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定法师与我谈及郭勋祺将军与刘伯承元帅过去的一些轶事时，都开心地笑了》

般若净土123

黄埔精英   佛门龙象

    ——记清定法师
        段子文
　      该文摘自洛阳市佛教协会《洛阳佛教》2006年第一期
　      作者系原国民政府第二十八军军部作战参谋段德峻之长子，段光清之六代孙

    1999年6月22日，清定法师在四川成都昭觉寺圆寂。
    清定法师是宗喀巴大师法幢大德，是藏传佛教格鲁巴教法（密宗）的领袖人物，在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尊称为上师。
    清定上师于1902年出生在浙江三门县高枧乡一户郑姓人家，在家名叫郑全山。他于1925年由广州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又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在军界发展，十几年的戎马生涯，使他官至少将。
    而我祖辈至亲中有多人亦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和第三期，我家与清定法师相识即源于此。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祖父母携我父亲段德峻（后更名德怀）等家人由南京迁居陪都重庆，与当时亦在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训练团政训主任的郑全山见过面，略知他被重庆浓厚的佛学氛围所感染（太虚、法尊、印顺等佛教大师皆云集重庆）。到了1940年，我父亲亦考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18期步兵科，而郑全山则在1941年舍戎出家，于重庆慈云寺落发为僧，得法名清定。
    清定法师自得戒始，即阅读大藏经，不久在听了能海法师讲授格鲁派教法《菩提道次第广论》后，对密法生起信心，决定追随能海法师学修藏传佛教。
    能海法师亦是军人出身，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是朱德元帅的老师，担任过川军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1924年出家为僧，1926年赴西藏，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成就康萨巴仁波卿的入室弟子。在随侍能海法师期间，清定法师行持勇猛，资粮具足，将能海法师的教授牢记不忘，如法依止善知识，发愿要“广建三宝转法轮，众生罪苦我代受”。1946年，清定法师应赵朴初居士等人邀请，主持上海班禅大师纪念堂，尔后又奉能海法师之命筹办上海金刚道场，并常常在外弘法讲经。新中国成立后，清定法师因过去国民党将军身份于1955年被捕入狱，胸怀博大的他，以监狱为道场，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狱中苦苦修行20年，最终获得大自在，成为当今佛教界了不得的一大硕果，真正是名望高播，硕德昭世，深受世人景仰。
    我还在童年时，我祖母及我父亲曾常常带我去安庆迎江寺，看望驻锡该寺的我的一位祖辈亲戚赵颖初（是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二姐，我称二公公），与她谈经说法，免不了亦要谈及与清定法师相交往的一些旧事。于今思来，我对当时清定法师的故事，仍留有较深的印象。
    1980年，经赵朴初会长提议，由中国佛教协会介绍清定法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讲经弘法。1983年，清定法师受成都昭觉寺全体僧人礼请，住持昭觉寺。从此，这座古刹又恢复它昔日的辉煌，享誉海内外。
    赵朴初特别尊重清定法师。1997年一天早晨，赵朴初把干奶酪放入口中细嚼，再以苦茶下咽时，感到那上好味道就好像是在饮西藏的酥油茶，便自然想起昔日与藏传佛教的高僧们相处的日子，想起昔日曾经在喜饶嘉措法师（新中国第二任佛教协会会长）、法尊法师、能海法师和清定法师那里饮酥油茶的情景，于是作诗一首：
    酪干细嚼苦茗送，不殊西藏酥油茶。妙味得来添法喜，昔年曾饮上人家。
    这诗充分表达了赵朴初对藏传佛教大师们的怀念与崇敬之情，在佛教界已成为美谈。由此亦可见清定法师在赵朴初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记得在1994年春夏相交之际，一次，清定法师在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郭汝瑰将军由重庆到北京开会。其时我正在中央统战部工作，郭汝瑰将军到北京后，特意约我见面，亦谈到了清定法师。郭汝瑰将军告知，清定法师任成都昭觉寺方丈兼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全身心地致力佛陀教育事业。郭汝瑰将军还告诉我，清定法师于1993年曾专门邀请黄埔同学参加成都寺院的佛像开光盛典，甚为黄埔同学所津津乐道。我听后倍感欣慰。于是，经郭汝瑰将军引见，我与清定法师取得了联系。
    是年（1994年）9月，清定法师应邀到九华山参加地藏菩萨成道1200周年庆典暨九华山佛学院开学典礼，我便特意从北京回到安徽，与清定法师在九华山见了面。其时，清定法师已92岁高龄，双腿已不便行走，但仍耳聪目明，容光焕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在对我端详许久后说：“你长得很像你的父亲，年富力强啊。你父亲曾是郭勋祺的部下，担任过第28军（军长李勃，黄埔三期，中将）作战参谋，参加过远征军，年轻英俊，与日军作战勇猛，很受郭勋祺的器重。”
    我实在钦佩清定法师惊人的记忆力，便接口道：“哦，郭勋祺将军我知道，我父亲生前常提起他，他是川军刘湘的人，对我父亲很客气，他早年与刘伯承元帅是拜把第兄嘛！他与陈毅元帅亦是挚友！”
    大约在1948年底，郭勋祺在重庆请我父亲及第28军的二位师长朱丰、李西开等人吃西餐时，谈到了他在襄阳战役兵败的经过。当时刘伯承问他以后何去何从，他回答：“兄弟，此后我是乌龟变黄鳝，解甲归田。”实际上当郭勋祺在襄阳兵败后，陈毅亦专门从外地赶到襄阳看望他，对他安抚有加。据我父亲生前告诉我，郭勋祺将军此后一直在四川，为共产党做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过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长、四川省体委第一副主任等职。
    当清定法师与我谈及郭勋祺将军与刘伯承元帅过去的一些轶事时，都开心地笑了。（此后据昭觉寺的僧人介绍，清定法师自披缁以来，从不谈往昔尘事。想想清定法师与我的交谈，实在难得。）我与清定法师像自家人一样，有说有笑，其中的黄埔亲情自不必赘述了。我还有幸领教了清定法师对密宗的一些开示，真是别开生面，妙不可言。而尤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朝礼九华山的信众们得知清定法师莅临时，纷纷涌向清定法师在九华山的下榻处东崖宾馆，全都向清定法师跪下顶礼膜拜。而清定法师则不辞辛劳，对朝拜者逐一灌顶加持，以满足信众愿望。目睹此情此景，我深深感到，清定法师慈悯一切，救度迷蒙，是菩萨的化身与示现，已成为人们心目中一座象征慈悲智慧的灯塔了。
    在九华山，清定法师向祗园寺方丈仁德法师介绍了我的身世。因此，我受到仁德法师的重视。到了1997年元月8日，国务院引进办、国家外国专家局所属中引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外联部安庆联络站成立，我任站长，主持安徽的引进工作。我便从北京回到安徽，即应仁德法师邀请参与九华山99米高地藏菩萨露天大铜像工程建设工作。对此，清定法师向仁德法师建议：“对于如何确定九华山大铜像工程承建单位的有关事宜，就请子文同志上北京赴赵朴初府第汇报吧！”
清定法师的建议使仁德法师极为满意，而我则却之不恭，依教奉行，于是，再经北京上级领导首肯，为九华山99米高地藏菩萨露天大铜像工程引进国际一流的承建单位的工作，就成了我在安徽引进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我又在中国佛教协会、黄埔军校同学会、国家外国专家局及相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引进了该工程的承建单位中色建设集团·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这使我主持的中引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外联部安庆联络站成为该工程的引进人而为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黄埔同学、佛教界同仁所关注，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央级多家刊物都着重提及此事，影响甚大。
    饮水思源！如今，包括清定法师在，内的许多曾经关心和支持我工作的高僧大德及黄埔学长已逝世了，我面对成绩，悲欣交集，惟祈清定法师等前辈们乘愿再来，以壮严国土，利乐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