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叙直、意译法——《大昭寺：拉萨的坛城》译后感

喜饶嘉措

再叙直、意译法
——《大昭寺：拉萨的坛城》译后感

  中国译学历史文献中，对周以前的翻译活动记载不多，而周朝的翻译活动就有较多材料。直到秦汉时，翻译实践发展到了较高的程度，但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翻译著作，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能总结出理论观点。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了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通过古印度的佛经翻译活动，扩大了双方的文化领域交流，促进了双方的友好交往，促使在我国产生了不同翻译风格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新的翻译理论框架和不同翻译方法的范例。

  约东晋时，龟兹人鸠摩罗什（今新疆人，另一种说法是印度人。公元350——409，日本研究观点为依据），来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在此居住18年，学习汉语文，应用自如。姚秦弘始三年，姚兴（羌人）对他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建立译场，共翻译佛经三百余部。鸠摩罗什作为古代四大翻译家之一，最早把“意译法”用于翻译实践中，还提出了“天竺国俗、甚重文藻、、、、、、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今呕秽也”的翻译观点。虽未明确定义他的观点，但后人认为他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为“意译”，即：把文藻部分删掉，以内容为中心进行表达，注意两种语言的内在规律。到唐朝初期，玄奘提出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也叫“新译”，是针对鸠摩罗什的“意译”而言的，如梵文“般若波罗蜜”一词，鸠摩罗什时译为“明度无极”，玄奘改译为音译“般若波罗蜜”。后来，从清朝末年到现在，佛经翻译上大量采取了这种方法。即：“直译”。该译法并不是死译、硬译，他注重了两种语言的对比，在语法与修辞的特点上进行了分析。如佛经中的“五行”，玄奘译为“色、受、想、行、识”。

  虽然，在实践过程中，无意识地引用“直译”和“意译”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而在翻译实践中有意识地引用这两种为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过程上，汉族历史早于藏族历史，这时的汉藏翻译史已经进入了草创时期（公元317——617年）。但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过程来讲，藏族翻译理论的出现早于世界其它民族。例如：据相关的文献资料记载，翻译学中的“意译法”理论研究是十七世纪的法国译学家乔治·穆勒首次提出，在此之前世界译学界还没有形成“意译法”作为一种翻译方法的理论研究。然而，在藏族译学史上，较早时期把“意译法”定为一种翻译方法。吐蕃王赤松德赞时期的翻译理论书籍《语合》（《??????????????????》）是在实践翻译和吸收它国的经验基础上形成。该文中已有明确规定，将把“意译法”列为区别于其他翻译方法的研究对象，并作了理论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藏族译学的这一研究成果可谓世界之最。

  据此分析，“直译”和“意译”这两种翻译方法的最初理论形成，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长久历史。但在翻译实践中，对哪一个更为重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表面上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在不同的语境下也能选择更适当的翻译方法，但翻译深入到文化领域时，两种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作为翻译人，本人始终持有“直译”和“意译”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的译学立场。

周季文说：“翻译是把有一种语言组成的材料所表达的意义（内容）用另一种组成的材料表达出来的实践活动”。（《藏汉互译教程》）

费奥多夫说：“翻译是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内容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其目的是“尽量确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读者（或听者）了解原作（或讲话内容）”（费奥多夫《翻译理论概要》）。更具体地讲，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吸收各种人类文明的成果，学习先进文化知识及其它民族的民俗风情，了解人文地理和不同语言风格，分析不同语法规则，并以此来丰富理论研究，丰富语法词汇，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程度。这就要求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保持原文的逻辑规律；保持原文的修辞特色。这一要求与我国译学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完全吻合。但真正的翻译实践当中很难达到“信、达、雅”的全面标准，也就是说，无法把“意译”和“直译”完全统一。

如：藏文藻词中的“??????????????”一词，可以意译为“太阳”。但只达到了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即“信”的标准，却把“达”和“雅”的要求完全被忽略。这个词也直译为“天上的宝贝”。当然，从保持原文的逻辑规律和修辞特色的角度讲，这样的译法达到“达”和“雅”的标准，但对于汉文读者，谁能轻易明白其含义？藏汉翻译中，诸如此类的例题很多，如“???????????”直译应为“太阳的亲人”，意译为“莲花”。“?????????????”直译应为“水晶之王”，意译为“月亮”。这更加剧了我们选择这两种翻译方法时的难度。当然，我们选择翻译的方法时，首先必须要把原文所传达的信息如实地表达给读者。这样造成了有些译学家偏向“意译法”的译学观点，然而，从翻译本身的目的来讲，未能保持原文的逻辑规律和修辞特色、比喻方法、民族思维方式等，那么，对翻译的价值不得不产生怀疑。还有，我们如何区分翻译和创作的根本界限？又如“??????????????????????????”和“???????????????”几乎所有的藏族人都明白所指的人物，但如实的翻译成“祖孙三王”和“师徒三尊”，就变得过于笼统了。这时译者必须在直、意译法的基础上使用增译法，如在括号内添加说明文字。

汉传佛教有其一定的词汇水准，但现代汉人对此甚少了解，也未更多的接触，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如此以来，《大昭寺：拉萨的坛城》的翻译过程中，直译和意译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弹性。故此，部分原文内容翻译时增加了译文的注解，并考虑到原文内容直接会产生过多的词藻，就对内容做了删减。同时，为了保持原文的风格，采取音译。在保持原文的名词术语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注解，使其更加清楚明白。总之，为了更好的表达独具特色的藏文化，在《大昭寺：拉萨的坛城》的翻译中更多使用了直译法，我认为这样更能准确而完整的表达原文的逻辑关系、修辞特色的同时，给汉文读者提供全面研究藏文化内涵的材料。马克思给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在这一页上，你力求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意，但是你有些忽视了风格，就只是这一点，而我很想在译文中表达出特有的那种风格”。从中我们可以认识直译的重要性。当然，翻译首先要读者明白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但过分的追求内容的忠实而忽略风格的异同，将会扼杀原文的艺术风格。同样，对风格和逻辑关系的过分强求，将造成译文词藻华丽却内容空洞的现象。

有关直译和意译的争论远不会结束，反而在不同观点的冲突中促使翻译理论升华、更加完善，也更能为人类文明的交流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讲，也有其必要性。

（道帏·才让多杰、西藏人民出版社）
来源：http://gulei.tibetcul.com/69652.html

一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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