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先生《西藏佛学原论》略评

学道

王彬：吕澂先生《西藏佛学原论》略评

　　摘要:《西藏佛学原论》是吕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对《西藏佛学原论》的学术价值进行简要评述。认为《西藏佛学原论》是近代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一部开拓性著作，也是国内最早直接利用藏文文献，并在藏、汉经典对勘基础上形成的对藏传佛教进行全面深入介绍的学术著作。吕澂先生在书中对汉藏佛教之间的差异及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显明汉藏佛教互补互学的必要性。《西藏佛学原论》的发表，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佛教界和学术界对印、藏佛教历史的深入了解。全书也体现了吕澂先生一贯秉持的“理性阐析，辨伪求真”的学术态度和风格。

　　关键词:吕澂；《西藏佛学原论》；藏传佛教；印度佛教

　　吕澂（1896—1989）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佛学大师。他早年曾学习农科及经济学，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开始随欧阳竟无大师研修佛学，由于他天资聪慧、行事谨严，深得欧阳竟无大师嘉许。欧阳竟无大师曾把吕澂比作释尊十大弟子中以智慧第一闻名的舍利弗，对他极为重视。1915年，吕澂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学，翌年回国并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等职。1918年，吕澂先生襄助欧阳竟无先生在南京筹办支那内学院。兹此以后，吕澂先生一直追随欧阳竟无大师左右，除了负责内学院教务及勘刻经典等工作外，始终孜孜不倦地从事佛学研究。欧阳竟无大师去世后，吕澂先生又承担了支那内学院院长的重任，继续推动内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吕澂先生的佛学研究领域极为广博，他对印度佛教（包括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等各系佛教的历史和教理思想等，均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吕澂先生精通多种语言，在梵、藏、汉等语种佛典及版本目录的对勘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也是近代汉地较早关注因明学研究的学者，他翻译了一些重要的因明学著作，并对因明学理论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吕澂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不仅在佛教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培养了众多佛学研究的专业性人材。正如赵朴初先生评价的那样，吕澂先生“于佛教学术事业，笃志精勤，超敏缜密，……他在佛学义理的研究和佛教典籍的校勘等方面，扶微阐幽，勘同校异，有着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是公认的具有卓越成就的当代佛学大师”（《在吕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1989年7月25日）。

　　吕澂先生的佛学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其中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清末至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向汉地传播的趋势及影响都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从元朝至清朝，藏传佛教都在汉地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其范围和影响则极为有限，基本上仅限于皇室和上层人士之间，而在民间并未产生多少影响。且历朝统治者对于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也有诸多限制，甚至如元代一些喇嘛在王公大臣中推行淫乱之术，且不守戒律，恃权专横、欺压民众而引起共愤，所以留下一些不好的口碑。而自晚清至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不仅得到来自政府和上层人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即是在民间的影响日益显着。汉地佛教界也开始注意并尝试与藏传佛教有着更为深入的接触、交流和了解。但由于语言障碍，且过去藏传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数量极少，即使少量被译为汉文的藏传佛教经典，也很少得到关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汉传佛教界对于藏传佛教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形式上较为粗略或直观的认知，而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教义及内涵缺乏深入的了解，甚至也不免有着一些错误的看法。或有为藏地人士频显神通而吸引，而对藏传佛教极端推崇；或有斥之为迷信而加以排斥否定，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都是对藏传佛教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加强对藏传佛教的全面了解，成为当时汉地佛教人士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地一些佛教界人士或学者开始关注到藏传佛教，吕澂先生对藏传佛教的关注及研究开展较早，他有着精通包括藏语在内的多种语言的优势，因此能够通过直接利用各种汉藏语言的佛教资料，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义进行系统学入的梳理和研究，而《西藏佛学原论》则是吕澂先生较早发表并且颇有深度的一部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著作。

　　《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1）渊源：主要对与藏传佛教有着紧密联系的印度佛教宗派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联系进行梳理和阐释；（2）传播：概述佛教在藏地兴起及发展的主要历程；（3）文献：对藏传佛教经典类别进行梳理；（4）学说：对藏传佛教历史上出现的主要宗派及其思想和特点进行分析。另外在书中，还经常涉及藏、汉佛教相关内容的比较，以显明异同。纵观全书内容，可以认为：《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不仅仅是对藏传佛教各种问题进行单纯的梳理和讨论，而更多地是侧重于藏、汉佛教之间的比较性分析，以便于汉传佛教界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汉传佛教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这恐怕是吕澂先生撰著此文的重要目的之一。

　　结合吕澂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状况来看，《西藏佛学原论》一书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是近代藏传佛教研究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西藏佛学原论》最早于1931年（民国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书出版前数年，吕澂先生已经为编撰《藏要》而开始利用包括藏文文献在内的多语种资料进行对勘的工作。《藏要》是支那内学院刊行出版的重要著作，从出版之日起，即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推崇，至今仍然影响巨大。1927年（民国十六年），欧阳竟无大师开始《藏要》的编纂工作。民国时期出版了两辑《藏要》（分别出版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吕澂先生为《藏要》的编校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作为《藏要》编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利用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国外校印的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及康藏勘刻的各种版本的藏文大藏经，对汉译藏经重新加以考证，通过对各种文献互相对勘，纠正大量错讹。在校勘过程中，吕澂先生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理教义也进行了细致地梳理，通过比较和思索，对藏传佛教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些成果都体现在《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中。可以说《西藏佛学原论》一书是吕澂先生在对藏汉文献悉心审校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厚积薄发之重要著作。

　　在吕澂先生当年对藏汉文献进行校勘时，藏传佛教的很多重要典籍都未被译成汉文，国内介绍藏传佛教历史和教理教义的书籍极为少见。即使有少量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或文章，也多属泛泛而谈，梳理也较为简单，往往浅触辄止，且其内容观点基本上都是从日本等国外一些研究著作中照办而来，更谈不上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义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能够象吕澂先生那样，能够直接引用藏文资料作为依据，来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义进行全面精要的梳理和评述，并出版原创性相关著作者，几乎鲜有他人能及（按：如民国时期另一位将藏传佛教中一些重要经典翻译成汉文并向汉地介绍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法尊法师，所发表的著作都较吕澂先生更晚）。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究其所涉及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在民国时期有关藏传佛教的研究成果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民国时期，国内关于藏传佛教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中，能够达到象吕澂先生那样水平的，似更无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澂先生撰著的《西藏佛学原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部关于藏传佛教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其学术规范之严谨、思维考察之缜密、叙述分析之精细，完全达到国外同类研究性著作的学术水平。《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促进汉地佛教界及学术界对藏传佛教及藏族历史文化的全面认知提供了重要参考。

　　2、对新史料的发掘

　　在《西藏佛学原论》中，吕澂先生在对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时，还挖掘出一些新的史料，对汉传佛教界全面完整地了解佛教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例如在藏地流传的关于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文献中，都记载了一位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印度论师——寂天。寂天（Shentideva）是公元7～8世纪古代印度著名的中观派论师。从宗派渊源上讲，寂天又被认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所秉承的中观应成派祖师之一。并且与藏传佛教后弘期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甘丹派和格鲁派都有着法脉传承的渊源。但在汉传佛教的历史上，从未有关寂天的任何记载，可以说寂天在汉传佛教记录的历史文献中是湮没无闻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吕澂先生是近代国内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寂天这一人物，并对其事迹及思想贡献进行梳理挖掘的学者。吕澂先生对寂天相关资料的挖掘记载，最早即出现在《西藏佛学原论》中，他指出：“是外又有兼涉龙树无着两家之学而不入其系统中者，厥为寂天。其人原属苏罗悉陀王子，避位出亡，辗转至中印，从那烂陀上座胜天出家。胜天者，继护法之后而主持那烂陀寺，学系无可孜。寂天从毕，复自得三昧，间法文殊，着《集菩萨学论》、《集经义论》等，后复为誧习之便作《入菩萨行论》，流传尤广。夷孜其实，乃主中观之说而决择瑜伽者也”。

　　在后来吕澂先生的另一部代表著作《印度佛学源流略考》中，对于寂天则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和评述。

　　寂天原名寂铠。是古印度南方贤疆国国王善铠的太子。据传他自小信奉佛法，并对自己的眷属和其它众生非常慈善，常常把资财等布施给他们。寂铠幼年即学识出众，对于世间的各种技艺学问非常通达。后在瑜伽师“古苏噜”座前求得《文殊锐利智成就法》并精进修持，亲见文殊本尊。善铠国王去世后，大臣即拥戴寂铠太子继承王位。在即将继位前，他受到文殊菩萨点化，对世间不再生起留恋之心，遂舍弃王位离开王宫，后游历至东印度五狮国，被举荐给五狮王而成为五狮王的大臣。相传寂天在五狮国居住了十二年，后又至中印度那烂陀寺，依止当时寺内五百班智达之首的胜天为亲教师出家，法名寂天。根据藏传佛教文献记载，寂天曾造《入菩萨行论》、《集菩萨学论》、《集经义论》等论典并流传后世。寂天的这几部论在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入行论》在历史上即被藏传佛教诸宗派所重视，作为学修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集菩萨学论》又是藏传佛教中盛行的瑜伽菩萨戒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被甘丹派和格鲁派列为必修经典。但是这样一位在印度佛教史和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汉传佛教的经典资料中却无任何记载。尽管寂天所造的这三部论，早在宋代即被翻译成汉文，分别题名为《菩提行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大乘宝要义论》。但这几部论着的作者或题为他名，或有缺失，并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

　　吕澂先生在《西藏佛学原论》中，第一次向汉地佛教界介绍了寂天。并且从他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对寂天的介绍来看，吕澂先生曾经对寂天所造的《入菩萨行论》、《集菩萨学论》等藏、汉译本进行了对勘，并指出汉译本中多有不甚准确或遗漏的情况。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对寂天及其思想进行的最早的研究，虽然这并非是对寂天进行的专门研究，而只是吕澂先生在考檫佛教史过程中附带涉及的研究，但仍可确认，吕澂先生是近代汉地学术界最早注意到寂天并对他进行研究的学者，而当日本学者关注到寂天并进行研究时，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吕澂先生对寂天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较日本学者提早了至少30多年。

学道

　　3、揭示汉藏佛教之间的差异要点，以显汉藏佛教互补互学之必要性

　　吕澂先生在对勘藏、汉经典时采取的方法是极为严谨的，如他所言：“今此对勘汉、蕃译籍，直据目录，兼及原书，旧说无稽，一律不从”。在《西藏佛学原论》中，吕澂先生通过对大量藏、汉经籍及内容的对比勘校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渊源、经典、教义等方面的异同。从《西藏佛学原论》文后所附的参考资料来看，吕澂先生撰写此文时引用了多种藏文文献，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佛教史类的著作，主要有：多罗那他撰著的《印度佛教史》、布顿•仁钦珠撰著的《善逝教法史》、罗桑崔季尼玛所著的《一切宗义明镜》等；第二类是历史藏文藏经目录，主要有：《登噶尔玛目录》、《奈塘新版甘珠目录》、《北京版丹珠目录》等；第三类则是重要的藏译经论，如：阿底峡尊者所著的《菩提道灯论》及《菩提道灯论详释》、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及《略论》、觉贤撰著的《定资粮品》、月称撰著的《入中观论》、隆覩喇嘛撰著的《隆覩喇嘛全书》，寂天的《入菩萨行所出愿》等30余种典籍。

　　经过吕澂先生的对勘比较，统计出藏、汉大藏经中收录经典的同异数量：

　　《甘珠》经律与汉译本对勘统计

　　        藏传本        汉译勘同本        汉译缺本

　　戒律类        24        12        12

　　般若类        23        11        12

　　华严类        1        1        —

　　宝积类        49        49        —

　　经集类        273        164        109

　　涅盘类        2        2        —

　　咒乘类        427        96        331

　　合计        798        334        364

　　《丹珠》论着与汉译本对勘统计

　　        藏传本        汉译勘同本        汉译缺本

　　般若类        40        4        36

　　中观类        152        21        131

　　经疏类        40        4        36

　　瑜伽类        66        27        39

　　小乘类        62        10        52

　　本生类        8        3        5

　　杂撰类        41        1        40

　　因明类        66        3        63

　　声明医明类        35        —        35

　　巧明类        25        1        24

　　世论类        12        —        12

　　补遗类        123        1        122

　　合计        670        75        595

　　吕澂先生指出，在《甘珠尔》中经、律二部经典中，与汉译本为同本的有334部，其中“唐宋晚出者过半”，有245部，并且大多数经典仍属显乘经典，如《般若》、《华严》、《宝积》及《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等经律，在唐代时已经完备，这些经典内容在藏译和汉译中基本相同。但在密乘经典方面，汉译则“零落殊甚”，汉译密乘经律大约只有藏译经典的三分之一。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乃是因为“盖密乘之学降至晚宋始见完备，其无汉译者，率皆时代限之也”。吕澂先生通过比较指出，西藏佛教受到印度佛教晚期学说的影响更为显着，这正是造成藏、汉经典差异的主要原因。另外在《丹珠尔》中，藏、汉经典的差别则更为明显，藏传佛教经典中收录了大量的赞颂、咒译等，在汉译经典中基本上都未译出。并且在藏、汉对勘相同的75部论典中，唐宋时期翻译的有59部，超过半数，而未被汉译的论典则更多，如“龙树本论《七十空性》与《中观》并重，汉译仅存《中论》，而其注疏佛护、月称之作汉均不传。无着所宗慈氏五部，汉译亦缺其二；陈那绍世亲之业，法称益推衍之，而于汉译一无闻焉。至于密乘解疏成就诀仪轨术要等，则汉籍残缺益不胜记。故知西藏佛学传承师说，均与汉土大有迳庭”。在藏地占主流的龙树中观之学实为印度大乘佛教晚期形成的以月称之学说为中心的中观学；同样在藏地流行的瑜伽行派实际上是从法称以后形成的瑜伽学派；密乘则更为推崇印度晚期超岩寺系统的无上瑜伽，而汉地的密教则是在中唐之前形成的三部瑜伽，而没有无上瑜伽。这是受到印度不同时代流行的佛教学说的影响所致。同样也证明藏传佛教中多为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影响极为显着，即“西藏藏经多出晚世之书（其显乘论典作者约有二百家，汉土所传仅二十七人而已），存后出之说，以故影响及于所传佛学而有种种特征，夫岂偶然也哉。” 虽然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源于印度佛教，但两者在经典种类和数量、教理教义、修学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正是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吕澂先生通过大量藏、汉经典对勘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学道

　　在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广的宗派及思想莫过于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吕澂先生以格鲁派修学体系为例，指出：“宗喀巴之学至少有二特点，为汉传学说所未尝见。” 这两个特点是：

　　（1）在宗派风范上，力求简要，契于实践。

　　吕澂先生指出，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备具印度晚期大乘之风范，而极置重于实践也。大乘初期，龙树、无着之说，类皆衔接小乘毗昙，辨析法门不厌繁博，修学之要有俟翦裁。故历后著述多为要约构组，则如《四百论》之于《中观》，《摄论》、《显扬》之于《瑜伽》，次第论绪，皎然可识，然犹未臻简要。至于寂天《入菩萨行》等籍，则删繁垂净，贞实仅存，资于修行，简当无比。入后此风愈盛，故昔以本论为宗要者，后乃重视师说教授，盖期其直接指陈易于力践，则亦无取乎繁词耳。有如觉贤作《禅定资粮品》即云，随应能使心得定者，即此为适，谘询教师而加修习，此不必于七种量论、四类记论、七部毗昙。《瑜伽》五地等相而为作意也。至于观法亦取其最简要而易入者，龙树四边遮生诸法无性之宗遂见独尊。此种力求简当之学风，自阿提沙传而至于西藏，益以见盛。宗喀巴更阐扬月称之学，于清辨之辨难纵横，唯识之组织微密，悉无所取，盖即此种学风推荡而来也。以视注疏演绎舍本逐末者，固远胜矣”。实际上，如前面提到的寂天等诸论师的实践风格上看，一改以往宗派沉溺于对事物名相的纷繁沉冗的理论辨析，而走向简约而便于实修的方向。这种简约而重实践的学风，被噶当派阿底峡尊者所继续，在藏地弘化推广而日益兴盛，到宗喀巴大师那里，则更是舍弃沉迷于经典注疏的繁琐风尚，而益趋向于简约实践之行持，这是格鲁派修学体系之所长。

　　（2）在见行抉择上，博诸所长、解行并进。

　　在吕澂先生看来，格鲁派正是在对以往诸派思想学说进行比较，并在抉择取舍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修学体系，“即以实践为据而于诸家有所决择组织也。印度大乘自《菩萨地》而后有组织厘然之菩萨学，然犹条理较繁。至于寂天以六度为网，论贯经论，以成《集菩萨学论》一书，益见简要。阿提沙汲其余流为《菩提道灯论》，即本其意取舍诸家，悉以当于修习为衡。故于增上戒学取《瑜伽菩萨戒》，以当时龙树书中于此不备也。又于增上心学慧学皆取中观家言，则以《瑜伽》籍中于此繁略过当也。有如《瑜伽师地论》之说心学，过为繁琐，无觉贤《资粮品》之扼要。又如唯识诸籍现观之说不过数行，又不若中观方便之圆备。以是，唯中观之说为独适矣。如是以实践为鹄的而组织异言，形成一时之学风，而悉传之西藏，益发挥之。自宗喀巴而后，以瑜伽学为广行，中观学为深观，合龙树、无着两大家浑然为一大乘学，实际显现，匪托空言，以谈修学，似无间然矣。”

　　印度大乘佛教晚期，以《瑜伽师地论 菩萨戒品》为依据的瑜伽菩萨戒体系已经完备，但其内容较为繁琐。到寂天那里，他更对瑜伽菩萨戒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形成以六度为基本框架的瑜伽菩萨戒体系，以便于实践中能够方便地执行。在戒、定、慧三学中，戒学即以《瑜伽菩萨戒》为标准，因为在龙树著作中并不具备如此细致的菩萨戒内容，所以经过以实践结果为依据的抉择。在增上定学及慧学方面，则是以中观为抉择依据。这种在印度佛教晚期形成的简约风尚，被藏传佛教接受并发扬光大。在宗喀巴大师抉择的修学体系中，即同时包含深观、广行的内容，即在慧见上依中观抉择，而于行上遵循《瑜伽菩萨戒》，这样即将龙树创立之中观与无着为代表的瑜伽行两大含摄于同一大乘修学体系中，这样就能够达到见行相应，避免因沉于空谈而不重实修。

　　4、理性阐析，辨伪求真

　　吕澂先生在《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中，谈及撰著此书的原因时曾说：

　　“今世治佛学者颇重视西藏佛学之趋势，其甚者以为唯西藏乃有纯正完美学堪依修证，其次以为藏传各说富有精粹挹取不穷，又其次亦以为藏译典籍文义精严足称准范。此数者之是非盖未可以遽断，然西藏佛学自有其流布因缘与独造之点，吾人于信奉资取其说之先亦不容不详为审辨也。今直接依据藏土资料，兼采时贤之言，就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四端，推论西藏佛学之特质，俾其本真显豁可，是亦能与研学之士以一二基本概念矣，因名其篇为原论云”。

　　从上所言可以看出，吕澂先生在撰著此书时，所坚持的一个原则即是要通过研究，达到“辨伪求真”的目标。民国时期汉地佛教界出现的一个倾向，即是对密教较为推崇。当时在汉地佛教界，有个别人士虽然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较为粗浅，甚至仅仅凭其形式或对其教义的一知半解，即对藏传佛教推崇备至。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也隐含着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汉传佛教的否定。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对藏传佛教历史和教理教义有着深刻认识的吕澂先生，似明显认为此举并非妥当，甚或有些盲目。因此提出“吾人于信奉资取其说之先亦不容不详为审辨也”。

　　吕澂先生通过对藏文文献的梳理，勾勒出藏传佛教发展的主要历程。但又并非对藏文文献所阐述的内容照搬全抄或全盘接受，而是对其观点进行理性分析和甄别，以凸显其真实历史面目。

　　例如：对佛教传入藏地的时代，目前学术界通常认可的观点是，佛教传入吐蕃应始于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执政时期。但据藏地流传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在比松赞干布时期更早的拉脱脱日年赞执政时期，佛教即传入吐蕃。对此说法，吕澂先生明确指出，藏人传说在汉地东晋末年时期即已有佛教典籍传入西藏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藏土开化较迟，初即流行一种拜物神教名曰笨教者，禁咒役神以为祸福，思想闭塞，未尝知所谓佛法也。”而佛教真正在藏土开始传播应当是从在松赞干布时期。随着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佛法经像也随之传入藏地，佛教信仰也开始兴盛起来。并后松赞干布又选派大臣子弟端美三菩提等十七人赴西北印度迦湿弥罗学习梵语，寻求佛典，历时七年才返回藏地，后又仿照笈多字体制定西藏文字，并翻译《宝云经》、《宝箧经》等佛教经典，这才是藏土佛教传播之肇始。但即使是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法在藏地兴起，但却未有多少影响，“但诸译典今无一存，所传如何莫从推晓。且当时未立寺院，亦无僧伽，民间信仰依然为神道教，则此佛学输入未见实际影响，从可知也”。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即是藏地密乘开始传播事件。藏传佛教诸宗派几乎一致认为藏地密乘的传播是从莲花生大士开始，但吕澂先生依据藏文文献进行考证后认为，这种观点似不可信。他说：“或者以为西藏密乘即始传于莲华生，此说难信。盖藏土密乘流布犹在此后，则以印土学者法称、净友、觉寂、觉密等相继北来，广译密典，兼传其学。以其真言仪轨颇多近于神道之作法，故其传布较易为力，后来所谓旧派密乘学，实自此伊始也”。

　　民国时期，对于汉传佛教的合法性也有不少争议，也有对藏传佛教次第谨严的修学体系颇为推崇，认为较汉地佛教更为契合佛教的真实面貌，或有认为藏传佛教才是对印度佛教真正的继承。吕澂先生虽然对汉传佛教中一些重要经典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但对于试图用藏传佛教体系来取代汉传佛教体系的倾向，却并不认同。他说：

　　“追溯西藏佛学之渊源，亦既可以见其本质之一斑，但藏中所传学说以时会因缘风土俗尚，先后流变亦颇不同，迨至晚世教学浸润既深，藏人士又尝运其纯熟思想改弦而更张之，则又非可直取印土之学而概论西藏也。于此应知西藏佛学传播之略史”。

　　吕澂先生撰著的《西藏佛学原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著作。吕澂先生在动荡艰险的环境下，仍孜孜精进地开展佛学研究，并在佛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吕澂先生非常强调佛学研究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和独到敏锐的视角，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和宗派教理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水平。吕澂先生通过研究得到的很多结论，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佛学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在藏、汉佛教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时，吕澂先生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仍然是这一进程中为人仰望的里程碑。

　　吕澂先生对于佛学研究始终坚持客观审慎的立场，虽然吕澂先生对外从未宣称他是一位佛教信仰者，甚至对外界称他为“居士”都会予以否认，但从他一生始终不计名利和荣辱、牢记恩师嘱托而不改初衷、一生精勤致力于佛教事业的行持来看，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佛教有着极为真挚深厚的情感，对他的恩师欧阳竟无居士等更是尊崇服膺。但在吕澂先生的著作和言行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如一般宗教信徒那样竭尽狂热的宗教情感宣泄，而更多感受到的是他的理性、冷静和审慎。吕澂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曾在当时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有些教界人士视为破坏佛教的“魔头”，或被视为异类而加以排斥。只至今天，在佛教界仍有不少人提及吕澂，则视之如魔，而对吕澂先生为中国佛教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一概抹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可以说吕澂先生在七十余年的佛学研究中，所坚持的辨伪求真、理性阐析的学术态度，正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之处。

　　（王彬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special/jlkjc/yxyt061/2016-07-08/10987.html

慕宗

对藏传佛教整体性的近代研究，这算开拓性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

土登俄热

吕澂（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原名吕渭，后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鶖子，江苏省丹阳县人。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又利用余暇自修，精通英、日、法、德、梵、巴利、藏等各国语言。一九一一年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渐继其业，负责金陵刻经处的工作。当时在全国的刻经处中，以金陵的校勘规模最大、最精。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澂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第二年，因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一九一六年吕澂归国后，旋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任教期间，吕澂撰著《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以及《色彩学纲要》等，对二十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传播西方美学，有重要影响。陈独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其实最早是由吕先生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美术革命》的文章中倡导的，后来两人联合撰文。由于“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激励着一批美术青年求新求变。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邀请吕澂协助。吕澂遂放弃美学，从此专志于佛学的研究。
　　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校长，吕澂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澂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鶖子”，鶖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澂的倚重。欧阳渐曾说道：“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
　　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澂还从事大量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澂撰写《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吕澂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根据欧阳渐的《院训释释教》，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毘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
　　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澂和邱晞明陪侍欧阳渐，继续未完的研究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澂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吕澂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尤为特出，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入正理论》，及梵文《楞伽经》，并完成《杂阿含经刊定记》、《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重要佛学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
　　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澂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
　　吕澂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澂续掌院务。三年后（一九五二年），该院院友开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中国第一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宣告停办。
　　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发起人的吕澂被选为常务理事。二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澂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澂同时撰写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获得国际间的肯定和荣誉。一九五六年，吕澂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吕澂受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为北京、上海、内蒙古派来的三个研究生，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两书。一九六二年，吕澂希望中国能出版一部优于日本《大正藏》的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澂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革”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划被迫中止。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佛学班及多年研究成果、资料全数毁坏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澂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居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享寿九十三，这二十多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吕澂的学术上主要成就有：一、在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中，发现《摄事分》的大分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因此探明瑜伽一系学说真正来源为上座部禅法。他更订正翻译后弄乱的《杂阿含经》次第，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若论二十世纪汉语学术思想发现，此一成果具有世界级的影响。
　　二、在《瑜伽师地论》里发现引用《小品宝积经》的旧注，而刻成《宝积经瑜伽释》一书，不仅看出大乘学说前后的联系，且订正旧译《宝积经论》的错误。
　　三、认清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与玄奘所传不同，而确定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从此，唯识学前后变迁迹象一目了然。
　　四、寻出《俱舍论》与南北双方《毘昙论》的关系，判明小乘毘昙学说的系统。五、校勘编印《藏要》一书，凡四百余卷。此书整理考订各地所发现历代大藏经刻本，因而廓清藏经版本源流，确定文字正谬的标准。又从国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种刻版的西藏大藏经比较研究，而见到汉文翻译的优劣。《藏要》被用作校释佛籍的重要参考本，更是日本佛教大学教科本，及印度国际大学研究资料。六、先生一生的工作，主要的一项就是厘清“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的思想界限。这场现代佛学史上的大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触及佛教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还关系到如何看待佛教思想的演变、中印佛学的区别，以及佛典的真伪等方法论意义的重大问题。 …… 吕先生九十寿辰时，赵朴老在贺信中对他的佛学研究成就做了高度评价： “居士继往圣之绝学，为法门之重镇。精义入神，昌明竺贤之心曲；显微阐幽，廓清内学之积晦。正法萦怀，功垂永久！” 我在十八岁时，由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和尚剃度出家，一九八四年，从云居山真如寺考入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一九八六年，于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毕业后，被金陵刻经处录用，负责木版佛经整理和经藏校刊。吕先生一直是我多年来潜心佛学的精神支柱，每每经过先生题写的“祗洹精舍”匾下，都为能追随这位大哲的事业而由衷地感动。我的《唯识三十论百题研究》、《法相唯识学脉谈》、《杨仁山居士年谱》等，可以说深受先生著述影响，先生的佛学修养，直令人趋驰于仰弥之间！一九八八年，笔者陪同吕先生高足田光烈先生专程去北京拜访了这位佛学泰斗，先生思路仍然十分敏捷，并亲赐部分早年手稿给我。然而遗憾的是，先生的书房、书架上一本书都没有，甚至有的撰述只能写在随手找来的废纸片上——一个精通梵、藏、巴、日、英语言，一个千年以来第一次系统校刊三藏的伟大学者，就这样被那时代的共业窒捁…… 如今先生已去，不由得让人倍感无依。聊以可以告慰先生的是，鄙人与朋友合作,业已在网上建立了“吕澂纪念馆”，经过多方努力，对重新发现“文革”时期遗失的欧阳竟无先生和吕先生的遗稿也有了一定眉目，愿有识诸君能共襄憾事！--摘

土登俄热

法尊法师讽刺过以吕澂先生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的西藏佛典翻译工作。文字还是比较尖锐的，呵呵

造化纯阳

学者里面很有名的一位，说《楞严经》是伪经的也是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看过他的《印佛史》和《中佛史》

土登俄热

吕澂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曾在当时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有些教界人士视为破坏佛教的“魔头”，或被视为异类而加以排斥。只至今天，在佛教界仍有不少人提及吕澂，则视之如魔，
==============================================
印光大师：
“接手书知阁下卫道之心，极其真切。而彼(指欧阳竟无)欲为千古第一高人之地狱种子，极可怜悯也。《起信论》之伪，非倡于梁任公。乃任公承欧阳竟无之魔说，而据为定论，以显己之博学，而能甄别真伪也。欧阳竟无乃大我慢魔种。借弘法之名以求名求利，其以《楞严》、《起信》为伪造者，乃欲迷无知无识之士大夫，以冀奉己为大法王也。其人借通相宗以傲慢古今。凡台贤诸古德所说，与彼魔见不合，则斥云‘放屁’。而一般聪明人，以彼通相宗，群奉之以为‘善知识’。相宗以‘二无我’为主，彼唯怀一‘我见’，绝无相宗无我气分。而魔媚之人，尚各相信，可哀也”。（复李觐丹居士书）。《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下·卷四》页940。
“不但世间正人之可为极庸劣人，即古之出格圣贤，亦可为极庸劣人，所以有《法华》、《楞严》、《起信》等为伪造之说，若不究是非，唯以所闻者为是，则三教圣贤经典，皆当付之丙丁矣”！
——（复唐大圆居士书二）。《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下·卷三》页733。
“汝之知见，不异流俗，不究是非，但据传闻以为定据……而谓之为伪者，亦当以是为据。否则韩退之所谓为史者，述人善恶失实，不有人祸，必有天殃。汝发大菩提心，欲度尽众生，而谬传此诬人之语于《海潮音》，得毋污《海潮音》与伤汝之菩提心乎！以汝谬以光为师，故不禁戒勖，若谓不然，请即绝交”！
——（复唐大圆居士书三）。《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下·卷三》页734。
由此书信可知，大师对不明是非而宣扬《法华》、《楞严》、《起信》为伪者，非常痛心。引史书中说：如果善恶失实，不有人祸，必有天殃！甚至言若不改其谬诬之说，则“请即绝交”！
“凡人总须务实，彼倡异毁谤《楞严》、《起信》者，皆以好名之心所致，欲求天下后世，称彼为大智慧人，能知人之所不知之虚名，而不知其现世被明眼视为可怜悯者，殁后则永堕恶道，苦无出期，名之误人，有如此者”。
——（复陈士牧居士书九）。《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上·卷二》页405。
“智者作《止观》，即与《楞严》六根功德义相符，复闻梵僧称其合《楞严》义，故有拜经祈早来，以证己说之不谬……拜经之事，盖有之矣。若云，日日拜拜，拜多少年之说，则后人附会之词耳”。
——（复恒惭法师书二之第四问）。《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上·卷一》页38。---摘

土登俄热

月称对瑜伽行派的这些指摘，也是有理由的，并未受到瑜伽派的反驳。这就看出，他对中观无自性的说法，发展得比较彻底。发展到后来，便把缘起性空的理论成为性空缘起，就是说，正因为无自性才可以说是缘起。这一说法的实际意义，就是在世俗上，肯定了无其名（性空）而有其实（缘起）。密教很崇拜月称，即利用其说，肯定烦恼，美其名为方便，实际上是纵欲。他们之牵涉到月称，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月称也与密教有一些联系。--吕澂先生
================================================
吕澂先生这样评说月称菩萨，是否合理？

土登俄热

造化纯阳 发表于 2016-8-8 19:03
学者里面很有名的一位，说《楞严经》是伪经的也是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看过他的《印佛史》和《中佛史》

曾经有人以《楞严经》的真伪來求决于莲池株宏大师，大师说：“纵使他人能说此经，吾亦尊之为佛祖也．相反，纵使佛现于前而说《楞严》是伪经者，吾等亦视为魔说可矣！”

云水堂主

说楞严伪，传统派也只是用“呵斥中魔”一类来宣泄，真正直面文字的有几人？光老师的言论，我反看是他诛心人家。有异端即是邪说，有辩理乃为求名。讲理而不是吓人，似乎在缺少逻辑思考的这个国度，难以生存。

菩提草

云水堂主 发表于 2016-8-8 20:03
说楞严伪，传统派也只是用“呵斥中魔”一类来宣泄，真正直面文字的有几人？光老师的言论，我反看是他诛心人 ...

或许人家是无理可讲 所以只能吓人

貌似格鲁论坛某些大德总喜欢就某某人说到中国人不喜欢逻辑、不喜欢思考云云

难道有古今中外中国人是否喜欢逻辑、喜欢思考的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研究结论？

慕宗

云水堂主 发表于 2016-8-8 20:03
说楞严伪，传统派也只是用“呵斥中魔”一类来宣泄，真正直面文字的有几人？光老师的言论，我反看是他诛心人 ...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会性法师讲楞严经：“若说中国佛教一千多年来，只信解证入本经，一点也不过分，也可以说，一千多年来，就此一部楞严大经支撑着中国佛教的门面，影响着中国佛教的发展。”
对于老一辈出家人，楞严经的权威是不言而喻的，甚或可以说楞严经的成立决定着汉传佛教的成立，所以当有人说楞严是伪经，可想而知这种激烈反应应在情理之中

至于呵斥中魔，支那内学院独尊法相唯识，凌篾台宗贤首，早就遭人衔恨，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云水堂主

慕宗 发表于 2016-8-8 21:21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会性法师讲楞严经：“若说中国佛教一千多年来，只信解证入本经，一点也不过分， ...

是。第一时间是情上的反映。同理，真常唯心论不是四宗轮，汉传依此类推不会接受。因为“佛有且只有只宣说四部宗轮”这个大前提，汉传能否承认都是一个问题。更何况，真常唯心的不了义把握不好了，不小心滑到吠檀多那去了，那更受不了。但，犊子部的那个“我”，汉传又怎么看？

2、不知道汉传法师对《辨了不了义论》有什么看法？

云水堂主

菩提草 发表于 2016-8-8 21:12
或许人家是无理可讲 所以只能吓人

貌似格鲁论坛某些大德总喜欢就某某人说到中国人不喜欢逻辑、不喜欢 ...

唯识真学后继乏人是否可间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