚在西康甘孜康定寺，并担任“留藏学法团”侍者组工作，负责管钱。
    1929年8月， 大勇法师 37 岁圆寂后，恒演法师与法尊法师一起，“继承大勇之愿”，继续埋头 “学藏文经论”，“撰述康藏佛教内容”。1930年 6 月，恒演法师在北平华嘉寺写下后记，“庶此区区之略记为不致毫无意义”。半年后，恒演法师在上海佛学书局出版《西藏佛教略记》，他在“佛教藏文学院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节中，写下对藏传佛教的学习感悟 ：
    瞻习之下，始觉西藏佛教圆满殊胜，博大精深，如植甘霖，如获异宝（某岁观音尊者尝延主甘丹寺， 三大寺之一——继续宗喀巴大士法王之座辞未就）。本师既智悲渊弘、诲学人尤、循循善诱、扣之无尽、挹之无穷。昔时狂慢至是俱折，留学仝人之心志，由此一变，知藏内佛教优美之大概，悟曩日躐等欲速之非，亦无思归汉地者矣。
    恒演法师明确提出“教团基于律仪，密宗之纳教理轨于律仪，与太虚法师相合”，并“请太虚大师作序”。1935 年，在甘孜前后驻锡 10 年的恒演法师“发心独自一人自拉萨西进留学”，终寻获机会，随理塘商人成功入藏。作为太虚大师的徒孙， 他在信中报告了自己到达拉萨后，参谒大昭寺、哲蚌 寺、甘丹寺后的思考与打算 ：
    佛像庄严，僧侣众多，其中明达显密者，亦大有人在，追随其间，倍增忻踊，盖佛化之普遍，信仰之隆厚，其熏习力亦极巨矣。孙，现住哲蚌寺学经，以新至无进境可言，惟愿宿障渐销，慧业转净，进藏一行，不成妄语，檀信施果，不负唐捐，则万幸矣。
    1942 年，他成为蒙藏委员会公费汉僧，更名为仁亲多吉，并获得格西学位资格。1951 年初，年过半百的恒演法师为君庇亟美写下诗句 ：
    觉海潮音惊噩梦，昏衢道炬荷慈光；
    愿从拾得寒山子，休作声闻自了郎。

观空法师：新中国后前往中国佛学院任教
    《重征片吟稿》中第四位出场的是观空法师（1903-1989），籍贯为“湖南衡阳新城”，俗名廖国干，“在家时曾肄业高小”，1918 年在衡阳西禅寺“出家并受戒于南岳上封寺”，1922 年入武昌佛学院学习汉文经论。1925 年夏秋，“随大勇入藏，留康十年，精进不懈”，并在康定乐顶山阿兰岩与严定法师合译《吉祥最胜智德赞》，成为观空法师最早的汉译著作。1935 年东返后，先后在北平法源寺主持学务、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在汉藏教理 院，观空法师“教授藏文史地及汉文佛学”。作为太虚大师弟子 ，观空法师“深受太虚大师器重， 成为学僧中优秀学员之一”。
    1939 年 2 月，观空法师再次启程由天津经印度抵达西藏，开启二度入藏求法，法名强巴衮钦。他起初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听经”，同年 11 月抵达拉萨后，“住在拉萨的一间民房里”，一住就是十余年。“他对宗教以外的事务，从不过问。平时也很少出来，一般汉族都认为他是个虔诚的出家人。”
    观空法师的生活“简朴到了极点，穿的是一身粗氆氇制的喇嘛装，每天早晨起来打一壶酥油茶， 就够一天的饮用，早、中、晚三顿饭，就以酥油茶揉糌粑，有时连菜也没有（这是一般喇嘛的生活水平）”。其撰述的《西藏佛教格鲁派概观》，不仅认为“格鲁派兼具各派教义之胜”，更将格鲁派做了高度概括 ：“格鲁派的正法宝藏，是把从上释尊的正法雪山所流出显密深广一切教授河流，而复始之汇合为一的广大法海。”由此，观空法师被海外佛教界赞誉为“近数十年来第一流的藏文学者”。1951 年元旦，48 岁的观空法师为君庇亟美写下临别赠言：
    三界茫茫万古荒，轮回根本是痴娘；
    断常险处身先堕，生死关头意更伤。
    1951 年 5 月，西藏和平解放后，观空法师受邀前往西藏日报社担任编译工作，后于 1957 年前往北京中国佛学院任教，与法尊法师一起“将马、恩、列、斯、毛的一系列著作，译成藏文，供藏族干部学习”。
    他于上世纪 60 年代即开始发表汉译作品，如《〈中观〉疏示略义》《解深密经圆测疏》《米纳日巴略传》等。1985 年，观空法师还将宗喀巴重要著作《缘起赞》汉译出版。此外，他还翻译密法仪轨法本，如《佛海大悲观自在修习仪轨悉地宝藏宣演疏》（贤慧动海造，汤芗铭译，安钦上师授，观空度语，周叔迦笔受）及《菩提道次第摄颂略解》（宗喀巴大师造，法尊译，刘彭翊造科，安钦上师说解，观空度语，周叔迦笔受）等，令人叹为观止。
    1989 年春，观空法师圆寂于福建莆田广化寺。身后有评价其“一生清苦淡泊，治学严谨，不露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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