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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7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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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尊法師 ( 1902-1980 )
法尊法師俗姓溫名庚公,河北省深縣(今深州市)人,1902年12月14日酉時生,1980年12月14日13時45分於北京廣濟寺示寂。
他為人生解脫,於1920年春到五臺山玉皇廟(今普化寺)投普瑞(法名覺詳)出家,賜法名妙貴字法尊。
1921年秋,他隨朝五臺山的大勇法師到北京聽太虛大師講經,於當年冬在法源寺道階法師(寂禪---八指頭陀)處受三壇大戒。太虛、道階兩位法師是影響至今的兩位高僧,他們對法尊法師具有重要影響。
1922年冬,他作為第一屆學員,就讀於太虛大師在武漢創辦的「武昌佛學院」。
1924年夏於武昌佛學院畢業後,又回北京進入藏文學院習藏文。
1925年初夏與藏文學院全體成員同學一道進藏求學佛法,先後經武昌、重慶、至嘉定(今樂山市)停留,住烏尤寺學習律學和徵集藏文資料。是年冬起身,經雅安,越大相嶺到康定安卻寺學習藏文。
1926年春,隨大勇法師、朗禪法師上跑馬山親近慈願大師,學習藏文文法和,《芘丘學處》、《菩薩戒品釋》,《菩提道次第略論》等義理。
1927年春,搭商人拉噶凔騾幫進藏,抵達甘孜時,因西藏政府阻止,即留住甘孜紮噶寺學經。先後學了《因明入門》、《現觀莊嚴論》、《辯了義不了義論》等。在這個時期開始了他一生的譯著事業,首先翻譯了宗大師的《緣起論》並略加解釋,又翻譯了《宗喀巴大師傳》和《阿底峽尊者傳》,後俱發表在《海潮音》上。
1930年春到昌都親近安東格西,聽受他傳的金剛縵論法,夏季學習了聲明知識,秋後隨安東格西進藏,於冬季抵達拉薩。
1931年後依止安東格西,學習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論》、《入中論》等,並開始譯《菩提道次第廣論》。
1932年太虛大師在重慶創辦「漢藏教理院」後,多次寫信催促他回去教學,因而才結束了於西藏的學業。
1933年冬初,離開拉薩取道印度,途經尼泊爾、緬甸、菲律賓、香港,於1934年6月抵達上海後,即到浙江寧波阿育王寺、雪竇寺 謁 見太虛大師,彙報了多年來的學法情況。然後又到上海、南京小住,安欽大師為南京信眾傳吉祥天女法,請他作翻譯。次到北京,回俗家探望。夏季安欽大師在北京密藏院為佛教界傳法,法師又為其翻譯。仲秋經武漢到重慶教理院上任,負責教學工作兼管理院務,同時繼續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並為同學講授。又譯《芘丘學處》、《菩薩戒品釋》等。
1935年夏,為了迎請安東格西來內地弘法,以便進一步向他求教,應阿旺堪布之邀,赴成都講經和籌集款項。先為阿旺堪布講經翻譯,後自講頗章喀大師所造《發願文》,以及宗喀巴大師的《緣起贊論》。在這次活動中,籌集到了迎請安東格西的路費。因此,於秋季再度進藏,冬季到達拉薩,但因緣不具,不久安東格西圓寂,數年的計劃只好作罷。至此,他並未匆匆返回內地,而是 進一步求學和搜集藏傳佛教典籍。
1936年,依止降則法王學法,聽講《芘丘戒》(德光論師的律論)、《俱舍論.隨眠品》等。是年,於拉薩翻譯出了《辯了義不了義論》及《釋》,《菩提道次第廣論》與《密宗道略論》,在武昌出版。秋後仍繞道印度由海路回國,併用籌得的迎請安東格西到內地弘法的路費,請回《藏文大藏經》和宗喀巴師徒的大量著作。這次回漢藏教理院後,太虛大師將院長一職付給了他。這個時期,他除了繼續作翻譯與教學工作外,翻譯出了《現觀莊嚴論》並加以略解。
1937年夏,準備到北京參加安欽大師傳法的法會,以行至武漢,因「七七事變」未果。秋後請太虛大師同往重慶,在漢藏教理院講學。事實承太虛大師所囑,遂譯出了《密宗道次第廣論》,後由北京菩提學會印行。
1938年2月4日,公開發表了《致各地同學書》,號召武場佛學院和佛教界致力於「護國衛教」的大計。於《書》中,他堅信侵略者「在不久的時期一定是滅亡的!」而「國族決定會復興起來。」另外,他對戰後的政治變化和佛教命運做出了準確地預料,甚至提出了如何建立「適應今後世界人類需求的佛教?」這一提法,不但是對「人間佛教」思想的發展,而且也是佛教今後的永久發展目標。
於抗日戰爭期間,法師除在漢藏教理院講學和操持院務外,還翻譯出了《入中論善顯密義疏》,因受東本格西囑託,著手將漢文佛典《大毗婆莎論》二百卷譯成藏文。為增強藏文化和歷史教育的需要,除編寫了《藏文文法》、《藏文讀本》、《西藏民族政教史》外,還代「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寫了《藏文課本》八冊,《常識課本》六冊,但未能出版。
1948年暑假後,即將漢藏教理院全權交給正果法師和開一法師,遂到成都講經與加緊翻譯《大毗婆莎論》,並在1949年夏譯完,旋獎譯稿運往康定交給格桑悅保管。
1949年冬四川解放後,法師非常思念家鄉親人。因為多年的戰火連綿,尤其是法師的家鄉又是日寇掃蕩區,一直未與家人互通音訊不知是否有人在,所以決定回去看看。臘月初離開成都,塗經重慶、漢口、石家莊,於臘月底順利到家,法師見老母尚健在,全家也粗安,令他不勝喜慰。
1950年春,法師由家鄉起身到北京,住在北海永安寺內,參加了菩提學會翻譯組,為民委翻譯來往西藏哪個內的有關文件。因時事變遷漢藏教理院已難以為繼,正果法師將其維持到是年暑季,使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後,於初冬到北京找法尊法師商議善後事宜,最後決定將漢藏教理院移交給西南文教處。慮及時局變化,即留正果法師於菩提學會工作。
1950年至1954年間,為中央人民政府將《論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革命幹部讀本》等譯成藏文。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應中央人民政府之請,主筆將會議文件譯作藏文。是年達賴喇嘛到北京,又請法師擔任翻譯。周總理對他的工作甚感滿意,特贈金印一枚以示嘉獎。達賴喇嘛亦很高興,以瑞士金錶、金筆相贈表示謝意。在此四念中,還將卻紮編的《藏文詞典》和《五次第論》,以及寧瑪派的《七寶論》譯成漢文。
1953年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法師作為重要的發起人之一,參加會議併當選為理事。
1955年,為佛教百科全書譔稿十餘篇,並辭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
1956年秋,中國佛學院成立後,法師任副院長和院務委員會副主任。除講授佛教課程外,還譯出了《四百論頌》、《入中論略解》、《俱舍頌略解》等。
1961年1-2月,政府有關部門和院方針對「左」的路線干擾下日益混亂的中國佛學院現狀,前後召開了「十次座談會」(另有說十二次),法師對佛學院的宗旨和教學方法等提出了衷懇的意見,對制止混亂與穩定局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年春,菩提學會被撤消,法師從永安寺中逐出後移住法源寺。他在離開永安寺前到大殿中與佛拜別,因預知此後的局勢會更加惡劣,只將個人簡單的物品帶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法師又從居住的法源寺遷到廣濟寺集中管制,被扣上「黑幫分子」的帽子。據「中國佛教協會文革小組」的「鬥爭黑幫分子法尊的情況簡報」中說:「九月九日,佛協、佛學院人員、廣濟寺僧眾及部分革命小將聯合召開大會,對黑幫分子法尊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66-1972年的管制時期,除了參加體力勞動外,每天的言行都有人秘密記錄。在此艱難的時期,他與正果、明真法師等相互團結與配合,向「左」的勢力作鬥爭。
1968年3月4日,「中國佛教協會、佛學院革命職工大聯合小組」決定,對法尊法師等人繼續發高薪,不利於他們的思想改造。因此,將法師的160元工資被降至20元臨時生活費。3月16日「大聯合小組」又將他銀行的存款凍結。
197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影響下,法師「黑幫分子」的帽子被解除,恢復了人身自由。
1973年後,法師患心臟病修養治療。
「文革」後他又拿起了譯筆。
1978年8月,譯出阿底峽尊者造《菩提道燈論》。同月13日,他又開始翻譯法稱論師所造《釋量論》四卷,及僧成大師《釋量論釋》九卷,至1980年2月19日譯出。
1980年3月9日至7月24日,最後譯出了陳那菩提所造《集量論》六卷,後由中國社會科學學院出版社出版。
1980年中國佛學院恢復,法師出任中國佛學院院長。同年12月中旬,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14上午有很多參加會議的師友看他。來自河南的淨嚴法師(武昌佛學院同學)問他身後之志,他說:「我哪裏都不去,生生世世來人間,廣度眾生齊成佛道!」當日下午1時45分,法師於伏案筆耕示寂。作為法師生前多有請宜的第十世班禪大師,親自為法師主持法會以表衷思和崇敬之情。
法尊法師於示寂前,將多年積蓄的人民幣一萬元交給中國佛教協會,以用出版《釋量論》。該論已於1981年以中國佛教協會名義出版。
徒孫 圓持敬輯
2001年7月18日
《釋量論略解》引言
本論翻譯始於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動筆,至同年十二月間因病停止。
又於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續譯,至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九日方譯畢。前後共經八月有餘。
法尊附記
按法尊法師傳記和《釋量論略解》引言,《釋量論略解》完稿於1980年,時大師79歲,亦即大師示寂之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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