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周末》曝出南京政坛落马官员和佛教方丈在一起的往事沉浮,不少人脑海里自然地浮现出李商隐这句千年不衰的嘲讽之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几乎所有在南京官场栽了跟头的官员,都在报道中被点了名:杨卫泽、季建业、王武龙、傅成、冯亚军……。官员们在其中被涂抹成一个个贪图侥幸的背影,而方丈则被建构成人情练达精于厚黑的形象。 各大媒体平台在转载文章时,都反复提及一个噱头十足的情节:释传真方丈送给季建业一个拔鞋用的“提拔”,结果第二天季市长就被中纪委直接“拔”到党中央去了。 有网友评论道:“鞋拔——斜拔也,预示的果报明明是意外出局,礼品不对,退回重送(如果能有一只机器猫)”。继而有网友跟进道:“原来算错了因果,不送鞋拔子送增高鞋垫么?”。 官员还在位时,佛教是他们的高端消遣品;如今官员落马了,与他们有过往的佛教成了网民的廉价吐槽品。“鞋拔”事件彻底将佛教因果误读了。 正确的因果联系——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中国古代讲的都是“内圣外王”。一个人只有内在具足博大无私、慈悲智慧,才有能力有资格在外境中管辖民众、治理一方。否则,多半下场就是那句“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各地纷纷落马的大小官员正在为我们现身说法。 落马官员的“内在”这里就不细数了,然而不管哪种恶行想靠“抱佛脚”来消弭,靠一时示好来扭转人生格局,恐怕不那么“科学”。 杨书记在管理宗教工作之余,曾私下因内心的危机感和焦虑感而参拜寺院;季市长曾于出事前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佛顶骨舍利去禄口机场;傅区长和方丈坦诚谈论人生无奈做官不易;王书记给寺院痛快批钱……至于收了“鞋拔子”也没能如愿实现跨越,凡此种种试图“昧因果”的努力,都抵消不了“昧良心”的报应。 政府反腐,佛教第一个支持。佛教在世间的功用之一,就是兼济天下、匡扶人心——这正是佛教“报国土恩”的题中之义。官员腐败,和佛法祈福免祸的“失灵”,只有在误读佛教中才能建立联系。 星云大师曾明确说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怎么能得豆呢?做了坏事要得到好的报应是不可能的。如同一块石头靠自身重量沉到河里,无论你怎么祈求这块石头都不会浮上来。同样的道理,做了坏事,无论怎么祈求、忏悔,都没有用,神明是不会原谅的。” 《人民网》评论员就此评论道:“一边搞腐败,一边烧香拜佛,这是对法律和良知的双重践踏,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南京玄奘寺方丈传真法师,也就是前文《南方周末》报道中的主角,也曾表达过这个意思:“能到庙里来,他是有敬畏感的,还是可救药的干部。”传真法师的道理很通透,佛门普度众生,不因官场而远之,不因罪罚而放之,救度是佛门大悲之举,至于传真法师在南京官场是度众,还是度己?这是他个人因果,不能成为抹黑佛教的理由。说到因果,有必要提醒各级官员,“一边搞腐败,一边烧香拜佛”不是亡羊补牢,而是刻舟求剑,消不了果报。 佛教到底该怎么用? 南京释传真法师有不少专门给官员的开示语录,比如“平安落地才是阿弥陀佛”,比如成系列的“第一有文化没文化要学会听话;第二,得过且过太阳出来暖和;第三,有一些矛盾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闪烁着人际斗争智慧的言辞,是传真法师在官场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也是其被标识为“厚黑”的重要原因。很多官员到法师这里来寻找心灵慰藉甚至行动方向。不可否认,身为传真法师所谓的“方外之人”,如果内心足够清净和悲悯,是更能够看清官场和人性的复杂一面。法师或许有他特殊的慈悲示现,我们需要心理空间去理解这一点。 出家人当然不会甘于扮演官员的心理咨询师,更不会甘于成为官员的高端消费品。 真正方外之人的大智慧,不是游刃有余八面玲珑地关照大人物,影响大走势,而是在世俗洪流中维持清净的正见传承,至少也得维持大道的一方生存空间。这里面有太多人心洗染的考验,文化蜕变的考验,随波逐流的考验,实在是非“内圣”而无法“外王”。 腐败官员佛菩萨还管不管? 很多人在表达对落马官员痛恨的同时,几乎也都在表达对相关法师的负面理解。对于行走在世间的出家人,对于这个和终极信仰相联系的群体,中国人向来没有多少心理空间或者想象力,去尝试一些超拔和神圣的解读方式。 看见少林寺赚钱就鄙夷和尚贪婪,看见大悲寺苦行就嚷嚷违背人性。同理可得,看见法师和权贵周旋,评语就只能从“巴结、讨好、献媚”这类词汇里挑。从“人”的水准,或者说从“凡夫”的水准来解读一切,是中国人从历史到今天沿袭未断的国民性。 民国时期的太虚大师曾援引前人的话说:“中国过重人本,不唯神,使宗教信仰不高超;不唯物,使自然科学不发达,为近代濒危之病根”。 如果说走近政商,是法师们一种特殊慈悲的示现,不晓得能有多少人忍得住条件发射式的不以为然,来认真尝试一下这个可能性。腐败官员、落马官员自然也是众生,同样需要终极信仰上的关照和提携。即使错误当前,也仍有悔改的资格,有人性得到救赎的期盼。大乘佛法普度众生的一面,宗教高超隐秘的一面,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有待我们放宽心胸和视野去真正认同。 想将来,如果佛教也唯物一把,追随科技的发达来弘法利生,惟愿我们也有同样宽广的心胸和视野来尝试理解。 佛教与政商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中国历史上佛教界与政治人物的深厚交往散见于各朝历史,甚至还有国师辅佐朝廷慈悲济世、匡扶人心。如今,不少佛教法师在结交政界商界名流上,也可谓相当成功。有些可能是上述所谓“特殊慈悲”的示现,当然还有些可能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也不愿自拔。 佛教与政商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守培法师的文字可以跨越百年,来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等僧徒,因披了这一领方袍,禁止我不到政府与人争权,禁止我不到社会与人夺利,免堕与万劫不拔之深坑。虽然受了他人一时鄙视与欺侮,却增了我无限慈心和忍力。” 前辈大德的开示,昭示着作为佛教一员僧的行动底线。佛教的“不近人情”,或许正是超越世俗、超越善恶、超越生死的线索。如果没有能力驾驭世出世间的流畅切换,还是不要在世俗洪流里过度沾染与沉迷——玩不转,是要带坏佛门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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