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教授 今日逝世

笨者之帚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教授今日逝世

　　光明网教育7日讯据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著名学者方立天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7日上午9时25分与世长辞。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系）工作至今。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宗教研究》丛刊主编，《宗教社会科学》丛刊主编，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方立天教授著作等身，是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
　　迄今为止，方立天教授共发表著作15部，合著18部，文章360余篇，另有《方立天文集》6卷本行世。
　　方教授的著述赢得众多奖励，其中《佛教哲学》先后获中国图书荣誉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优秀奖、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获国家图书奖、北京市第8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中华优秀文化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等。
　　2005年，方立天教授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方立天堪称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半壁江山，当之无愧的佛学泰斗。五十载耕耘，而今归去，方立天教授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可贵精神。成就了立身有道、温润无华的人格魅力典范，祈愿方立天教授乘愿再来，南无阿弥陀佛！

转载自：


http://news.xinmin.cn/domestic/2014/07/07/24723277.html

慕宗

方教授是居士？

智慧光

方先生乘愿再来

泽荣

南无阿弥陀佛

zergaron

缅怀逝者。请问主要的研究著作和观点是什么？

文月

阿弥陀佛！

云水三千

多数不是吧就是佛教学者吧。。这些学院里的学者信仰佛教的很少。。所以也也谈不上乘愿再来。。


方先生走好！

陌上飘尘

去年十月在人大见到的那次，印象中老先生气色蛮好啊，这就……
一路走好
阿弥陀佛

礼进

夏坝仁波切在正洁寺主持大威德金刚超度法会，为方立天先生祈祷

　　今晚，各族僧俗齐聚正洁寺，共修大威德金刚超度仪轨，缅怀中国佛学研究泰斗方立天教授。

　　方先生一生立身有道，学有专长，淡泊名利，孜孜以求，为佛学研究及人才培养倾注了全部心血。晚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不顾病体，全力支持。

　　祈祷先生往生净土，莲品增上！

礼进

转一篇文章，纪念方先生

务正学以言 无曲学以阿世
方立天：50载佛学人生

方立天说

“每当我看到观音、关公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要“静心专一”。杂念多不容易看好书，浮躁写不出好东西，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
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
天时、地利、人和，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编织了我的人生。人生离不开缘，人生就是缘.”
■中国教育报记者 杨晨光

他，是著作等身的大学教授，其著述代表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是宗教学界的泰斗人物。国家宗教局局长在他面前自称“学生”；佛教协会高僧面对他也以“晚辈”自居。
2011年，步入人生第78个年头的方立天，迎来了他从教50周年的纪念。在中国人民大学为他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大寺院的住持长老，各个宗教协会的领袖，佛学界、哲学界的知名人士一齐亮相，盛况空前。
众星捧月中，这位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依然低调而平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自己半个世纪的佛学人生，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立天话语中依旧满含禅机：“每个人的人生都与一定的因缘条件相依相存，互动互变，并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独自的意义与价值。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中国佛学院的“俗家弟子”
两撇斑白的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说话语速很慢，但却有条不紊。坐在沙发上的方立天，就好像冷清角落里的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
方立天出生于浙东农村，他一直记得童年时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烧香拜佛，有时半夜叫他起床，走40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幼年时心灵埋下的种子，让方立天后来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如愿以偿。毕业时，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一人，其中学中国哲学的，挑的就是方立天。
说起如何走上佛学研究的道路，方立天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北京法源寺8个月的进修学习。“我应该是人大建校至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寺庙里学习过的教师。”谈起那段经历，方立天不无得意地说。
1961年，28岁的方立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担任助教。当时教研室要教师们各自敲定研究领域，方立天挑选了无人认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佛教大兴的岁月。
研究佛教，谈何容易？在北大读书期间，方立天只接触过两个课时的佛教学习。“光看书是不行的，必须要去听课。”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
当时，正是政治运动不息的年代，宗教领域受冲击，被许多人认为是“敌对”的思想范围，方立天却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应该有人去学。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佛教界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国佛学院，就在位于宣武门的法源寺里，有出家人在传授佛教课程。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956年，以培养僧才为目标的高等佛教院校——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创办，有来自全国各地寺庙的100多名学僧在此学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佛学传承吸引了方立天。
在征得哲学系以及教研室的同意之后，从1961年9月底开始，方立天每天换乘两趟公交车加步行，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法源寺旁听佛学课，晚上再赶回学校。
于是，在满屋僧侣的中国佛学院课堂上，出现了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俗家弟子”，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地记笔记，专注地听讲。
佛学院对于方立天这样的“另类”出现怀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担心他来学习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校青年教师愿意来寺学习，是学院的光荣。这样“走读”一段时间后，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出家人真的是慈悲为怀。”方立天回忆说，“当时学院的副院长周叔迦大师看我每天跑来跑去很辛苦，怕我冻坏了，就允许我住到寺里。”
每天早上4点，僧人们起床做早课，方立天也起床读书。与暮鼓晨钟相伴，和出家僧徒朝夕相处，受教于一批一流佛教学者，接受了纯正的佛学知识教育。尤其是副院长周叔迦，亲自给方立天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
一住就是8个月，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徒的生活也有了感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讲道理，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

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

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向与会者讲了一个故事。
2001年，刚刚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程天权一进学校，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人大复校之后，有一位教授背着黄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从早上7点一直看到晚上7点，20多年如一日。后来图书馆专门给这位教授设了一张办公桌，以免他和学生抢座。
“情节基本属实。”故事的主人公方立天笑着说，“我不光拿着包，还经常带着大茶杯和小水壶。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是我到人大工作后就开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还要强调一点，人大复校时，我还只是个讲师，不是教授。”
1978年，人大复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
物是人非，这个时候的方立天已经不再是学术新秀。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全家四口人蛰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楼里，工资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讲师。
然而这些不如意并没有阻挡方立天的步伐。他没有时间过多地感叹生活的困窘，而是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背着书包和大学生一起走进图书馆，看书、备课、写文章。“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读书人都知道，康德作息准时，他出门散步的时间可以供邻居定时用。在人大校园里，也有这样一座钟，那就是方立天进出图书馆的时间。他每天早上等着工作人员开门，晚上由工作人员催着“收工”。久而久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被他感动了。那时的图书馆，书库是封闭的，需要什么书，得填写书单，由工作人员提取。图书馆却为方立天在书库里设了专门的桌椅，他一伸手就可以从书架上取书。这样一来，他真的被“埋”在书山书海里，可以“海阔凭鱼跃”了。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4卷共10余册，成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3年，人大进行职称评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让职称评定更加规范。“这下捅了‘马蜂窝’，本来听说我在副教授的评定中排在前列，但后来名单公布时把我拿掉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起没有评我的原因时也是含糊其辞。”
在一些人看来，遭此打击的方立天可能会消极罢工，也可能寻求调动工作，甚至还可能跳楼自杀。
或许正是佛教赋予的智慧，柔软又坚强。方立天并不与现实世界拧着来，但也绝不无条件地顺从形势而堕落。他生性沉静寡言，但心里有主见，认定的事坚持不动摇。
“虽然内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觉得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才实学，把课上好，把科研搞好。”带着这样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着书包走进了图书馆。
正所谓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点大学的文科类专业中选拔一批年轻一点的正教授，推动青年人才的涌现，哲学学科全国一共要评5个。经学校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审定，方立天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那一年，他50岁。
两年后，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该书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本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此书的入门之功。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

曾任冯友兰的课代表

如果从1956年方立天进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算起，他和中国哲学打交道已半个多世纪。迄今为止，他出版专著15部，合著18部，发表论文360多篇，培养了40余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如今绝大部分是教授。
“学生不是来给老师打工的。”方立天语出惊人，谈起如今一些导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他极为愤慨。“我从来不给学生制定论文选题，也不把自己课题的一部分给学生做，而是指导他们独立思考，从兴趣出发做论文。”
研究佛教之难，非身体力行者不能体会。佛经难读，卷帙浩繁，让人头疼。有学生请教方立天研究佛经的捷径，方立天给了个最笨的办法：反复看。“一本《肇论》我曾经看了几十遍，才渐渐有所体悟。”
“立身有道，学有专长”，这是方立天的座右铭。“其实，这都是恩师冯友兰对我的影响，他才是真正的泰斗。”
未名湖畔的5年学习，方立天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人都还站在讲台上，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
作为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方立天与授课教师冯友兰有了更多的交往机会。每堂课后，方立天都要搜集一些同学对课程提出的问题，然后到冯友兰家里转交。“师母特别客气，经常拿糖果招待我，吃得我满口留香。”“冯友兰先生讲话有些口吃，但幽默风趣、逻辑性强，尤其文字表达能力更是厉害。”
在听了冯友兰几个月课之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冯友兰的教学工作被停止，方立天和他的同学们成了冯友兰亲自上课的最后一批本科生。
在先哲的带领下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修辞立其诚”、“静心专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成为方立天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这是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再把这些治学原则传承给我的学生，为他们学术研究的成功打开登堂入室的大门。
“‘修辞立其诚’就是讲话、发言、写文章、治学都应坚持真实性。”方立天的弟子、人大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说：“老师的治学原则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诚实做学问，把读书和做人结合起来，维护学者的独立人格。在学风和社会风气追逐浅薄浮躁的当下，老师的要求能帮助我们立身有道、自尊自强。”
拒绝急功近利，学术思想才能与时俱进。经过前后15年的写作，2002年，方立天完成91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在学术界、佛教界、政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现代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佛学家任继愈先生为该书题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形象地反映了方立天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目标一经确定，就终身追求、矢志不渝的信念。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国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以这副对联精辟概括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方立天取得成就的一致公认。
9月17日，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手捧一面银光闪闪的锡盘，上面刻着“道德文章，为人师表”8个大字，送到方立天手中。王作安感慨地说：“宗教局这几年延揽了不少方先生的弟子，他们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宗教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要代表他们向方先生的辛勤培育表示感谢。”

一飘儿

他不是居士。上世纪五O年代曾经游学中国佛学院。向法尊、周叔迦求学。当时政治环境挺那种，有人对他作为马列主义哲学工作者去寺院学习不解，他回答大概意思自己是卧底，学习是为更加深入批判云云。究竟是咋回事儿，天晓得。据我浅薄的阅历，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佛学学者，如任继愈，杜继文，方立天，杨曾文虽吃佛学饭，但大抵对佛教，佛学是持批判态度的。

礼进

宗教是文化而非鸦片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方立天教授在会上作了“科学认识宗教的本质与功能，提高宗教工作水准”的专题报告。
“2008年的五四青年节，总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看望青年学子时，我有幸见到了总理，当时总理对我说‘佛教文化是可以交流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记忆。”这次会上，方立天恳切地指出，目前宗教方面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宗教鸦片论”尚未真正澄清，以致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形成一些偏差。
“我在会上一再强调，宗教的本质是文化，是信仰性的文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我的发言得到了总理的肯定。”方立天回忆道，开完会，总理专门走到他面前说，“您说的宗教是文化，没有错”。
虽终日埋首于图书馆，方立天的研究却无时不关注着时代的风云。
自2004年开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创办了“中日佛学会议”，每两年一次邀请两国顶级佛教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主题展开讨论，以延续一千多年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
——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长菅野博史说，通过对话交流，两国宗教界探讨了如何承担起对各自信徒的教育责任，从而广泛发挥宗教的影响力，促进人类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
中央统战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设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参加研修班的开班仪式，并亲自为研修班学员授课。
——参加过第4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怡藏，在听了方立天的讲座后说：“方教授大声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诠释发扬中国佛学的精华，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学者们尚有这样的责任和志向，更何况我们这些佛教界人士？”
基于对宗教学理论、宗教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方立天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与完善，宗教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说：“方立天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他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学术研究的光荣史册上。”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种忠诚与智慧却足以推动事业的长远进步。
2000年，方立天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引入一流人才，培养年轻学者，如今，研究所已从建立时的5人发展到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为被海内外公认的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机构。2003年，他主编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
然而，方立天牵挂的事还有很多。
——有的学生考上了宗教学系的本科生，却被家里人阻止不让上，“说明还有很多人把学宗教、研究宗教视为‘异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立天经常在作报告或公共场合讲话时，呼吁大家不要给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确的心态看待宗教。
——每逢有政府领导出席的活动，方立天都会直言不讳：宗教在加强道德建设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忧之切，因为爱之深；爱之深，所以盼之切。如今，78岁的老人将学术重心转向中国儒释道三者关系的研究，期望以此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出自己的思考。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方立天最欣赏“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古训。“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虽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

礼进

一飘儿 发表于 2014-7-7 23:28
他不是居士。上世纪五O年代曾经游学中国佛学院。向法尊、周叔迦求学。当时政治环境挺那种，有人对他作为马列 ...

他当然不是居士，但在那个年代的研究者中，方先生是态度最温和、对佛教最为友好的之一；做学问也最为细致。
须知【批判】是时代特色。九十年代以来，以往许多在文章中批判佛教的学者，态度普遍转为温和，甚至赞扬佛教。唯一保持【战斗的无神论】特色的，恐怕是杜继文。

云水三千

一飘儿 发表于 2014-7-7 23:28
他不是居士。上世纪五O年代曾经游学中国佛学院。向法尊、周叔迦求学。当时政治环境挺那种，有人对他作为马列 ...

他不是居士。。但非常畸形的就是。这类学者大多数都去过佛学院做客座教授。。很多作为佛教界中坚的的高僧都师从这类学者。。

包括诸如夏佛到内地的院校修宗教学。。师从的肯定也是这类学者。。


所以如果佛教界的底蕴只有佛教文化。。而没有佛法了。。就是被这类卧底学者成功演变的。。

礼进

云水三千 发表于 2014-7-8 08:50
他不是居士。。但非常畸形的就是。这类学者大多数都去过佛学院做客座教授。。很多作为佛教界中坚的的高僧 ...

汉地佛学院只能请世俗学者去讲课，的确是佛学院的悲哀。但这不能怪学者，只能怪汉传佛教自己没人。
对于佛教徒而言，世俗学者的作用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他们的辛苦努力也绝不能被简单忽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夏佛到北大进修，跟随世俗学者学习，当然不是为了学习系统性的佛学理论（这些是在色拉寺学的），而是为了学习佛学的汉语、汉传佛教历史与教义等，了解学术界研究佛教的模式与方法。这些学习都非常有成效。师父到现在都非常怀念在北大学习的三年。与当时的老师，迄今为止仍然相处融洽。

佛教界与世俗学术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很正常，应当做的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合作交流、取长补短。失去自己的立场固不可取，坐进观天、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属下策。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佛教界与世俗学界的交流互动都非常火热，中国略有落后，但也正迎头赶上。夏佛也正致力于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