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师最凶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呢？》法中比丘尼

般若净土123

《莲师最凶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呢？》法中比丘尼
      ——江苏佛学院慈恩学院尼众部首座法中比丘尼
    阿弥陀佛，末学法中，来自于江苏佛学院慈恩学院尼众部，目前担任尼众部的班首。
    我是1990年出家的，出家以后没几个月，就去四川尼众佛学院，亲近上隆下莲老法师，从1990年一直到1996年。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就是这六年当中亲近她老人家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课堂上，或是在其他方面，我说一些个人难以忘怀的（事情）。
    她平易近人的这方面，我们刚刚进入佛学院的时候，因为没有在寺院体验生活的阶段，所以在很多方面，虽然剃了头但很多事不懂，所以师父对我们这些学生娃是特别关照，她特别慈悲，不会因为是高僧大德就表现出来难以亲近的那种距离感。
    师父每次都会从乡下，上完课以后还要回到城里，给城里的学生居士上课，所以每一次进城她都会找一些学生陪她一起进城。那我是晕车的，从乡下进城的路途中，晕车非常难过。本来老人家是让我跟着她进城去，作为一个侍者一样陪着她的，到头来反而是老人家来照顾我，不断安慰我，不断地用温暖的双手抚着我的后背。那个时候真的是，初出远门，能够遇上这么一位慈祥的老人家，这么一位慈悲的长者，心里特别温暖。所以眼泪不断地哗哗的流出来。
    平时她对学生，对所有的学生，她都是一样的关爱。（除非）在她看来已经觉得确实是需要调教，或者是需要训训话，或是招招谈话，或是要指出来的时候，这是已经到了她觉得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她才会表现一下。
    她凶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呢？我记得有一次在学生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她就是拄着拐杖，拄着拐杖满院子一边转一边转，把拐棍杵在地上咚咚响，然后满院子，大声地说，也不是骂也不是训，她只是声音提高一点，这就是最凶了。
    后来她老是说一句话，粉笔生涯我注定，她出家之前就是教书，出家以后马上又教书，所以她有一个理念，她说出家以后才发现佛门里面尤其是女性，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文化程度都不太高。所以她一辈子热心于专注于佛学的教育，晚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尼众佛学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所尼众佛学院，就是四川尼众佛学院。所以她把这所佛学院当成她最大的一件事情来做。
    她除了在佛教里担任一些职务之外，她也有很多社会职务，也有很多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之余，她的整个精力，就是侧重于四川尼众佛学院的学生的施教。那时候她都已经75岁以上了，开示办学的时候，那我们亲近她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80多高龄了，她的那种上课的热情、热诚，我们远远不及她。她白天如果开会，在城里忙完以后，傍晚的时候赶到佛学院，还在乡下，她的晚上必定是上课的。从七点钟上到十点钟，一口气的，中间也不休息的，这个是常态化的。
    戒定慧三学中的基本戒律，《沙弥律仪》、《比丘尼戒》、《瑜伽菩萨戒》、《梵网经菩萨戒》、《二部僧传戒仪轨》、《沙弥剃度仪轨》，各种各样通通教的。
    她也亲自用英文教过我们，《二部僧传戒仪轨》是她老人家亲自教的。
    然后定学方面，她也亲自教《清净道论》相关的章节，相关的内容。慧学教的太多了，《百法明门论》、《起信论》、《摄大乘论》、《入菩萨行论》、《俱舍论》，戒定慧三学通通都是她亲自教的。
    那个时候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非常简陋的，我去的时候1990年，还是非常艰苦的，连自来水都没有，但是师父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还是培养了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的僧才。
    目前活跃在各地，能够住持一方弘化一方的很多尼众都出自于师父门下，这就是老人家的加持力，老人家的摄受力。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停电的，没有电的时候每个人会发一根蜡烛，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她身边都是安安心心的，我们在那边待了六年，好像还是没待够，都愿意一辈子都待在她老人家身边。现在她老人家离开我们也有多年了，但是她就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她就是我的精神领袖，她是我人生的慈航和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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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隆莲法师爱国思想初探——深切缅怀隆莲法师》
     ——江苏佛学院慈恩学院尼众部首座法中比丘尼
    隆莲法师俗姓游，名永康，字德纯，别号文殊戒子，晚年自号清时散人。清宣统元年农历3月13日(公历1909年5月2日)生子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上土桥街桂华寺(后为乐山县女子中学)对面的游氏世宅。父亲游国辅，母亲易惠椿。法师三岁吟诗识字，1921年入乐山县立女子小学读书半年。1941年农历6月17日在成都爱道堂出家，同年腊月受具足戒。2006年11月9日在成都爱道堂安祥示寂。享年98岁，僧腊66年，戒腊66夏。
　　法师一生译著颇丰，著述有《摄大乘论疏略述》《唯识三十颂》讲记、 《现观庄严论》讲记、 《人中论》讲记、 《修菩提心七义论》讲记、 《三归依观初修略法》《太平寺安居讲录》《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讲记、 《值遇三界法王大宗喀巴愿文》讲记、《造像量度经汇释》《无上大宝恩师赞颂祈求加持文》《能海法师宏法业绩述略》《佛教的优良传统和发展》《佛教道德观》等；译著有《比丘尼二部僧戒羯磨》 (汉译英)、 《空行母仪轨》(藏译汉)、 《人菩萨行论广释》(藏译汉)、 《绿度母四曼茶仪轨》(藏译汉)、 《毗卢仪轨手印》(藏译汉)。
　　诗书方面有《隆莲诗词选》《翰墨佛心》行世。其诗词， “上规杜陵，诗律谨严，炉锤功深，不仅清词警句，层见叠出，而修持之严，爱国之殷，利生之忱，亦充溢楮墨间。” (赵朴初《隆莲诗词选序》)法师现存千余首古体诗中，有相当篇幅体现其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教的深情厚谊。
　　“最难索解别人诗” (隆莲法师《积雨》，以下未注者均为隆莲法师作)，本文试图通过解读法师的诗文，对其出家之前的爱国思想作初步探索，以启迪来者。
　　“少年好高论，颇有济世心……东亚有古国，神州将陆沉。何以拯拔之，火热而水深?” (《读孙子》)。这首诗是《隆莲诗词选》的首篇，全长68句，作于1'926年萧瑟的深秋。时值国家四分五裂，乱象纷纷，迫使法师从“闻说孙子法。闭目不肯睹” (同上)，到“晨兴展书卷，乃观孙子辞” (同上)，欲从“讽诵传千古” (同上)的《孙子》中，寻找救国“法”宝，毕竟“空谈无俾实” (同上)。法师发现， 《孙子》其实并不是专门教人打仗杀人，她为“世人用其法，几辈得其神” (同上)而感到郁闷。孙子“心”在“诱以霸王利，导之仁义行”(同上)， “志”在以“斯道救斯民” (同上)；孙子“术”可与孟子之仁相比，孙子“怀”可与墨子之诚相比。 “慎战非攻意，反覆何殷勤” (同上)，足以表明孙子的苦心。法师认为，为了适应“凶器未废” (同上)、 “危机常存” (同上)年代的特殊需要，有必要准确运用孙子之道，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强兵意识。孙子本是齐国人，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甚至“用兵父母邦，志气不稍沮” (同上)，孙子辅助吴国北伐齐国，已经达到“更无人我界，屑屑较疏亲”(同上)的境界。此“无人我”与佛教的无我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时法师17岁，虽茹素奉佛，未必知道佛陀为了国民免于灭亡，阻挡琉璃王征讨迦毗罗卫国的事迹。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反对穷兵黩武。兵家认为“自古知兵非好战”，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少年时代的法师兴趣广泛，意气风发，不但读出了《孙子》的基本思想，而且充满了忧国忧民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
　　193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灾，50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日本法西斯帝国乘人之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举行了反日大游行。在成都女中教授数学的法师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向市民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当时法师已经参加了“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检定考试”，即高等文官考试。法师初露锋芒，一鸣惊人，不让须眉，名列第一，被人们传为奇女子。其父怕女儿卷入政治漩涡，命法师辞去教职，回到乐山。
　　这次“高考”共18门课，其中国文是《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说；》。这是选自《庄子·徐无鬼》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真正优秀的人才想的是振兴国家，而中等人才却只想当官掌权。法师凭借扎实的史学功底，结合社会现实，从有志兴朝的人必须出于公心这一论点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国家分崩离析之际，人民处水深火热之中，有志君子将出而存危理乱，其术安在?曰：在公，唯公生明，唯明生治……” (《隆莲法师传》P86)。明确指出，如果为官而只为一已谋取私利，那么终将“众叛亲离、亡国丧身而不悟，如秦之二世、法之路易十六，何莫非一私字而蔽之。为政者于此可以鉴矣”。 (同上) “指日宪政告成，宪法公布，秉至公之心循法治之义以为政，是又不仅沾沾于若何而招，若何而中而已” (同上)，文章末了，提出了国家应当是“法治”而不是“人治”的犀利远见。在此之前，法师还有一篇《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论》的文章，与本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见解，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不可不谓才华横溢，反映了法师对如何改变国家面貌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即使在今天也不算过时。
　　1932年，其父到古蔺县当县长，法师作为“秘书”随行。 “夜雨过荒园，零露沾衰草。披草何人摘野蔬，颇怪容枯槁。为我说凶年，语殊多不晓。回望城头咫尺山，依旧云遮了” ( 《蔺署后园》)。这首词用平淡的语言描写了古蔺县府周围荒凉贫瘠的灰色景象，隐隐诉说着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流露出县长千金对贫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内心无限的迷蒙与惆怅。半年后，由于军伐混战，他们被迫离开古蔺回乐山。途中惨遭乱兵洗劫一空，连法师到哪都不离身的一担子宝贝书籍也未能幸免。
　　“问二十三年，几王几帝” (《沁园春·野望》)。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军阀混战不休，兵戈扰攘，民无宁日，法师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喜爱读书却没有固定安静的环境，“学业候蛩吟断续，心情枯蠹室虚悬”(《秋心》)。法师憎恨厌恶战争，1932年，日本侵略者横行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一·二八事变”，日军袭击驻沪中国军队。法师函授学习英文的商务印书馆被炸，几十万册孤本善本毁于一旦。 “天胡此醉?人间何世?予欲无言。彼黍离离，吾其左衽。” (《沁园春·野望》)国将不国，人民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法师悲愤地仰天长问：苍天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世道?
　　1936年春，法师再次到成都，在女师任训育兼授数学和语文。年底，遵从父命辞职参加四川省政府县政人员训练班第三届入学考试，再列榜首，名声大振，时人赞为名符其实的“西蜀才女”，成为四川省政府第一位女文官。法师在清闲之余，开始拜师学医，也为将来脱离腐败的官场作准备。
　　“正喜捷音收上海，忽惊战略退长江”(《杂感四首》)，从内容上看，这首诗写于1937年11月后，此时全面抗战展开，全国数地军队开赴上海，增援淞沪战场，终以失陷告终，中国军队撤往苏州，政府退到武汉。诗歌反映了法师对时事的熟知程度，及对时局发展态势的焦灼心情。那时，许多热血青年纷纷从军参战，法师则“身欲奋飞人卧病，请缨徒自羡终童” (同上)，形象地表达了她请缨出征，杀敌报国的愿望。 “三代大同安有国，伤心今日说图存” (同上)， “天爱中华存古国，人思东海挽狂澜” (同上)，坦陈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祈祷上苍垂爱，来拯救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充分体现出法师对祖国的热爱，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历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法师渴望和平，过上安宁的生活。这年，法师归依佛教，潜心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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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谈天宝之乱，漫成十绝》，法师借古讽今，对国难当前，官场腐败的现象公开表示了不满，以及自己报国无门，愤愤不平的激昂情绪，第十首最后二句是： “许身稷契成何用?茅屋秋风冷布衾。”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与契是尧舜时分管农业和教育的大臣，杜甫说自己为打算成为稷、契那样的理想政治家而奋斗是多么的愚昧。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布衾多年冷似铁”句，诗中表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强烈愿望，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宁愿自己冻死以换取天下寒士温暖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这二首诗是杜甫的代表作。法师以此自况自己也有广阔的胸怀，远大的抱负。当时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生活拮据，非但不可能实现理想，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保障。身为省政府文官，却要靠兼职挂牌行医糊口。其“成何用”，比杜甫“一何愚”更直白激烈，真是“芙蓉本性拒严霜”( 《四十周年国寿口占七绝四首》)。难怪这组诗在当时《国民公报》上发表后，颇为当局所不容。
　　法师“独立无攀附” (《咏晚香玉》)的鲜明个性，终于使她没有在仕途上继续走下去。1941年7月11日，法师在办公室留下一张“请病假三天”的条子后，毅然出家。不久，陪都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有这样一个女人》的文章，说的正是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供职的唯一女官员、风华正茂的游永康一一隆莲法师，突然弃绝功名利禄，在成都爱道堂剃度出家修行。其实法师在春天已经人住爱道堂。年底，法师在成都文殊院圆具，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亲临参加了该仪式。1942年春天，隆莲法师在四川莲宗女众院任教务长兼教师，开始踏上新的历程。    法师出生在一个“经史之家”，祖父、伯祖、叔祖均系光绪年间秀才。法师的外祖父易曙辉，乃光绪年间副贡，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当过乐山县佛教会会长。外祖母吴顺媛，母亲易惠椿，均系信教徒。法师出生后仅数月，即随母生活在外祖父家，朝夕陪伴外祖母念诵《高王观音经》，人皆谓之有夙慧。由于外祖父倾向民主革命，被推选为乐山县保路同志会会长，遭到清廷的通缉。易曙辉不得不挈母将雏，阖家避难于乡下。法师说“我一岁时就开始逃难，是个逃难专家” (《隆莲法师传》P22)。
     法师的父亲游辅国，为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高材生，曾参加辛亥革命，先后担任四川省教育厅督学及古蔺、名山、靖化(今大金县)等县县长，由于受老师熊沅生深通佛学的影响，最后成了一名佛教徒。熊沅生先生后来来到乐山，常住乌尤寺，卒葬于乌尤后山。法师常随父谒见这位前清举人，心仪不己。法师的学业主要靠父亲教授点拨和自学，他为法师设计了一条文职生涯之路，让女儿前后三次执鞭任教，二次参加“高考”。
    1921年外祖父去世，法师整理其遗籍，见到张师诚(1762-1830)所编《径中径又径》四卷，遂茹素奉佛。大勇法师(1893-1929)去西藏求法，途经乐山，法师遥望于后，十分羡慕其黄色袈裟，自誓也要著此服。
　　法师较早体验了世间炎凉，对于富贵荣华并不热衷， “琼楼玉宇怯高寒，容膝人间天地宽” (《小楼》)。居无定所，延误学业，身体羸弱，使她感到万分疲厌， “倦鹤懒飞鹪鹩细，一枝随处得粗安” (同上)，法师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有个固定的容身之所，有个饭碗就知足了。在参加“高考”后，法师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此身不是金闺彦，只合三山学钓鳖” (《偶题试稿》)，她向往与世无争的生活。受佛教理念浸润，法师未满三十岁就有“椒房金屋总成灰，转眼荣枯已可哀” (《夜谈天宝之乱，漫成十绝》)之慨。
    法师自小生长在一个世代书香、家世信佛、开放自由的民主环境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较早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眼界自然开阔。随着年龄增长，学问进步，通文懂史，知书达理，遂有了自己的意愿和志向。佛家朴素的悲天悯人情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构成法师忧国忧民的思想。法师向往佛教，关心国事，既身处现实，又追求超脱，当矛盾冲击她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她更倾向于学佛。
    1931年到1941年间，法师只要在成都，就会去少城公园内的佛学社听能海上师(1886-1967)、王恩洋居士(1897-1964年)、刘洙源居士(1872-1950)、白云禅师、法尊法师(1902-1980)等人讲经，跟随悦西、东本格西和法尊法师学习藏文，从未间断。那时听讲内容主要是佛法大乘中观、唯识系统的论典，要求学者发“为利乐有情故愿大觉成”菩提心，重视慈悲心培养和六度四摄的实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佛并没有消弥隆莲法师的忧患意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这种意识，如果说出家之前是一种天性、良知、责任的话，那么出家之后经过磨砺后逐渐成熟，到晚年得到了升华，成为自然自觉、融合浑厚的爱国爱教思想。    谈起年轻时的抱负，隆莲法师说： “见解归见解，那都是纸上谈兵。真要去实践去做，都是很不容易的。我年轻时只是个书生” (《隆莲法师传》P293)。
　　六十六年的风烟云雨消逝了，隆莲法师这位当年的新闻人物，以其博学多才，显密圆融，解行相应，培育僧材等成就著称于世，被誉为“当代第一比丘尼” (赵朴初《隆莲法师传序》)， “中华第一比丘尼”(惟贤法师《悼念隆莲法师》)， “神州第一尼” (净慧法师《挽隆莲上人》)， “学贯东西第一尼” (同上)。
　　法师是一位传奇而没有神话色彩、毋须仰视却值得记忆怀念的佛门爱国文化老人。“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让我们记住这位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师是怎样成就的，谨以拙文，聊表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