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是笛卡儿在1637年出版的著名哲学论著,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有极大的影响,有人曾说:欧洲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笛卡儿主义者,就是指的受方法论的影响,而不是指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
笛卡儿在方法论中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1、永远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说要尽量避免鲁莽和偏见,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非常清楚和确定,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的真理。就是说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理论。例如亚里士多德曾下结论说,女人比男人少两颗牙齿。但事实并非如此。
2、可以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
3、将这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
4、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在1960年代以前,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从机械到人体解剖的研究,基本是按照笛卡儿的方法论进行的,对西方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其一定的缺陷,如人体功能,只是各部位机械的综合,而对其互相之间的作用则研究不透。直到阿波罗号登月工程的出现,科学家们才发现,有的复杂问题无法分解,必须以复杂的方法来对待,因此导致系统工程的出现,方法论的方法才第一次被综合性的方法所取代。系统工程的出现对许多大规模的西方传统科学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如环境科学,气象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等。
笛卡儿在方法论中还第一次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名言,第一次引入笛卡儿坐标系。对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理论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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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法论和世界观的一致性
一定的世界观原则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则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世界观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哲学方法论。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则从某种精神的东西出发。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在行动中遵从某种客观的精神原则或宗教教义、神灵的启示等等。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则认为人们可以按着自我的感觉经验、愿望、主观意志等等行事。辩证法的世界观要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中把握事物,分析事物自身的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形而上学世界观则促使人们孤立地、静止地、呆板地考察事物。哲学方法论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根据,世界观以自身对人们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指导意义而取得存在的价值。哲学方法论离不开世界观,自然科学方法论也必须以自然观和科学观为前提。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柢也受一定世界观的制约。这种制约以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为中介。各层次的方法论不直接同一,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不是简单的同一,懂得世界观并不等于掌握方法论。方法论是运用世界观的理论,但运用世界观、掌握方法论均需要作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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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上对求知的方法有过许多论述,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有关认识方法的各种见解,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方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有突出贡献。孔子对求知的方法有所阐发。他强调学思并重,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注重知的后天来源。他主张“博学”、“多闻”、“多见”。但反对满足于获得众多杂乱无章的知识,要求用“一以贯之”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通过思的功夫达到的,也是思的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孔子还提出了“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叩其两端而竭”等方法。他还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臆测、武断、固执、主观的思想方法。在孔子以后,墨子注重实际验证或实际应用的经验方法。老子、庄子不重经验而主张直觉的方法,要求冥思以直接领会宇宙的根本。孟子讲尽心,主张反省内求,也是一种直觉的方法。荀子将观物与体道结合起来,要求在对事物的观察中认识规律即“道”、并根据道进行类推,以求得宇宙万物的普遍知识。荀子还主张“虚壹而静”、“解蔽”,这是他提出的端正思想以求得真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潮中,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论辩反映了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割裂了个别和一般、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后期墨家和荀子则注意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一讨论对推动中国古代思想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宋到明清,哲学家们也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讨论,程朱学派主张“道问学”,注重“格物致知”的综合方法,认为知为人所固有,但必须格物以致之,“即物而穷其理也”。陆王学派则主张“尊德性”,即重内心,认为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内心,只要在内心上下功夫就行了。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都比较重视认识的方法。其中王夫之把前人所讲的格物致知分解为二:格物是从事物、经验中求得道理,即归纳法;致知是思辨推理的方法,即演绎法。而且,他认为两者是相互补充,不可割裂的,“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中国哲学传统还特别注重为人们校正行为、提高道德而提供准则和方法。在中国哲学中,伦理学和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的方法论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认识的方法论包含在伦理实践的方法论之中。
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是有关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逻辑思维形式和规律,他所创立的逻辑体系,到文艺复兴以前的许多世纪内,都是西方思维方法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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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方法论
在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还没有专门的自觉的方法论学科分支。方法论的发展与近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可分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探索正确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论的迫切需要。这时,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才被突出出来。近代方法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F.培根。 他推崇科学,反对遏制科学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培根在《新工具论》中,总结了科学实验的经验,提出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培根用他的方法体系武装了科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提出了理性演绎方法论。他同培根一样,反对经院哲学,主张发展科学。笛卡尔不满意经院哲学从圣经教义出发的演绎法,认为从中得不出任何可靠的知识。他重视理性,在《论方法》一书中提出 4条方法:①普遍怀疑,把一切可疑的知识都剔出去,剩下决不能怀疑的东西;②把复杂的东西化为最简单的东西,例如把精神实体简化为思维,把物质实体简化为广延;③用综合法从简单的东西得出复杂的东西,他说过:“给我广延和运动,就能造出一个世界来”;④累计越全面、复查越周到越好,以便确信什么都没有遗漏。他曾用这种理性演绎法从分析上帝的完满性的概念推论上帝的存在性。他主张清楚明白性,并称之为“自然的光明”,即理性。笛卡尔特别强调数学,主张一切知识都应该象几何学那样,从几条“不证自明的”“天赋的”公理中推演出来,认为只有这种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
英国的J.洛克和D.休谟进一步发展了经验主义方法论。洛克提出了感觉论的认识论。休谟提出了批判理性知识的怀疑论。欧洲大陆的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唯理论的方法论。特别是斯宾诺莎用理性演绎法,效法几何学的方式即公理方法,建立了自已的哲学体系。这时方法论已经作为认识过程的哲学根据。由于19世纪以前,整个自然科学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只有数学和力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故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占着统治的地位。
I.康德第一个打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缺口。他从物质微粒之间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统一运动来说明太阳系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了机械唯物主义方法的破产。与此同时,他建立了庞大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力图把整个哲学变成方法论。康德批判地考察理性思维的方法以及它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形成了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的方法论。康德批判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说他盲目地相信理性的可靠性,全盘否认感觉经验的必要性;也批判了休谟的经验论,说他排斥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否定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定了科学知识。康德把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和休谟的经验论结合起来,认为没有感性直观材料,理性思维是空洞的;没有逻辑范畴、概念,感性直观就是盲目的。但是,在康德看来,逻辑概念范畴不是来自感性经验,而是人类认识能力自身固有的,从而实际上否认了逻辑的客观性。
G.W.F.黑格尔摧毁了康德的批判的方法论。他指明逻辑的客观性,但把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辩证的逻辑的发展。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强调了理念辩证法作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和一般精神活动方法的作用,因而他的逻辑学也就是其辩证唯心主义的方法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以前有关方法论研究的最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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