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班禅大师、白普仁喇嘛的格鲁法缘》著名书法家启功

般若净土123

著名书法家、中国佛教协会顾问 启功（法名：察格多尔札布）
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正式名称应该为“藏传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合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

《启功自传》摘录
        
        —启功（法名：察格多尔札布）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归依了喇嘛教(正式名称应该为“藏传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是热合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我归依的是黄教，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我记忆中师傅的功德主要有两件。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募集善款，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它是为超度亡魂、普渡众生而设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参加，我当时还很小，也坐在后面跟着念，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一边念咒，一边还要炼药，这是为普济世人的。我师傅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有如现在的糖衣，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分三层供奉起来，外面用伞盖盖上。这是黄教的方法，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师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所以自有它的“灵异”。那时我还小，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有一天，赶上下雪，我在洁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这是谁撒的呢?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就顺手拣起，放在碗里，继续写账，过一会儿，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就这样，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即“甘露丸”--看雪客注)，大家都说别揭了，三天以后再说吧。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这些药自有它们的“法力”(药效)，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溥雪斋那一房的，有一位叫载廉(音)的，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不正常，颠颠倒倒的，他们就把我师傅请来。师傅拿一根白线，一头放在一碗水里，上面盖上一张纸;一头拈在自己手里，然后开始念咒。念完，揭开纸一看，水变黑了，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
    对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和睦。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刘隆，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书，协助他工作，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决不作任何诽谤，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当然，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赵朴老。
   再说我的师傅，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闭关”，不久就圆寂了。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按藏密黄教的规定，火化时，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铁架下堆满劈柴，下面装着油。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全过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藏语金刚杵之意)的，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饼，分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
   总之，自从归依雍和宫后，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他还认得我，说:“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直到今年，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匾额的题词是“大福德相”，长联的题词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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