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生：《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总序

笨者之帚

黄宝生：《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总序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译经活动也随之开始。相传摄摩腾和竺法兰所译《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经。这样，汉译佛经活动始于东汉，持续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样，印度佛教自七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藏译佛经活动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持续至十七世纪，也历时千余年。据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中的说法，汉译佛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而藏译佛经共有“五千九百余种”。[①]中国的佛教译经活动历时之久，译本数量之多，而且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至今，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汉文化而言，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复合体。汉译佛经和中国古代高僧的佛学著述合称汉文大藏经。它们与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利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依随时代发展，不断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儒家典籍在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始终是强项，自不待言。相比之下，佛教典籍自近代以来，学术界重视不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是迄今为止汇集经文数量最多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其后，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地区也着手编辑《中华大藏经》，已经出版了“正编”。这部大陆版《中华大藏经》（正编）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缺失部分依据其他十二种汉文大藏经补足，同时选取八种汉文大藏经作为校本，在每卷经文后面列出“校勘记”。可惜，这部《大藏经》的编辑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它的“续编”还有待时日。这种收集经文完备又附有“校勘记”的新编汉文大藏经是为汉传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开展标点和注释工作。


与汉文大藏经的总量相比，出自现代中国学者之手的汉文佛经的标点本和注释本数量十分有限。为何这两种《中华大藏经》都采取影印本，而不同时进行标点工作？就是因为标点工作的前期积累太少，目前还没有条件全面进行。而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来说，古籍整理中的标点和注释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计划地对汉文佛经进行标点和注释的工作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唯有这项工作有了相当的成果，并在工作实践中造就了一批人才，《中华大藏经》的标点工作才有希望全面展开。


对于佛经标点和注释的人才，素质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既要熟谙古代汉语，又要通晓佛学。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汉文大藏经中，汉译佛经的数量占据一多半。而汉译佛经大多译自梵文，因此，从事佛经标点和注释，具备一些梵文知识也是必要的。此外，有一些佛经还保存有梵文原典，那么，采用梵汉对勘的方法必然对这些汉译佛经的标点和注释大有裨益。这就需要通晓梵文的人才参与其中了。


过去国内有些佛教学者认为留存于世的梵文佛经数量很少，对汉文大藏经的校勘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和印度学者发掘和整理梵文佛经抄本的工作持续至今。当代中国学者也开始重视西藏地区的梵文佛经抄本的发掘和整理。由于这些抄本分散收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汉译佛经都能找到相应的梵文原典，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这样，但其数量仍然十分可观，超乎人们以往的一般想象。例如，在汉译佛经中占据庞大篇幅的《般若经》，其梵文原典《十万颂般若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和《八千颂般若经》等均有完整的抄本。又如，印度出版的《梵文佛经丛刊》（Buddhist Sanskrit Texts）收有三十多种梵文佛经校刊本。其中与汉译佛经对应的梵文原典有《神通游戏》（《方广大庄严经》）、《三昧王经》（《月灯三昧经》）、《入楞伽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十地经》、《金光明经》、《菩萨学集》（《大乘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经》、《中论》、《经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阿弥陀经》、《庄严宝王经》、《护国菩萨经》、《稻秆经》、《悲华经》、《撰集百缘经》、《佛所行赞》、《如来秘密经》（《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和《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等。此外，诸如《金刚经》、《维摩诘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和《辨中边论》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汉译佛经也都已经有梵文校刊本。因此，对于梵汉佛经对勘在汉文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能低估，相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其实，梵汉佛经对勘不仅有助于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也有助于梵文佛经抄本的整理。梵文佛经抄本整理的主要成果是编订校刊本。因为梵文佛经抄本在传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文字脱误。这需要依据多种抄本进行校勘，确定正确的读法，加以订正。除了利用同一佛经的多种梵文抄本进行校勘外，还可以利用同一佛经的平行译本进行对勘。尤其是在有的梵文佛经只有一个抄本的情况下，利用平行译本进行对勘就显得更为重要。正是这个原因，长期以来，西方、印度和日本学者在编订梵文佛经校刊本时，都十分重视利用梵文佛经的汉译本和藏译本。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掌握古代汉语比较困难，因此，从发展趋势看，他们越来越倚重藏译本。相比之下，日本学者在利用汉译本方面做得更好。


近一百多年来，国际佛教学术界已经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经校刊本，同时也出版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校刊本。这些校刊本为佛教研究提供了方便。学者们依据这些校刊本从事翻译和各种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印度佛教论著和多种印度佛教史。如果没有这些校刊本，这些学术成果的产生是不可设想的。这从这些著作中引用的梵文佛经校刊本及其现代语言（英语、法语或日语）译本资料便可见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重要佛经缺乏梵文原典，西方学者还依据汉译佛经转译成西方文字，如英译《佛所行赞》（梵文原典缺失后半）、德译《维摩诘经》（译于梵文原典发现前）、法译《成唯识论》、法译《大智度论》、法译《摄大乘论》、法译《那先比丘经》和英译《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等。又鉴于印度古代缺少历史文献，他们也先后将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慧立和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译成英文或法文。这些都说明国际佛教学术界对汉文佛教文献的高度重视。只是限于通晓古代汉语的佛教学者终究不多，他们对汉文佛教文献的利用还远不充分。


而中国学术界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才注意到国际上利用梵文佛经原典研究佛教的“新潮流”。引进这种“新潮流”，利用梵文佛经原典研究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代文献的先驱者是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和吕澂等先生。然而，由于当时国内缺少梵文人才，后继乏人。时光荏苒，到了近二、三十年，才渐渐出现转机。因为国内已有一批青年学子在学习梵文后，有志于利用梵文从事佛教研究。这条研究道路在中国具有开拓性，研究者必定会备尝艰辛，但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利用梵文从事佛教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多种多样，研究者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选择研究领域。而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选项。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读解汉译佛经。现代读者读解汉译佛经的难度既表现在义理上，也表现在语言上。佛教义理体现印度古代思维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观和唯识，更是体现印度古代哲学思辨方式。它们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形态。而汉译佛经的语言对于现代读者，不仅有古今汉语的隔阂，还有佛经汉译受梵文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更增添一层读解难度。然而，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则可以针对汉译佛经中义理和语言两方面的读解难点，用现代汉语予以疏通和阐释。


二、有助于读解梵文佛经。佛教于十二世纪已在印度本土消亡，佛经抄本大量散失，佛教学术也随之中断。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印度学的兴起，学者们重视发掘佛经原典，先后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等地，尤其是在中国西藏地区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梵文佛经抄本。这样，印度佛教文献研究成了一个“新兴学科”。由于佛教学术在印度本土已经中断数百年之久，对于印度或西方学者来说，梵文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这与汉文佛教文献在现代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的情况类似。仅以梵文词典为例，著名的M·威廉斯的《梵英词典》和V. S.阿伯代的《实用梵英词典》基本上都没有收入佛教词汇。因此，才会有后来出现的F.埃杰顿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和词典》和荻原云来的《梵和大辞典》。尤其是《梵和大辞典》，充分利用了梵汉佛经对勘的成果。


现存的所有梵文佛经抄本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错乱或讹误，已经编订出版的校刊本也未必都能彻底予以纠正。校刊本质量的高低既取决于校刊者本人的学术造诣，也取决于所掌握抄本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佛教梵语受方言俗语影响，在词汇、惯用语和句法上与古典梵语存在一些差异，以及经文中对一些义理的深邃思辨，都会形成梵文佛经读解中的难点。而梵汉佛经对勘能为扫除梵文佛经中的种种文字障碍，提供另一条有效途径。毫无疑问，在利用汉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有助于佛教汉语研究。现在国内汉语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认为佛经汉语是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一个特殊类型。有的学者仿照“佛教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的称谓，将它命名为“佛教混合汉语”。而时下比较简便的称谓则是“佛教汉语”。梵文佛经使用的语言在总体上属于通俗梵语，这是由佛教的口头传承方式决定的。而这种通俗梵语中含有佛教的种种特定词语，也夹杂有俗语语法成分，尤其是在经文的偈颂部分，因此，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梵语。同样，汉译佛经受梵文佛经影响，主要采用白话文体，较多采用口语用词。同时，在构词、词义、语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响，出现种种变异，而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汉语。这些特殊的语言现象需要汉语学者认真研究和诠释。近二、三十年中，佛教汉语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日本学者辛嶋静志和中国学者朱庆之是这个领域中的代表人物。


尽管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研究队伍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也就是通晓梵语的学者很少。如果通晓梵语，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方法，就会方便得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无端臆测。辛嶋静志能在这个领域中取得大家公认的学术成就，是与他具备多方面的语言和知识学养分不开的，尤其是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方法。这是值得国内从事佛教汉语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效仿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能在大量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佛教汉语语法和词典。这样，不仅拓展和充实了中国汉语史，也能为现代学者阅读和研究汉文佛经提供方便实用的语言工具书。


四、有助于中国佛经翻译史研究。中国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无愧为世界上的“翻译大国”。在浩瀚的汉文大藏经中，不仅保存有大量的汉译佛经，也保存有许多佛经翻译史料。现代学者经常依据这些史料撰写佛经翻译史论。但是，佛经翻译史研究若要进一步深入的话，也有赖于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展开。因为佛经翻译史中的一些重要论题，诸如佛经原文的文体和风格，翻译的方法和技巧，译文的质量，只有通过具体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才会有比较切实的体认。在这样的基础上撰写佛经翻译史论，就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古代史料，并提供更多的实例，增添更多的新意。


鉴于上述学术理念，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由国内有志于从事梵汉佛经对勘的学者分工协作完成。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完成一部，出版一部，不追求一时的速度和数量。每部对勘著作的内容包括梵文佛经原文、现代汉语今译、古代汉译和对勘注释。


其中，梵文佛经原文选用现已出版的校刊本。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校刊本，则选定一个校刊本作为底本，其他的校刊本用作参考。若有其他未经校勘的抄本，也可用作参考。而如果对勘者通晓藏文，也可将藏译本用作参考。当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梵汉佛经对勘，而不是编订校刊本。因为编订校刊本是一项专门的工作，需要独立进行。编订校刊本的本意是为研究提供方便。前人已经编订出版的校刊本我们不应该“束之高阁”，而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在学术研究中，凡事不可能，也无必要从头做起，否则，就可能永远在原地踏步。正因为前人已经编订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经校刊本，我们今天才有可能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而且，我们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改善前人校勘成果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对勘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梵汉佛经对勘的版面格式是将梵文佛经原文按照自然段落排列，依次附上相应段落的现代汉语今译和古代汉译。古代汉译若有多种译本，则选取其中在古代最通行和最接近现存梵本的译本一至两种，其他译本可以依据对勘需要用作参考。现代汉语今译指依据梵文佛经原文提供的新译。为何要提供现代汉语今译呢？因为这样便于同行们检验或核实对勘者对原文的读解是否正确。如果读解本身有误或出现偏差，势必会影响对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国内利用汉译佛经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大多不通晓梵文，或者只是掌握一些梵文基础知识，尚未达到读解原典的程度。那么，我们提供的现代汉语今译可以供他们参考，为他们的研究助一臂之力。


实际上，现代汉语今译本身也是对勘成果的重要体现。因为梵文佛经原文中的一些疑点或难点往往可以通过对勘加以解决。如果有的疑点或难点一时解决不了，我们可以暂不译出，或者提供参考译文，并在注释中注明。确实，如果我们能正确读解梵文佛经原文，并提供比较准确的现代汉语今译，便会对古代汉译佛经中一些文字晦涩或意义难解之处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帮助读解梵文佛经和汉译佛经，这正是我们的工作目的。


对勘注释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订正梵文佛经校刊本和汉译佛经中的文字讹误或提供可能的合理读法。二、指出梵文佛经与汉译佛经的文字差异之处。三、指出汉译佛经中的误译之处。四、疏通汉译佛经中的文字晦涩之处。五、诠释梵文佛经和汉译佛经中的一些特殊词语。由于我们已经提供了现代汉语今译，也就不需要逐句作出对勘说明，而可以依据实际需要，有重点和有选择地进行对勘注释。


同时，利用这次梵汉佛经对勘的机会，我们也对古代汉译佛经进行标点。梵文和古代汉语一样，没有现代形式的标点。但梵文在散文文体中，用符号?表示一句结束，?表示一个段落结束；在诗体中，用符号?表示半颂结束，?表示一颂结束。这样，参考梵文佛经，尤其是依靠读通句义，便有助于汉译佛经的标点。但古代汉语的行文毕竟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完全依据梵文原文进行标点。因此，我们的标点也只是提供一个初步的样本，留待以后听取批评意见，加以完善。


以上是对《梵汉佛经对勘丛书》的基本学术设想。对勘者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我们的共同宗旨是对中国古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作出各自的创造性贡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前面的道路怎样艰难曲折，让我们现在就起步，登上征途吧！


黄宝生


2010年5月12日


--------------------------------------------------------------------------------


[①] 赵朴初著《佛教常识答问》第147、15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另据吕澂著《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汉译佛经有一千五百零四部。关于汉译和藏译佛经的数量似乎迄今未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笨者之帚

国家社科基金阶段性成果《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出版

在梵语诗学领域耕耘数十年，完成《婆诃婆罗多》、《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印度古典诗学》、《印度古代文学》等诸多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黄宝生研究员近年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佛经的梵汉对勘与研究上，组织国内有志于从事梵汉佛经对勘的学者，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数易其稿，先期完成了其中的三种，包括《入楞伽经》、《入菩提行论》（佛教界通常称之为《入菩萨行论》）与《维摩诘所说经》，新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的阶段性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给国内的梵学与佛教研究界提供了三种重要的参考著作。

梵汉佛经对勘 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与儒家、道家鼎足而三，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大批译自梵文的佛教典籍也成为传统典籍中最可宝贵的文化财富。佛经翻译在中国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历代僧徒对梵汉佛典的言语差异、文体风格，以及转梵为汉的方法和技巧，都有深入的体会和具体而微的探讨，梵汉对勘也由此成为佛经翻译、解读与传播过程中的一项基础工作与重要手段。

从成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出现，梵汉对勘即粗肇其端。随着大量梵夹的传入、多种译本的出现，通过梵汉对勘确定经文正诂，成为汉地义解僧注释、讲解佛典时习用的方法。唐代华严法藏在撰写《华严经探玄记》时，即以《华严经》的三种梵文写本与佛陀跋陀罗的汉译本勘对，以论定其中的是非讹误。除佛经翻译与注疏之外，唐代还出现了许多梵汉双语对照的佛经读本，对于当时人们了解梵汉佛典的异同甚为便利。当然，由于宗教因素使然，中国古代的梵汉对勘基本上是藉梵文原本勘定汉语译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澄先生在主持《藏要》的校勘工作时，充分利用当时国外学者整理出版的梵文佛典，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华严经十地品》等，与汉语译本互校，论列其异同是非，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梵汉佛经对勘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整体学术环境的限制与梵学人才的缺乏，吕先生开创的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继承与发展。

时隔半个多世纪，黄宝生先生承前人遗绪，在重张佛典梵汉对勘工作时，有着非常明确而强烈的学术考量与文化关切。他认为，梵汉佛经对勘不仅对于解读汉译佛经与梵文原典以及对于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等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彰显汉译佛经的价值，提升汉传佛教的地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先期出版的这三部佛典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独特的价值，从古至今，数经传译，受到教内外读者持续而广泛的关注。有鉴于此，黄先生以梵语原本的现代汉译为基础，把同一经典的不同文本（梵与汉、古与今、经与注）置于其视域内，详为比对勘定，将其整合成内容丰富而实用的对勘本，既便于初学者入门之用，又可作为专业研究者参考。

三部佛经今译力求信、达、雅

就其著述体例来看，这三部对勘著作都是由梵文佛经原文、现代汉语今译、古代汉译和对勘注释四部分组成，具体而言，就是将前人整理校勘过的梵文佛经原文按照自然段落排列，依次附上相应段落的现代汉语今译和古代汉译，并将梵、汉文本间的文字讹误与差异，以及梵汉文本中涉及到的特殊词语注释出来。在具体操作时，对勘者又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针对每部佛典在内容、传译与影响上的差别，对上述各项内容有所侧重，以便于读者从中获取更为丰富、精准的文本信息。

梵语作为印度古典时期高度规范化的通用语言，其句内或复合词内的曲折变化颇为复杂，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通过语法形态的丰富变化体现出来，语法形态的细微变化直接影响到词与词之间的表述关系，因此，“信”应该是梵文今译时首要遵从的原则。作者在梵语诗学领域耕耘有年，对古典梵语文体有精准的把握，翻译经验积累深厚，因而对三部佛经的今译都能很好地把握“信”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依据每部梵文原典的具体内容与文体风格，在信、达、雅三种不同的译文风格上有所偏重。

《入楞伽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是最难读的经典之一，其内容丰富，义理深奥，是印度法相唯识系与如来藏系的重要经典，与汉地的禅宗与法相唯识宗关联紧密，也与藏地宁玛派的“大圆满”法门密不可分。由于通行的汉译本文字简古，颇多隐晦生涩之处，因此黄先生在翻译本经时，更强调“信”的原则，首先厘清梵本经句的语法形态与逻辑关系，然后与三种汉译本勘对，将经文中陈述的佛教义理，用准确流畅的现代汉语翻译出来。也就是说，在涉及到义理层面时，译者更强调梵本原典中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强调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联。

针对寂天所著的《入菩提行论》，黄先生考虑到已有的古代汉译本“译文拙劣，错讹甚多”，在翻译时更侧重“达”即简洁晓畅的原则。应该说，这种翻译风格非常符合寂天的治学特点及其文风。寂天是公元8世纪印度中观派的著名论师，受当时印度逐渐兴起的俱生（易行）乘思想影响，学行并重，广博守约，其深邃的哲学洞见往往通过洒脱、平淡的文字展示出来。由此而言，黄先生在翻译此论时所坚持的“明白顺畅”原则，恰恰是对寂天原文风格的精准把握。

《维摩诘所说经》“富有思想创造性和艺术想象力，思辨恢宏深邃，议论机智诙谐，叙事生动活泼”，在中国古代先后出现过7种汉译本，其中鸠摩罗什译本与玄奘译本分别代表了不同翻译风格的高峰，尤其是什译本“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深受中国历代文学之士的喜爱。如何把握今译的文风，就颇具挑战性。基于梵汉文本的对勘，今译者对两种古代汉语译本作了充分的“同情之了解”后，形成一种雅洁简明的译风，其文约，其意远，其词洁，其义丰，经文中浓郁的文学色彩也随之跃然纸上。

对勘注释导言特色鲜明切中肯綮

在梵汉对勘的注释方面，此三书也各具鲜明的个性化特点。注释是梵汉佛典对勘成果的直接体现，其内容与校勘学中的校勘记差可类似，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订正梵文佛经校刊本和汉译佛经中的文字讹误，或提供可能的合理读法。二、指出梵文佛经与汉译佛经的文字差异之处。三、指出汉译佛经中的误译之处。四、疏通汉译佛经中的文字晦涩之处。五、诠释梵文佛经和汉译佛经中的一些特殊词语。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黄先生从事梵汉对勘工作，大致是按照广罗众本、辨其异同、勘定讹误、疏释文义与名物的步骤与方法进行的。在文本的选择方面，梵文佛经原文通常选用已经整理出版的校刊本，有多种校刊本时，则选定最新的校刊本为底本，其他的校刊本用作参考；汉译本选取在古代最通行和最接近现存梵本的译本一至两种，其他译本依据对勘需要用作参考。这种处理方式，既吸收了国外学者在梵本佛典整理方面的最新成果，又考虑到汉语译本在中国传布的实际情形；在具体操作时，通常把每一部经典的梵汉原本与译本置于同一层次，互为准的，论列异同，勘定是非，并将梵、汉诸本间的异同、是非、讹误以注释的方式标出，而不是迳改底本或原文，甚便于研究者使用。注释中除了校订文字异同讹误外，更多的内容是对经文中的特殊词语，诸如词义晦涩的佛教专有名词、印度古代特有的名物术语、不合乎语法规范的佛教混合语词一一校释，如是等等，往往会让读者有豁然贯通、疑义冰释的感觉。

梵本原典的现代汉语今译与梵汉对勘注释是这三部著作的主体内容，置于各书前面的导言则是作者在完成整部书稿后，撰写的颇具开创性与启发性的引论。就其内容来看，三书的导言都是按照汉梵文本的介绍与比较、时代与内容、在中土的传习与影响、校勘的体例与原则等次序来展开的。不过，在具体到各部经典时，作者又会根据它们在佛典成立史、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中的地位与影响，对其中的各部分作长短不一的讨论，对许多前人聚讼未已的论题、忽略已久的问题，以及学科前沿中的新领域、新话题，提供了许多新鲜而独到的见解与视角。导言中涉及的各种论题，都是作者基于梵汉对勘，绝知躬行得出的结论，故能言之凿凿，切中肯綮，充分展示出佛经梵汉对勘工作在佛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除上述三部佛典之外，“佛典梵汉对勘丛书”收录的还有《方广大庄严经》、《佛所行赞》、《八千颂般若经》、《法华经》、《金光明经》、《十地经》、《喜金刚本续》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影响力的佛教典籍，其承担者除黄宝生先生本人外，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潜心梵学与佛学研究多年的中、青年学人承担。在未来几年，上述各部对勘著作会陆续问世，届时中国的梵学与佛学研究领域必然会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景象。

云水堂主

祝愿黄爷爷和他的团队成员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