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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博士
2014-11-22 23:22:33
（载于《新知》十一月号）
R第一次听说吉恩·史密斯(E. Gene Smith)的名字是在一位牛津大学教授办的家庭派对上。那是2010年末，R在读大四，重返牛津探访老师同学，立志成为一位印度史学者。这是一个异常漫长需要知识积累的领域，语言上需要熟习梵文和印度的几种方言，学科上需要贯通经学史学神学。（R同学的指正：这一句过誉了，只敢说粗略了解，真正贯通需要好几辈子呢。）而今四年过去了，R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他在波士顿一个偏僻的角落租了个小房间，一学期上八门课。每次见面，我们挑最便宜的馆子，R总是在席间调侃自己的屌丝生活。这条坎坷的学术之路让听者我既敬佩又担心。
R第一次听说吉恩·史密斯的名字是四年前在牛津大学教授Charles Ramble的家庭派对上，当时这位教授正在为史密斯写讣告。在讣告中，Ramble教授追忆了第一次和吉恩的见面，本该半小时的见面被拖成了三小时，Ramble教授不断问关于藏传佛教的艰深问题，吉恩对答如流。
在吉恩因糖尿病猝死的同一天，荷兰莱顿大学意外给他寄出了一封信，决定授予他博士学位，肯定他在藏传佛教领域的突出学术成就。从1965年吉恩中断在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习，踏上一条去印度的慢船，到2010年末他猝死的那一天突然收到这封信，四十五年过去了。
在几天后纽约时报登出的另一则讣告里，写讣告的朋友Margalit Fox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姗姗来迟的博士学位，于是这篇讣告中写道：“虽然史密斯先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学术机构也从来没有博士学位，无论他走到哪里——在新德里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藏文书籍，还是在麻省剑桥堆满藏文书的家中他建立起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还是在纽约城，他的家总是吸引着学生学者和宗教领袖，倚仗他在藏文经典上的渊博学问。”
代替吉恩去领这个博士学位的是他三十年的好友：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他们的友谊得追溯到八十年代初，身处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荷兰小伙范德康去印度新德里看望出生于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庭的佛教徒吉恩。范德康是慕名而去的：在藏学研究这个领域，史密斯早就是口口相传的“世外高人”，不是教授不是博士，却懂得比谁都多。
九十年代，同在麻省剑桥的吉恩和范德康凭二人之力建起了“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以下简称TBRC) 。2007年，吉恩立下遗嘱要把一生所藏的藏文文献——这是西藏之外世界上最大最完备的藏文文献收藏——全部捐赠回中国。因为政局上的动荡，这成了一场漫长拖延的交接。2013年末，吉恩过世后三年，在TBRC的不懈努力下，12000余函藏文文献终于全部移交给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包括甘珠尔、丹珠儿、苯教、伏藏文献，等等，其中有不少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西南民大的史密斯藏学文献馆开门迎接世界各地的西藏研究学者和藏族学生。于此同时，在麻省剑桥，这些书籍的每一页都已经被TBRC电子化，每年有12万人次从TBRC网站上下载文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藏文数码图书馆，如今正在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收入数据库成为哈佛馆藏的一部分。
成都西南民大，史密斯文献馆。
成都西南民大，史密斯文献馆。
2014年春，我去找范德康教授聊天，在走廊里碰到我的朋友R，匆匆几句中，R对我说，“吉恩一生做了很多事。”
几分钟之后，我把R的这句话讲给范德康教授听，他目光闪烁，然后说：吉恩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一件事可能是很多事。
一、博士候选人
18岁那年，第五代摩门教徒吉恩·史密斯宣布放弃信仰。本来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和所有同龄的摩门男孩一样，踏上教会规定的两年传教之旅。他试想自己将在马路上向陌生人说：只有摩门教一条路才能抵达救赎。然后他发现他永远无法说服别人相信只有一条窄路，然后他想，既然如此，他也永远说服不了自己去相信。
这个决定在家族中震动不小。吉恩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而这个家族在摩门教的地位非同一般：吉恩的曾曾祖父叫Hyrum Smith，也就是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的亲哥哥，Hyrum死时是摩门教中仅次于约瑟夫的二把手。如果吉恩规规矩矩地做个好摩门徒，他肯定能在教会里捞到个一官半职。
吉恩底下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因为哥哥的退教而再也没和他说过话。他妈妈却说：“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吉恩想做什么？他想做所有事情——他学语言，高中毕业他就会熟练地运用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终其一生他会掌握三十二种语言和方言。他读大学，人家读一所毕业，他转来转去转了四次学，不是因为成绩太差，而是想和不同的老师多学点东西。1959年，吉恩本科毕业，开始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修“内亚研究”，一半是因为真的有兴趣，另一半是为了留在学校逃避越战的兵役。
就在同一年，藏区骚乱，大量古迹和文献被毁，十万藏民背井离乡。这个契机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九个藏文化中心，其中一个恰恰选址在华盛顿大学。1960年，九位逃亡印度的藏民来到西雅图定居，其中包括萨迦派教主达钦仁波切一家和家族的私人教师、萨迦派的重要上师德松仁波切。在藏传佛教中，萨迦教主的政治和宗教地位仅次于DL和班禅。
萨迦派教主一家是在美国国土上定居的第一个藏族家庭，年轻的达嫫拉夫人在西雅图产下第二个孩子，还天真地以为很快就可以回西藏去了，结果在西雅图一呆就是三十余年。在纪录片《电子达摩》里，达嫫拉夫人用英文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在西藏东部出生，嫁到皇室，过着第一夫人的日子，然后我突然成了难民，一个普通的女难民。有一天，华盛顿大学告诉我，吉恩·史密斯要搬到我们这屋子，和我们一起住。”可想而知这样的共处一开始有多尴尬：西藏最显赫的贵族，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太子太傅”式的萨迦派上师，还有25岁的美国穷学生吉恩，突然都挤在了西雅图一幢小小的二层别墅里。吉恩并不只是普通室友，他的任务是帮助这群西藏贵族适应美国生活。根据当年的校报，吉恩每天走到客厅里刷牙好让他的室友们养成同样的卫生习惯，他教年轻的达嫫拉夫人学会使用美式厨房，常常帮着带孩子，走在路上他负责阻挡行人过于好奇的目光，星期天他还会带一家子去动物园玩……走廊里开始有了小孩子的美式牛仔帽，门口开始停放崭新的自行车……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常弥合中，北美学术界第一次有了系统了解研究西藏文化的资源和基础。“西藏研究”第一次在北美有了它的对象和受众。
六十年代，吉恩和萨迦教主一家在西雅图。
六十年代，吉恩和萨迦教主一家在西雅图。
吉恩和这群特殊的室友共处了四年，四年的时间，他24小时都在学习。上师德松仁波切被称为藏传佛教的“活字典”，虽然是萨迦派的上师，可是德松对整个佛教传统都有兴趣，也感兴趣西藏境内的非佛教传统。德松还是藏传佛教利美运动（即“不分教派运动”）的专家和极力拥护者，主张各派传承应该互相尊重，以回到佛教最初的教导。相比较童年时严苛的摩门戒律，吉恩更喜欢像德松上师这样兼容并包的学者态度。每天早上，他会和德松仁波切静处一两个小时，问关于佛教的任何问题。四年时间，问答记满了十几本蓝色笔记本。
1964年吉恩完成了在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在德松仁波切的建议下去荷兰莱顿大学修梵文和古代巴利语的高级课程。同一年他开始写博士论文，可是他发现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书！整个西方世界，藏文经典文本非常稀少。仅存的几册藏文经典，还常常被欧洲学者私占，在出论文成果之前不与他人分享文本。德松建议他去印度寻找论文需要的书，并写了推荐信引荐他认识在印度的西藏上师。
吉恩到底需要找什么书呢？与轻便的圣经、古兰经不同，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版本甚多，篇幅浩大。现存甘珠尔7万余页，丹珠尔16万余页分散在各寺庙之中。文革的劫难使得许多藏书被毁，幸存下的经典散落在民间，随着藏民的迁徙，缺漏现象严重。藏文本一般不装订，散装在精美的盒匣中。所有这些特点都为藏传佛教的传承带来了巨大困难。
另一方面，保存和研究这些文献实则任重道远。与汉传和南传佛教不同，西藏在佛教入藏之前宗教比较薄弱，导致藏传佛教是现存佛教体系中中最接近佛教原始经典的一支，也是唯一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藏民还把自己的大部分文化传统记录在这些文典中，甘珠尔、丹珠尔中除宗教内容，还涉及政治、文学、医学、工程等等，无所不包。
1965年，吉恩乘着慢船从荷兰来到印度，他的计划是在印度只呆一年，寻找写论文的书。福特基金会只为他提供了一年的奖学金。
二、公共法480号
管家曼格拉(Mangaram Kashyap)第一次见到吉恩·史密斯是十三岁的暑假，来自大山里的穷孩子到新德里看望打工的爸爸，阴差阳错认识了吉恩。那年吉恩三十出头。福特基金会一年的奖学金用完了，吉恩已经找到了适合写毕业论文的书——问题是，他找到了太多的书。接下来一两年他走遍印度和尼泊尔边境，在深山中了解藏族难民的生活、以及他们携带在身边的文本。1968年，已经在印度停顿三年的吉恩决定加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德里田野办公室。这个田野办公室存在的最大目的：执行公共法480号。
公共法480号，即“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1954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允许将美国生产过剩的农产品低价出口至欠发达国家，由当地货币成交结算。经过历代总统的不断推进，由公共法480号而起的“粮食换和平”(Food for Peace)项目成为了美国最主要的粮食人道援助途径。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因此一度拥有印度货币流通总量的十分之一！
为了用掉过剩的外汇，来自密歇根的众议员John Dingell在1958年为这条法律加上了一条奇异的修正案：授权美国国会图书馆用卖粮食所得的外汇在当地购买图书。
为了执行这条修正案，国会图书馆在印度新德里、印尼雅加达等地成立了六个田野办公室。新德里办公室1962年开始运行，负责为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境内的二十座研究型大学图书馆购买图书。
这个修正案规定：田野办公室必须购买在最近两年在当地出版的图书。
这个修正案没有规定：图书的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文本写作时间。
1968年，32岁的吉恩中断西藏研究博士学位，成为新德里田野办公室的图书管理员，因为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点子：他可以拿着在印度的西藏难民保存的藏文经典孤本去当地的印刷厂重新出版，然后用公共法480号的钱为美国的图书馆买下这些“新书”！
德松仁波切的推荐信起了作用，吉恩得到了在印度的西藏喇嘛的信任，喇嘛们纷纷拿出自己的藏书，让他重新印刷出版。他走遍印度山林中的藏族难民，在洞穴中找到罕见的孤本，带回新德里印刷。他还在印度的各个藏文书店散播消息，鼓励所有人将有价值的书送到小型印刷车间重新印刷：“如果印刷得好，我会全部买下来。” 纪录片《电子达摩》里说，在德里的每个西藏人都知道有个高大的美国人在收西藏书，“即使卖T恤的小贩也知道！”一旦发现一本书，马上会送到吉恩面前，“这一本值不值得出版？”
每一种书会重新印刷恰好21本，20本寄回美国的各个研究型图书馆，剩下一本吉恩私人收藏。为了符合国会图书馆的规定，每本书必须附有前言。博士生吉恩再也没有完成他的西藏研究博士学位，他平生所写最接近学术论文的东西就是给这些在新鲜纸张上的古老文本添加前言。时间通常很紧张，从印刷到装运回美国只有几天，白天的工作琐碎，不适合写作，吉恩就每天四点起床，在家里的打字机前敲敲打打一篇前言。和普通学者所写的前言不同，这些前言中总有一小段是关于图书馆学的：印度的凌晨，来自田野办公室的图书管理员写给美国各地的图书管理员，我建议，这本书应该被收录进哪个词条，哪个分支。这一段的写作常常碰到大麻烦：西藏喇嘛的一生中常常会有很多名号，不同的名字用于不同的场合，西方的图书管理员到底该把这本书编在哪个名字之下？为了解释哪个名字最合适，吉恩发现必须为作者立传，罗列他的师承，解释他和其他派系的关系，综述每一任DL的宗教和政治纲领，西藏的整个文化历史，西藏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他满腔热情地去介绍蒋贡康楚这样的大学者、“不分教派运动”、宁玛派、萨迦派、中世纪的西藏美术……他的前言囊括了西藏文化的整个时间轴和所有维度，他援引西方已经收藏到的文献，印度当地的藏学文献，还有，某年某月某日他和某位上师的交谈，某年某月某日某学者来拜访他提供的线索……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吉恩手头并没有多少参考书，他最信任的材料是和德松仁波切朝夕相处四年所记录的一打蓝色笔记本。谁能想到，这些在西雅图“晨昏定省”时的只言片语，将会在新德里成为西藏作为一门现代研究的学科基石？
在最初的几年，吉恩的编制是田野办公室的临时工，写完前言尚能署上自己的名字。不久后，他“转正”成了正式员工，政府机构的官僚规定使得他很难再独立署名，他写的前言只能草草署名为“国会图书馆著”。可惜吗？如果吉恩留在等级森严的学术界，他会精心计算论文的数量：多少篇能够博士毕业，多少篇能够拿到终身教职，多少篇能够称得上学界大拿。卑微的图书管理员吉恩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写了多少篇前言，他在乎的仅仅是：快点写完这一篇，好把这一函孤本拿去印刷厂印刷。
公共法480号所购买的藏文图书，大部分永远沉睡在各个大学图书馆偏僻的角落里，鲜有人问津。可是，吉恩的前言“火了”！ 2001年，这些前言的选集《在藏文本之间》(Among Tibetan Texts)姗姗来迟出版。在这本选集的前言中，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藏学研究教授Kurtis Schaeffer写道：“大部分藏学学者并没有读到前言的原版，它们是依靠影印版迅速传播开来的。到八十年代初，影印版的前言从华盛顿州西雅图到了弗吉尼亚州夏律第镇，从印地安那州布卢明顿到了德国波恩，从新德里到了纽约，从汉堡到了加德满都……”这些提纲挈领的文字被世界各地的西藏研究学者们影印，从一位学者传播到了另一位学者。范德康教授对我说，这些纸片在圈内的影响力简直像个“地下邪教”。
到1985年，吉恩从新德里办公室主任一职被平调到印尼雅加达的办公室，他已经为国会图书馆搜集到了上万函藏文书籍，这也意味着，吉恩的私人图书馆里拥有了这上万函书籍的每一本。
三、在藏文本之间
史密斯老爷单身，享受外交官待遇，住在政府派给他的一个七居室的大房子里，紧挨着印度教育部长的家。每一间居室四壁都堆满了藏文书籍，这就是史密斯老爷的私人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藏文图书馆。一年的每一天，这个大房子向世界敞开：喇嘛、学者、政府官员，有时候一两个，有时候七八十个，坐在大巴士上来，一住就是十几二十天。管家曼格拉回忆，“从没有哪一天这个家不住客人的。”来自远方不能回家的客人，安睡在他们虔信的藏文本之间。
史密斯老爷每天四点起床，坐在二楼的书房里打字如飞：翻译、编撰、写作。七点半史密斯老爷下楼吃早饭，就和借宿在家中的客人们聊会天。八点钟史密斯老爷去上班，在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坐到下午四点半。下午五点他已经又回到家里坐在二楼书房打字如飞：翻译、编撰、写作。再晚些时候仆人会开晚饭，摆餐具总要摆好一会。为了招待这来来往往的访客，家里存着足够三百人用餐的餐具，史密斯老爷自掏腰包雇九个仆人：厨子、清洁、司机、管家一应俱全。
晚饭之后在花园里有派对，几拨客人交流宗教和学术。他们唱歌，舞蹈，一起祷告。有时候，英迪拉?甘地总理会跑来发言讲话。史密斯老爷只在派对上呆一小会，就回到了二楼的书房打字如飞。在纪录片《电子达摩》里，他自己说，“国会图书馆希望我们能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所以我在那里代表着美国人的智性生活。”他的管家曼格拉则对我说：“在印度的每一天他都是遵守着这个作息。他像一个机器，十足的工作狂。他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低调，非常友善的人。”
七十年代，吉恩与藏僧（顶果钦则仁波切）在印度。
七十年代，吉恩与藏僧在印度。
管家曼格拉第二次见到吉恩·史密斯是十四岁的暑假，大山的穷孩子即将面临辍学。吉恩为他付了学费，送他去打字学校学打字，“有一天会有用的！”打字学校毕业吉恩又送他去读德里大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大学毕业曼格拉成为了一位中学老师，吉恩让他搬进自己的别墅，请求他在全职工作之外做第二份工：吉恩家的大管家。这个大管家，除了打理这个客人来来往往的大别墅，另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管理上万册的藏文藏书。曼格拉这才明白，当初吉恩为什么要送自己去打字学校。
1985年，吉恩离开印度，成了国会图书馆印尼雅加达办公室的主任。他雇了一个集装箱，上万册书慢船从新德里运到雅加达。曼格拉亲身飞到雅加达，一册一册为老爷理书。1994年，吉恩又远赴埃及成了开罗办公室的主任，曼格拉再次从新德里飞到开罗，为老爷理书。1997年，吉恩退休回美国， 再一次，集装箱上了慢船，万册藏文图书漂到了美国麻省剑桥镇，老仆曼格拉从新德里飞到麻省为老爷理书。吉恩租住在剑桥一幢廉价的三层小别墅里，曼格拉回忆道，“唯一没有堆放藏文书的房间是厨房。” 就和吉恩一生所到的每一处住所一样，117 Ringe Ave这幢朴素的小别墅，迅速成了哈佛大学神学院和南亚研究系学子们聚会交谈的沙龙。
1999年，同在麻省剑桥的吉恩和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创立了“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 TBRC) 。到那一年，吉恩私人所藏藏文书一万二千余函，比西藏之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和藏传佛教寺庙都多。三十余年的奔波，慢船从新德里抵达波士顿，这些珍贵的纸张正在发黄变脆。TBRC中心的唯一任务：将吉恩的藏文藏书电子化，所有书页免费放在网络上(www.tbrc.org)供世界各地的学者查阅。
2001年，TBRC得到了Rubin基金会的经济支持，从波士顿搬到了纽约。在领导TRBC的十余年中，吉恩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这对于一个有关西藏的中心是多么困难呀）。他的妹妹罗赛说，“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天真的人，他当然很懂得政治，他运用政治手腕，以便避开政治。”
“吉恩对所有的知识感兴趣， 对所有的人友善。可是他不想要任何依附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避开政治和婚姻。很多政客想要拉拢他，正如很多女孩爱过他。”在印尼巴厘岛的乌布地区，我见到了Rana Helmi，她在咖啡馆里这么对我说，显得怅然若失。这个印尼外交官的女儿，八十年代吉恩在雅加达无偿教授她藏传佛教一年，后来两人又多次在印度相聚。“我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因为他的离去而陷入深切悲痛的人。”
2007年，吉恩71岁了，单身，无子，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多次往返印度，把保存着千万页电子书的移动硬盘捐赠给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藏传佛教寺庙，例如印度北部的“曼玉本教寺”。可他更关心的是，在TBRC把这些实体书全部电子化后，这一万多函书籍将何去何从？让北美诸多图书馆失望的是，吉恩决定把所有藏文藏书全部捐献给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在纪录片《电子达摩》里，吉恩解释说，“要把属于西藏的东西归还给有藏民居住的地方。”选址西南民族大学委实煞费苦心，一则西南民大有不少的藏族学生，藏文化比较深厚，二则成都和西藏相比，比较方便外籍学者的往来。
2008年奥运前夕，满满一集装箱的藏文文献即将从纽约运至成都之际，西藏局势突然一变。
直到2013年末，因为政治原因而耽搁下来的图书捐赠移交计划才全部完成。西南民大“史密斯藏学文献馆”低调地开馆迎客。那一年，吉恩去世已经三年了。
四、阿莱夫
2010年12月16日从印度返回纽约的当天，吉恩猝死于糖尿病。患病的几年中他仍然无所禁忌地大鱼大肉，从不测血糖，随着自己的性子偶尔打打胰岛素。那次印度之行的表面原因是去尼泊尔开一个藏文翻译的会，而实际原因是去看望老仆曼格拉一家。在旅居印度的几十年中，曼格拉始终是吉恩的管家，是吉恩看着曼格拉从十几岁的少年成了花甲老人，是吉恩为他的儿子付了在南加州大学的硕士学费，为他的女儿购置丰厚的嫁妆。而在吉恩离开印度后，曼格拉成了这个慢慢成形的TBRC计划的中坚力量，在印度为远在纽约的办公室扫描了许多文献，悉心安排TBRC的每一次印度之旅。
吉恩的这次印度之行是为了探望曼格拉的外孙女。在告别印度的前一天，他对曼格拉说，“以后每年都在你家住几个月，颐养天年。”他打电话给妹妹罗赛，“我身体感觉糟透了，我不想飞。”
我问曼格拉，为什么吉恩要提出每年在你家一住就是几个月。
曼格拉很惊讶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什么规矩。在印度，如果父母老了，子女应该照顾他。”四十余年，主仆已俨然情同父子。
当年吉恩在新德里、雅加达、开罗、波士顿、纽约，无论何处，他的家都迅速成为一个无数人来来往往的藏文化中心，这个好客的传统如今被老仆曼格拉继承下来。这些年曼格拉数次搬家，新居最好的那一间永远是“吉恩的房间”，留给吉恩来住。吉恩过世了，这间房间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话，任何吉恩的朋友，任何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路过德里，都可以住这间房间。”
我的朋友听到这里，说这有点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昨日的世界”最高贵的注脚，居然来自一个仆人。
2010年12月16日，曼格拉为吉恩打点行装，他勉强登上从新德里去纽约的飞机，下飞机后，在很接近自家公寓门的楼梯上猝死。当时他的腿非常肿胀，他的姿势似乎是想打开行李箱去取胰岛素，可是腿太胀够不着。多年过去，老仆仍然在反复责怪自己：“都怪我，为什么没有把胰岛素放在他大衣口袋里。”
吉恩突然过世后，她的妹妹罗赛才知道有一个小摄制组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叫《电子达摩》(Digital Dharma)。整个一生他不过是国会图书馆的小公务员，把一生所有的收入都用来维护他的图书馆和接济朋友，遗产少到甚至不够这个制作组拍完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一段：他的葬礼。几天之后，保险公司告诉罗赛，吉恩曾经投过一个人身保险，受益人就是她。她把这笔钱交给了摄制组，才拍完了这部纪录片。
除了最小的妹妹罗赛之外，吉恩还有两个妹妹，是最虔诚不过的摩门教徒。和许多摩门家族的故事相同，自从吉恩18岁放弃摩门信仰后，这两个虔诚的妹妹就和他鲜有联络。她们各自的丈夫是摩门教中显赫的领袖，一个是主教，另一个是葡萄牙和莫桑比克传教分会的会长。两个妹妹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去参加大哥在纽约的葬礼。罗赛告诉我，整个葬礼上最让这两个妹妹震惊的一点就是不断听到“圣徒”这个词。流亡中的仁波切和西藏贵族，藏学研究学者，TBRC的工作人员，无数人的追思中，都自然而然地把吉恩称为一个“圣徒”。对于这两个虔信摩门教的妹妹，当大哥放弃摩门的那一天，他就不可能是个圣徒，甚至不可能是个无罪的人，更别提他似乎也没有恪守佛教的戒律，烟酒鱼肉不忌。可是对于罗赛，即使哥哥没有保存一页藏文文本，他都无愧是一个圣徒，因为“他为他人的苦难而痛哭，他会保证他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忍饥受冻。为了帮助别人，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
什么是虔诚？
在与吉恩神交的几个月中，我数次自问。
是恪守清规戒律、成为一宗的主教，还是摒弃分歧、广纳各个宗派的学说？
是本科、硕士、博士，按部就班地发论文评教职，还是从未拿过博士学位，却在一生的每一天四点起床，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图书馆？
调查图书管理员吉恩·史密斯的几个月里，我重读了另一个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的小说。博尔赫斯有一篇代表作叫《阿莱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加拉伊街一间地下室楼梯的第十九级，“我”看到阶梯下面靠右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耀眼的小圆球，它就是“阿莱夫”，也就是容纳于狭小空间的无限宇宙。博尔赫斯写道：“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我感到无限崇敬、无限悲哀。”
调查吉恩·史密斯的一生让我多次感到博尔赫斯所谓的眩晕。在吉恩的世界中，我多次看到阿莱夫。
《在藏文本之间》的前言中——也就是一本前言之书的前言，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藏学研究教授Kurtis Schaeffer充满温情地回忆起了多年前求学的经历：“1991年冬天，我在华盛顿大学迈出了藏学研究的第一步，每天花几小时在图书馆地下室收藏‘公共法480号’藏学文献的那几排。我从书架下取下一函函书，惊奇地注视着它们。每函书装在奇形怪状的盒子里，用漂亮的布包裹着，像地图册一样。这些书卷无疑保存着藏学的秘密，可是因为这个领域缺乏辅助研究的工具，我对解开这些秘密毫无头绪，正如近三十年间所有的藏学学者一样沮丧无措。”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地下室呆呆看着手中的一卷书，心想这书他妈的到底在讲什么，我的一个导师Cyrus Stearns漫不经心地问我，你肯定读过吉恩·史密斯的文章对吧。为了听起来不是太无知，我撒谎说，对啊我听说过，我只是还没时间去读这些文章。Cyrus熟练地从书架上抽出六七函书——显然他对每一函都了若指掌——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摊开。正是这些书里有吉恩所写的前言：一面面水晶镜子清晰映射着藏文文本的秘密。它们不但是对每本书的介绍，也是对整个藏文世界的介绍。这些文章还是对藏文研究作为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因为每一篇吉恩的前言就是这种现代研究方法的典范。十年过去了，我反复阅读这些文章，每一次总发现一些新东西：要么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引用，要么一些伟大的猜想也许能成为长期的研究课题。有几篇文章我复印了好多遍，刚扔掉一篇写满批语标记的关于桑杰坚赞的介绍， 结果马上又回到图书馆重新复印……”
神明一定存在着，他施恩让我看见，一个图书管理员在虚构世界所能描摹的对无限知识的崇敬和虔诚，竟然与另一个图书管理员尽毕生努力在真实世界所能行的奇迹暗暗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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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根据2014年春夏对TBRC执行董事Jeff Wallman,哈佛大学教授 Leonard van der Kuijp, 吉恩·史密斯妹妹Rosanne Smith, 吉恩·史密斯家仆 Mangaram Kashyap, 以及Rana Helmi的采访。感谢Lunchbox摄制组《电子达摩》一片的导演和制片人Dafna Yachin女士和TBRC授权提供了珍贵的照片。
写给我的朋友R，祝加尔各答的一年快乐圆满。
扩展阅读：
TBRC官网上关于藏文藏书的资料很全，地址是在这里。
纪录片《电子达摩》观看链接在这里。
博尔赫斯小说《阿莱夫》在这里。
与本文看似无关的科幻小说《神的九十亿个名字》在这里。
波士顿地区的旅游指南：
从Harvard Square地铁站出来，马上就能看到一个CVS药房。这个二十四小时的杂货店兼药房每天都要接待无数顾客：取药，买杂货，半夜饥肠辘辘的学生过来买饼干巧克力。很少人知道，就在这幢楼的五楼，是TBRC现在的办公室。吉恩去世之后，TBRC从纽约搬回了波士顿，就在1430 Massachusetts Ave的五楼安了家。下次路过Harvard Square，路过这家CVS药房，别忘了去五楼坐一坐，亲眼看一下藏传佛教的很多孤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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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3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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