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佛本愿经》是伪经吗？

云水堂主 · 发表于 2015-12-10 15:11

《药师佛本愿经》是伪经吗？ 丁一发表于2015-12-06 03:41在伍小劼先生的博士论文及其后诸篇文章中，本来真伪不存在问题的《药师佛经》居然被定作伪经，所谓“药师佛在中国产生，然后传播到印度，最后又传回到中国”。

　　因缘际会，2014年年底，笔者曾短暂地参与了斯奎因藏写本中的梵文《药师佛本愿经》的一小部分释读（释文见待刊之《斯奎因藏佛教写本》第四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搜检了最近几年汉语学界中发表的有关《药师佛经》的研究。令人吃惊的是，在伍小劼先生的博士论文及其后诸篇文章中，本来真伪不存在问题的《药师佛经》居然被定作伪经，所谓“药师佛在中国产生，然后传播到印度，最后又传回到中国”（博士论文41页）。不像其他经书那样一般先保守地被定为“疑伪”，药师佛连交保待审的机会都没有沾着。论者不但认为《佛说灌顶经》中的《药师佛经》部分和《灌顶经》其他部分一样是伪经，而且还认为它在公元四世纪左右被某个印度僧人从汉文翻译到了梵文，从而形成了梵文伪《药师佛经》；这部梵文伪经，又“戏剧性地”被玄奘等重新回译为了汉文。

　　如果此论可成的话，《药师佛经》也许就是历史上唯一一部被印度佛教所认可并回译为梵的伪经；药师佛的十二本愿和琉璃净土，就径直成了东晋遗风。非但如此，由现存多达五种的五世纪左右的婆罗米梵文写本（三部吉尔吉特写本、两部为斯奎因藏品）来看，它还曾是一部在印度颇为流行的佛经；那烂陀寺著名论师寂天也把它当做大乘要典编入了著名的《学处集成》；而且它还最终在印度被扩展成了《七佛本愿经》。

　　不过，这幅前所未闻的“中国佛教征服印度”的景象，是否有些好得太难以让人相信？另外，在考证之时，如果只使用汉文材料而完全不读现存的五个梵本和一个藏译本，甚至有多少梵本存世都不清楚，如何能够遽然辨别这部经的真伪？就笔者披阅存世梵本后的粗感，该经绝不可能是从汉文翻译到梵文的。首先，该经在不算短的篇幅中，使用的是非常典型的佛教混合梵语的语法和词汇，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突兀或者陌生的词汇、表达和结构，换句话说，没有丝毫是翻译出来的味道。就像把外文小说翻译成汉文时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翻译腔一样，宗教文献的翻译尤其难以避免翻译所带来的违和感。事实上，Dutt在整理梵文《药师佛经》时，曾试图从藏文复原吉尔吉特写本残缺的第二个药师佛本愿。虽然藏文本非常忠于梵文原文，但是一读便可知，Dutt的复原是翻译而非原貌。汉语和梵文之间的差距尤其巨大，没有持续几百年的汉译梵的翻译实践，是不可能有人能把汉文直接翻译为原汁原味的佛教梵文的。其次，印度佛教向来认为五天竺是佛教文化上的中心（佛经中谓之为“中国”），中国等天竺之外的地域，反而被视作“边地”，故而佛经上多有谓“边地人多顽钝，无有根器，犹如哑羊”（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地情结》，《佛学研究》2012年）。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精通佛教梵文如许的僧人，会愿意将“哑羊”的生涩难懂的“伪经”当做“真经”来翻成梵文！最后，吉尔吉特写本和斯奎因藏品写本的虽然出土地不同，但却都保存了两个字句有差的写本系统，其中两个吉尔吉特写本合于斯奎因藏品的一个写本，而另一个吉尔吉特写本合于斯奎因藏品的另一个写本。这表明该经有很长的口传历史，并且有多个文本形态共同在印度流传，故不可能是在一百多年内的某个时间译自一个固定汉文本。

　　如果潜读梵文《药师佛经》的文字细节，那么我们会发现没有一句梵文有可能是翻译自汉文的《佛说灌顶经》。篇幅所限，我不愿在此一一展开梵汉比勘，此仅举佛名一例：其实汉文“药师”二字实际上是《佛说灌顶经》的译者对梵文bhaishajya-guru（药中最上品）的稍有偏失的“误译”！梵文guru在此经中恰恰不作“师”解释，而受后面复合词的限制只能释作“最上品、最佳物”，而“药中最上品”远比“药师”更符合十二本愿和经文整体的内容（藏译正确地将guru译作bla；见Paul Harrison在斯奎因释文中的注释及Schopen博士论文）。归根结底，如果论证梵文的真伪可以不读梵文原文，那么是否诸洋学者也完全有理由不读中文原文就大书特书《老》《庄》的真伪？

　　由于印度次大陆气候的原因，五六世纪以前的梵文写本，很难被保存到现在。但是如果就此宣称，存有汉译但是未存有更早的梵文写本的佛经就一定是出自汉文的伪经，就失之草率。比如，现存最早的佛经是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公元前后的犍陀罗语写本。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宣称，没有早期写本保存下来的巴利文佛经，就是翻译自相应的犍陀罗语佛经？其实不然，只是犍陀罗地区的气候更适合写本的长期保存罢了。由于汉文写经、刻经在绝对数量上恒河沙数般地远远超过梵文写本，故而，即便没有五世纪前的该经写本被幸运地在巴基斯坦等地挖出来，也不代表五世纪之前在印度就不存在该经的种种梵文写本。

　　季羡林先生在著名的《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举《宋高僧传》中的记载，论证说有印度僧人曾强烈要求中国僧人含光把天台宗的书籍带入印度以供天竺人学习。这个记载晚出了两百年，而且传记开头是“含光不知何许人也”、结尾是“光不知其终”，显然是一则天台宗自抬身价的传说。而季先生举出来的另一则元代《佛祖历代通载》中梵僧“亲仰”《证道歌》的证据，则显然是一个永嘉大师几百年后才出现的禅宗修辞。季先生的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梁武帝的著作，据说梁武帝僧把自己著的经疏赠给西域的使者，但是连季先生也承认，认为西域使者能真的把梁武帝的大著辗转译为了梵文，顶多是“推测之辞”。

　　虽然我主观上非常愿意接受任何汉文化远征天竺的华丽主题，但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稍微说得通的证据来支持所谓的“倒流假说”。中印交流的整体图景，绝非赞宁想象中的那样像榕树般双向的伸展，而是一条艰难曲折的单行道。如果我们在看待“文化汇流”时太过一厢情愿，那么到底我们是在彰显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胸怀广大，还是在不意间透漏出我们自己潜意识中不能自拔的“边地情结”？

录入编辑：王建亮

p0657711 · 发表于 2017-4-29 08:05

中国等天竺之外的地域，反而被视作“边地”，故而佛经上多有谓“边地人多顽钝，无有根器，犹如哑羊”（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地情结》，《佛学研究》2012年）。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精通佛教梵文如许的僧人，会愿意将“哑羊”的生涩难懂的“伪经”当做“真经”来翻成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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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唐朝的時候印度的佛教已经由盛转衰了。那时候有许多印度法师来中国，到五台山或其他地方朝圣的历史记录。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在取代印度成为佛教中心了。并且玄奘法师曾经把《老子》译为梵文，由使臣带回西域和印度，对印度教的神秘系统产生了一些影响（Bhattacharya，1920）。根据这些历史记录，判断中印两国文化双向交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初學者 · 发表于 2015-12-10 17:22

被標題
愣了一下

narraboth · 发表于 2015-12-10 19:13

药上琉璃光佛

云水堂主 · 发表于 2015-12-10 20:43

narraboth 发表于 2015-12-10 19:13
药上琉璃光佛

guru，有重、上、师多义。

小小航 · 发表于 2015-12-11 15:17

药师琉璃光如来经，应该是真吧。正在学。刚刚开始念消灾延寿药师经，念念着突然空中有一个声正经八百说药师琉璃光如来。

ckm0012001 · 发表于 2017-4-29 08:59

此经是玄奘法师翻译,真实无伪.

慕宗 · 发表于 2017-4-29 19:53

p0657711 发表于 2017-4-29 08:05
中国等天竺之外的地域，反而被视作“边地”，故而佛经上多有谓“边地人多顽钝，无有根器，犹如哑羊”（陈金 ...

中国已经在取代印度成为佛教中心。。。。。

唐代东亚僧人还尽可能往印度取经学习的时候，说中国已经成为佛教中心。。。。。不是很理解这个结论了。。。。

p0657711 · 发表于 2017-4-29 22:31

本帖最后由 p0657711 于 2017-4-29 23:08 编辑

慕宗发表于 2017-4-29 19:53
中国已经在取代印度成为佛教中心。。。。。

唐代东亚僧人还尽可能往印度取经学习的时候，说中国已经成 ...

是已经“在”取代。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那个时候印度的佛教确实在走下坡路了。中国也向来自视天朝上国，但唐以后，僧人们同样也从朝鲜、日本请回经典和当地法师的著述。光是“中国被视作边地”，不足以否定双向交流的结论。民族主义哪都有，但那些有大智慧的人们往往是只论智慧，不问出身的——不然他们就不会那么有智慧。没有理由认为汉僧懂的道理，汉僧有的胸怀，印度僧人却不懂、没有，或者印度教更不坚定一些，居然有人接受了部分边地外道的影响，而印度的佛教僧侣一直坚定本土不动摇——从信仰的角度我当然也想有一个“纯洁”的印度佛教，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实在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认定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行为和心理会差别很大。不过，这和主题“药师经是否是汉地所造”已经无关了。

柯南 · 发表于 2017-4-30 16:29

本帖最后由柯南于 2017-4-30 16:36 编辑

有不同譯師的翻譯本喔..呵呵

Sez · 发表于 2017-5-5 10:58

本帖最后由 Sez 于 2017-5-5 11:06 编辑

“中印交流的整体图景，绝非赞宁想象中的那样像榕树般双向的伸展，而是一条艰难曲折的单行道”
此文的作者还真是孤陋寡闻

《道教與密教》
作者：黄心川

「关於中印道、密性交技术的交流，在庞大的道藏中几乎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但在印度梵文和泰米尔文献中却有不少记录。印度最早提出印度密教「女人道」（Vamacara，性交术）的是H．萨斯特利教授（H. Sastri）。1874年印度R.M.查特吉（Rasik Mohan Chatterji）在东孟加拉发现一批婆罗门教的文献梵文文献，这些文献中提到了印度密教的「女人道」，并涉及了与中国道教的关系，其中重要的有B. 吉里等所撰的《度母秘义经》（Tararahasya）、《风神咒坦多罗》（Rudrayamala Tantra）和《摩诃支那道修法》（Mahacinaeara Krama）等。1908年室利．文卡斯特瓦尔又编辑出版了《弥罗山坦多罗》（Meru Tantra），这个坦多罗也涉及到了密教与中国的关系。1913年印度瓦伦特剌研究会（Vaendra Research Society）又编辑出版了《风神咒坦多罗》和《梵天坦多罗》，在这些文献中都记录了印度「女人道」来自中国的事实。
在上述文献中都提到印度密教中与救度母崇拜或独结母崇拜（Ekajaka）有关的「女人道」都来自中国，印度密教中奉行的「五真性」供养也与中国有关。另外，还提到一个叫筏湿斯塔（殊胜，Vesistha）的密教徒曾亲自来中国向佛陀学习过「摩诃支那道」，据此，比利时的西尔维．莱维教授（Sylvia Levi）还进一步研究了「女人道」与中国秘密社会的关系。以上文献中的记载，虽然不可能避免地带有一些神话，但印度密教与中国道教交往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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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印度P.C.雷易教授对印度泰米尔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使我们对印度炼丹术与中国道教的关系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雷易在他的《印度化学史》中说，印度泰米尔文献中提到的十八位密教「成就者」或大师中有两位是中国人，他们的泰米尔名字叫博伽尔（Bogar）和普利波尼（Pulipani）。博迦尔原是道教徒，在公元三世纪时去印度，最先住在巴特那、伽耶，嗣後迁居南印度，皈依了密教。他撰写了不少炼金术和医药学的着作，并为印度培养了大批学生，後来带着一批弟子回到中国，这些弟子在中国学成之後又回到南印度的纳德，传授「中国道」。另一个大师普利波尼与博迦尔一起到印度，定居於纳德。他根据密教的观点，用泰米尔文写了不少有关巫术、医药、炼金术的着作。这些着作可能把中国道教炼丹的经验溶合到了密教中去。博迦尔和普利波尼的材料虽然在中国史籍中没有记录，但他们的事是确凿无疑的。在博迦尔、普利波尼活动的年代，中国道教的黄白术已向炼丹术发展，当时只有道教徒才从事炼丹的工作，因此，他们道教徒的身分是可以肯定的。总之，博迦尔和普利波尼为中印密教与科学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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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密把印度古典瑜伽与密教的玄学思想结合以后，出现了很多派别，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古罗俱商那特建立起来的诃陀瑜伽派（Hatha-Yoga），他们的主要经典是《诃陀瑜伽灯明》和《湿婆本集》。诃陀瑜伽和无上瑜伽的母部都注意修呼吸技术和专注一点（「明点」）。这和道教中的修呼吸技术的吐纳法极为相似。吐纳法在我国春秋时就已流行，《庄子》曾提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马王堆出土的《养生方．十问》中十分强调『息必深而久』，『深息以为寿』，这和印度教的密教诃陀瑜伽所要求的「呼吸要长而细微，注意间隔」等是相似的。道教很重视在吐纳中的『存想』或『守一』（把意念存放在一起，例如放在丹田上），而印密也重视这点，印度秘密密教的无上瑜伽和印度教密教的诃陀瑜伽都主张：在人体中有『三脉五轮』或『三脉六轮』，『三脉』指左、右、中三脉，秘密佛教认为，中脉位於背脊骨中，上起顶门，下达会阴，是人性命的中枢，左右二脉贴於脊椎左右。而诃陀瑜伽所主张的『三脉』（Triveni）也位於大脑神经中枢。秘密佛教认为『五轮』（『五重脉轮』，相当於现代科学的神经节）其位置在头顶、喉、心、脐和会阴处。诃陀瑜伽主张有『六脉轮』，这些脉轮位於脊骨、前列腺区、腹部、心脏、喉部和头顶穴。每重脉轮都有著若干脉结，连贯大小诸脉。这种说法与我国道教所主张的任督两脉学说极为相似。密教所主张左中右三脉相当於道教的督脉、任脉，顶、喉、心、脐、会阴等脉轮大致位於任、督两脉分布的很多穴位上（泥丸宫、神庭、重楼、绛宫、气海等）。密教认为，人们在修习瑜伽时，可用气息（风）的力量，引发背脊骨中潜藏的力量或灵体（Kaudari）由下而直上达顶端，打开脉结，获得无尽的智慧和成就。道教也认为，在修持中可以使元气自行发动，冲开督脉，以通任脉，使督、任周流，达到养生的目的。」

蒋灵麟 · 发表于 2018-11-16 07:17

本帖最后由蒋灵麟于 2018-11-16 07:20 编辑

算了，不用脏话污染堂主的帖子。楼上那位还是自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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