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爱道堂定静长老尼济世医事解注》智诚居士

般若净土123

定静长老尼、通愿长老尼、隆莲长老尼传授二部僧戒
（前排左五、左六、左七）

《成都爱道堂定静长老济世医事解注》智诚居士
    成都文殊院不远处的通顺桥街，建于明代的爱道堂坐落于此。1928时爱道堂由古圆觉庵改为十方爱道念佛堂，面积不大，却是四川第一所十方尼众丛林。庵内供奉观世音菩萨、以及中国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1909-2006）的骨舍利灵塔。现任住持为隆莲法师的高足照心法师。
    笔者的姑婆早年系爱道堂的下院观音阁[1]（专事油印佛经的字库所在）比丘尼，1967年文革期间观音阁被红卫兵捣毁后不久于72岁圆寂。姑婆和舅婆与爱道堂隆莲、定静、能潜法师[2]均是同道好友，我也因这段历史与爱道堂结下了佛缘，现在又与照心法师成为了朋友。三位法师中，能潜法师在爱道堂的时间最早，大约民国十八年（1929）前后受圣钦法师（时应新都宝光寺无穷老和尚之邀，升座任大慈寺方丈兼爱道堂堂长）之请任爱道堂监院，将一度倍受军阀霸占和摧残的寺院逐步缓过气来。隆莲法师行医和参与支持抗战的点滴史实在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有过涉及[3]，笔者自小生活在爱道堂附近，对此庵中若干历史略知一二，加之家族中古稀之年的长者尚存一二，基于未来或然的需要，索性再为爱道堂的历史研究提供点素材。本文想披露的是一段定静法师鲜为后生所知的济世往事，以作爱道堂历史考证或供医史学家佐证之参考。

般若净土123

1

般若净土123

一、定静法师其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的千金
    定静法师（1903-1997）[4]俗名吴友筠，家境是从晚清时期从内江到成都贩糖起家，父亲则是供职于民国四川省政府部门的高官，富足殷实，娶有两房。定静法师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位同父异母弟弟。母亲在生下她后，父亲因嫌原配不能生儿子，遂又娶了一房。二姨太生子有功，倍受宠爱，却因染有抽大烟和赌博恶习，与原配形同水火。家境的衰败让定静法师从小对家庭心生恐惧，年轻时虽然媒人几经撮合，却一直不愿成家。

    吴家位于成都原来LM寺街的一个院落，家里分前庭、中院、后院，中院最大，满园竹子、腊梅。定静法师是兄弟姊妹中个子最小的，辛亥革命后，这位大户人家的千金随着新学的兴起，诗、书、画均出类拔萃。据笔者家中古稀老人回忆说（实际情况待考证核实）定静法师的医术皆因年轻时与其弟师从酱园公所[5]街的一名蒋姓中医，深得中医背珍精髓的真传，对从人体背部自上到下的经络反射疗法驾轻就熟。
    民国之后，经历了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时局一直动荡不停。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妇女基本上没有文化，也没有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大户人家的千金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旧礼教旧家庭旧的婚姻秩序深恶痛绝，有文化的女性看不到妇女的出路，又苦于婚姻难以自主，就干脆不嫁人。所以那时出自高大上环境的女孩成为剩女便不足为怪，这种现象与当今高新技术和知识领域的某些情况十分相似。包括隆莲法师在内的许多知识女性，往往独身。在一再错过了最佳择偶机缘之后，为了不让吴家断了香火，已经三十多岁的定静法师从大姐那里过继来一儿一女，并将两个孩子都改姓了吴。

    定静法师稍早于隆莲法师出家。二十世纪40年代初，受隆莲法师修行方式的启示，定静法师也随隆莲听能海法师教习佛法，那时她已经四十多岁。从此，定静法师与小她6岁的隆莲、与她同龄的清定都成为了能海法师的助手，巧合的是三人均有学医行医的背景[6]。自此之后，定静法师始终与隆莲法师一道，在爱道堂、近慈寺、铁象寺等道场觉己渡人。隆莲法师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对弘扬佛法的贡献，在中外佛教界功不可没，被赵朴初先生尊敬地称作中国第一比丘尼。也因为这个原因，同在爱道堂的定静法师长期辅助隆莲法师所从事的弘法往往被不知内情的人所了解。


抗战后期，定静和隆莲二位法师在铁象寺建立比丘尼道场时，不仅利用她们所掌握的医术帮助过当时由宋庆龄先生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7]收养起来转送到四川大后方安置在铁象寺保育院的外省孤儿，还多次将募集到的冬衣送到那里。当时的保育院长是个外国人，每每看见隆莲和定静师父一去就象见到天使一样眉开眼笑，笔者的舅婆说，那个院长比划着要高的“女和尚”（指隆莲法师）帮忙给生病的孩子开点草药方子，而矮的“女和尚”（指定静法师）则可以为孩子按摩祛邪。隆莲法师的处方习惯，都是从附近田园林间能够现成找到的草药或委托居士们帮忙提供；而定静法师则是把手伸到病孩的被窝里既不让孩子二度着凉又能为孩子推拿治病。这些微小的细节无不凸显了二位法师的慈悲仁心，让人倍感温馨。

般若净土123

二、定静法师的背诊医技
    定静法师有一套济世绝活，叫背诊——这是传统中医濒临失传的医术。受过她医惠的病人喜欢称她为静师父或静师爷。许多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太太，也因此愿意为她所在的寺院供养功德。
    随着人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加深，传统中医术与巫术分道扬镳，而阴阳五行学说和万物相生相克的关系，让我们的祖宗率先认识到人体也是一个奇妙有机的小宇宙，人体的脏腑有着彼此依存和制约的对应关系。笔者自幼略知中医皮毛，一般中医理论认为，肺窍开于鼻，心窍开于舌，肝窍开于目，脾窍开于唇，肾窍开于耳。故面诊望闻问切之术就是建立在对应关系的基础之上。然而古老的中医还有一个绝活，通过人体背部从上至下的脏腑反射划定金、火、木、土、水五个集诊断和治疗于一体的内病外治区域，包括观察背部皮肤、毛孔、色泽、血脉的表征，用拇指或食指根据不同的诊断需要一边旋转游走按压，配合对病者的询问以找寻病症所在，一边以背部按摩的特殊手法当即施以及时的治疗。待经络归正、打通、理顺之后，辅以药物内服或外敷，往往事半而功倍。今天的背部推拿、针灸艾熏皆是背诊的组成部分之一。定静法师正是秉承背诊传统真传，或在寺院、或在喇嘛寺街的俗家院内开诊治病。50年代后，定静法师因种种原因淡出医界，其弟弟依然在当时的簸箕街地段医院上班，继续背诊和挑疳疾，而她的女儿也继承家传当了一名医生。文革时期隆莲法师生病，通常也是由她最信任的定静法师或定静的女儿诊断开药。
    定静法师济世医事中尚有点滴可证其仁慈宽厚，如今老成都50岁以上受过她医惠的人或许能有记忆。
    文革初期，文武路一所中学的造反派到爱道堂来“除四旧”，他们强迫僧尼自己动手捣毁佛像。能潜法师挺身出来与这伙人评理，被蛮不讲理的流氓打倒，伤及体内，从此留下重伤，不时便血。当时附近的草市街门诊医院（现二医院皮肤科所在地，是原火神庙旧址）和酱园公所医院（草市街派出所右侧附近）均无法救治内伤，迫于无奈当时只能靠隆莲法师为潜师配草药祛瘀。1967年起，爱道堂被强制还俗的僧尼开始了接受劳动改造的生活，寺院改成了街道五金生产组，生产门锁扣、菜刀、锄头、火钳，铁锤、蜂窝煤炉、锑锅底（就是将烧坏了的铝锅底裁下另用这种金属锅底材料补上再将就用）等。大马力电锯、铁锤、风扇声日夜轰鸣，整个院子混乱不堪。潜师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体十分虚弱，旧伤发作常常疼痛难忍无法睡眠。定静法师看在眼里，重操绝技给她在背部艾熏按摩止痛，基本上可以管上一天。这一拾旧，竟然使得定静法师不能罢手，一个管理他们的造反派小头目发现了她的绝招并因此治好了病，自此暗中保护了隆莲法师和定静法师，三天两头准许她们请假。特别是娃娃夜哭疳积发烧之类，匍匐在“静婆婆”膝盖上，只见背上提拉推拿更是立刻搞定无药而愈，笔者也是其中受益者之一。
  
    当年位于署袜街天主教堂的妇女生产组，是定静法师文革时期义务给人治病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因为1968年后爱道堂被占，原来所谓劳动改造僧尼的纺织生产组与宗教局下的天主教会人员组成的缝纫组合并而成），懂得内情的人都知道，这里除了生产内裤、袖套，糊火柴盒、医院用来装药片的纸口袋、妇女用的卫生纸外，还有一个人可以给人“从背后医病”。最可笑的是，某些白天大骂“四旧”的人却偷偷地找静师父问诊看病，今天看来，这些人或许是文革那个特殊时期的“明白人”。定静法师慈悲为怀，济世昌明的功德恐怕这些当事人心里比谁都更清楚吧。
    其实，接近定静法师的居士都知道她除了对佛教经文纯熟，身体力行普度众生外，还有一样技艺就是雕塑佛像，这可能与她对人体构造和经络的关系十分熟悉有关。80年代后，定静法师做了铁象寺的住持。尼众学院经费困难时期，定静法师始终坚定地站在隆莲法师身后支持她，甚至把自己积攒的钱拿出来补贴学员和办学，这样一位世纪老人为了弘扬佛法，积德行善，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白内障双目失明，还对佛学的光大、培养后备人才矢志不渝，实乃应为今日佛教界僧众和成都历史不能忘记。

[1]观音阁位于成都北门，与爱道堂隔草市街相望的原东珠市街的一小巷内，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庵内外遍长参天白果树，离巴金的故居李家大院不出40米远，城市改造中现已湮灭。
[2]据笔者记忆能潜法师大概圆寂于七十年代末。笔者1979年从武汉趁大学放假回蓉时，尚见“潜婆婆”（那时她还穿着俗家衣服）已经病卧于床十分虚弱，后听闻这位好人“早就去世”时已经是1983年的事了。
[3]分别参见《巴蜀史志》2014年第2期和《成都民革》2014年第3期。
[4]定静法师准确生卒日期得铁象寺住持果芳法师指正，当是生于1903年农历3月18日，于1997年农历3月初6在铁象寺圆寂，戒腊55年，享年94岁。
[5]酱园公所：由笔者的胡姓亲戚祖上经营的成都知名品牌太和号酱油坊（在现今正府街）于清光绪年间与盐帮分离后，于光绪三十四年主要为规范酱园帮的行规带头在文殊院旁所建的帮会所在地，现在爱道堂以北，与北东街隔草市街相望。所以酱园公所街当年算是袍哥帮会所在地。吴家与胡家当年关系交情颇深。
[6]隆莲法师早年师从成都著名中医陈云门，对《素问》等岐黄之术具有独特造诣。后为昭觉寺方丈的清定法师“七·七事变”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政训主任，官至少将，与民国风云人物戴笠、郑介民等曾为同僚。因厌恶官场腐败，遂跟随重庆慈云寺澄一法师学针灸打发时间。清定法师实际是1941年冬天在成都昭觉寺受具足戒，在场的有邓锡侯、龙云等川滇将领。文革期间，被迫还俗的清定靠针灸济世谋生。
[7]保卫中国同盟：由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的战时救济组织，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亲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