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分道扬镳又殊途同归的“四大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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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又殊途同归的“四大活佛”(一)—— 四大活佛系统在民国

公平地说，清朝虽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承载了太多的屈辱和黑暗，但若不横向的放在世界大局中去比，而是纵向的和历代王朝相比，其开疆扩土之大，统治之稳固，可说空前。这绝非仅凭武力便能做到，而要归功于精密的制度设计——在宪政、民主、平等、制衡这些理念东传之前，清朝达到了中国传统统治术的最高层次。

就以对藏传佛教来说，清朝的皇帝们既不像元朝诸帝一般倾心信仰，导致佛事过滥，僧人参与朝政，也没有如明朝诸帝一般因隔阂而淡漠，仅在表面上予以羁縻，他们既知道“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重要性，但也再时刻警惕佛教僧侣因信众众多，政教权力过大而难以驾驭。百余年时间，清朝摸索出了一套精密有效的管理方式，使得宗教完全为皇权服务，不能越雷池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设置，便是“四大活佛”系统的确立，即DL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原本地位悬殊，从宗教而言，绝不可能并立，但皇权的介入，并立便产生了。有清一代，DL掌管前藏，班禅管辖后藏，哲布尊丹巴尊荣于外蒙古，章嘉则在青海、内蒙古享有独尊地位。

明成祖朱棣也曾在西藏各教派册封“三大法王”：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萨迦派的“大乘法王”和格鲁派的“大慈法王”。似乎清朝是学习前朝，并不新鲜。但三大法王的册封是在当时藏区宗派林立，无一家能独大的基础上。明成祖的册封不过是因时就势，且有明一代，与西藏的关系还比不上和朝鲜紧密。而清朝则是在格鲁派（即黄教）已经成为蒙藏独尊信仰的情况下，用皇权分割其教权，人为地制造了“四大活佛”,用心良苦的实现“宗教分治”。

有清一代，四大活佛都为清朝边疆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在宗教上有高低之分，但因为有大皇帝的高高在上，在现实中则各安其位，未生龃龉。

可到了民国，四大活佛的表现便千差万别，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各自努力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也曾一度殊途同归，却终究覆水难收，相继为漩涡所吞没。

先说DL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

在藏传佛教中，DL喇嘛是观世音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无量光佛的化身，民谚中也云：“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DL、班禅”。而历史上DL与班禅也常互为师徒：四世DL受戒于四世班禅；五世DL灵童之找寻与坐床均得力于四世班禅主持；六世、七世DL均受戒于五世班禅；九世、十世、十一世DL均受戒于七世班禅；十三世DL受戒于八世班禅；而十三世DL则确定九世班禅的卜封寻方位、金瓶掣签、剃度和取法名。

如此看来，两大活佛可说平起平坐。

但是，这是在宗教上，而若从世俗政权上，两活佛系统可就天差地别了。

“DL喇嘛”这一尊号首先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由蒙古的阿拉坦汗赐封的。第一个受此尊号的，是当时格鲁派的领袖，哲蚌寺、色拉寺的法台索南嘉措，他往上追称两世，自称三世DL喇嘛。因为阿拉坦汗在蒙古的强大实力，格鲁派迅速在蒙古各部传播，短短数十年内，成为蒙古各部的最高信仰。DL喇嘛也随之地位陡升，有了在蒙古各部颁赐尊号的权力，到十七世纪，蒙古各部的汗、珲台吉等封号，没有DL喇嘛的册封，便不被承认。

而在索南嘉措成为DL喇嘛时，后来的班禅系统还是宗喀巴大师二弟子克珠杰的转世系统，为扎什伦布寺法台，且此时的转世者罗桑曲结只有八岁，根本无法与DL系统相比。

直到六十七年之后，1645年（清顺治二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率军进入拉萨，消灭了统治西藏的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汗国，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格多”尊号，并将后藏的数十个豁卡（庄园）捐献给札什伦布寺，罗桑曲结向上追认三世，自称四世班禅，班禅系统才得以建立。而此时DL系统早已根深叶茂，而顾实汗又将西藏十三万户的税收赠予五世DL为供养，自己受五世DL喇嘛册封为“持教法王”。于是，统治范围囊括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在法理上而言，最高统治者应该是DL喇嘛而并非和硕特汗廷，而班禅系统仅在宗教上与DL系统同享尊荣。

和硕特汗国享祚七十五年，教权与汗权的博弈几乎与之相始终，并最终因此遭到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而灭亡。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清朝大军以救援为名进入西藏，正式将西藏纳入版图。康熙皇帝继续和硕特汗廷的方针，一面尊礼DL系统，一面也大力扶持班禅系统，敕封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

不过，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上，清廷开始并未实行政教合一，而是竭力使政教分离，先任命原和硕特汗廷官员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为核心的噶伦政府。可1727年（清雍正五年）,噶伦政府内讧，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都死于是，而颇罗鼐硕果仅存。于是清廷把西藏政务委任于颇罗鼎一人总理，封其为郡王，仍然坚持政教分离。

到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欲图自立，被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所杀。清廷终于认识到“在西藏这样宗教势力几乎无孔不入的社会里，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久，而把强大的宗教势力排除在外，几乎不可能”。因而废除藏王，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设立噶厦政府，“隶驻藏大臣及DL喇嘛辖”，凡有大事，均要“禀知DL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正式确立了DL喇嘛在驻藏大臣监督下的政教合一至尊地位。

不过，虽然驻藏大臣代表着大清皇帝在西藏的权威，可要说真的如内地督抚一般管理藏区内政，则根本不可能——从内地而来，仅带领数百僚属，且任期只有三年的驻藏大臣，是无力真正在这片地域广大、民风民俗与内地完全迥异的土地上行使治权的。所以，仅靠驻藏大臣是不能制约DL系统，实现“分而治之”的国策的。于是，清廷历任皇帝都大力扶持班禅系统，在宗教层面强调班禅与DL并尊：“盖中外黄教总司者二人(指DL和班禅)”。而在世俗权力上，强调班禅所掌控的土地、百姓由班禅系统独立管理，噶厦政府并不能插手。同时，也始终希望将之作为DL系统的补充，在DL喇嘛圆寂，政教权力出现空缺时，由班禅系统维持地方。

但是，历任班禅大多仅在宗教上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愿过多插手世俗权力。例如，雍正皇帝曾想把札什伦布寺以西（一说是子干巴拉山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全部赐给班禅系统管辖，但五世班禅以自己为出家之人，且已年迈，没有精力管理为由婉拒。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十世DL喇嘛圆寂后，道光皇帝降旨由七世班禅代理摄政，但七世班禅以自己年迈，能力有限为由不愿出任，在清廷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就任，但也只摄政了八个月便辞职。

班禅系统的甘于低调，一向被后世史家赞为“高风亮节”,“不争权”。其实，历任班禅也有另一层考虑：自己在世俗上是无法与DL相比的，若过多参与政治，反而自降身价。而若只在宗教方面发挥作用，则仍与DL同等尊荣。

于是，在清朝前期，两大活佛系统相安无事，历代DL与班禅互为师徒，关系融洽。但是，从世俗政权来说，班禅系统毕竟掌管着后藏（日喀则地区）四个宗几十个豁卡的土地百姓，有着被称为“班禅拉章”（意为事务处）的独立行政机构，是与DL系统的噶厦政府并立的政治集团。在清朝统治之下，凡有大事，都是由大清皇帝说了算，而一旦清廷无力再掌控局势，该由谁来说了算，就成为问题了。

从道光皇帝之后，曾经武功赫赫的大清帝国频遭外侮，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势，到光绪年间，更是打击接连不断。原本封闭的西藏，也遭受了西方强国的入侵，雪域佛国烽火连天，DL和班禅都不得不被动地面对连大皇帝都手足无措的时局。在权力的天平上，清廷的分量越来越轻，两大活佛的关系，也最终走向失衡。

失和，始于八世班禅与十三世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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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又殊途同归的“四大活佛”（二）

按照互为师徒的传统，八世班禅丹白旺修是十三世DL的师父，十三世DL的法名“土登嘉措”便是八世班禅所起。从这两位佛爷开始，一向相安无事的DL与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开始进入多事之秋。
八世班禅出身于后藏托布加地方的一个信奉宁玛派的家庭，因此倾心于宁玛派教义，与宁玛派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身为格鲁派最高活佛之一的班禅竟“兼习红教”，这使得西藏掀起轩然大波，“遂致两藏物议沸腾, 众心不服”，甚至连北京的光绪皇帝都惊动了，让驻藏大臣松溎出面劝谕，甚至发出“如或执迷不悟，妄知痛改，立即严参，从重惩办”的威胁，八世班禅于是“具结改悔”。
可是，八世班禅的改悔能得到光绪皇帝的原谅，却无法让DL系统的噶厦政府释怀。1882年(光绪八年) ，十三世DL年满6岁, 到了授沙弥戒的年龄时，作为师父的八世班禅竟然没有被邀请为其授戒，理由是“DL喇嘛谴责扎什喇嘛（指八世班禅）纵容邪教”。就在同一年，八世班禅圆寂，临终也未能见徒弟一面。
这是两大活佛关系中的第一道裂痕，虽看似是因为宗教问题，但也反映了清廷掌控西藏能力的下降，有着绝对优势世俗权力的噶厦政府，已经不再对班禅系统“客气”了。当然，若大清帝国和西藏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一道裂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绝不会出现日后的结局。随着外力入侵日甚一日，清廷的统治也日弱一日，应由谁来代表这片土地的最高权力来应付时局，成为两大活佛系统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终于使得裂痕愈来愈大，最终成为鸿沟。
对西藏最为“热心”的，是英、俄两国，而先下手的，则是已经殖民印度，近在咫尺的英国。
1879-1882年间（光绪五年至八年），英国间谍达斯以朝佛者的身份进入西藏，收集各类情报，为日后的入侵做准备
对于英国进入西藏考察的要求，噶厦政府历来予以拒绝，1879年还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达斯若想求得方便，找噶厦政府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便向班禅系统求助，骗得扎什伦布寺掌印喇嘛生钦活佛的信任，获得了通行证和很多帮助。
长达三年的间谍活动，自然不可能保密，达斯的身份终于被噶厦政府侦知，生钦活佛遭到逮捕，并很快以“不遵守噶厦颁布的严禁外国人入境的法令, 公然接待来历不明的外国人”的罪名被处死。噶厦政府将扎什伦布寺的掌印喇嘛处死，其无视清朝让两大系统各行其是的安排，以全藏控制者自居的心意已昭然若揭。此时，十三世DL刚刚举行完坐床典礼，且因年纪尚幼而未亲政，而八世班禅已经圆寂，转世灵童还未确定。两位佛爷本人并不能掌控局势，但“DL、班禅这两大黄教系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裂痕”的结局已经不可挽回。

英国间谍的行为，造成了“第一次公开裂痕”，而后面英国军队的行动，则让这道裂痕进一步扩大。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装备落后的藏军无力与之相抗，而积弱的清廷也没有了当年派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军的气势和能力，只能遣使和谈。而此时，俄国却趁机与噶厦政府联系，以“助兵援应”相诱，获得噶厦政府的“欣然信从”。这个消息被班禅拉章的官员获悉，出于对生钦活佛被杀的报复，他们将消息透露给了清四川总督鹿传霖。
清廷本就对洋人头疼不已，遇到边衅，都希望息事宁人，因此和英国签订了边贸与划界条约，而十三世DL却与俄国商讨“助兵”，不但破坏和谈还有私通外国的嫌疑，清政府开始对对十三世DL不满——这件事，让本就紧张的两活佛系统“与之水火”。
事隔十六年后，1904年（光绪三十年），英军再次侵入西藏。这次入侵，类似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属于不该发生的战争。原因便是十三世DL不愿承认当年清政府与英国的条约，英方多次交涉未果，便派出了3000名士兵护送的“外交使团”挺进西藏，强迫履约。这次入侵，英国人除了抢劫了很多珍宝之外，还无意间促成了两大“成果”：其一是藏人从此再不信任清廷，彻底开始了“外示诚朴,阴实抗违”的自行其是；其二便是DL和班禅两大活佛彻底失去了相互之间的信任。
英军一面进攻，一面也在希望能有人出面谈判，这本该是清廷驻藏大臣的职责。但此时的驻藏大臣有泰本就对十三世DL不履约造成战争不满:“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因此以种种借口不出面与英军交涉。最终，藏军一败涂地，英军顺利占领拉萨，十三世DL出走外蒙古。而有泰又上奏清廷，说十三世DL的出走是“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使得十三世DL的名号被革去——交战时隔岸观火，战后惩办抵抗者，大清朝廷如此做法，不失去信任也是没天理了。
十三世DL出走，九世班禅便成为西藏地位最高的大活佛，清政府和英国都希望由他出面收拾残局：清廷下旨以九世班禅摄政，英军也强迫九世班禅出访印度拜会英国王储，商讨西藏局势。九世班禅采取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的方针，先是拒绝了清廷的摄政旨意，在与英储会面时，也“问答之词，均系酬应, 未尝一言提及藏事”。可这样的态度，并没能减少噶厦政府对班禅的猜忌。
接下来的事情更是每况愈下。
1910年（清宣统二年），刚返回西藏的十三世DL又与驻藏大臣联豫产生矛盾，联豫奏请清廷派川军2000人进入拉萨，十三世DL再次出走印度。九世班禅为了缓和矛盾，主动提出愿意一起出走，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欢迎班禅去印度，但若不能去也没意见。班禅拉章的官员们也对是否迁往印度争论不休，九世班禅于是决定留下来。这一决定，两位佛爷最后和解的希望也破灭了。
而有着军队撑腰的联豫却想趁此机会改变西藏的政治格局，上奏清廷再次革去十三世DL的名号，并将九世班禅请到拉萨，谎称奉旨，让九世班禅出任摄政。九世班禅坚辞不就，联豫干脆将其强留在拉萨数月。在此期间，班禅拉章的一些官员认为皇帝已经革去DL名号，自家佛爷又将成为摄政，于是得意忘形，大肆摆谱，弄得满城风雨，到处传言“后藏人欺侮前藏人”。留守拉萨的噶厦官员将之汇报给身在印度的十三世DL，使得失和的烈火上再浇滚油。
1911年9、10月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驻扎拉萨的川军顿时成了无主孤军，发生哗变，围攻色拉寺，抢夺贵族财产。而色拉寺的喇嘛也武装起来，和藏军一起发动反攻，将川军包围在拉萨城中，最后逼迫川军交出武器。接着，藏军趁胜追击，又先后迫使驻扎在江孜和日喀则等地的川军缴械，驻藏大臣联豫也于1912年6月离藏，随着他的走，宣告了清朝对西藏统治的结束。
清军走了，虽然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对英国所提出的“包括西藏和康区的外藏地区自治”的要求予以拒绝，但实际已经无法管理西藏，十三世DL也从印度返回拉萨。
清朝还存在时，两大活佛之间谁是西藏主宰的争斗还是潜流，如今终于要公开分个高低了。如果没有之前的交恶，一向低调的班禅系统虽不再可能仍保持原有的政治独立，但未尝不能和平解决。可一系列的前奏使平安过渡成为了奢望，噶厦政府开始了雷霆手段：
1913年，噶厦政府命令班禅拉章分摊两次抗击廓尔喀入侵、两次抗英战争及驱逐清军所耗费的全部军费的四分之一；还要支付增建新军的四分之一军饷。这笔巨款根本不是班禅拉章所能承担的，九世班禅多次要求减免，都被拒绝。
1915年, 噶厦政府在日喀则设立“基巧”(又译为“基宗”，类似于行署),不但管辖DL在后藏的所有宗谿, 也管辖班禅所属的四个宗和所有溪卡。这已经是将原本平等的班禅拉章置于噶厦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九世班禅写信给十三世DL喇嘛，要求与DL在拉萨面谈。但十三世DL回信推说公务太忙，同意来年再会晤。到了第二年，十三世DL又宣布要“闭关坐静”三年, 期间不接待任何来访者，直接拒绝了班禅要求晤面的请求。
从此，班禅拉章已经名存实亡。到1921年, 噶厦政府再次向班禅拉章征收约八十四万斤青稞和一万银元年附加税。并于1923年, 颁布“水猪年法令”，规定了班禅所辖百姓所应缴纳的税务、差役。
1923年11月，噶厦政府发出了最后一击，直接逮捕了班禅拉章驻拉萨办事处的三位负责官员。九世班禅感到最后摊牌的时候到了，自己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于是留下一封信，声称为了筹集噶厦所要求负担的军饷，要到“到各地募化, 请求布施”，随后与随员一百余人于是月15日离开扎什伦布寺，逃亡内地。
得知九世班禅出走，噶厦政府立即派出一千骑兵追击，所幸班禅一行没有走大路，而是通过藏北的无人区前往青海，才躲过了追兵。经过四个月零五天的艰难跋涉，途中甚至因断粮几乎陷入绝境，到1924年3月20日，班禅一行到达了甘肃省安西县，进入了民国政府的管辖范围。
与此同时，十三世DL已经命人接管了扎什伦布寺，班禅所属各宗、溪卡的的宗本、溪本（意为管理者）也全部换成了噶厦政府的官员。班禅拉章正式消亡，噶厦政府完成了西藏内部的政令统一。
也许九世班禅并未想到，自己这一走，便再也没能回到西藏，回到扎什伦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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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又殊途同归的“四大活佛”(三)

九世班禅从1923年出走，到1937年圆寂。十四年间，DL与班禅两大活佛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
十三世DL稳坐西藏，成为五世DL之后第一个在西藏行使最高政教权力的“教皇”，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科技和民政改革，是为西藏近代化的开启者。虽然没有如外蒙古一般宣布“独立”，但其自主程度却要比外蒙古还要大得多。
而九世班禅则成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面旗帜，成为民国历届政府用以招抚西藏，力图恢复对西藏主权的重要媒介。无论是北京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对之极为尊礼，通过种种方法谋求让九世班禅返藏的机会。

两大活佛便这样分道扬镳，那么，所谓殊途同归又作何解？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介绍“四大活佛”中的另外两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章嘉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是在蒙古各部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尊号，本为“有福者”，后成为“圣者”和“获得佛果者”之意。在藏传佛教中，“呼图克图”是要“道行至高”的喇嘛才能获得，所谓“道”是指精通佛典，学识高深，所谓“行”是指持守戒律，普度众生。
那么，谁来认定道行是否至高，可以获得“呼图克图”尊号呢？在清代之前，是由DL、班禅来颁给，但仅是作为佛法上的至高荣誉，类似于学位，而入清之后，则要由大清皇帝册封，就不仅是宗教的尊号，还代表着政治权力。
所以，哲布尊丹巴和章嘉两大活佛的宗教地位，是低于DL与班禅的，而两大呼图克图之间，地位也原本判若霄壤。
先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按照蒙古文献记载，哲布尊丹巴活佛最早降生在印度，为释迦牟尼佛的五百佛徒之一，后转世在西藏觉囊派，传世十五世至多罗那他。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多罗那他应蒙古喀尔喀诸部的邀请前往传经约二十年，深得喀尔喀诸部信奉和支持，逐渐成为当地宗教领袖，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回到西藏后，多罗那他转而皈依格鲁派，被四世DL喇嘛认可为喀尔喀地区的最高活佛。1634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喀尔喀诸汗王认定于1635年（明崇祯八年）诞生于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号罗桑丹贝坚赞，这便是哲布尊丹巴一世。
不过，后世一些学者发现这一谱系大有问题，因为觉囊派一直是格鲁派的异端，觉囊派出身的多罗那他，如何能成为格鲁派在外蒙古地区对最高活佛？经过考证，认为多罗那他本就是格鲁派高僧，是哲蚌寺建立者嘉央曲杰的转世，受教于四世班禅，被班禅称为“多罗那他”，但这个“多罗那他”是梵语“怙主”的意思，并不是指觉囊派活佛多罗那他。
无论哲布尊丹巴出身如何，但至少两点可以确定：第一，其系统是外蒙古的最高活佛；第二，其地位低于DL和班禅，类似于格鲁派在外蒙古地方的“主教”。
哲布尊丹巴的前两世，都转世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族，称为纯粹的蒙古血统活佛，在喀尔喀蒙古诸部中极受崇信。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遭到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进攻，各部“丢弃庐帐、牲畜，纷纷南逃，昼夜不绝”。诸部汗王之间发生了归附清朝还是归附俄罗斯的争论，在犹豫不定之间，“请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哲布尊丹巴一锤定音：“我辈受天朝慈恩最重。若因避兵入俄罗斯，而俄罗斯素不信佛，俗尚不同，视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携全部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
于是，喀尔喀三汗率数十万众归附清朝，并于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在多伦诺尔与康熙皇帝会盟，宣告了喀尔喀蒙古，亦即外蒙古正式进入清朝版图。
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册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并赐给金印。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当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DL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DL喇嘛”，明确说“所领天下释教”，而哲布尊丹巴系统本就是DL喇嘛所册封的地方掌教活佛，雍正皇帝这一册封，直接将喀尔喀地区的教权从DL喇嘛手中分了出来。到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皇帝再次册封二世哲布尊丹巴为“敷教安众大喇嘛”。
不过，虽然册封了哲布尊丹巴系统执掌喀尔喀蒙古教权，但因一世、二世哲布尊丹巴都转世于喀尔喀土谢图汗家族，而这个家族又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嫡系，本就在蒙古人中地位崇高，贵族血统和宗教权威结合得如此紧密，实在让清廷不放心。于是，在1758 年（乾隆二十三年），哲布尊丹巴二世圆寂后，乾隆皇帝下诏，命哲布尊丹巴三世不准在土谢图汗家族中转世，应从西藏去寻找，断掉了哲布尊丹巴系统与土谢图汗家族的血缘联系。从三世到九世哲布尊丹巴都转世于藏区，有的来自西藏，有的来自青海，有的来自康区，均是藏人。
但即使如此，因为历任哲布尊丹巴都要在外蒙古库伦长期驻锡，与喀尔喀的贵族、牧民打成一片，很快便本地化，再加上从转世论而言，既然一世、二世都出自蒙古贵族，那么以后诸世也都有蒙古贵族的血统。所以，当辛亥革命前夕，外蒙古策划独立之时，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却完全站在蒙古人的立场上，出于“惟我蒙旗，遭此竞争时代，处此危险边境”的考虑，带领外蒙古四盟四部八十六旗宣布独立，被拥立为“博格达汗”。
那么章嘉呼图克图的来源又是怎样？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一世起便是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是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是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由四世DL和四世班禅派遣嘉色活佛在青海修建的一座寺院。因为是依照DL、班禅两大活佛意愿修建的寺院，从建立之日起，便受到当地蒙藏各部的支持和扶植，发展迅速，成为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
郭隆寺规模宏大，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除了修建寺院的嘉色活佛系统之外，还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
而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情形发生巨大变化。二世章嘉活佛是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高僧，在西藏学习佛法时，便以“贯通经典，净修佛法，俱臻上乘”名满全藏，很多大喇嘛均拜于他门下。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二世章嘉应邀参加康熙皇帝旨在调解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纠纷的“库伦伯勒奇尔会盟”，事毕到北京面见康熙，在与驻京喇嘛夏茸辩经中获胜，受到康熙嘉奖，命他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康熙皇帝在与准噶尔汗国的较量中体会到了DL喇嘛在蒙古诸部中的崇高威望，而此时西藏还没有为清朝所控制，因此对他来说，如何消解DL喇嘛在蒙古尤其是已经内附的内蒙古诸部中的影响是当务之急。
在内蒙古，本有很多历史久远，地位崇高的大活佛，比如席力图呼图克图、内齐托因呼图克图等，若从中选择一位予以扶持，本是最近便的。但这些大活佛的驻锡地都在内蒙古本土，传承数代，信众众多，且都已经在蒙古人中转世，属于“坐地户”。一旦受到扶持，很有可能如哲布尊丹巴一般成为内蒙古地区的独尊活佛，这是康熙帝不愿意看到的。
二世章嘉的出现，正好应了这个急：首先，章嘉系统不是郭隆寺寺主，在青海影响有限，在蒙古更是陌生的存在，不会出现如DL、哲布尊丹巴等系统尾大不掉的局面；其次，二世章嘉道行很高深，扶持他不会遭到诟病；再次，章嘉系统驻锡地青海南接西藏，北邻蒙古，章嘉正好可以成为清廷沟通蒙藏的媒介。
于是，一系列的扶持行动展开了：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册封二世章嘉为“札萨克达喇嘛”。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命二世章嘉赴西藏，主持六世DL喇嘛坐床仪式。
1701年（康熙四十年），康熙皇帝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修建汇宗寺，作为章嘉活佛在内蒙古地区的驻锡地，并加封二世章嘉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敕封二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从此“国师”这一尊号便成为章嘉系统的专利，即使DL、班禅都没有领受过。在此之后，康熙皇帝又先后将五台山的镇海寺、普乐寺、集福寺、广化寺、慈福寺等赐予二世章嘉，使得佛教圣地五台山继青海、北京和内蒙古之后，成为章嘉活佛的又一驻锡地。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正式明确“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也就是说，除了西藏，所有地区只要有格鲁派寺院和心中的地方，都由章嘉系统管理。当然，外蒙古有哲布尊丹巴，章嘉系统是无法掌管的，但青海、西域乃至内蒙古的教权，则正式归于章嘉系统的管理之下。
在四大活佛系统中，章嘉系统原本地位最低，但在清朝皇帝的扶植之下，遂成为最显赫的活佛系统，所受的尊礼、优荣无人可比。雍正皇帝即位后，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的反清大起义，青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寺庙都跟随了罗卜藏丹津。清军进入青海镇压，不但蒙藏各部遭到“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的大屠杀，包括郭隆寺在内的诸多寺庙也被焚毁，二世却藏活佛、二世丹麻活佛、达克玛活佛等高僧均被杀害，但在战乱之中，雍正皇帝却专门叮嘱前敌总指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一定要保护好三世章嘉活佛。当年仅八岁的三世章嘉被护送到北京后，雍正皇帝亲自将他抱起，放在御座上善言抚慰，安排其生活学习，并发内帑重修郭隆寺，并赐名“佑宁寺”。
1727年（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皇帝正式下发谕旨，确定定了四大活佛的地位，谕旨中指出，哲布尊丹巴活佛是“乃与DL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等之大喇嘛也”，而章嘉活佛则“在DL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上”。
从此时开始，四大活佛系统的格局算是正式确定下来，虽然看似四佛并尊，其实在清朝统治秩序而言，是一高三低，章嘉系统以“国师”的尊荣，驻京陪侍“密近天光”的地位，成为清朝皇帝最为倚重的活佛系统。
行文到此，可以总结一下四大活佛的情形了：在宗教上，DL系统本是NO1，但因为其历史上巨大的政教影响力，被清廷刻意压制，不但西藏之外的教权被分割，即使西藏内部，也有班禅系统与之分庭抗礼。班禅系统在宗教上并不低于DL，但毕竟是后进，因此影响力比不上先入为主的DL系统，而在西藏的政治势力，也全靠中央政府的扶持，一旦中央政府控制力软化，便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九世班禅出走西藏，并与民国政府关系紧密，其根源便是如此。
哲布尊丹巴系统在外蒙古根深蒂固，地位得到清朝的认可，并在清朝的扶持下成为与DL、班禅相等的活佛系统。其尊荣虽有清廷的因素在内，但更多则有赖于外蒙古的信众。清廷稳定而强大时，自然安边宣教，尊奉大皇帝。而清廷衰落，蒙古人要寻找民族的出路时，他便必须与之共进退。
章嘉系统最为特殊，在宗教上，其地位不高，且影响力仅限于青海湟北一带，虽然成为“国师”，掌管青海、内蒙古教权，但其尊荣完全来自于清廷，亦即中央政府。所以，当中央政府由清廷变为中华民国时，章嘉系统可毫无挂碍的迅速完成华丽转身，从清朝的大国师成为民国政府的大国师，为安定蒙古，怀柔西藏而出力奔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十三世DL从印度回到拉萨，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九世班禅则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面临着一连串的打击，并最终于十一年后出走内地；八世哲布尊丹巴已经在前一年宣布蒙古独立，成为“博格达汗”，并在这一年派出四路大军欲图统一内蒙古各旗；而七世章嘉则发表声明，赞成共和，并出面劝导内蒙古各旗王公，不要响应八世哲布尊丹巴独立主张。
清朝苦心孤诣设立的四大活佛，在民初，便这样分道扬镳。清廷的设置固然精密，但越是精密的仪器越是依赖于核心构件，一旦核心破坏了，整个仪器便分崩离析。
后继的民国政府需要很多时间和努力，才能让这部仪器重新恢复运转，让分道扬镳的四大活佛殊途同归。

真实幻影

分道扬镳又殊途同归的“四大活佛”(四)

民国政府建立在埋葬传承数千年帝制的基础上，其合法性，在于“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是与历代王朝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态。
这自然是进步，不仅是中国的进步，也是亚洲的进步，这可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啊。但这个进步毕竟破天荒，所带来的麻烦如同水面上的涟漪，由内而外，逐渐变大：
首先，皇帝没有了，“奉天承运”的“天道”便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众选择”的“民道”。可是，皇帝是在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和清廷内部军事实力派的逼宫双重作用下推翻的，民众参与实在不多，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都还没有全民投票，宋教仁是要在全国大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民选的政府，将“民道”正式确立下来。可随着他的遇刺，内战爆发，还是枪杆子说了算，“民道”也就成了“武道”。
“民道”成为“武道”让后人痛心疾首。不过，以后见之明来看，所有国家想要一步到位的从专制走向民主，鲜有不失败的，总要一步步来：英国砍了查理一世的脑袋，却出现了克伦威尔的护国主独裁，最后还得国王复辟，光荣革命；法国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折腾了近二百年才算消停；至于德国、俄国等等更是道路曲折，血泪满仓。这些世界强国尚且如此，何况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呢？正是因为如此，孙中山在日后才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设计。
从“天道”如何走向“民道”就已经是大难题了。后面还跟着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处理边疆的各少数民族。
若是如明朝一般，是汉人的皇帝代替了蒙古人的皇帝，事情很简单，“长城之外非我土也”，大门一关也就是了。革命初期，很多革命党包括孙中山还真有这种想法，认为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光复我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不过是“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至于满蒙回藏地区，都可放弃，甚至“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当然，这些言行与“卖国”无关，不过是时势使然，读者可参看笔者《帝国的崩溃与革命的无奈》中的分析。）
可这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了，国家主权、领土等等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革命成功了，就放弃一半以上的领土，那革命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必须想办法把这些地方留在中华民国版图之内。
那有什么办法呢？最有效的自然是“五族共和”，可连主体民族的汉族还不能享受到“民道”，何况诸少数民族呢？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兵威相加，可既然说“五族共和”，动用武力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何况民国肇始，国内纷扰，列强环饲，武力也不足恃。尤其是北洋时代，军队战斗力实在拿不出手：
1913年，宣布独立的外蒙古库伦政府兵分四路，欲图统一内蒙古及新疆蒙古各旗，北洋军面对刚刚成军的蒙古远征军，竟然屡战屡败，要不是俄国断了蒙古军的军火供应，局面大有崩盘之势；1917年，西藏噶厦政府出兵金沙江以西的藏区，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宁静、昌都、德格、邓柯、石渠、白玉、贡县、武城、瞻化、甘孜等县，北洋军几无还手之力，幸亏十三世DL喇嘛终究不肯过于悖逆“中国施主”，同意谈判，与北洋政府川边代表刘赞廷签订“十三条协议”，在藏军交还瞻化、甘孜两县的前提下，同意其他诸县均由噶厦政府派藏官管辖。
北洋政府时期，“共和”还只是蓝图，示以武威又于理不合于力不足，于是只能捡起传统王朝的旧招：“羁縻”。
所谓“羁縻”，便是对少数民族的首脑人物给予高官厚禄，保证他们不起异心，最起码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藏传佛教是蒙藏地区的主体信仰，清朝所立的四大活佛又是现成的有影响，有实力的人物，“羁縻”便首先从他们下手。
最轻松写意的，自然是章嘉活佛系统，因为若没有中央政府，章嘉便只会是较有影响力的活佛，且在宗教范围内地位还不高，要想继续“国师”的尊荣，就必须与中央政府互动。
1912年，外蒙古库伦政府宣布“独立”，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博格达汗”，并传谕内蒙古、新疆及青海各蒙旗，要求他们“一体归顺”。各旗王公中也有很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人物，收到传谕后，很多人都起而响应。北洋政府一面召开“王公会议”，给大小王公加官进爵，保证其固有的荣华富贵，一面也请七世章嘉出面对内蒙古各旗进行安抚。七世章嘉早就发表声明“赞成共和”，见中央政府需要，立即不辞劳苦，出面劝导王公们放弃独立主张。库伦政府的宣谕没有取得望风而从的效果，虽有其他客观原因，七世章嘉的劝导安抚也功不可没。
于是，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加封七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大国师”，年俸一万银元。章嘉系统正式从大清帝国的国师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国师。1916年，袁世凯再次在七世章嘉原有的封号上加封“昭因阐化”四字，颁发金册，追加年俸一千银元，并由政府专门派一支警卫队随身保护其安全。
既然仍是大国师，七世章嘉自然要很好的履行自己作为国师的职责，在北洋政府时期，他主要为两件事操劳：
一是承担起其他三大活佛都已无法在内地发挥作用的空白，维护寺庙和喇嘛们的生活，编译经典，传播佛法，并在探索藏传佛教如何与内地百姓共生共荣之路。例如在1916年，七世章嘉出面协调，免除了山西五台、繁峙、代县三个县对五台山菩萨顶寺庙的供奉，以减轻民众负担，这一举措，使得格鲁派寺院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二是积极配合政府的统一政策，在蒙古地区宣化“五族共和”理念，以抵制独立风潮。1913年4月,七世章嘉致函外蒙古八世哲布尊丹巴，强调共和制度之先进，讲述了自己所受的信任和优待，并劝告八世哲布尊丹巴劝导外蒙古取消独立,“为了现在和将来表明自己的意见”。1919年，蒙古地区又爆发以八世内齐托因活佛为名义首脑的独立运动，七世章嘉再次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予以抵制，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最后八世内齐托因的被杀，也与七世章嘉直接相关。
七世章嘉是立场坚定的拥护中央，而九世班禅则是北洋政府的“意外之喜”。要不是十三世DL与九世班禅在前清的失和，两大活佛仍团结在一起，想要羁縻西藏可说连抓手都没有。而1924年，九世班禅在无奈之下出走内地，给了北洋政府充分表现的机会。

九世班禅一到达甘肃定西，北洋政府就得到了消息，并且一改以往拖沓推诿的作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前清皇室迎接大活佛的礼节，隆重迎接班禅入京。定西县长亲自用八抬大轿，护送九世班禅进入兰州，兰州督军陆洪涛率官员、军队数千人出城迎接，班禅所过之路，全用黄布铺设，下榻之处也是“备极庄严”。小住几日后，中央政府的“护送专员”李乃芬率卫队数百人来到甘肃，宣读大总统曹锟的欢迎词，赐以“至忠阐化”尊号，并护送班禅东行，前往北京。
可是，九世班禅在妥善护送下到达西安后，冯玉祥主导的“北京政变”爆发，曹锟下野。局势混乱之际，九世班禅无法再前往北京，只得在山西督军阎锡山的迎请下前往太原，进入太原之时，阎锡山也亲自率数千人出城迎接，并鸣放礼炮致敬。
从西藏仓皇出走，后有追兵，前有无人区，中途断粮断水几入绝境，从来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九世班禅饱尝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之苦。而一进入内地，便受到如此高规格接待，从尘埃又回到云端。可想而知，九世班禅自然充满着感激与报恩的心态。于是，他发表了对全国各政治势力和所有宗教人士的通电，首先就表示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共和布政，五族归仁，布领萨川，同隶禹甸”，之后，奉劝各派势力能够“彻底觉悟，共保和平，免阋墙之纷争，谋根本之建设”，迅速完成了从西藏宗教领袖向爱国宗教领袖的转变。
1925年，局势稍显安定，中央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派长子段宏业，蒙藏院代表图桑诺布，蒙古王公代表杨桑巧与七世章嘉一起，来到西安迎请九世班禅入京。来到北京后，又是各种高规格接待，在火车站迎接的僧俗人众就达数万人，而“来膜拜者，源源不绝，无日无之”。
但是，虽然临时执政段祺瑞对九世班禅保证“一俟国内安定，藏事当可迎刃而解”，但此时的北洋政府已经风雨飘摇，内部军阀分据，中央形同虚设，连基本的法统的维持不住，南方的革命政府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北伐，所谓“一俟国内安定”云云，不过是安慰而已。
于是，在北洋政府时代的最后三年中，九世班禅只能安心留在内地，辗转于南京、上海、杭州、沈阳、五台山及内蒙古各地，传扬佛法，为信众摩顶赐福，等待着“国内安定”的那一天。
相对于七世章嘉与九世班禅的“纯粹”，十三世DL与八世哲布尊丹巴则表现出了相当的复杂性。与前两者不同，他们有着自己稳固的“根据地”，一度也以独立为努力目标，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之下，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领袖，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国、俄国时时都有着侵夺控制之心，从而使得他们在面对民国政府的羁縻时，表现出来的是摇摆和无奈。
十三世DL回到西藏后，强力推行内部的政治统一，不但导致九世班禅的出走，还用坚塞（亲信、心腹之意）架空了噶厦政府，实现了集权统治，开始从各方面推动西藏的现代化改革。但是，西藏该往何处去，却是十三世DL感到迷茫的。毕竟在大清帝国治下近两百年，政治、文化、宗教、经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以十三世DL本人而言，也无法完全割舍曾经的情感。
在辛亥革命爆发，藏军与驻藏川军发生军事冲突时，十三世DL就提出，只要“陆军全军回川”，而中央派驻的官员则仍可“照旧驻藏”。但清廷倒台，内地一片混乱，所谓的中央已经不复存在，这才默许了“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的驱汉运动。
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下令恢复了十三世DL在前清被革除的尊号，颇得十三世DL的感激。在此之后，十三世DL也曾多次派人与北京联系，提出只要“藏民与汉满蒙回四民族一律待遇”，则“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西藏官制，由中央制定之”。1917年，藏军占领川边诸县，十三世DL在一度胜利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和谈，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到1919年，更是力排众议，与“甘肃代表团”在拉萨会谈，“双方甚愿照旧和好”，并表示“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
不过，北洋政府时代，对于西藏实在鞭长莫及，既然十三世DL“虽倾向自主，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再加上九世班禅来到内地成为与西藏联系的媒介，便也得过且过，暂时搁置了。
与十三世DL相比，八世哲布尊丹巴的摇摆更为明显。在成为“博格达汗”后，他曾一度以“所有蒙古人皇帝”自居，颇有雄心，派兵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不过是想要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和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处处掣肘，终于使得蒙古远征军功亏一篑。而俄国主导的《中俄蒙协约》，更是直接表露了“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的用心，八世哲布尊丹巴对俄国彻底失望，反而积极的配合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的设置，并接受了袁世凯所赐予的“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
可在1919年，沙俄崩溃，北洋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库伦政府取消“自治”。在此期间，徐树铮做事蛮横，一度将八世哲布尊丹巴软禁，并杀害在蒙古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达木丁苏隆等人，在外蒙古积聚了极大的不满。八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暗中配合1921年进入外蒙古的白俄“疯男爵”恩琴对中国军队的驱逐，并在恩琴的扶持下再次成为“博格达汗”。但恩琴行事残暴荒唐，嗜杀无度，八世哲布尊丹巴只得派人到北京，希望北洋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久久不能出兵，终于导致苏联进入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了恩琴，建立了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名义首脑的独立政府。
对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八世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不信任和反对，在他们驱逐恩琴军队，进入库伦之时，他便发布文告，要求跟随革命党的牧民放下武器回家，“勤勉工作，帮助国家和宗教”，可已经处在“人民革命”的状态下，他的文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
之后，新成立的外蒙古政府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其中包括萨吉喇嘛领导的武装暴动，政府总理鲍道与中国军阀张作霖暗中联系，希望他出兵外蒙古等等，而这些活动的背后，都有八世哲布尊丹巴或明或暗的支持。
但是，苏联的铁拳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流于失败。1924年5月，54岁的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虽被称为寿终正寝，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新政府用毒杀的方式秘密处决的。在他遇害6个月后，外蒙古君主制被废黜，哲布尊丹巴系统被终止转世，“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真实幻影

四大活佛中，哲布尊丹巴是第一个被时代所吞噬的，而其他三大活佛还要在波谲云诡的世事中继续挣扎。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十三世DL、九世班禅和七世章嘉又会在这个时代有怎样的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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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又殊途同归的“四大活佛”(五)

陈旭麓先生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评价清朝早期与洋人打交道最多的耆英是“苟且办国事的人”，“苟且”二字颇具神韵。何为苟且？就是得过且过，以维持现状为最高要求。耆英与洋人谈判，便以不再开战端为目的，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好商量。于是，中英《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签订的。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十几年的和平时间正应“归功”于耆英，但作为在第一线与洋人折冲樽俎的人，他并没有向朝廷提出该如何自强，如何去“师夷长技”，十几年的时光就这么虚度过去，甚至谈了那么多条约，也没弄清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国与国该怎么交往，该如何用西方的国际规则来保护自己，待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情形与十几年前毫无变化，仍是懵懂、落后、不知所措，受到的屈辱也就比十几年前更甚。
而说起北洋政府的边疆与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可用“苟且”二字来形容，清朝灭亡时是什么状态，就维持成什么状态，所谓一切“依前清旧制”，只要不是公开宣布独立，便听之任之。至于该怎么把“五族共和”的口号变为现实，如何去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如何消弭清朝时便积重难返的民族隔阂，可说了无措意之处——无论是对民族、宗教上层高于清朝的爵位封赏，还是一些新的行政区划的划定，乃至趁着沙俄崩溃出兵外蒙古实行“撤治”，都并非有着长远规划，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付性措施。
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与之大不相同，这个从铁和血的硝烟中走出的政权，虽然也要无奈地继承前清和北洋时代诸多负资产，但对于从民国肇始时便只停留在的纸面和口头上的“共和国”，有着很多“不苟且”的蓝图和措施。
就以对边疆和少数民族而言，南京政府在正式成立前，便有自己的计划，那便是：“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而对这个“民族主义”，在1924年1月的宣言中，明确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至于具体做法，则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到政府正式成立，更是直接提出：“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与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对于边疆各民族一切设施，应培养其自治能力，改善其生活，扶助其文化，以确立其自治之基础”。
这是20世纪的20年代，西方的殖民体系还远没有崩溃，欧洲老牌帝国对于自己殖民地中的其他民族，绝说不出“平等”“自治”之类的话，即使是美国，黑人、华人、印第安人在法律上也还都是二等公民呢。南京国民政府能够有这样的计划，绝对算得上先进。
同时，因为“不苟且”，南京政府对于一直高挂的“五族共和”也不似北洋政府一般，仅是依循民元之际的口号，而是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孙中山就曾一面宣扬“五族共和”，一面做出自己的解释，即：“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 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而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 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而该如何“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他的规划是：“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也就是“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而蒋介石则进一步继承其理论，宣称“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
于是，南京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一面强调平等，讲究扶持各民族之自治，一面则追求同化为一“国族”的根本目的。而在民族主义几乎泛滥成灾的时代，这样的政策，必然在各族之中产生消极和积极两种影响，使得诸多矛盾和抵牾相继而生。
四大活佛剩下的三大活佛也在这样的大势之下，显得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先说七世章嘉。
（资料图：章嘉大师法相。章嘉呼图克图，公元1890～1957年，本名罗森班殿，丹毕蓉梅，呼图克图为蒙古语封号，汉译是“明心见性，生死自主”的意思。）
已经完成从大清国师到民国国师的转型，那么从北洋政府的国师而成为南京政府的国师，则更为顺理成章。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七世章嘉从北平遣使致贺，表示拥护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1930年，七世章嘉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
南京政府代替北洋政府，是建立在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之上的，而对于七世章嘉来说，则没有太多震动，无论中央政府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他都是大国师，都要履行“敷教安众”的职责。
可是，他很快遭遇了其人生最大的一次失败，使他大国师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这便是内蒙古的自治运动。
既然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要“对于边疆各民族一切设施，应培养其自治能力”，于是，在内蒙古地区的蒙古人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自治运动。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的身份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而以此为开端，蒙古王公、知识分子中的年青一代，开始筹办蒙古地区的自治机构，而力主其事最为积极的，便是日后名声大噪的苏尼特右旗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
自从北洋政府时代先后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后均改为省）后，内蒙古各盟旗便分属这三省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宁夏、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并无统一行政机构。而蒙古各盟旗虽拥有自治权，却又与这些行省的行政相重叠，因此矛盾重重，再加之北洋政府“依前清旧制”的关系，放垦蒙地等等政策一直持续，蒙民生计不但未能因民国的建立而有所好转，反而日益困窘，著名的嘎达梅林抗垦起义便是最直接的体现。
而进入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蒙古人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组成了新的精英阶层，开始寻找在新时代民族自强之路，加之国民革命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影响，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蒙古民族自治机构，便成为共识。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控制全国的程度比北洋政府强出不少，但仍无力将所有军阀一体化之，尤其是边疆各省，各派军阀林立，都将自己地盘为视为禁脔，容不得任何染指。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蒙古自治机关，必然会分散他们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权利，阻挠破坏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中，掌控绥远的傅作义和掌控察哈尔的宋哲元出力最多，蒙古自治运动兴起之初，他们便通告南京政府，指出自治运动是“直接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动与指使”，是“一个脱离国家统治的独立运动”。南京政府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进行调查，而黄绍竑也赞同其说法。于是，南京政府决定对自治运动进行“宣慰消弭”，也就是用永怀手段，将这一运动弹压下去。
而“宣慰消弭”的重任，便落在了七世章嘉的身上。
1932年4月19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提议，国民政府会议批准，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其任务是对内蒙古进行宣传感化工作，要他们放弃独立或自治的主张，服从中央政府。12月26日，七世章嘉赴南京出席“蒙旗宣化使”就职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授予印信和任命状。七世章嘉在就职典礼的致词中表示：“章嘉世掌蒙古教务，值此国难方殷之际，无补时艰，深滋内愧”，既然政府给予“特令宣化，宏谟厚泽，薄海同钦”的寄望，自己一定“秉中央绥辑边疆，抚慰边民之至意，宣扬三民主义，启迪忠枕，务使精诚团结，同心御侮，择期巡行蒙古，宣扬中央德意”。
北洋政府时期，七世章嘉多次有过类似的宣化，可说轻车熟路。可这一次，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就职典礼结束后，七世章嘉从南京回到五台山，设立行台秘书室，做宣化的准备工作。期间，德王携家眷来五台山拜谒，并与七世章嘉会谈，陈述内蒙古要实行自治的道理，希望得到支持，而七世章嘉表示:“内蒙古地区形势复杂，事关重大，一切事情报中央政府从长计议，切莫造次，万勿擅作主张。”
岂料，“万勿擅作主张”话音未落，1933年7月26日，德王便与众多王公、知识分子以及蒙古族国民党员在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次日向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发出“请求国民政府实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准许蒙古高度自治通电”，并于次月正式宣布成立“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完全没有把七世章嘉的话当回事。
见此情形，七世章嘉连忙“致电内蒙各蒙旗，盼勿入歧途”，并与是年10月从山西赶往北平，准备正式前往内蒙古宣化。
可就在10月2日，七世章嘉的火车进入北平之际，迎接他的不是等待摩顶赐福的信众，而是群情汹汹的抗议者。
北平内蒙籍学生组织了前所未有的示威、抗议活动。他们聚居在七世章嘉抵达的火车站及驻锡地嵩祝寺周围，抗议其赴内蒙古百灵庙宣化，甚至扬言不惜夺取章嘉的性命。当天北平、天津的各主要报刊都报道了蒙古族学生反对章嘉涉政、赴蒙宣化的新闻。
不仅如此,在北平的“蒙古旅平同乡会”、“蒙古救济会”等蒙古人团体，随后均以僧人不能涉政的名义纷纷反对七世章嘉赴蒙旗宣化，向南京政府提交的呈文，也火药味十足：“章嘉入蒙宣化，蒙古极端反对，而该氏复对于自治，加以阻碍，尤为蒙民所愤懑，倘其仍本以往主张，恐必激起意外事件，希望中央以福利蒙民为前提，勿再听信谗言，不但蒙族幸甚，实亦党国幸甚”；“喇嘛之责任只是唪经供佛，不应稍涉政治行动，且在蒙古民众中，本已失去信仰力，而章嘉阻碍自治，尤为全体民众所愤懑，如其仍本过去之主张，必将激起意外事件，设中央听其言论，实与蒙古民众意旨相反，错误更多，务请特别注意。”
新生代的蒙古青年中，很多确实不再笃信佛教，但因为传统，对于大活佛也都十分尊重，若在平时，绝不可能出现如此激烈的抨击，更不会公然喊出取其性命的言论。如此局面，让七世章嘉始料不及，也倍感委屈：自己一心为国，秉承中央意志宣抚自己的教区，怎么就成了众矢之的？
七世章嘉哪里知道，蒙古自治运动在蒙古人中有着极为广泛的民意基础，绝非“少数人之阴谋”，南京政府的“宣慰消弭”之策，只是受了地方军阀的蒙蔽，其中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隐情，他是实实在在成了替罪羊。
而经过这次抗议活动，再加上众多蒙古族国民党员从中的奔走斡旋，南京政府也了解了蒙古自治运动实与日本无关，也并非寻求独立，便顺水推舟，于1934年2月公布《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批准成立直隶于行政院的“蒙政会”，蒙古自治运动风波暂时得以平息。
风波虽得以平息，但七世章嘉“蒙旗宣化使”的职衔还没有取消，他仍于1934年3月至4月，先后前往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察哈尔、锡林郭勒等地进行“宣化”，但已没有对自治运动“消弭”的使命，只是宣传民族团结、同舟共济、御侮图存之大义，是年8月，七世章嘉派人到南京汇报宣化经过，正式交卸宣化使的职衔。
而不过两年之后，在傅作义的多方破坏之下，“蒙政会”最终瓦解，德王也投向了日本，后世一些史家便认为七世章嘉宣化的失败是南京政府对蒙古政策的失败，这其实是用后果倒推前因，并不客观，以当时险恶的国内外局势而言，一两年之内，便会有极为巨大的变数，用简单的两分法来下结论，都是失之偏颇的。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蒙古自治运动的种种措施，是先错后对，虽有波折，但也取得了蒙古各旗归心的效果。日后抗战军兴，曾参与蒙政会建立的诸多蒙古族精英，还是投身于南京政府的抗战大业，即使投日的德王，在看透日本的利用伎俩之后，也与国民政府暗中联络，得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指示。
只是，这次风波中的七世章嘉却成了最大输家，不但被蒙民抨击，而且还和九世班禅发生龃龉，在政教两界都大失人望，大国师的桂冠也几乎黯淡无光。
那么，在这场风波之中，九世班禅又是如何被牵扯进来，又是如何与七世章嘉失和，南京政府时代，九世班禅又是如何自处的呢？

真实幻影

九世班禅自出奔内地，无日不想回归西藏，回到自己的法座扎什伦布寺去。但已被十三世DL牢牢掌控的西藏，岂是想回就回得去的？他只能寄希望与中央政府，能够从中调停，让自己早回家乡。
可是，北洋政府虽然对九世班禅极为优礼，却既没有实力、也没有空闲考虑送他回藏的事，只能给予“一俟国内安定，藏事当可迎刃而解”的空洞安慰。九世班禅只得辗转于各地，致力于宗教建设，等待国内安定。
到1928年，虽然中央政府已经易主，但国内已经大体安定。九世班禅感到自己回乡的希望已经不再遥远，表现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大热忱。是年9月，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盛赞新政府“对于蒙藏民族，不分畛域，一视同仁”，现在“革命成功，统一底定实现”，希望中央给予“鼎力扶助，俾我藏民早登袵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也非常重视，很快便批准设立班禅驻南京、北平、青海办事处。1929年1月，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成立宣言中言道：“西藏之与中国，自汉唐以还，关系日深”，“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清末民初之际，因“汉藏两方少数人为个人之利害关系，不顾大局，互相争斗”，“致予强邻以侵略之机会”，使得“中藏感情日趋恶化”。现在新政府成立，当“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
驻京办事处虽然成立了，但九世班禅却并没有驻锡南京，此时的他，正受内蒙古王公的邀请，在内蒙古各旗诵经宣化。对笃信佛教的蒙古王公和牧民来说，班禅是来自圣地佛国的大活佛，能够得到他的摩顶赐福，是几世修来的福分。因此，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各地受到的尊礼可谓无以复加，每到一处，沿途焚香跪拜者络绎不绝，所供养的牛、羊、骆驼等牲畜数以万计，金、银用具等堆积如山。而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和副盟长德王更是集资十万银元，在乌珠穆沁右旗和苏尼特右旗各建了一座“班禅庙”，请班禅长期驻锡。

然而，祥和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正在九世班禅云游内蒙古各地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而东部内蒙古的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盟和呼伦贝尔地区也相继沦陷。正在呼伦贝尔传法的九世班禅再次体会了仓皇出奔的苦况，为了避免落入日寇之手，他与随从顶风冒雪，昼夜兼程向内锡林郭勒盟转移，所幸东部沦陷各旗王公多方保护，锡林郭勒盟德王也派人接应，这才于1931年10月安全到达苏尼特右旗的班禅庙。
刚一安定下来，九世班禅便发表“请安抚蒙民通电”，指出“东省沦陷，深盼国家决计恢复，誓共图存，以固疆土”，而要“以固疆土”，则要“抚绥蒙民，望政府及时注意，速筹良法，免失指臂之效，国防幸焉”。
正在这时，致力于建立全国范围内蒙古自治机关的德王向九世班禅提出“现在时局紧张，我想联合锡、乌、伊三盟，保卫盟旗，请大力帮助”，班禅深受内蒙古信众供奉信仰，又主张“抚绥蒙民以固疆土”，自然予以支持：“你们蒙古盟旗团结起来，保卫蒙古，是最好的办法。并且你们是蒙古施主，蒙古和西藏更有密切关系，我当然祷告佛爷保佑你们。”
之后，日本建立“满洲国”，并向蒙古西部各旗渗透，各旗王公惶惶不安，向班禅问计，班禅答道：“前次德王对我说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现在正是时候。积极去做就对了。”不但如此，班禅还多次在法会上对信众们宣讲：“不一定百般磕头拜佛就能普渡众生、成佛。真正完成蒙古复兴，那才是众生的幸福，才能称得上成佛。”
因为有着极高的宗教地位，九世班禅的表态无疑给了德王等人极大地鼓舞，随后，在成立“蒙政会”的过程中，他们无视七世章嘉的宣化，一路高歌猛进，可说与此不无关系。而蒙政会刚刚成立，尚未得到南京政府承认之际，九世班禅更致电中央，云：“幸各旗领袖咸明大义，誓愿竭诚拥护中央，力卫国防乡土，以待政府之统筹协济，完我河山……内蒙尚存之乌、伊、锡三盟，愿联盟团结，共御外侮。除整饰民有之武力外，拟恳政府稍事补充，以壮声威”——这是直接请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支持。
而秉承着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自治运动“宣慰消弭”使命的七世章嘉，自然对九世班禅深为不满：我要消弭，你却支持，这不是唱对台戏么？可七世章嘉也知道自己无论从宗教地位还是影响力而言，都不是班禅的对手，于是，他使出了个“昏招”，以蒙旗宣化使的身份，给南京政府发了一封密电：
“蒙古官民事吾唯谨，分属师徒，情若骨肉，虽孝子之事父，亦不过此。乃近得报，西三盟竟有人背吾从人，甘傀儡，在百灵庙开会，草有自治政府大纲,值此蒙边吃紧，若我政府能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将班禅请出三盟，则鄙人自有妥处办法，能使蒙人内向。否则障碍不除，吾虽尽力宣化，恐不敌破坏者力大。”
这封电文直接将九世班禅放在了“破坏者”的位置上，认为要想消弭蒙古自治运动，就要把班禅请出内蒙古，明确了自己和班禅的对立关系。如此一来，七世章嘉可把自己置于一个极不利的地位，宗教界认为他对班禅不敬，有争名夺利之嫌，而密电中把自治运动说成是“破坏”，更遭致蒙古青年的不满，北平声势浩大的抗议章嘉入蒙宣化的运动，这封密电便是催化剂。
有研究者认为，七世章嘉长期驻锡五台山，与“山西王”阎锡山关系密切，而阎锡山也和傅作义一样反对蒙古自治运动，对九世班禅的种种作为颇为不满，于是便怂恿七世章嘉发此电文，希图利用中央之力将班禅逐出蒙古，七世章嘉不明世事，遭到了利用。
无论是出于本心还是被他人利用，七世章嘉在这件事上可谓里外不是人，替国民政府背了黑锅，又与原本相安无事的班禅有了裂痕。这要是在平常，事情很难有善果，“所幸”，此时日寇入侵正急，南京政府岂能坐视拥护中央的两大活佛之间有龃龉，很快便做起了和事佬：对于蒙古自治运动，自然表示支持，但仍保留七世章嘉的蒙旗宣化使之职，只是将消弭蒙古自治改为宣传民族团结，共御外侮。而同时，也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其任务也是对西部蒙藏地区进行团结、御侮的宣传。
如此一来，两大活佛都忙于奔走宣化，既然都在为国事努力，七世章嘉提出“不分界域，不分党派，一致精诚团结，共同御侮”，九世班禅则宣讲“应尽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两位佛爷都鼓吹团结，那双方的矛盾也就无足轻重，可以消于无形了。
到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DL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七世章嘉主动致电九世班禅：“顷闻DL大师示寂西藏，噩耗传来，痛悼殊深。西藏系边藩要地，主持端须重望，我师佛教首擘，政治领袖，关众藏务，自在荩筹硕画，中藏之幸，国家之幸，其惟我师图之”，表示九世班禅应该当仁不让的成为继十三世DL之后西藏的最高领袖，这对于一直谋求归乡的九世班禅来说，是最贴心的支持，曾经的裂痕终于随风而去了。
从南京政府成立到圆寂，长达五年时间中，十三世DL都在做些什么，他对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何态度呢？
若从表面来看，十三世DL可说极为主动的与南京联系，“内附”之情十分迫切：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十三世DL就表示“喜出望外，私幸宿愿可偿”，立即派驻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桑通过蒙藏院，前往南京晋见蒋介石，面交其亲笔信。并多次派北京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向中央政府表示:“DL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
1929年，十三世DL派楚臣丹增为代表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南京，表示既然北伐已完成，中国已有巩固的中央政府，自己愿意服从，要求第一步恢复原来关系，第二步望国府与西藏通消息等。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机会，派贡觉仲尼为专员赴西藏，受到藏方隆重欢迎。
1930年，康藏地区再次出现冲突，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刘曼卿奉命入藏，在拉萨停留三个月，与DL喇嘛两次会面。DL喇嘛对她谈道:康藏“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3月，十三世DL派贡觉仲尼为西藏地方总代表，赴南京筹建了西藏驻京办事处。该处秉承DL喇嘛的意旨，受蒙藏委员会监督指导，办理关于西藏地方在京应行接洽事宜。与此同时，噶厦政府还在北平、康定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基本沟通。
1931年5月，中央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十三世DL及西藏地方当局“承认中藏一家，恢复旧制”，令贡觉仲尼为首的6名代表前往参加。
这就很奇怪了，既然十三世DL对于中央如此热忱，并表示愿意迎班禅回藏，那为什么直到他圆寂，九世班禅仍滞留在内地，而且直到九世班禅圆寂，也仍未能了回乡的夙愿？
在世间的最后五年，十三世DL是在矛盾、彷徨和焦虑中度过的。
这样的情绪，来源于他的双重身份：西藏政治领袖与藏传佛教最高领袖。

真实幻影

作为西藏的政治领袖，他必须为西藏与藏民族的前途着想，也要考虑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一直致力于维护西藏的实际独立地位，对自身的权力把持也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作为藏传佛教的政治领袖，他也不可能将自己仅视为西藏的“教皇”，在更为广大的地区，青海、甘肃、四川康区、内蒙古等地，也有着数以百万计的信众，数百年来，历任DL虽然被清朝皇帝刻意分割教权，但仍为各地信众所尊奉。正如当年英军入侵西藏，他出走外蒙古，受到当地蒙古百姓极为虔诚的供奉，弄得八世哲布尊丹巴完全被抢了风头，以至于多方谋划让他离开外蒙古。
要维持西藏的实际独立地位，他不得不依仗英国的力量，但英国与自己“性质、习惯两不容”，政治、文化等等方面毫无契合之处，最多不过是相互利用。而要维持自己作为藏传佛教最高领袖的地位，他则必须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否则，“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DL喇嘛”的尊号，就只能让给与中央关系紧密的班禅了。何况，西藏在经济上与中国内地也无法隔断，“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品，中藏绝交，茶价贵至十倍”，“藏边驻兵不能购用中粮，边民困苦，时生怨言”。所以，从清朝灭亡之时起，他的政策一向是“虽亲英而不受其利用，明拒汉而不失其联络”。
这样的一碗水端平，操作起来还是很困难，之所以近二十年间能够运用自如，还在于北洋政府的“苟且”。可待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碗水便面临倾洒了。
南京政府相对与北洋政府，不但武力、行政等方面，要有力得多，其经营边疆也更为积极。十三世DL对之既寄予希望，又有所忌惮。寄之希望，是希望其成为前期清朝那样的有力政府，西藏能够有所托庇，而有所忌惮，是害怕其有清末新政时的举动，派兵入藏，直接管理，废除西藏的自治。
所以，十三世DL一面对南京政府表示“服从”、“不背”，不但多方联络，还派员设立驻内地办事处，还直接派员参加政府，另一方面，也对南京政府的诸多对藏措施，多有抵制。
抵制的焦点，便在九世班禅回藏的问题上。
对于如何处理DL和班禅两大活佛与中央的关系，国民政府颇费踌躇。原本的计划，是同时对两位活佛进行册封，以弥合两者的矛盾，也就是“DL喇嘛通达教理，了澈世务；班禅额尔德尼通达教理，行持精严”，都是“拥护热诚，洵堪嘉尚”，所以“拟请中央给予DL以护国普化广慈大师名号，给予班禅以护国宣化光慧大师名号，以示褒荣，而彰诚悃”。但后经讨论，认为班禅更为心向中央，应该先对其进行册封，以彰显褒奖之意。于是，1931年6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表彰九世班禅“志行精诚，翊赞和平统一”，决定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以示优异”，而十三世DL的尊号册封却搁置了下来。
这是国民政府直接表示了重视班禅甚于DL的态度。
九世班禅见国民政府如此支持自己，十三世DL又主动提出欢迎自己回藏，便于1933年3月向DL在南京的代表贡觉仲尼等人提出了自己回藏的十六项条件，要求噶厦政府释放拘押的原“班禅拉章”官员，发还财产，而且要恢复前清格局，前藏归DL主持，后藏由班禅主持。同时，也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要求废除西藏与其他国家订立之所有条约，藏军撤出康区，支持中央在康区成立西康省，西藏军事外交统归中央管理。
九世班禅班禅提出的条件，触及了十三世DL的底线：欢迎九世班禅回藏是可以，但班禅只能在扎什伦布寺做佛爷，决不能再染指政教权力。当初费尽心力才瓦解了班禅拉章，实现了全藏政令统一，已经获得的权力再吐出去，如何使得？民国以来，康藏爆发多次武装冲突，现在所占之地，是藏军流血流汗得来的，怎能平白让出？而军事外交全由中央政府管理，字面上的意思没什么，那实际上是不是意味着国军要进入西藏？
于是，西藏方面行文国民政府，呈上“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员及全体民众宣言”，历数其“十大罪状”，并提出针对班禅四项主张：第一，班禅的名号印册及新授职位，全部收回；第二，班禅暂留北平；第三，中央颁给班禅的俸银、招待费全部取消；第四，班禅驻各地的办事处迅令裁撤——这是明确表态，西藏问题，可以直接和DL谈，班禅是要靠边站的。
这下可把九世班禅的属下们惹恼了，班禅堪布会议厅也发表宣言，历陈十三世DL的“十大罪状”，与之针锋相对。
夹在中间的国民政府可就为难了，解决西藏问题，自然要争取DL和噶厦政府，但一向无条件拥护中央，且在藏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九世班禅也是不能放弃的，双方这样的对立，委实难以调和，于是，对于班禅回藏及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暂时搁置。
岂料，时隔不久，1933年12月17日，58岁的十三世DL突然圆寂。而在他圆寂前后，诸多事件处处透着诡异：十三世DL的亲信土登贡培一手组建的由贵族子弟组成的DL卫队，竟被要求解散，当时便有时论指出，这件事是“或为DL致疾之因也”。而十三世DL与噶厦官员的关系，也在他圆寂前日趋恶化，病重中的DL甚至批评噶厦的官员“如果像现在的样子继续下去，鱼目混珠，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他们就要感到后悔”。尤为可疑的是，一向健康的十三世DL身患感冒，可在服用了“乃穷神汉”给予的藏药后，便突然口不能言，从患病到圆寂，仅九天时间。
种种迹象表明，十三世DL的圆寂，并非是寿终正寝，而英国的媒体更是直接宣称“DL实死于神秘情形下毒药之魔手”。
让人感慨的是，在十三世DL病重期间，自知不起的他留下了遗言：“尔等不听吾训诲，吾将去矣。师兄班禅在南京中央有力，应速请彼回藏维持政教，前藏后藏缁素人等应听班禅之教诲。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恼于戏。”
也许可以推断，九个月前，因班禅所提出的回藏十六项条件而爆发的DL与班禅之间的互相攻击，并非出于十三世DL的本意——而在当时，班禅堪布会议厅发布的十三世DL十大罪状，也并未得到九世班禅的批准，班禅事后还公开表示不赞同——交恶分离半生的两大活佛，似乎在永诀之际心意相通。只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继八世哲布尊丹巴之后，“四大活佛”中，十三世DL是第二个沉没于时代漩涡中的。国民政府鉴于他“保障西睡，功在国家”，“卫国安民，惫著勋绩”，追赠“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特派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前往致祭，给予了“有功于西藏，无过于国家”的盖棺论定。而九世班禅也致电全国各寺院，表示自己对十三世DL圆寂的“弥益怆怀”之情，不但请国民政府“从优追封，隆重祭悼”，也请各寺院“致哀七日”，“一律虔诵大经，追荐祈祷呼必勒罕早日转世，以维藏局，而慰众生”，并捐献大洋七万三千二百元给各寺庙作为诵经费用。
十三世DL圆寂前留下了请班禅回藏“维持政教”的遗言，九世班禅更是希望能早日返回西藏，四大活佛中的另一位七世章嘉也一面表示“惊闻DL大师圆寂，震悼殊深”，一面公开表示支持班禅回藏“荩筹硕画”，国民政府也通过前往西藏致祭的黄慕松也向噶厦政府转达了国民政府的意思：政府将尽快派专人护送班禅回藏。
那么，九世班禅回藏的夙愿，是否可以顺势达成了？
事情总是不能顺遂。随着十三世DL的圆寂，他的两位“坚塞”土登贡培和龙厦先后在政争中倒台，一度被架空的噶厦政府重新夺回了实权，五世热振活佛成为了摄政，虽然是否迎请班禅回藏已不是问题，但班禅该如何回藏，却成了争论难解的死结。
而正是这争论，彻底堵死了九世班禅回藏之路，使他成为继六世班禅之后，第二位圆寂于内地的班禅额尔德尼。

真实幻影

十三世DL圆寂，虽对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了变数，却也促成了一个成果，那便是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设立。
清朝灭亡，驻藏大臣离藏之后，中央政府一直未能再在西藏设立任何机构，派驻任何官员，虽说在法律上西藏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无任何实际上的体现。而1934年，在得到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同意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率12名相关人员入藏凭吊十三世DL喇嘛，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之后，在拉萨建立了一座无线电台，留下了留藏人员，日后演化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地址设在拉萨市中心巴廓街西南的三层小楼内。
有了驻藏机构，下一步便是探讨西藏如何结束实际独立状态。黄慕松向藏方提出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第二，保持西藏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 其在对外，则必须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而“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是指“外交应归中央主持”，“国防应归中央筹划”，“交通应归中央设施”，“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经中央分别加以任命”。
应该说，以民族自治的理念来说，这样的提议可算得宽厚。但西藏方面却有着更多的诉求，针对黄慕松的的原则，他们虽然也同意“拥护内地政府”，但“汉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不得改变西藏政教制度”。对于外交，“西藏政府对于边地邻国，为敦睦谊，仍得自由交涉，遇有重大事件，可商请汉政府协同办理”。对于国防，则“汉政府不得在西藏驻兵”，“国防军由西藏自己办理训练，遇有需要军械时，则请汉政府协助”，“遇有外患，由西藏自由抵御，苟需要协助时，由西藏请汉政府协助”，至于官员的任命，“噶伦以上之授职，可通知汉政府，但汉政府无干涉任命文武之权”，而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人员，“不得超过25人，并不得干涉西藏政务”。
这样的条件，仍是坚持西藏的实际独立地位，中央政府对其的管理比清朝时还大有不如。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同意，但对于这些条件，国民政府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谈判，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下了大工夫，力求促成一件事：护送九世班禅回藏。
按说，先促成西藏内附，然后再护送班禅入藏才会顺利，国民政府为何本末倒置？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策略：既然双方诉求差距巨大，那么，空泛的谈判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而将与中央关系密切的班禅送回西藏，并派一定的军队予以护送，一旦成功便会形成对中央有利的态势：其一，班禅一旦回到西藏，其至高的政教地位必然会对反对内附者造成极大压力，中央也就有了在西藏的代理人；其二，护送班禅入藏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以保护班禅为名，便可留驻西藏，作成中央的部队驻扎西藏的事实。
蒙藏委员会于1935年年4月正式向行政院提交了《班禅大师回藏办法草案》，提出由“中央简派大员，挑选卫队”护送班禅回藏，卫队人数，预定为500人，同时青海、西康一代的政府军也可参与警戒和策应。当然，护送行动，仍是要“以和平、郑重”为原则，避免冲突。
这个草案交给西藏方面以“征求意见”。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藏方洞悉得一清二楚，立即于5月回馈：“班禅由北路回藏，无论取道何地，请勿随带汉蒙人，其所携随身保护之枪械愈少愈善，并望以后勿再运带枪械入藏。”之后，更是以康藏地区问题尚未解决为名，指出如果在康藏问题未解决之前，班禅挟武力回藏，“藏民必生误会，引起将来危机”。
面对藏方的强硬，国民政府则是谆谆善诱，专门发电解释：“班禅大师回藏时随带人员、枪械问题，当在维持大师尊严与确保拉萨安定两大原则下妥慎办理，幸勿疑虑。”可是，这样的解释并没能获得藏方的信任，对于班禅率卫队回藏问题，藏方一直采取抗拒态度，拖延到1936年，更是直接表示：“若再巧藉护送为名，派遣官兵，恐西方佛地不得太平，其咎谁归？”
藏方的“油盐不进”，让国民政府甚为尴尬，也使得要求强硬的呼声渐高。蒙藏委员会便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坚持武装护送班禅，则藏方：“对我益存轻视，西藏事件益难办理”。班禅所派驻西藏的代表安钦致电国府：“倘于最近期间送班禅回藏，以中央之官吏护卫之，军队随之而往，民间既无滋扰，则无有不欢欣踊跃而礼拜者。再从而恢复中藏一家，除去民间苦厄，安处之目的可达。倘仍沿柔和之态而进行，中藏问题绝对无有成功之可能。”国民政府留藏负责人蒋致余也指出:“中藏问题无和平解决之望，班禅又何能和平回藏？”九世班禅也对国民政府“柔和”的政策也表示了不满，说自己“轻骑回藏，亦无不可”，但这样会对中央解决藏事带来被动，“惟闻中藏悬案尚无具体答复，民族事情未见融洽，若就私略公，有负班禅来华倾诚祖国、团结五族之初志。是以有望于执政诸公恩威并济，早定方针，以期解决，而免久悬。”
于是，虽然藏方多方反对，甚至有武力抗拒之意，国民政府仍于1936年9月派赵守任为护送使，率官佐27人，士兵359人组成的“仪仗队”护送九世班禅到达青海玉树，准备入藏。
护送的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身后却是百万大军，藏方有些强硬不起来了。而此时，一直视西藏为自家势力范围的英国出手了。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亲自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交涉，明言“藏政府对班禅带兵回藏表示异议。兹根据《西姆拉条约》第二条及藏方异议，希望贵国政府慎重考虑”。
英国的介入，使得班禅回藏“已由内政问题进至内外关联阶段”，而在日本大举入侵已经箭在弦上之际，国民政府是不能不考虑英国的态度的，“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
强行入藏会造成英国干涉使得中英关系紧张，而要宣布不入藏，则不但伤班禅之心，也会对国民政府的威望造成致命打击。
左右为难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向班禅表示，入藏要“特别慎重”。这一“慎重”，便使得九世班禅滞留青海一年有余。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再也没有余力考虑西藏问题了。行政院于是年10月作出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
离乡飘零十四年，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九世班禅，原本对回乡抱有极大希望，而就在离故乡仅一步之遥时，却被告知“暂缓”，他的愤懑与无奈可想而知。在得到消息不到两个月，54岁的九世班禅因肝病恶化圆寂于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临终留下遗言：“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扎萨喇嘛与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
国民政府闻报后，特追赠“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的封号，拨治丧费一万元，并派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前往灵前致祭。
至此，“四大活佛”已有三位离世而去，哲布尊丹巴系统已经断绝，DL、班禅虽先后找到转世灵童，但在他们成年前，也都无法在政教方面发挥任何作用了。
七世章嘉硕果仅存，相对于其他三位似乎要幸运很多，但将要面临的时局则更为动荡波谲，他也只能在时代的漩涡中尽力挣扎而已。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七世章嘉不为所动，毅然离开山西，跟随国民政府辗转于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宣传抗战，其作为被赞誉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七世章嘉为“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成为全国佛教会理事长，“本是密宗黄教宗主，当选中佛会理事长，无异又为显教领袖”。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在他身后，内蒙古的法座汇宗寺已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烧毁，青海的法座佑宁寺于1966年被文革之火吞没。
在台湾的七世章嘉虽被称为“年来号召边远俊彦，声张大义，屏斥异端，对国内外揭发共匪阴谋罪行，不遗余力”，但实际上已基本不再涉足政治，而是潜心于宗教事务，为重建中国佛教会奔走操劳。1952年，中国佛学会在台北重建，七世章嘉再次当选为理事长。同年，他借前往日本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之机，与日本政府交涉将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归还中国事宜，并成功促成此国宝回归台湾。
1957年3月4日，七世章嘉在台北市圆寂，享年67岁。临终前留下遗嘱，提出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章嘉世系的转世灵童，则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最后，也如所有国民党元老一般，“虔诚祝祷政府早日光复大陆，解救同胞”。
然而，国民政府偏安于台湾一岛，转世灵童的寻找根本无法进行，虽有传言灵童将在台湾诞生，甚至可能会在美国出现，但最后都仅是传言而已。章嘉系统无奈的与哲布尊丹巴系统一样，宣布断绝。
在七世章嘉圆寂前五年，1952年4月，继承了十三世DL与九世班禅衣钵的十四世DL与十世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推动下，在拉萨会面，终于实现了两大活佛的握手言和。但也在七世章嘉圆寂后不过两年，随着1959年“拉萨战役”的爆发，十四世DL出走印度，而十世班禅留在中国，再次分道扬镳。
清朝灭亡后，“四大活佛”改变了固有的人生，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在民国的某些阶段，他们都曾努力再回到那各安其位，“敷教安众”的时代，几乎殊途同归。但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荡涤了一切，所有让他们重新回到过去的可能都消弭殆尽。
最终，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全文完）

阿傣

真实幻影 发表于 2018-1-20 14:29
十三世DL圆寂，虽对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了变数，却也促成了一个成果，那便是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设立 ...

没看完，不过这个历史，学习的看看也是个长知识了。感恩！

giugiu0426

非常感谢，涨了不少知识

giugiu0426

不过按照师兄文中所言，章嘉活佛一脉没有转世？

lhgw

giugiu0426 发表于 2018-1-20 21:12
不过按照师兄文中所言，章嘉活佛一脉没有转世？

这个问题涉及到宗教与政治问题，从宗教上讲，章嘉是格鲁的大活佛，世俗与宗教上都有他存在的需求。从政治上讲，现今这世的章嘉是DL找的，国家并不认可。章嘉历史上是管辖内蒙的，这其实体现了DL试图分裂中国，干涉内政的野心。当然作为政府来说，藏传佛教得不到重视，章嘉世系转世灵童寻找工作在建国后也没有完成，等于让DL钻了空子。

lhgw

giugiu0426 发表于 2018-1-20 21:12
不过按照师兄文中所言，章嘉活佛一脉没有转世？

这个问题涉及到宗教与政治问题，从宗教上讲，章嘉是格鲁的大活佛，世俗与宗教上都有他存在的需求。从政治上讲，现今这世的章嘉是DL找的，国家并不认可。章嘉历史上是管辖内蒙的，这其实体现了DL试图分裂中国，干涉内政的野心。当然作为政府来说，藏传佛教得不到重视，章嘉世系转世灵童寻找工作在建国后也没有完成，等于让DL钻了空子。

giugiu0426

lhgw 发表于 2018-1-21 19:43
这个问题涉及到宗教与政治问题，从宗教上讲，章嘉是格鲁的大活佛，世俗与宗教上都有他存在的需求。从政治 ...

师兄，请问那现在章嘉活佛还是在台湾么